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律師職稱論文發表范文(2)
江西律師職稱論文發表范文篇二
辯護律師豁免權制度研究
摘 要：目前，我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其目的和宗旨是將社會和個人的行為納入法治軌道。然而與此相悖的是，近年來，一方面刑事訴訟案件不斷上升，另一方面律師刑事辯護率卻逐年下降，越來越多的律師選擇遠離刑事訴訟。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缺乏辯護律師豁免權這一律師應當享有的權利。
關鍵詞：辯護律師 豁免權 存在問題 完善措施
一、辯護律師豁免權的內涵
由于我國并未明確規定辯護律師豁免權制度，因而關于辯護律師豁免權的內涵，學術界爭議頗多，甚至連稱謂都不統一。筆者在認真研究學界關于辯護律師豁免權的定義的基礎上，認為辯護律師豁免權是指辯護律師在履行辯護職責時而享有的某些執業行為不受法律追究的權利，主要包括言論豁免權、作證豁免權、因過失提供證據材料失實豁免權和人身權利的特殊保護。需要強調的是，辯護律師豁免權并不是辯護律師的特權，而是對辯護律師執業風險的保障，是辯護律師履行辯護職責的需要。
二、中國現行法律關于辯護律師豁免權的規定及其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辯護律師豁免權的現狀
我國法律目前并沒有明確規定辯護律師豁免權。在《律師法》起草過程中，司法部報國務院的"送審稿"中第23條規定：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依法進行辯護時發表的言論，不受法律追究;律師依法進行刑事訴訟活動不得受到拘留、逮捕、審訊和起訴。但遺憾的是，最終通過的《律師法》取消了這一對辯護律師人身保護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定。隨著律師人身權利遭受非法侵害的事件不斷發生，我國很有必要借鑒各國立法經驗，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辯護律師豁免權制度。
雖然新《律師法》第37條第2款賦予了律師一定的職業豁免權(規定了律師的言論豁免權，但沒有涉及到律師的行為豁免權問題)，[1]但《律師法》關于豁免權的規定僅有一個條款，且我國《刑事訴訟法》并未賦予辯護律師豁免權，相反，《刑法》第306條"律師偽證罪"的專設，將辯護律師的職責與執業風險緊緊聯系在一起從而成為了辯護律師的緊箍咒，使得律師"談刑色變"，不愿擔任辯護人。據統計，我國每年至少要發生十幾起乃至幾十起非法拘留、逮捕律師以及驅逐律師出庭的案件。如近期引起公眾熱議的貴陽黎慶洪涉黑案，主審法官竟連續數次驅逐出庭律師;2011年發生在廣西北海市的4名辯護律師因涉嫌律師偽證罪在同案中被抓而激起了轟轟烈烈的北海律師維權案。可以說 "律師偽證罪，猛于虎"。[2]不可否認，立法上對辯護律師豁免權未明確規定是司法實踐中辯護律師權利屢遭侵害的一個重要原因。對辯護律師來說，這意味著這樣一種潛在的歸宿：為被告人進行辯護而使自己淪為被告人。"律師偽證罪"的規定，加重了律師在執業過程中的恐慌。如果說立法者認為辯護律師此種干擾、破壞刑事訴訟活動的現象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需要將其作為一個特殊主體單獨規定一個罪名;那么，公、檢、法作為刑事訴訟中重要的一方，其工作人員也可能實施毀滅、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等行為，而且，他們的此類行為無疑更具有惡劣的影響和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刑法》卻沒有就公、檢、法的此類行為專門設置一個罪名，而只是將律師作偽證的刑事責任突出出來，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公正、不平等的歧視性規定。
(二)辯護律師豁免權存在的問題
1.言論豁免權缺失。律師的職責、素養和經驗決定了辯護律師是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擔辯護職能的最佳載體。辯護律師要發揮其作用與價值，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法庭上的辯護言論，但司法實踐中卻時常出現辯護律師辯論結束后即遭傳喚，甚至被當場拷走的情形，這使得辯護律師在法庭上辯論時往往是謹小而慎微。
2.作證豁免權缺失。辯護律師作證豁免權是依據律師當事人之間的保密義務而產生的。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刑事訴訟和律師立法都有辯護律師作證豁免權的相關規定，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2 條也確認了律師對其委托人的委托事項有保密責任。而我國的刑事立法并未賦予辯護律師作證豁免權，反而規定了律師偽證罪這一各個國鮮見的罪名。
3.向法庭提供或出示證言、材料失實豁免權缺失。辯護律師的重要職責是調查取證，即調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減輕或免除刑事責任的證人證言和材料，這是辯護人的法定義務。然而，由于《刑法》第306條的存在，使得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很少調查取證，這顯然不利于維護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為此，由陜西律師張燕領銜分別在2000年與2002年兩次人大會議上提出"建議取消刑法第306條的議案"。
4.辯護律師的人身權利特殊保障機制嚴重缺失。作為個體的辯方和以國家為后盾的控方在力量上顯然無法達到平衡。因此，基于程序正義理論的指導，英美等刑事訴訟發達的國家致力于在刑事訴訟中貫徹"平等武裝"原則，以加強對被告人的特殊保護。反觀我國，不僅沒有建立起與國際接軌的律師權利保障制度，反而是現行立法中的許多規定限制了辯護律師訴訟權利的行使，比如《刑法》第306條的規定，導致辯護律師執業時的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
三、構建我國辯護律師豁免權制度的相關對策
(一)立法確認辯護律師言論豁免權
為了解除辯護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顧慮和風險，使其充分發揮辯護作用，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應當在立法中增設辯護律師言論豁免權。目前，世界上不少國家通過立法均不同程度地賦予了辯護律師這一權利。賦予辯護律師言論豁免權是由辯護律師所擔負的職責所決定的，辯護律師作為司法公正天平上另一端的砝碼，其主要職責是針對控方獲取的有罪證據，運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和所掌握的證據材料，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有效地行使自我辯護權。律師在辯護中的言論即使與事實及法律不符，也不能追究其法律責任，否則律師在刑事辯護中不敢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意見，最終犧牲的是刑事訴訟價值的實現。
(二)建立辯護律師因過失向法院提交失實材料的豁免權
辯護律師的最大職責是維護其委托人的利益，所以辯護律師在履行辯護職責過程中，有權提供一切自己認為對委托人有利的證據。辯護律師雖有一定的鑒別證據真偽的能力，但畢竟不是專業的偵查機構和鑒定機構，所以鑒別真偽的能力有限，無法對所有證據一一進行鑒別。辯護律師出于良好愿望，在刑事訴訟中向法院提供或出示的文件、材料失實時，只要不是故意偽造或者慫恿他人偽造證據，就不應追究其刑事責任。賦予辯護律師因過失向法院提交失實材料的豁免權是建立辯護律師豁免權的關鍵內容，也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因為從目前律師涉案的情況看，多數是以妨害證據罪、律師偽證罪而遭拘留逮捕的，因此，很多辯護律師辦理刑事案件時，很少向法庭提交證據。檢察院一般只會向法院提供對被告不利的證據，而辯護律師又害怕自己承擔責任而不敢向法庭提交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導致證據失衡，很多對被告有利的證據被隱藏和忽略，影響了審判的公正性。 (三)賦予辯護律師拒絕作證權
辯護律師對執業過程中獲悉的秘密有拒絕作證的權利已成為西方國家證據法之通例，賦予辯護律師拒絕作證權是由辯護律師的職責是站在被告人的立場上決定的。源權利與派生權具有同質性，當事人擁有不自陷于罪的權利，當然要求其派生權具有不損害源權利的性質，而辯護律師作證必然損害源權利，從而違背訴訟民主的理論。
根據現代訴訟理念以及為了與證人作證義務的規定相協調，《刑事訴訟法》應賦予辯護律師拒絕作證的權利。拒絕作證權是指律師有權拒絕向司法機關提供其在執業過程中知悉的不利于其委托人的案件事實的權利。賦予辯護律師拒絕作證權，可以防止司法機關以辯護律師包庇當事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等理由隨意拘禁律師，保障律師的人身權利，對于律師職業和辯護制度本身也有穩定和保障的作用。
(四)對辯護律師的人身權利給予特殊保護
雖然新《律師法》第37條規定"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但該條只是原則性規定了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缺乏具體的可供執行的條款，并不能給辯護律師帶來切實的保護。所以該條并未真正使辯護律師獲得"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的保障。人身自由是辯護律師為被告人提供辯護的前提，也是其行使其他訴訟權利的前提。沒有人身自由，一切所謂的豁免權皆是空談。要保障辯護律師的豁免權，首先應對律師的人身自由予以特殊保護!筆者認為應加大對辯護律師人身權的保護，在具體制度上可以借鑒人大代表人身自由特別保障制度。同時，建議擴大律師協會中律師懲戒委員會的職能，由該機構來認定辯護律師的行為是否屬于辯護律師豁免權的范疇，如屬于，則司法機關不得追究其法律責任;其中，對于需要追究律師執業紀律責任的，由律師懲戒委員會予以懲戒，若不屬于辯護律師豁免權的范疇且需要追究法律責任的，則由律師協會作出決定后交由相應司法機關依法懲處。此外，陳瑞華教授認為應該建立律師懲戒程序作為追究律師責任的前置程序。[3]
(五)建議取消《刑法》第306條"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
《]刑法》第306條將律師以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名義從事的職業活動直接置于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威脅之下。對此，有學者認為，"其立法意圖是明顯的，正是這一特殊規定，使得司法實踐中控方有時濫用此規定，對辯護律師進行刑事追訴，給其帶來了很大的執業風險。"[4]《刑法》第306 條規定的律師偽證罪，對我國律師行業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消極作用，從法治建設的角度講，其實是法律發展的一種倒退，它實質上是針對特定行業、特定群體所作出的一個特定的罪名。隨著律師冤案的增加，全國律師協會收到各地律師協會或律師上報的維權案件逐年上升，這些案件中雖然有個別確屬律師違法犯罪的情況，但是從最終的結果看，大都是律師遭司法機關職業報復的原因。因此，筆者認為，《刑法》第306條弊大于利，應當予以取消。至于辯護律師在執業過程中出現的違法犯罪行為，完全可以納入《刑法》第307、310條的規定中解決。
結語
江平教授曾說："律師應當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職業，共和國五十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都無可辯駁的證明：律師興則民主興，律師衰則民主衰，甚至可以進一步說，律師興則國家興，律師衰則國家衰。"在現代法制社會中，律師扮演著公民權利代言人的角色，律師肩負著追求正義、維護人權、制衡國家公權力的神圣使命，這種使命在刑事訴訟中比在其他任何訴訟中都更能充分地體現出來。中國的法治建設離不開律師業的良性發展，律師業的興旺則需要法律對廣大執業律師提供有力保障。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辯護律師豁免制度，對提高我國刑事案件的律師辯護率，完善我國刑事辯護制度，保障人權，促進社會主義的法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曹志亭：《論律師職業豁免權制度的完善--以新<律師法>實施為契機》，[J].載《法制與社會》2008年第8期。
[2]陳秋蘭：《一個不得不說的話題：律師偽證罪》，[J].載《中國律師》第2000年第3期。
[3]陳瑞華：《反思〈刑法〉第306 條》，[J].載《律師世界》2001年第12期。
[4]陳光中：《審判公證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頁。
作者簡介：劉敏，女，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碩士，民事訴訟專業，研究方向：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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