2017年毛概論文2000字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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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毛概論文2000字范文篇三：《試議毛澤東鄧小平農村發展戰略思想比較分析》
論文摘要：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位從農村革命和改革中獲得巨大成就的領導人，畢生都關注著中國農民問題，關注著農村發展。在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他們形成了各自的農村發展戰略思想，本文主要采用了比較分析的方法，闡述了兩人的農村發展戰略思想之后，重點比較了他們在戰略上、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內在邏輯關系。
論文關鍵詞：毛澤東 鄧小平 農村發展戰略 思想 邏輯關系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村、農業、農民問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面臨的重大問題，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的關鍵因素。農村經濟發展在什么樣的思想指導下，就會采取與之相適應的戰略與政策，農村發展戰略思想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能否實現，能否迅速趕上發達國家的重大的全局性問題之一。不同的農村經濟發展戰略思想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甚至直接影響到我國農村改革乃至現代化事業的興衰成敗。
一、毛澤東的農村發展戰略思想
(一)農業的根本出路
毛澤東在1959年提出了“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的著名論斷，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業現代化，基本模式應該是“集體化加機械化”。其中，機械化是農業的根本出路。關于機械化問題，黨內曾有過不同意見的爭論。當時劉少奇認為農業合作化離不開工業化，農村只有配備機器、農藥、化肥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等，提高生產的效率，才能引導農民由小生產者向社會主化大生產過渡。對此，毛澤東明確表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主要從兩個方面考慮了這個問題：(1)中國農業生產力低下，單個的農民不具有購買機械的能力;(2)機械化并不是集體化的前提條件，可以先進行農業合作化。他舉例說，西方工業化國家在發明機器生產之前，是通過工場化手工作坊促使小生產走向社會化大生產，以此否定了先機械化后集體化的主張。時至今日我們再來看這場爭論，究竟是先機械化還是農業合作化，也不是絕對的，雖然毛澤東否定了先機械化后集體化的主張，但這絲毫不影響他把農業機械化當作農業的根本出路。
(二)農業生產的首要問題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首先要解決好吃穿住的問題，才能從事其他更高層次的活動。毛澤東提出了“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的思想，與此同時，提出了糧食是農業這一基礎的基礎，并且把糧食作為農業生產的首要問題。解放之前，因為戰爭、災荒，到處餓殍遍野;建國之初，因為糧食短缺，與投機商進行“米棉之戰”。對此毛澤東深有感觸，為了保證百姓有飯吃，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就這樣產生了。隨著糧食的年年豐收，一些人產生了盲目樂觀情緒，毛澤東提醒說，“糧食是多了，從1949年到1956年增加了1400億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們這個國家好處就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糧食多。增加這1400億斤糧食就不見了，有時還覺得沒有糧食。”而正式提出“以糧為綱”的指導方針是在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之后，盡管是在“大躍進”時期提出來的，但是它仍然可以說是一個比較正確的政策，可是“全面發展”、“按比例發展”執行的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最終將“以糧為綱”發揮到了極至，甚至起到了反面的作用。
(三)農村未來的平均主義情結
在毛澤東的農村發展戰略思想中其實對農村未來也有自己的憧憬，那就是共同富裕，但要絕對的平均。面對農民的忍饑挨餓，毛澤東會眼含淚花，自己半年不吃肉，拿野菜當糧食吃;面對農村中的貧富差距，毛澤東憂心忡忡，寢食難安。這反映出毛澤東既希望農村走上快速富裕的道路又不希望農村出現貧富差距的矛盾心理。在他的理解看來，搞平均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必須平均，這其實極大的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延緩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這種建立在平均主義基礎上的人民公社，是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更不用說共產主義了。
二、鄧小平關于農村發展戰略的理論觀點
(一)“不管黃貓黑貓，那種方法有利于農業，就用那一種方法”
鄧小平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已經深刻地意識到農村體制存在的內在矛盾，這時候就已經在思考農村體制改革問題。他說，“所有的形式中，農業是單干搞的好。不管黃貓黑貓，哪種方法有利于恢復農業，就用哪一種方法。”鄧小平認為，任何理論都必須應用于實踐，真理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檢驗，要以農民看得見的利益為出發點，至于運用何種方式進行農業生產，首先看的是實際效果，其次看農民意愿，采取試的原則，試驗可以多種多樣，而不應強求一樣。此時的“貓論”并沒有傳播開來。這就是著名的“貓論”思想，也是“貓論”第一次公之于眾。后來到80年代被傳為：“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貓論”成為黨和政府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標志。
(二)農業發展的宏觀指導方針：“兩個飛躍”
1990年3月，鄧小平針對農村發展的現狀提出了“兩個飛躍”的重要思想。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鄧小平根據對中國農村發展的歷史和現狀的考察，此后他一直思考并探索新的農村發展的體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鄧小平對農業第一個飛躍的歷史地位給予了高度概括，指出:“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鄧小平在推動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的同時，也逐漸認識到分散經營的不足，家庭承包后還存在一些不易解決的深層次矛盾。他在深入總結和充分肯定了中國農業第一個飛躍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又在恰當的時機提出了關于農業第二個飛躍的思想，第二次飛躍不能像過去那樣一刀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本著自愿互利的原則逐步推進。
(三)“致富不是罪過”，先富帶動后富
國家分配制度的改革歷來是一項棘手的問題，在農村中顯得更加的敏感和復雜。改革開放之后，鄧小平就明確表示要講按勞分配，多勞多得，重視物質利益，他指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隨后又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在政策法規允許的范圍內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后的地區。
但我國貧富差距的問題也隨之出現并有日益拉大的趨勢，有關數據表明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已接近0.5，遠遠超過國際警戒線0.4，嚴重影響中國社會的和諧。對此，鄧小平早在上世紀就注意到了，對此，他也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比如讓發達地區和先富者多繳利稅、技術轉讓、鼓勵自愿拿出錢來辦教育、修路、包扶等方法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這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目前的兩極分化問題，如何實現共同富裕仍然是一個深刻而持久的命題。
三、鄧小平與毛澤東的農村發展戰略的內在邏輯關系
鄧小平說過，“恢復毛澤東的那些正確的東西，把毛澤東已經提出但沒有做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這就決定了鄧小平與毛澤東的農村發展戰略思想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從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之后，我國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業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毛澤東和鄧小平貢獻都是相當大的。雖然他們的農村經濟發展戰略思想正如前面兩章所述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分別從屬于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體系，但卻是一脈相承的關系。當我們對毛鄧的農村發展戰略思想進行比較時，我們既要看到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農村發展戰略思想的繼承，看不見這種繼承關系，就會否定或忽視毛澤東對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的艱辛探索的巨大作用和歷史意義。看不到鄧小平對毛澤東農村發展戰略思想的超越，就會低估甚至抹殺鄧小平獨特的貢獻和創造。我們只有從具體的歷史的角度來分析他們的農村發展戰略思想的關系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四、毛澤東、鄧小平的農村發展戰略差異產生的原因
(一)農村發展戰略產生的時代背景差異
新中國是建立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基礎之上的國家，我們在探索社會主義農村發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出現曲折。在這樣的情況下建設社會主義的農業現代化是有一定難度的;毛澤東在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農村發展道路的過程中進行了很多嘗試，形成了一些新的觀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決策。然而，一方面，由于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迅速到來，對于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
另一方面，他也沒有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農村出現的新的矛盾和問題，這樣就有可能使得當時的農村發展戰略存在著一些局限和弱點。而鄧小平是有一定經驗可循的，作為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之一，在毛澤東制定農村戰略政策過程中他都有參與，可以說基本上經歷了毛澤東時期的所有成功與失敗。因此，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他在制定新的農村發展戰略政策時就可以吸取失敗的教訓，吸收成功的經驗。雖然新的農村發展戰略取得了一些成果，也仍然是摸著石頭過河，探索農村發展的道路也依然存在著坎坷。
(二)個人理解角度的不同導致了農村發展戰略問題上的差異
1、對社會主義及其發展階段的不同理解
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毛澤東并沒有很清楚的認識。他認為社會主義就是一大二公，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并提出短時期內超越發達資本主義的不切實際的目標，對我國當時所處的階段沒有很好的把握。而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則科學地提出了我國處于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并明確指出“三步走”戰略理論，與毛澤東時期提出的“兩步走”有一定的區別，去掉了其中不現實的成分，保留了可以利用的部分，增加了新的內容。
2、對農民階級性的理解差異
農民的階級性問題歷來是毛澤東關心的重要問題，毛澤東認為，我國廣大農民雖然仍然是小生產者，但他們都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熱情，集體化是農民發展的必然趨勢。關于農民的對于集體化道路的熱情問題，毛澤東把農民互助合作的積極性，視為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農村直接可以從互助組發展到合作社，農民過早的走上了集體化道路，作為小生產者的積極性被抹殺掉了。而鄧小平認為，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有單干的積極性，在這種積極性沒有充分發揮出來之前，是不應該過早從互助組發展到合作社的。這種對農民階級性或積極性的不同理解上使他們在農村發展道路上產生了不一致，后來農村中發展至今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充分證明農民還有單干的積極性。
3、對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關系的定位不同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發展生產力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毛澤東也想發展生產力，這是他發動“大躍進”一個重要的因素。問題在于他夸大了生產關系的作用，逐漸演變成為“唯生產關系論”。這種認識嚴重地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建設。改革開放之后，鄧小平糾正了這種錯誤認識，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思想。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辨證關系中，關注角度的不同，影響了各自的農村發展戰略，也對農村發展產生了不同效果。
2017年毛概論文2000字范文篇四：《淺談愛國統一戰線思想》
摘要：統一戰線，簡稱統戰，是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早出自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在1939年《共產黨人》雜志的發刊詞中，毛澤東將它與“武裝斗爭、黨的建設”一起列為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勝利的三大法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內統一戰線，先后經歷了五個階段，分別是大革命時期的國共統一戰線、土地革命時期的工農民主統一戰線、抗日戰爭時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和社會主義時期的愛國統一戰線。
關鍵詞：統一戰線 毛澤東 抗日民族
我國的民主黨派是在中國民主革命發展過程中產生，在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影響，在中國共產黨政治上支持、組織上幫助下組建(或改建)和發展起來的。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民主黨派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時期。中國的抗日戰爭是近代中國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它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勝利，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勝利。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由全國各族人民、各階層愛國人士、各民主黨派、各愛國軍隊以及海外華僑參加的團結抗日的全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中，各民主黨派及其所聯系的階級、階層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支重要力量，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妥協投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竭心盡力，從而對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
一、民主黨派在政治上堅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國共合作”、“反對投降分裂”的主張，并始終擁護中共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
(一)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為實現停止內戰、抗日救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日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中華民族正處于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團結起來一致對外成為各革命階級、政黨的共同愿望和強烈要求。另一方面，他下令加緊進攻紅軍，將內戰推向高潮;與此同時，還加強輿論控制，嚴禁抗日宣傳，阻止各階級各黨派的抗日救亡活動。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有著強烈愛國精神的民主黨派人士的強烈不滿，他們不顧國民黨的政治高壓，勇于譴責誤國政策，主張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并積極撰寫救亡文章，致力發表抗日演講，公開呼吁：“國事至此，一切政見異同已成次要之問題，當務之急，惟在如何團結全國已渙散之人心，共臨大敵”。[1]
(二)積極促進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華北事變爆發后，共產黨審時度勢，放棄“反蔣抗日”口號，進而將口號轉變成“逼蔣抗日”。對于共產黨政策的轉變，民主黨派人士表示了歡迎和支持。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著名的《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各黨派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于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民主黨派立即表示積極響應和熱烈擁護：“大家相互秘密宣傳閱讀并奔走相告，心情十分激動。一致認為《宣言》說出了我們的心里話，反映了我們的愿望和要求”。
救國會以“團結全國救國力量，統一救國方策，保障領土完整，謀取民族解放”為宗旨，明確表示贊同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要求國民黨停止對共產黨的軍事行動，聯合紅軍，共同抗日，給予人民抗日言論和救國運動的自由;表示要堅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戰線的立場上，不動搖，不妥協退讓，直到中華民族取得完全勝利。1936年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等民主人士聯名發表了《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系統地闡述了他們關于建立救亡聯合陣線(也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和主張，贊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3]各民主黨派的積極態度在客觀上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努力和各民主黨派的全力推動下，蔣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內戰，聯共抗日”。9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承認中共合法地位及兩黨合作抗日的談話，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形成，對此，各民主人士無不歡欣鼓舞。
(三)反對投降分裂，支持團結抗戰，堅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各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的正義自衛立場和妥善處理事變的合理主張給予了廣泛同情和支持，對國民黨反民主的種種荒謬言論和不堪暴行進行了尖銳抨擊，不僅在道義上有力地支持了中國共產黨，使處在抗日戰爭前線的中國共產黨倍感欣慰，而且還在海外，特別是在南洋華僑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二、民主黨派人士積極參與到抗日的行列中，以實際行動表達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擁護
民主黨派人士對中國共產黨主張的積極支持，不僅表現在在政治立場上擁護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表現在身體力行，積極奔赴抗日前線直接參加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斗爭。抗戰初期，全國各地的救國會會員及其動員的千千萬萬青年群眾，進入陜北、華中、華北等解放區參加八路軍和新四軍，投入到抗日浪潮中。鄉村建設派的部分成員，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進攻和國民黨軍隊的狼狽潰退，堅決留在山東戰斗，和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并肩作戰，不離不棄。在抗日戰爭中，民主黨派的許多人士在對日斗爭的戰場上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
三、民主黨派人士運用輿論工具宣傳抗日主張，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進了抗戰的最后勝利
以知識分子和文化界人士為主體的各民主黨派為了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在抗戰中充分發揮他們的知識特長，創辦了許多刊物和圖書。這些刊物和圖書及時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宣傳了正確的抗日主張，對于激發人民的抗戰熱情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以及抗戰的最后勝利產生了不可替代的影響。
1937年秋，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部分成員編輯出版了《抗戰青年》、《抗戰婦女》、《抗戰農村》、《抗戰華僑》等刊物，這些書籍以宣傳抗日救國為主要內容，對于聯絡各方面抗日力量起了重要的精神紐帶作用。著名民主人士鄒韜奮于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創辦了《抗戰》三日刊，主張加強全民族團結，進行持久抗戰。
12月，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在武漢創辦了《全民周刊》，后與《抗戰》三日刊合并為《全民抗戰》三日刊，堅持“全民動員，抗戰到底”的方針。與此同時，《全民抗戰》還編印了戰地版，大量送往前線，極大地鼓舞了前線廣大抗日官兵的士氣。1938年9月11日，救國會又創辦了《國民公論》，此刊物在堅持團結抗戰、提倡民主，批評時政方面，與《全民抗戰》擁有同樣鮮明的態度。除了以上列舉的幾種刊物之外，民主黨派人士還創辦了《文藝陣地》、《救亡日報》、《進步日報》、《抗戰行動》半月刊、《國民公論》旬刊、《戰時教育》、《新中國報》等著名刊物，另外還出版發行了許多宣傳抗日救國思想的圖書，如《兒童抗戰故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戰時讀本》等。
四、民主黨派人士積極動員海外華僑為祖國抗戰出力，為抗戰的勝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幫助
抗日戰爭期間，民主黨派憑借在海外華僑中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影響力的優勢，積極動員海外華僑為祖國的抗日戰爭出力。美洲洪門致公堂(中國致公黨的主要派支)主席司徒美堂，積極發動美洲華僑捐款支援祖國抗戰，在整個抗戰期間，僅司徒美堂領導的募捐活動捐款數額即達5400多萬美元。抗戰前夕，世界各地總共有華僑1740萬人，上至富商、知識分子，下至工人、學生以至老人、婦女和兒童，都紛紛組織起來踴躍捐助，以物力和人力援助祖國抗戰。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從抗戰開始便每月捐款2000元直至戰爭勝利。抗戰期間，華僑每年匯回國內的外匯是10億元以上，這筆驚人的匯款極大地資助了國內因長年抗戰而吃緊的財政，為抗戰的勝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幫助。
綜上所述，在長達八年的抗戰中，中國共產黨依靠廣大人民、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正確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策略和方針，擊退了敵人的陰謀，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毋庸置疑，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斗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與此同時，作為統一戰線重要組成部分的民主黨派在抗戰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民主黨派人士與共產黨人一道為舉國抗日局面的形成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為打敗日本侵略者，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從而譜寫了我國抗戰史和民主黨派發展史上光輝的一頁。從一定意義上講，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是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勝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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