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港制度的政治分析及未來走向
2015年的香港，波瀾再起。自2月以來，香港激進團體發起多次“反水貨客”行動，后演變成“反對內地游客來港自由行”。3月，一批戴著口罩的激進者響應網上號召，以“反水貨客”為名，在新界上水、屯門以及九龍尖沙咀集結，指罵、圍攻內地旅客，追著旅客并腳踢他們的行李箱和物品。作為回擊，有內地網民高喊取消供港制度，“以懲治高傲的香港人”。供港制度――這一延續了數十年的對港物資供應制度，再次被公眾的視線聚焦。
回歸18年，中央政府為保障香港的繁榮與穩定不遺余力，供港制度便是為一項對香港的“仁政”。
一、“仁政”與供港制度
“仁”――儒家的核心精神之一。孔子的“仁”是一種含義極廣的倫理道德觀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愛人”。孟子從孔子的“仁學”思想出發，把它擴充發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施政綱領，即為“仁政”。
先秦兼并戰爭連年不斷，百姓民不聊生。名士們可以自選列國而效力，百姓們自然也追隨治下穩定的政權。彼時，人口即意味著生產力，統治者要想取得一方基業的穩固，必然要爭取平民百姓的支持與定居，從而增加物質生產，壯大國力。于是，在政治上，“仁政”體現為“民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里的“貴”，是“重要”的意思，是統治者得以施行統治的基礎。“夫仁政，必自經界始”。仁政的基礎是”制民之產”，讓老百姓有生活上的基本保障。而“仁術”，即為“施行仁愛之道”，見于《孟子?梁惠王上》篇，是孟子在與齊王討論用牛換下羊以行釁鐘之禮時所說。有了“仁政”，還要輔以“仁術”方得以行之。如果說長久以來中央政府對香港地區的各項照顧性政策是“仁政”，那么供港制度便是其“仁術”的具象表現。
1963年春夏，華南地區遭遇大旱，香港亦深受其害，被迫開始限制居民供水。然而此時的香港正處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上升階段，遭遇缺水的瓶頸無疑是一個噩夢。面對香港的困境，周恩來主動伸出援手，批準建立深圳水庫，引東江水支援香港。自1965年3月起，廣東省每年向港方出售不少于6820萬立方米生活用水。1979年，雙方達成連年增加供水量的協議，至2000年供水量已達7.8億立方米。供港制度從此產生，并陸續拓寬了其供應面。
二、供港制度的政治分析
地域狹窄的香港，人口稠密，最便捷的獲取日常生活物資的方式就是從大陸取得。從供水開始，供港物資的種類陸續增加，逐漸形成了包括食品、水、煤炭的供應格局。目前，香港市場上90%的蔬菜，95%的活豬，100%的活牛和河鮮產品，都來自于內地，有力地保障了香港居民的日常食品消費需求。僅以食品供應鏈條為例，“香港近九成的食品來自進口，其中六成來自內地。而廣東毗鄰港澳，是港澳市場蔬菜的重要來源基地，其90%以上，每年近80萬噸的蔬菜來自廣東。”與內地食品安全由數個部門分段管理不同，供港食品形成了一個嚴格的監管鏈條，具體體現如下：
其一，所有供港蔬菜都需要有“出生證”，必須出自在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和香港方面認可的供港蔬菜備案基地。所有供港蔬菜嚴格實施登記制度，且必須來自注冊登記的種植基地和農戶。一旦發生食品事故，這種信息追溯機制能夠快速地找到生產商，解決問題并消除隱患。這就從源頭上增加了食品供應商的的安全壓力，降低了發生食品安全事故的風險。
其二，形成獨立的食品供應系統。大陸對供港食品實行出口配額管理，由商務部在每年年初制定各項供港物資的出口配額任務，并分配到各省市進行生產。但這并不意味著由政府負責食品的生產，而是由市場上的企業來進行食品生產、經營管理和市場供應。這套系統相對封閉，生產目的性很強，增大了供港食品的安全系數。
其三，實行嚴厲的監管手段。內地檢驗檢疫部門和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共同負責供港食品的監管，監管機構職能集中，權責統一。以深圳檢驗檢疫局為例，其配合國家質檢總局的政策就制定了十項嚴格制度以確保供港水果衛生安全。在供港食品模式中，在嚴厲的監管高壓線前，供港生產商一旦違規，將面臨撤銷供港澳資格的嚴重后果。
然而，供港食品之所以要求嚴格，并不是內地刻意而為之，而是因為香港的食品檢驗要求本身就非常嚴格。“香港按照風險大小對食品生產經營者進行風險管理，對最低風險的一類至少每12個星期檢查一次，對中等風險的一類至少每8個星期檢查一次，對高風險的一類至少每4個星期檢查一次。”來自內地的食品要獲得香港準入的通行證，就必須實行香港方面的嚴格標準。另外，供港制度并非無償“供港”，供港物資的提供者是市場企業，這是基于市場環境下的正常買賣行為。如果內地不肯供應，香港并非就活不下去，依然可以向其他國家和地區進口物資。
三、供港制度的未來走向
長時期以來，官方一直強調，保障供港食品穩定安全是政治任務，這給內地居民一種供港物資是“特供”的錯覺，也使得部分內地居民留下“供港制度是特權制度”的印象。供港制度的背后主導者是中央政府，這也為這項制度蒙上了一層“特供”的面紗。接二連三的“”事件極大地激怒了內地人，對供港制度的誤解也使得不少內地網友抱著“恩主”的心態，高喊取消供港制度。時至今日，供港制度是否還有繼續存在的必要?又是什么造成了香港這部分年輕人對殖民地時期的留戀和盲目的排華?
香港經濟地位的下降，部分港人殖民心態的殘留，以及內地頻發的食品安全問題，是矛盾產生的重要原因。
首先，經濟地位的下降。十九世紀的香港，尚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自1842年英國割占香港島開始，香港被港英政府統治經營155年，并在20世紀逐步成長為國際型城市。大陸解放前夕，內地大量資金、設備、人才流入香港，加上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大陸遭曾到西方國家的禁運與封鎖，香港成為大陸與西方世界溝通的唯一窗口，這一特殊的歷史條件促成了香港在20世紀中葉的繁榮。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的中國，沿海城市發展迅速，對香港的地位造成威脅，漫長的海岸線存在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其中最有可能對香港地位造成威脅的是上海。“大上海有著中國10%的生產力，有著雄厚的工業經濟基礎，有著先進的技術條件，更有著良好的商業傳統和江浙兩省的堅強后盾。”從1990年到2007年，上海的GDP從占香港的21.3%一躍而至占香港的77.7%，足見其發展勢頭與潛力。必須承認，香港的經濟地位已大不如從前。
其次，港人的心理不平衡和殖民心態的殘留。回歸之后的香港立刻遭遇了亞洲金融危機，經濟發展遭到重創。加上內地的經濟發展狀況逐漸趕上甚至超過香港，部分香港人開始懷念起港英統治的時代。與此同時，內地的經濟實力大大增強，前往香港旅游觀光的內地居民也逐年增加。然而在部分香港居民眼中，內地人還是一副“暴發戶”的形象，加上部分內地游客確實素質不高，做出有辱形象的事，更增強了這部分港人的優越感。內地游客前往香港大量購物、內地居民前往香港生產被認為侵占了香港人的資源，引起港人不滿。
此外，頻發的內地食品安全問題引起的內地居民不滿。近年來，珠三角的某些超市開始銷售“供港蔬菜”，受到消費者的熱捧，原因就在于供港食品的監管力度更嚴，安全性更有保障。難道僅僅是因為兩地的食品監管標準不同?“2011年《中國的對外貿易》白皮書中顯示，2010年中國出口美國、日本、歐盟的食品安全率也非常高，達99.5%以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內地食品安全率低下，事故頻發!”同是一個國家的公民，為何作為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居民就能夠享受到比大陸居民更有保障的食品提供?供港制度引起部分內地居民不滿的根本原因在于，這更像是一種區別對待的制度體現。
然而，如前文所述，香港人多地少，第一、第二產業早已轉移，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必須由大陸提供。供港制度有必要長期保持下去，這直接關系到香港的社會穩定，高喊取消供港制度的網民并非真正理性的網民。香港的激進者也畢竟只是少數，這些人不能代表香港，更不可能達成目的。但這股反對內地游客、支持的激進潮流已顯示出其不良影響：引起陸港兩地民眾間的誤會，激化對立情緒，為香港極端反對派找到了提供了新的利用話題，并給了境外敵對勢力制造了實施分裂、分化圖謀的機會。對此，中央與特區政府必須重視，并探尋合理的解決途徑。
優化陸港兩地交往機制，著力解決交往難題。近年內地游客的大量入港確實對香港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反水客”中的“水客”即指來往于陸港兩地的走私者，如何應對兩地人民的交往給香港帶來的壓力是兩地政府必須直面的問題。只有合理地疏導緩解這些壓力，才能從根本上減少內地游客對香港居民生活的沖擊，才能從根源上化解不滿情緒。
陸港兩地都要加大對民眾關于港情、陸情的宣傳與普及。香港民間對大陸人不滿的聲音經過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的放大，加上一些別有用心的境外媒體的大肆渲染，已對香港居民的認識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模糊了內地人對于香港亂象真相的認識。對網絡上的激進聲音與不實消息，兩地官方要及時澄清網絡謠言，發布事實真相，引導民眾理性對待激進事件，防止事件繼續發酵擴大。另外，要嚴懲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公共財物的激進分子，震懾這些破壞兩地關系穩定者。
逐步提升內地的食品安全監管力度。內地食品安全問題的頻發，讓不少內地居民對內地的食品安全失去信心。供港制度本不是“特權制度”，但與內地的食品安全監管制度一對比，難免讓內地居民心生不平，造成“我們省吃儉用把最好的都留給你們”的錯覺。大陸居民對供港食品的熱捧反映了內地不健全的食品監管現狀，也是造成部分網民對待激進事件更加激進的推手。
盡管香港社會長期存在著激進的聲音，但我們要清楚地知道，絕大多數港人是愛港愛國的，絕大多數內地居民也能夠理性看待這一系列風波。兩地人民交往中存在誤解與隔閡是正常現象，加以合理的引導與解釋就可以幫助兩地人民認清事實與真相，化解矛盾。供港制度是一項“仁政”，它極大地保障了香港居民日常生活的穩定與香港經濟的發展;供港制度又不是一項“仁政”，因為其本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供給制度，并不是一項特權制度。評判一項“仁政”是否得當的方式不在于施政者得到了多少回報，而在于它是否切實給民眾帶來了切實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