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有關農村社會保障的論文
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管理相對落后，廣大的農民一直處在社會保障網之外，他們的生活情況和生老病死大多數都是由個人和家庭負責，這種情況的存在不利于國家深化對農村的改革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毛概有關農村社會保障的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毛概有關農村社會保障的論文篇一
《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
【作者簡介】劉金紅，董明輝，常德師范學院;段慶林，寧夏統計局
【內容提要】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農村改革的內容之一。本文從經濟發展和政策取向的角度出發，研究了建國五十年來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階段性特征以及各種保障形式的制度變遷、制度績效，提出建立與目前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力相適應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政策提議。
【關鍵詞】社會保障/農村/制度
社會保障制度是一個國家或社區為改善和提高成員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而提供的社會服務及其措施。社會保障水平及其模式受國家的經濟制度和水平情況制約。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建國以來以選擇性的剩余福利模式為主體的社會保障制度。直至90年代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施行標志著以選擇性的制度福利模式為主體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初步確立。我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剛剛開始建立，特別是農村經濟基礎還難以適應，如何推動農村社會保障工作是各級政府面臨的難題。
一、計劃經濟時期的集權化保障
解放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中確定了社會救災救濟、勞動保險等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1958年以后農村在人民公社建立了敬老院、合作醫療、赤腳醫生等簡易的社會保障組織。我國計劃經濟體制是中央政府及其職能部門掌握重要經濟資源并作出經濟決策的集權制度，中央集權體制有利于國家集中資源進行重點經濟建設，也有利于解決突出的社會保障問題。然而，家庭、市場等經濟保障功能基本喪失，社會保障制度具有集權特征。
二元經濟結構導致城鄉社會保障差距十分懸殊。我國城鄉之間在生產水平、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諸多方面存在著現實的差別，應該說是歷史形成的。農村絕大多數農民基本處于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城鎮居民具有的就業、醫療、住房、退休金等福利措施農民均無權享受。正是由于城鄉福利制度的差別，已經嚴重限制了農村城市化進程。缺乏社會保障的農民只能采取“養兒防老”的措施，農村人口問題，已經成為我國實現現代化的瓶頸。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使“城”、“鄉”的身份趨于模糊，縮小并最終取消城鄉差別。
(一)中央集權機制在社會保障中的集聚效應與信息障礙
我國實行的社會救災制度是一種全民性的剩余福利，其主要針對嚴重的自然災害采取救助措施，力求在短時間內迅速解決災區人民的基本生活問題，具有補償性的功能。國家不但以其集中的資源在防災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在抗災方面也解決了各地區無力抵御的嚴重自然災害，通過國家的救濟和扶持，基本解決了災民保障生活、恢復生產的需要。
然而集權體制在信息傳達和改革調整等方面的滯后，由于保障渠道單一，其它社會主體缺乏參與的能力，也嚴重影響了社會保障功能的正常發揮。1959-1961年間三年困難時期，在浮夸風的影響下，國家一方面仍然保持了高征購指標，一方面仍在大量出口糧食，終于導致了當時由于糧食絕對短缺，市場蕭條，城鄉人民生活極度困難，普遍實行口糧低標準，大搞瓜菜代食品，全國餓死了3000多萬人。更為值得注意的是：農村人民公社實行的“依靠群眾，依靠集體，生產自救為主，輔之以國家必要的救濟”的集體保障制度，保障能力十分有限，集體單位內部的公益金也并不能成為對饑餓的農民提供有效援助的另一個來源，這是為工業化犧牲農村利益的結果。
(二)集體經濟破壞了農村傳統的家庭經濟保障功能
人民公社制度是為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服務的政社合一組織。集體利用其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活動的支配權，首先保證國家對農產品的征購，其次是集體提留的扣除，然后才對工分賦值，從分配機制上僅能應付消費，難以形成儲蓄，從而剝奪了農民家庭的經濟保障功能。集體經濟下農村居民保障形成兩種微觀補充機制：一是平均分配。農村人民公社長期實行“人七勞三”的口糧分配制度，在消費基金較低的情況下，以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來提高全體居民的經濟福利。二是自留經濟。容許經營家庭副業生產、自留經濟基本使農民具有了自己可以控制的生活來源，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作用，從而為防止大饑荒重新發生提供了安全閥門。以城鄉差別擴大換取地區差距縮小的政策，使絕大多數農民基本處于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外。
(三)作為社會控制的社會福利
農村五保制度是適應集體經濟形式的集體保障制度。它規定集體經濟必須保障農村居民中無法定撫養義務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者的吃、穿、住、醫、葬(孤兒保教)，使他們生養死葬都有指靠。聯產承包變革過程中以鄉統籌村提留形式保證了五保供養的繼續性，五保供養一直以分散供養為主，存在供養資金缺乏、供養范圍狹小、標準難以落實等問題，已經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
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在政府和集體經濟的扶持下，農民遵循自愿、互益和適度的原則，通過合作形式、民辦公助、互助共濟，建立起來的滿足農民基本醫療保健要求的農村衛生保健制度。政府利用其資金積累優勢迅速建立起了以縣醫院為龍頭的農村衛生網絡，并大力開展了地方病、傳染病等的預防和治療;基層衛生機構依靠生產隊公益金提取、農民繳納保健費和業務收入(藥品利潤)保證了主要經費來源，實現了“合醫合防不合藥”的合作醫療，基本解決了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大大降低了城鄉居民的死亡率，提高了平均期望壽命。
二、過渡經濟時期的分權化保障
我國的經濟體制第一輪改革以地方政府主導型為主，表現為中央的“放權讓利”，地方政府、企業、集體、家庭特別是新興經濟主體，更多地分享了經濟增長的份額[1]。家庭經營制度實際上成為農民生活保障的主要形式。這一時期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主要是農村扶貧制度的建設，而且強調開發式扶貧、生產性救濟，充分體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通過經濟增長中國基本上成功地解決了農村絕對貧困問題。
(一)家庭經營制度是農民生活保障的主體形式
1978-1984年間，我國農村聯產承包變革，普遍堅持土地福利性均分的原則，把土地作為保障農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主要手段，將土地這一重要的生產資料的經營、轉讓及收益權賦予了農民家庭，并且通過土地政策努力協調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土地的福利績效足以抵消其效率損失。從而為家庭經濟的發展及其保障功能的恢復奠定基礎，為農村居民提供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的制度安排。
(二)集體福利差距的經濟基礎
農村集體經濟通過鄉鎮企業崛起與土地資本增值分享工業化利益，為集體福利奠定了基礎。發達地區令人羨慕的農村集體福利，是一種建立在外來農民創造的剩余價值之上的共產主義，鄉鎮企業并沒有為其職工提供應該享受的社會保障，這也是其迅速崛起的秘訣之一。而不發達地區農村公共產品成本分攤的累退機制實際上損害了低收入階層的福利。雖然收入形式的“費改稅”實質上淡化了受益原則，提留方式的“鄉改村”則有意強化了支付能力原則。但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應該由社區內部的需求決定，這是個公共選擇問題。給予農民決定農村社區事務的政治權利，是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農村集體保障的重要前提。
(三)開發式扶貧的涓滴效應
80年代初開展大規模扶貧工作伊始，我國農村絕對貧困形成的經濟因素基于社會因素，主要表現為資源制約的區域性貧困。政府相應制訂了以開發式扶貧方式促進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來實現消除絕對貧困目標的戰略。開發式扶貧的效率導向原則，決定了其主要針對貧困地區中處于相對貧困的群體，通過地區經濟增長實現利益主要流向絕對貧困階層的設想很難行得通。實踐證明：改造傳統農業和開展勞務輸出是減緩絕對貧困的兩個主要有效途徑。為了彌補開發式扶貧適應性效率下降的缺陷，救濟式扶貧和社會化扶貧通過更廣泛動員經濟資源來針對貧困目標人群，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
三、市場經濟時期的制度化保障
進入90年代以來，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成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課題，社會保障進入制度化階段。從“治理整頓”開始，到“分稅制”、“費改稅”等對分配格局的調整，以至政府一系列加強宏觀調控的措施，均表明以中央政府主導的第二輪改革已經拉開序幕。同時，國有企業改革引起的下崗問題和國家機構改革引起的分流問題，也迫切需要社會保障這張保護網。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規范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改革和發展的迫切需要。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為社會保障制度變遷提供了動力。首先，改革計劃經濟體制動搖了傳統社會保障體制賴以建立的經濟基礎。再次，制度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決定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需要創新。然而我國現有經濟水平還難以有效保障農村居民。普遍“堅持以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以商業保險方式運行社會保險，超越了農村經濟發展水平。
(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農村社會保障大都是國民經濟進入工業化發展的成熟時期開始普遍建立起來的。西方發達國家都是在農村GDP比重降低到10%以下時才開始實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如美國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時間為1990年。我國1999年6月統計，第一產業GDP比重高達18%，我國農村97.6%的老人依靠家庭養老，而依靠退休金和集體供養的老人僅占2.34%。家庭養老將是我國農村社會養老的基礎。我們實行的“以個人交納為主”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實質上是以大數法則規律來解決農民集團內部的跨期轉移問題。然而，我國農村居民集團十分龐大，各個家庭又處于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集資的組織成本十分昂貴。進行農村社會保障是工業剩余反哺農業的高級階段的主要措施，而且優先在農業雇傭勞動者中建立，然后才擴展到全體農民。我國農村鄉鎮企業職工、定職村干部、農村義務兵、民辦教師等所謂職業保險容易發展的事實，也印證了這條規律。
(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家和社會為保障收入難以維持最基本生活的農村貧困人口而建立的社會救濟制度。目前寧夏農村農業戶口中無勞動能力(無法通過勞動實現自救)且生活保障困難的特困戶(不含現已確定的五保對象)約有7萬人左右。顯然，目前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標準仍然較低。據我們測算，如果安全解決寧夏農村絕對貧困問題，每年至少需補償資金7291.2萬元;若解決相對貧困問題，則每年需投入26243.76萬元。而目前全區農村最低生活救助資金約為1322.44萬元，僅能保障特困戶的基本需求。
(三)農村合作醫療保障制度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變革削弱了集體經濟，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絡出現“底破線斷”局面。新興的農村醫療保險制度主要解決農村居民因病致貧等風險問題，而傳統的合作醫療主要解決缺醫少藥問題。然而，農村醫療保險存在資金籌集困難、保障功能脆弱等問題。據龔向光[2]等人對我國10個國家級貧困縣2972戶農民的調查分析，貧困地區農民的基本需求為733元，接近調查人群年人均純收入的中位數750元。其中食品基本需求488元，接近調查人群年人均純收入的下4分位數473元。可以說，約有1/4的人群因收入低于488元尚不足以維持其基本的食品消費，對合作醫療無支付能力。農民純收入水平在488元—733元之間的1/4人群處于相對貧困狀況時，農民在滿足其基本食品消費的基礎上，如對其他消費結構做一定調整后，可能對合作醫療有有限的支付能力。而農民在733元收入之上時，對合作醫療有一定的支付能力，這部分人約占1/2人群。
四、對策與建議
通過以上的歷史回顧與現狀研究，我們對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由于地區和部門主客觀因素影響特別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省際農村社會保障進程和水平的差距十分明顯。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近期必須堅持農民家庭保障為主體，積極穩妥地推進從以家庭保障為主向以社會保障為主的轉變。
(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工業化發展進入成熟階段后，工業剩余反哺農業的產物
我國目前處于工業化發展的中期，不發達地區更是處于以農養工階段向工農自養階段的過渡時期，建立規范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條件還不夠成熟。在制定農村社會保障方案時，必須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形式多樣、分類推進，切切不可超越經濟發展水平而拔苗助長。
(二)開辟新稅源解決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缺乏問題
國外社會保障資金主要來源于稅收。而我國目前實行的以“個人交納為主”的所謂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具有“社會”性質。以商業保險方式運作社會保險，超越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所以民政部門的社會保障往往被農業部門認為是增加農民負擔的措施，其制度成本十分高昂，這也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工作難以開展的根本原因。如何籌措農村社會保障資金是其成功與否的關鍵。國家應該開征或完善稅收制度。
(三)調整扶貧資金的使用方向
我國農村開發式扶貧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然而，由于目前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的數量與分布已經明顯縮小，扶貧工作的組織和投資效率也明顯降低，國家每年投資巨額扶貧資金而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受益十分微薄。2000年基本解決溫飽問題后，農村扶貧資金使用方向應該進行必要的調整。扶貧資金使用一是集中化，二是多元化，三是市場化。
(四)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機構的組織和制度效率
社會保障資金的安全、增值和高效要求社會保障機構必須廉潔和高效。目前農村居民對有關保障部門的信任感和預付保證金回報的預期值均不高。這也是農村合作醫療和養老保險工作難以開展的重要原因。應該建立健全各項管理規章制度，加強行政審計和民意監督，合作醫療和養老保險應該建立家庭或個人帳戶。
(五)農村社會保障應該依據社會群體分類逐步推進
農村社會保障首先從被雇傭階層開始，當個體經營者比例降到一定程度后，再普遍保障。所以，農村社會保障特別是社會養老保險、退休金制度等，應該優先開展鄉鎮企業職工、定職村干部、民辦教師等職業保險;國家應該在《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等法規中制定制度保護農民工的權利，使他們享受必要的社會保障和福利。
(六)充分發揮家庭保障在近期農村居民生活中的主體保障作用
提高家庭保障水平必須依靠增加農民收入水平、減輕農民負擔和加強非正式約束三管齊下。增加農民收入應該注重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業生產率和調整農村產業結構、提高農產品品質。社會保障應該是家庭保障的補充，而不能削弱家庭保障。加重農民隱性負擔，將會削弱家庭保障功能，再加上我們行政效率目前較低，反而會耗散掉許多資源。
(七)土地政策必須具備兼顧公平與效率的靈活性
我國農村聯產承包變革普遍堅持了土地福利性均分的原則，把土地作為保障農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主要手段。改革20年來我國農村土地政策較為成功地兼顧了公平與效率的原則。首先必須堅持農村家庭經營制度，這是保持農村土地分配福利性質的需要。其次，抑制鄉村權勢階層假借“雙田制”解決人口變動后的土地福利問題強化集體所有制的意圖。再次，停止“四荒地”拍賣，由政府征用農村社區中集中連片的“四荒地”進行吊莊移民開發，將稀缺的土地資源用來作為社會保障的重要手段，避免土地分配的兩極分化問題。
(八)強化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保險性質
農村家庭經營制度已經使絕大多數農村居民解決了缺醫少藥問題，而農村醫療保險制度必須采取“保大”的形式來重點防止因病致貧的風險。貧困區應該主要采取“保大又保小”的補償方式，非貧困區主要采取“保大不保小”的補償方式。有條件的鄉村農民“保小”也可通過集體福利解決。另外，應該改革農村衛生行政管理體制，形成農村規范競爭的醫療市場，有利于降低醫療成本。
【參考文獻】
[1]段慶林.中國農村分配格局研究[J].中國軟科學，1998,(11):71—78.
[2]龔向光.貧困地區農民合作醫療支付能力研究[J].中國衛生經濟，1998,(10):5—7.
毛概有關農村社會保障的論文篇二
《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淺析》
摘要：社會保障問題的解決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作為農村社會的最小單位――家庭，對農村社會的發展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農村家庭成員的醫療、養老問題已成為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只有解決好了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才能保證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和諧發展。
關鍵詞：社會保障;醫療保險;養老保險
基本生活權利而提供的救助和補貼。其目的是通過保障使某些特殊的群體重新獲得參與競爭的機會，以維護社會的穩定，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保證現代化的實現。我國是一個農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80%，世界的30%，國家的整體發展、全面推進，必須考慮到農村。作為農村社會的最小組織單位――家庭，對農村社會的發展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它是農村人口的再生產和農村社會發展內生因素的源泉。而目前的中國已逐漸步入老齡化社會，家庭成員的醫療、養老問題則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它已成為當今社會保障的一個重要方面，特別是農村社會的醫療、養老問題。只有解決好了農村的社會保障問題，才能維護整個社會的穩定，才能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保證現代化的實現。筆者就吉林梨樹勝利果鄉郭家窩堡村的實際情況，整理了資料，做出以下調查報告。
一、郭家窩堡村的現狀
郭家窩堡村(以下簡稱郭村)是勝利果鄉的一個小村子，目前有10個社，9個自然屯，共約730戶人家。該村較有特色的是其2001年成立的合作社。該合作社是以醫療、養老、教育為服務的合作社。該合作社是農民自愿聯合成立起來的一個經濟組織，以供銷形式為基礎，即合作社直接從廠家購進飼料，進貨價格低于市場價格，其中的差價就作為股金分配，分別用于醫療、養老、教育方面。發展至今已經有社員52戶，包括工人、農民、黨員和宗教人士，社員除了本村的農戶、還有外村的農戶、其中本村村民占80%。經過四年時間的運作，合作社入社股金72330元，共積累醫療、教育、養老三項基金15436元(包括2005年上半年不完全統計)，專項養老基金1424.25元(包括2005年上半年不完全統計)。社員使用基金：用于醫療付出4017.30元，用于助學付出5681.20元。
二、目前農村社會保障的現狀
總體上，新型的農村醫療合作社發展起來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大部分地區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但這也僅僅是部分地區。在全國范圍內，仍有很多地區的農村社會保障處于一個低水平的運作狀態。具體表現如下：
(一)農村社會保障水平相對低下
據資料顯示：與城市相比，農村社會保障水平相對低下。1990年，全國社會保障支出1130億元，其中，用于城市人口的977億元，占全國的89%，而用于農村人口的僅126億元，占11%。城市人均社會保險費413元，農村人均才14元，前者是后者的30倍。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只享有全國社會保障資金的11%。2003年，據最新統計，全國社會保障支出總數約為1300億元。和1990年相比，相差200億元，就算把這兩百億全部放入農村的社會保障中，和城市相比，差距還是很大。
(二)農村社會保障的范圍小
農村社會保障的主要項目有：社會救濟(貧困人口社會救助、災民救助)、社會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優撫安置、社會福利和社會互助等項目。目前，農村社會保障以社會保險為主，養老、醫療保險是其中的主要部分。醫療保險是指當人們生病或受到傷害后，由國家或社會給予的一種物質幫助，即提供醫療服務或經濟補償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而養老保險則是指國家和社會根據一定的法律和法規，為解決勞動者在達到國家規定的解除勞動義務的勞動年齡界限，或因年老喪失勞動能力退出勞動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但社會保障基金調劑的范圍卻是相當有限的，大部分是由政府來提供，這就使農民的生老病死基本上由個人和家庭來負擔。如果這個家庭的經濟收入非常有限，一旦有家庭成員生病，嚴重的便不再治療。像這樣的情況，在我國的農村是很普遍的。
當然也有部分地區成立了新型的農村醫療合作社，這種合作的方式在農民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農民利益得到了保障。但是，像這樣的合作社在中國農村還沒有普及，大部分農村地區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還得不到解決。地區之間的差異表現在：東部集體經濟發展好的地區水平高，范圍也廣，而相對的西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農村保障水平就較低了。
(三)社會參與程度不高
農民在參與社會保障時的積極性不高。其原因：一是農民自身的經濟原因，二是政府的支持方面。我們的調查中，在醫療、養老方面，農民不是不愿意進行這方面的投資，而是部分農村家庭經濟十分困難，沒有條件去投保。還有部分即使是投保了，檔次也是較低的，時間也較短。自身經濟條件的限制迫使他們無力承擔叫高的投保資金。另一方面，政府政策的影響。在事業保險方面，1999年國務院頒布的《失業保險條例》所規定的保險范圍，只包括城鎮企事業單位職工，不包括農村失業人員。但是在中國，農村人口占多數，勞動力剩余嚴重，大部分失業或無業人員都在農村，而這部分人的失業保險卻無法滿足。政策的傾斜性使農民的利益的不到保障。在社會救助方面，國家也投資了大量的資金(1990―1999年，共投入了7.9億元)，但由于農村所需要救助的人數太多，平均到每個人頭上也就少了。所以國家雖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面對如此龐大的農民隊伍，那也是杯水車薪。
(四)農村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匱乏
農村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參保農戶自己集資，另外便是政府的財政撥款。由于農民生活水平普遍較低，因此參保的集資數目就十分有限了，主要還是要靠政府財政支持。但由于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基數過大，政府財力有限，僅僅靠財政撥款來解決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一部分社會投資，主要是來自企業單位投資。但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村，鄉鎮企業的發展本身就很困難，再鼓勵他們進行當地農村社會保障的投資，這種可能性也較小。對于城市大眾型企業，沒有政府政策上的支持，自愿投身于這種公益事業的就更少了。資金的嚴重缺乏阻礙了農村社會保障的推進。
三、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思考和建議
農村社會保障各個項目的建設(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優撫安置、社會福利、社會互助)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核心。事實上，廣大農民的要求也不高，他們的基本愿望就是“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只有保證農村的社會穩定，才能推動新農村建設，也才能促使整個社會經濟的進步與社會的穩定。基于以上幾個問題，筆者提出幾點建議：
(一)強化農村社會保障的法制基礎
由于缺少法律制度的保障，在解決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時便缺乏法制的約束。譬如，國家財政支持的款項是否真正落實到基層;在資金從上級到下級流動時，監督體制是否完善并得到有利實施等。為了保證農民能真正從中得到利益，要盡快指定出農村社會保障的立法體系，特別是監督制度;并且要加強各地的執法力度，使立法與執法有機地結合起來，統籌規劃。
(二)推廣以互助合作形式為主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
農民是一個弱勢群體，單靠個人或家庭的力量是很難發展起來的。只有團結合作，將個體力量團結起來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團體，才能抵御外部環境帶來的挑戰。比如在農村醫療保障問題上，目前國家推行一種新型農村合作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這是一種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共同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與以往的合作醫療制不同的是，新制度由政府組織引導，政府承擔了合作醫療基金中2/3的出資比例，資金方面的困難解決了，農民獲得保障的層次也將更高，抵御大病的風險能力將更強。但這樣的措施目前在全國范圍內還沒有完全展開，僅是一些試點地區推行。對于非試點地區的農民醫療、養老問題怎么解決?筆者認為郭村就是一個很好的借鑒方法，農民要自強自立，只有團結起來。因此，推行以互助合作形式為主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不僅使農民自身利益得到保障，也減輕了財政的負擔。
(三)拓寬農村社會保障的籌資渠道
目前，農村社會保障的籌資渠道主要是國家的財政支持。但中國農村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完全靠國家支持，也會造成國家財政的負擔。因此，應該積極鼓勵社會籌資，對參與社會籌資的企事業單位給予一定政策性的支持。這樣既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財政負擔。其次，對于農民個人、家庭繳納資金，應盡量放寬尺度，收入低時就少交，收入高時就多交，以補足收入少交時資金的空缺。這樣，以達到個人繳納、社會籌資、國家財政支持三者的有效結合。
中國的發展不僅僅是城市的發展，更重要的是要達到城鄉共同發展。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方面。沒有農村的穩定，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就會受到影響。在農村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是關系到9億農民利益的大事，更關系到中國人整體脫貧致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目標的實現。
參考文獻：
1、中國統計年鑒,1999.
2、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網.
(作者單位：敖翔宇，河北機電職業技術學院;賀佳佳，東北師范大學)
毛概有關農村社會保障的論文相關文章：
毛概有關農村社會保障的論文
上一篇：談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毛概論文
下一篇：毛概關于農村社會保障的參考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