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修人生價值政治論文
人活著一般都有自己的生活欲求和人生看法，而且還因人而異或因時而異而有不同的內容，有自己的人生價值。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整理的思修人生價值政治論文，希望你能從中得到感悟!
思修人生價值政治論文篇一
人生“細節”的證明價值
摘要：新時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人傳記的撰寫和出版非常興盛。史料是傳記基本元素，文人傳記作品中的細節性史料值得特別注意。它們能鮮活呈現歷史場景，有畫龍點睛的表達功能，還能揭示公共場合難以出現的“私人形象”。細節性史料往往有特別的證明價值。
關鍵詞：文人傳記 細節史料 功能 價值
新時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人傳記的出版空前興盛，包括新舊兩類文本：前者為新時期后撰寫;后者為建國前作品。舊本不少傳主如胡適、林語堂、徐志摩、梁實秋等在新中國曾長期受到冷遇，重新出版不僅因為依然有啟示意義，也給新時期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本文所說文人傳記范圍較寬。除長篇傳記(展示了傳主一生或階段性經歷)：如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的大型傳記叢書《中國現代作家傳記叢書》，如李輝《文壇悲歌》、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季羨林《留德十年》、藍翎《龍卷風》、賈植芳《獄里獄外》和馮錫剛《郭沫若的晚年歲月》，還包括記載了傳主人生片斷的回憶性散文：如青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思想者說命運》《思想者說感動》和《思想者說往事》一套三本，內收的季羨林《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吳祖光《懷念老舍先生》、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梅志《記呂熒與胡風》、劉夢溪《晚年的吳宓與陳寅恪》、賈植芳《蕭軍印象》和柯靈《邀寄張愛玲》等，就是回憶性散文。又如劉海粟《傅雷二三事》、樓適夷《痛悼傅雷》、丁玲《“牛棚”小品》、楊絳《干校六記》和巴金《隨想錄》中諸多人物回憶，也是如此。包括李輝專題采訪《是是非非說周揚》中，里面很多內容亦有傳記成分。相對長篇傳記，回憶散文可謂一種亞傳記或“片段傳記”。它們往往展示了傳主有特別意味的人生片斷，所以同樣值得重視。
不管完整展示還是片斷呈現，史料都是傳記基本元素。文人傳記作品中，一些細節性史料值得特別注意。它們不僅有畫龍點睛的表達功能，而且有意味深長的證明價值：如顯示傳主的思想情感，折射傳主靈魂深處的東西，甚至成為一種個體生命復雜性的寫照。
細節通常指細微處描寫。如人物的一種表隋、一個動作或幾句話。《儒林外史》有個人們常談到的經典細節：奄奄一息行將就木的嚴監生因家人點了兩根燈草，就伸出兩根指頭不肯斷氣。這個細節就是個動作。這里談論的文人傳記細節，除這種通常意義的細節，還包括一些細微“小事”。細節是相對情節和場面而言的細微片段，對文人傳記中傳主的風雨人生來說，這些“小事”完全可以說是人生“細節”。胡適《四十自述?自序》中說：“我在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胡適認為“我們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為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所謂“瑣碎生活”就包括很多人生“細節”。當然傳己細節是非虛構的，如胡適所說是“赤裸裸的敘述”。
文人傳記中細節性史料的功能與價值，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一、鮮活呈現歷史場景
史料通常具有“硬件”性質，即是一種切實存在。但并非就是一堆枯燥材料和抽象論述，往往表現為鮮活情形。文人傳記呈現的是一個個血肉之軀的文學活動和風雨人生，因此鮮活性史料很多。而這種鮮活性史料恰恰多在人生“細節”方面。人物傳記都是歷史追憶，作為一種歷史敘事，關于傳主人生“細節”的描寫通常都具體形象，從而鮮活或比較鮮活地呈現出特定歷史場景。而這種“歷史再現”，能讓讀者更真切地感受到“活的歷史”。
胡風冤案形成原因已有很多史料說明，其中涉及復雜微妙的宗派問題和人事關系。而具體歷史情形就得于細節性史料的鮮活呈現。胡風《關于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這個著名的“三十萬言書”可以視為胡風的特殊自傳)中就有不少這類親身經歷的細節。如第一部分《幾年來的經過簡況》，主要就是為了說明自己遭受打擊的真相，包括安排到《文藝報》和《人民文學》做編輯時，編的作品發不了，寫的文章難以刊用等，這些就包含著人事關系。第三部分《事實舉例和關于黨性》中，胡風對周揚的排斥異己表現了更多激憤，由此特別舉了件事：周揚一再警告他“你說的話就是九十九處都說對了，但如果在致命的地方說錯了一處，那就全部推翻，全部都錯了”。這一細節就鮮活呈現了一種令人心悸、發人深思的歷史場景。周揚如此咄咄逼人，雖然也顯示了其性格的強硬甚至霸道，但更加顯示了其一以貫之的“思想立場”和思維方式。也難怪胡風回擊周揚時也是上綱上線：“我完全確信：以周揚同志為中心的非黨傾向的宗派主義統治，無論從事實表現上或思想實質上看。是已經發展成了反黨性質的東西”，這類鮮活細節，無疑有力呈現了當時政治環境的險惡及人際關系的緊張。
梅志有篇《記呂熒與胡風》，主要通過呂熒與胡風的個人交往來展示呂熒性情。作為熱愛自己專業的翻譯家、美學家的呂熒，胡風受到公開批判時，曾有次“膽大妄為”的舉動：在文聯、作協召開的批判胡風的擴大會議上，在一邊倒的批判中，唯獨呂熒竟然還為胡風辯護，聲稱胡風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是認識問題，不能說是反革命。話未說完臺下一片起哄。某個詩人和理論家還跳上臺來拽呂熒，結果呂熒被強力趕下臺。這種“不識時務”固然能夠說明呂熒的思想和性情，但會議事件后的一些“小事”，同樣能夠說明呂熒的厚道性情。1961年梅志因母親病逝被釋放出來處理后事和照料孩子，這時呂熒找上門來，談話一開始，呂熒首先就跟梅志解釋多年前那次會議事件。雖然呂熒為胡風作了勇敢辯護，但呂熒的解釋沒有任何自我表彰的意思，而只是怕梅志產生誤會，以為他的發言也是一邊倒，因為他當時還是說了胡風不該發表舒蕪的錯誤文章。可見呂熒為人的真誠。胡風倒霉時，人們避之不及。呂熒卻常來探望胡風。梅志還描述了這樣一個細節：呂熒每次看胡風，總是先掏出好煙讓胡風抽，因為他知道當時胡風經濟狀況不好。這一細節也能說明呂熒的厚道。這類鮮活的細節性史料，不僅使我們看到了具體歷史場景，也感受到了運動的殘酷和保持氣節的可貴。
鮮活呈現歷史場景的細節，往往無聲勝有聲――比抽象分析和論說更有證明價值。如吳祖光與李輝談周揚時涉及田漢，吳明確表示“我很討厭田漢”。因為田漢在吳被打成右派中起了主要作用，運動過后田漢對他不僅沒有同情，還擺出盛氣凌人的樣子。吳舉了件事：“60年代我從北大荒回到北京，第一次看戲，在后臺見到田漢，他連理也不想理。”相比“我很討厭田漢”的議論，后面這個鮮活細節更能說明問題。從田漢這種表現中，我們能察覺文人在政治風浪中形成的微妙人際關系，但也揭示了田漢在運動中形成的思想態度。
二、“畫龍點睛”的效果
細節并非可有可無的“細枝末節”，往往具有說明事情和表現人物的“畫龍點睛”功能。如嚴監生伸出兩指頭的細節就深刻揭示了其守財奴形象。文人傳記的細節描寫同樣如此。
胡適長期在學術與政治問游移，參政議政多，當過種種官。但他始終不棄“學統”和自由主義立場，除其他
原因，還與胡適作為真學者和性情中人有關。季羨林訪學臺灣參觀胡適墓后寫的《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中。追憶昔日和胡適交往時，就特別強調了胡適的書生氣質，認為胡適本性是一介書生甚至有點書呆子氣，也是善良厚道的性情中人。細微處見真情，為此季老專門談了胡適幾件“小事”，而這些都是很感人的人生“細節”。如有次在北圖開評議會，匆匆趕到的胡適首先就聲明他還有個重要會議，要提早退席。但會議間有人忽然談起《水經注》，此話題立刻讓胡適忘乎所以，淡到散會還興猶未盡，“大有挑燈夜戰之勢”，把那個重要會議都忘到腦后了。這不僅顯示了學者性情，而且不是一般學人所能達到的。又如胡適曾說“他一輩子沒有寫過批判共產主義的文章，批判國民黨的文章則是寫過的”;解放前夕，北平學生經常上街游行示威，但每次只要有學生被憲兵或警察逮捕。胡適就一定坐著他那輛小車奔走各大衙門，逼迫當局釋放學生。胡適這些并非顯赫的“小事”確實顯示了胡適的性情。四川文藝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四本《名家經典紀懷散文選》。有本就是《我的朋友胡適之》。“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曾經在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學界成為一種流行語，確實是有原因的。這不僅說明人們以與胡適交往自豪，也說明胡適是一個與人為善、重視情誼的學者。
王富仁長篇論文《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該文在《魯迅研究月刊》1994年1至12期連載)，根據不同時期魯迅研究的基本傾向，歸納了魯迅形象的歷史演變：啟蒙者、革命文學家、“民族魂”、現實政治的“工具”、“文化的魯迅”和“人的魯迅”。這種學理歸納當然重要。不過了解魯迅思想，有些細節和小事同樣有用，且有“畫龍點睛”之功。如曹聚仁說過一件事：“劉半農曾經送給魯迅一副對聯：‘托尼學說，魏晉文章’，朋友們都認為這副聯語很恰當，魯迅自己也為之首肯。”這副對聯是說魯迅受過托爾斯泰和尼采學說的影響，而文章又有個性張揚、崇尚自然的魏晉風格。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也認為魏晉是“文學的自覺時代”，而且“確有異彩”。
李輝《搖蕩的千秋――關于周揚的隨想》中談到一件事也非常發人深思：夏衍曾回憶，1975年專案組通知他和周揚出獄時，他當天就回了家，周揚則提出給毛主席的檢查還沒寫完，要在獄中多呆幾天，結果晚一周出獄。李輝認為：“從傳記文學創作的角度看，這完全是一個可以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細節。它從多方面反映出周揚的思想、行為，乃至生命的意義，已經永遠不可能脫離毛澤東而存在。”坐了多年牢，釋放時還想著給毛主席的檢查，這一細節當然耐人尋味。確實能夠反映周揚思想中一種根深蒂固的存在。周揚晚年對毛澤東及其文藝思想的認識有所變化，但他對毛的崇拜始終刻骨銘心，長期的政治風浪和政治經驗又強化了這種意識。該文還淡到1930年代初周揚從日本回國時，年輕的他“瀟灑倜儻，穿西服，系領帶，著皮鞋，他愛去舞廳、咖啡廳、電影院”，與朋友們也是談笑風生。但到延安后開始變得深藏不露，朋友們也再難以與其推心置腹。這些人生“細節”都意味深長，都“畫龍點睛”地揭示了周揚的思想變化及其環境原因。
三、“私人形象”的揭示
作為公眾人物，讀者往往對傳主非公眾場合的私下表現感興趣。這種“獵奇”心理并不奇怪。因為公共場合和公共話語中形成的公眾形象，顯示的多是公共規范甚至有表演性。
長期擔任全國文藝界領導職務、握有重要話語權力的周揚，一直是個眾說紛紜的焦點人物。李輝專題采訪《是是非非說周揚》中收有作者對夏衍、吳祖光、李之璉、林默涵等十多人的采訪，其中唐達成曾如此評價周揚：“我覺得他是一個處在矛盾狀態下的人。個人愛好和公開的講話、指示，實際上不是一回事。喬木(指胡喬木――引者注)也有這個矛盾。他未嘗不喜歡沈從文的作品，不喜歡戴望舒的詩，但公開表現出來的就是另外一種態度，個人興趣要服從一個時期的政策的需要，我看這也是很多文藝界領導的通病。”這個評價就說明了公眾形象和私人形象的差異。公開表態與個人愛好不同甚至相悖，在中國當代文人的公共表現尤其政治生活中其實是常見現象。但在看重公共規范的中國，私人生活和私下行為常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的“小事”。其實它們往往具有特殊證明意義。這類私人“小事”不僅能夠更全面反映人物，而且能夠補正公共形象。
《是是非非說周揚》中，被采訪者對周揚的感覺不僅有差異，甚至截然不同。如袁鷹認為周揚““””后的反思“是真實的，誠懇的”，李之璉則認為周揚的懺悔并不真誠，而且有做戲成分。對于整過他的周揚，李之璉感到至少周揚對他“沒有一點兒歉意”。關于周揚人品，林默涵認為周揚從不關心人，只是利用人，林默涵夫人則說：“我對周揚的印象一直不好。周揚夫人蘇靈揚比較直爽，周揚很虛偽。”這些個人看法顯然涉及私人性的復雜人際關系，孰是孰非姑且不論，但它們至少能夠讓我們更全面地了解周揚。
郁達夫有篇悼念文章《光慈的晚年》，其中涉及不少私人話語。內中有這樣的描述：“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以后，普羅文學就執了中國文壇的牛耳，光赤的讀者崇拜者，也在這兩年里突然增加了起來。”但好景不長，蔣光慈不久就陷入困境：“他告訴我說，近來病得很厲害，幾本好銷的書，又被政府禁止了，弄得生活都很艱難。他又說，近來對于一切，都感到了失望，覺得做人真沒趣得很。”而“光慈晚年每引以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從事文藝工作的同時代者，都不能對他有相當的尊敬，對于他的許多著作，大家非但不表示尊敬，并且時常還有鄙薄的情勢。”這些出于私人間推心置腹的話語，沒有“思想本質”的評判，更沒有冠冕堂皇的思想游戲，卻是對蔣光慈狀況的真實說明。文章還談到蔣光慈對家庭生活的態度與其公開宣揚的思想相反。蔣理想中的女性是“一個具有賢妻良母的資格，能料理家務，終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閨房里伴他著書的女性”，思想很是傳統。這也揭示了蔣光慈某些思想矛盾。身為普羅作家的蔣光慈，其創作與人生始終處于尷尬中，而從郁達夫披露的私人話語中，我們對這些問題就有了更多理解。
梅志《記呂熒與胡風》中，梅志以女性的細致人微談到了呂熒個人生活處理問題，如由于幼年喪母，缺乏母愛，造成他對女性的不理解，有些孤傲甚至苛求，家庭生活以自己為主。如向鄰居家十六七歲的小姑娘求婚，雖然是種性情表現，但這種沖動也太唐突。這些私人化細節史料，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更完整也更真實的呂熒。
當然，細節性史料價值實現有個前提：必須真實。史料真實最為重要。中國史傳傳統對此就有認識，所謂“信”也。“信”成為有良知的修史者特別看重的原則。《史記》因為“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才被視為史傳典范。新時期中國現當代文人傳記撰寫和出版的興盛，不僅由于文人命運多舛的時代塵埃落定后需要追憶，相當程度也是為了還原被意識形態話語遮蔽的歷史真相。“還原歷史”就是追求真實。但做到這點并不容易。某些情況甚至就是歪曲歷史。曹聚仁《“大眾語”運動》就揭示了這種現象。該文回憶了1930年代“大眾語”運動興起原因，說明“大眾語”運動起于一次文人聚會：1934年夏天一個下午，作者和陳望道、葉圣陶、陳子展、徐懋庸、樂嗣炳、夏丐尊共七人在上海福州路一家印度咖喱飯店聚會，針對有人提倡“讀經運動”和“提倡文言”而討論反擊。經大家商量，決定以抽簽方式按順序寫文章，陳子展抽得頭簽，要第一個發表文章。7人文章后來在《申報自由談》接連發表。一次小范圍文人聚會就這樣產生了“蝴蝶效應”，引發了一場聲勢頗大的“大眾語”運動。但正如作者所說，后來不少現代文學史關于此事的記載卻令人哭笑不得，或說這運動是陳子展提出而由魯迅奠定基本觀點，或牽到瞿秋白身上，而王瑤《新文學史稿》也把“大眾語”運動編入魯迅領導的方向。歷史敘述出現這種牛頭不對馬嘴，既與意識形態有關，也和不深入研究事實的非科學態度有關。分析文人傳記細節性史料，其實也要注意真實問題。有些產生于文人復雜關系的細節，多少存在個人好惡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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