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校長講述語文學習方法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是一篇用淺易的文言文寫成的演講辭。要想理解這篇演講辭的內涵和意義，必須先了解當時的社會現狀和北大的發展歷程。

　　北京大學創辦于1898年，初名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

　　京師大學堂的誕生，是戊戌變法的產物。戊戌變法運動失敗以后，所有新政措施幾乎全部被廢除，只有京師大學堂得以保留。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1912年5月，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但1917年蔡元培接任之前的北大，總的來說還是一所封建思想、官僚習氣十分濃厚的學府。因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或八旗貴族子弟，來上學時，有不少還帶著聽差，上學只是為了升官發財，對研究學問沒什么興趣，而是想方設法混資歷，找靠山。蔡元培的貢獻就在于，他把陳腐的北大，變成了學術至上的真正大學。他以堅決的氣魄，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采取一系列對癥下藥的措施，一步步地改造北大，使北大逐步顯示出全新的風貌。不到兩三年時間，北大便從一個培養官僚的腐朽機構一躍而成為全國進步青年仰慕的學府。

　　在辦學方針上，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延請陳獨秀等大批新學人物和劉師培等舊學人士進入北大，并裁減了不稱職的教員，清除了一大批腐朽守舊的人物。經過這番整頓，教師隊伍的素質大大提高。與此同時，他還在學生中間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養學術研究風氣，樹立新道德新風尚。本文就是他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

　　在演講中，他開門見山，在簡單地回顧了自己與北大的淵源之后，就以校長的身份直截了當地對青年學子提出了三點要求：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這幾點要求絕非泛泛而談，而是直接針對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北大的沉疴而提出的，可以說每一點都極富有針對性，都事關北大的前途和命運。

　　首先，他高屋建瓴地匡正了大學的性質，明確求學的目的。他指出，大學不是做官發財的跳板，而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這一觀點在當時可以說振聾發聵，直指北大多年弊端。他尖銳地指出，以前的北大學生多抱做官發財的目的來此讀書，專業多以實惠取巧的法科為主，對于教師不以學問的深淺來衡量，而是只問官階之大小等等。而這些現象之所以產生，深層原因恰恰在于學校辦學宗旨不明，大學日漸急功近利和庸俗化。因此，在批判種種腐敗現象的基礎上，蔡元培明確提出，來北大求學的青年學子，一定要有正大的宗旨。對此，文章從正反兩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論述：為求學而來到北大者，會倍加珍惜這幾年的大好光陰，孜孜苦讀，為今后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底子。而如果只為做官發財而來，則往往容易敷衍塞責，誤己誤國。清朝的覆滅和目前人們對于當局的不滿，就是最好的例子。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蔡元培對青年學子提出這樣的要求，可謂切中肯綮。

　　第二點則著眼于品行。這一點也是有的放矢的。五四運動之前的中國社會，極端無序和混亂。辛亥革命的不徹底，致使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以后又經過歷次軍閥割據，連年混戰，北洋軍閥統治了當時的北京。蔡元培上任之時，正是皖、直、奉三大軍閥派系混戰時期，社會動蕩不安。在思想領域，人們失去了舊有的道德規范，而新的又未曾確立，在道德失范的狀況下，許多人喪失了起碼的道德底線。作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北京，更是腐敗成風，“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風氣使然，一般人鮮有能出污泥而不染者。蔡元培痛心地指出，在這樣的社會中，即使青年學子潔身自好，又能有什么前途!因此，他希望北大的學子能以天下為己任，以身作則，擔當起匡正流俗的職責，為天下人做道德的楷模。即使娛樂，也要力求正當之娛樂。這些教誨既嚴肅認真又體貼入微，可謂語重心長。

　　為改變學生中間的不良風氣，蔡元培積極提倡在學生中間成立進德會，入會的人都要遵守不賭博、不飲酒、不娶妾等基本戒條。另外，他還積極促成體育會、音樂會、繪畫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等業余研究機構，目的就是為學生提供良好的消遣方式，培養他們的正當趣味。

　　第三條，是從個人修養方面來說的。他希望北大學子能尊敬師長，團結友愛。特別是同學之間要相互勉勵，共同維護北大的榮譽。他還以自己在德國的親身經歷，論述良好的社會風氣之必要，勉勵青年學子相互友愛，共同進步。

　　這三點看起來并不復雜，但在當時卻有著振聾發聵、匡正時弊的重要意義。正是因為有了蔡元培，有了這樣的辦學方針和求學準則、做人標準，北大才從多年陳腐封建的泥潭中拔了出來，走上正軌，逐步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為成就今后的百年輝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演講辭的最后，作者告訴在座的青年學子，自己近期要做兩件事，一是改良講義，二是添購書籍。這兩件事情雖小，卻是建構一個優秀大學的基本條件，也正是北大學子們最迫切需要的。作為一個校長，蔡元培為學校、為學生考慮得不可謂不深，不可謂不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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