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律師高級職稱論文(2)
江蘇律師高級職稱論文篇二
律師會見權探討
摘要律師的會見權具有明確、有效的法律依據,但在司法實踐中,律師該項權利的理解與實現面臨新舊法律效力沖突、缺乏救濟機制、違規會見、認識差異等困境。面對困境,司法部門對律師該項權利在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予以合理限制是解決上述困境的可能出路。
關鍵詞律師會見權 法律依據 法律效力
中圖分類號:D92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0)06-272-02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修訂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并已于2008年6月1日施行。修訂后的《律師法》對律師的會見權、閱卷權、調查取證權及法庭言論豁免權等方面都有新的規定,總體傾向于在保障原有權利的前提下對上述權利予以完善和擴大,力求通過保障律師權利來更好的保障人權,以推動中國的法治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講,《律師法》的頒布和實施是中國法治進程的又一里程碑。
一、律師會見權的法律依據
律師會見權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律師依法所享有的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主要包括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三個階段的會見權,這些階段律師會見權的主要依據源自《律師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堵蓭煼ā返谌龡l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缎淌略V訟法》第九十六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應當經偵查機關批準。受委托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批準?！缎淌略V訟法》第三十六條還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辯護律師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
二、律師會見權理解與實現的困境
《律師法》和《刑事訴訟法》在律師會見權上的規定的沖突反映了律師會見權的變遷過程,通過對《律師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的解讀,可以作出如下判斷:(1)律師會見的時間是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也包括自檢察機關審查起訴之日起和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的律師會見權;(2)律師會見的憑證只需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對于任何階段、任何性質的案件,律師會見都無需批準;(3)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
上述初步解讀是基于對《律師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的分析,但該精神是否完全會被即將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所繼承還存有疑問,并且理論上的理解和司法實踐過程中的實現還存在巨大差距,這些無疑使對律師會見權的理解和實現陷入困境。
1.效力之爭――新舊法律的沖突。律師普遍認為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律師的相關活動應當按照《律師法》的新規定執行,但司法人員認為《刑事訴訟法》是基本的刑事法律,即便是新修訂的《律師法》也不能成為對抗《刑事訴訟法》的理由。
2.缺乏救濟――律師會見權的尷尬。雖然《律師法》對律師的會見權、閱卷權、調查取證權及法庭言論豁免權等方面都有新的規定,但《律師法》沒有規定在其權利受到侵害時應當如何救濟,導致法律規定的權利實際上無法得到保障。
3.違規會見――律師會見權的濫用。在司法實踐過程中,個別律師在會見過程中有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捎帶物品,借用通訊工具的行為,更有極個別律師基于非法目的,在被取消委托的情況下,仍憑借原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再次會見,而此時看守所對上述憑證的形式審查又難以發現問題。這種個別律師在會見時的違規行為,使司法機關擔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因律師的介入而使口供發生變化,致使案件辦理受阻,因而往往對律師會見持抵觸情緒。
4.認識差異――新法精神的繼承與否。《律師法》的精神是否應被將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完全繼承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爭論,例如《律師法》規定對于任何階段、任何性質的案件,律師會見都無需批準,并且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司法實務界對于這種過于絕對的規定存在許多質疑之聲,普遍認為對于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時仍然應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三、律師會見權理解與實現的可能出路
對于律師會見權理解與實現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困境應當審慎分析,區別對待,對于前兩種困境,筆者認為解決的途徑應當強調保護律師的合法權利,而對于后兩種困境,筆者則認為應當著力于對律師會見權的合理限制,即在探討解決上述困境的過程中應堅持以保障律師權利為主,合理限制為輔的原則,努力尋求保障與合理限制的相互協調。
(一)統一法律認識,解決效力沖突
筆者認為首先,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全國人大會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可以代行全國人大的相關職能,可以對全國人大制定的相關法律進行修改。其次,《律師法》與《刑事訴訟法》兩者不涉及有關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問題,我國《憲法》中有法律和法規的劃分,但并沒有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的劃分,所以不能說《律師法》就是下位法,它和《刑事訴訟法》同屬于法律位階。最后,《律師法》與《刑事訴訟法》存在新舊法之分,新法優于舊法,且《律師法》的突破性規定在某些部分代表了《刑事訴訟法》修改的方向。根據《立法法》的規定,在法律對同一問題都有規定的情況下,新的規范應該優于舊的規范,即新法優于舊法,《律師法》的效力優先于《刑事訴訟法》。
(二)健全會見制度,規定完善、可行的救濟措施
在英美法中,“有權利必有救濟”是普通法的一項古老原則,缺乏救濟途徑的權利實際上是一項“裸體”權利,英國的“阿什比訴懷特案”及美國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都證實和確立了“有權利必有救濟”的原則。在司法實踐中,也有人說,如果律師連自己的權益都保護不了,那么如何談得上維護他人的權益。要改變這種狀況,關鍵規定完善、可行的律師會見權的救濟措施,要有部門負責制止和查處。筆者認為,這些措施應當包括以下方面:(1)檢察機關紀律檢查、監所及控告申訴部門的監督。隨著司法機關自身素質的增強、辦案程序的規范和監督制約機制的健全,并且檢察機關同時也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律師的會見權受到侵害可以首先向檢察機關上述部門投訴,說明情況,請求協調與解決;(2)人大的監督。律師界本身就存在一定數量的人大代表,可以借此向有關司法部門調研、質詢相關個案或普遍存在的情況,督促司法部門依法辦案,維護律師合法權利;(3)在即將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直接規定相關救濟措施,法律的明文規定要比上述兩種解決途徑更有效率,例如規定在律師無法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況下,某些司法程序環節可以回轉到前一環節重新進行等。
(三)依法處理律師違規會見
馬克思曾說:“沒有無義務的權利”,律師擁有《律師法》規定的廣泛權利,但同時也要履行依法會見的義務?；诼蓭煵煌潭鹊倪`規會見,應當依法采取不同程度的處理措施。(1)對于律師的普通違法會見的行為,應當依據《律師法》第六章的法律責任部分的規定依法處理;(2)對于律師在會見過程中并不是了解案情,而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授意下實施了后續犯罪行為,比如偽證罪等,則應當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四)《律師法》精神絕大部分應予繼承,但仍應明確或者修正
(1)對于律師會見“不被監聽”的理解?！堵蓭煼ā返谌龡l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律師會見不受監聽應理解為律師會見交談的內容不得被監聽,但并不妨礙監控設備等監控會見過程,這樣既能保障律師會見談話內容的隱密性,又有利于監督律師會見。例如:聯合國《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第93條規定:“警察或監所官員對于囚犯和律師間的會談,可用目光監視,但不得在可以聽見談話的距離以內”;(2)對于律師會見“無須批準”的理解?！堵蓭煼ā返谌龡l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關案件情況。這條規定實質上明確了律師會見“無須批準”,但對于某些特殊的案件的批準仍然有必要,如一些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等。最新實施的《北京關于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關問題的規定(試行)》第二十二條規定:對于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要求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填寫《會見涉密案件在押犯罪嫌疑人申請表》。由律師接待室轉交辦案機關。辦案機關應當在律師提出申請后5日內做出批準或不批準的決定,并由律師接待室通知律師。這種地方規定實際上反映了司法部門對于《律師法》的異議所在,也是將要修改的《刑事訴訟法》需要審慎考慮的問題。
律師會見權僅僅是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第一步,司法部門在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予以合理限制是對律師該項權利的應有態度和合理方法,也必然會促進律師活動的有序開展。
注釋:
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參考資料.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頁.
北京關于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關問題的規定(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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