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日本走向政治大國的誤區論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在廢墟上重新建設。經過四十多年的努力奮斗,現已成為當今世界次于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其人口雖然只占世界總人口的3%即1億3千萬人,但國民生產總值卻占世界的15%左右,達3萬億美元,并先后摘取世界最大的海外投資大國、債權大國、外貿順差大國和對外援助大國的四項桂冠。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淺析日本走向政治大國的誤區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淺析日本走向政治大國的誤區全文如下：
【摘要】近年來，日本越來越高調地宣傳自身的國際政治地位，并試圖以“入常”、“修憲”、“強軍”“否認侵略”等方式來實現自身的大國目標。然而日本所采取的一些列措施似乎并未如其所愿，給日本帶來預想中的國際影響力，反而引發了一系列外交問題。本文就日本的政策措施及其造成的影響進行分析，說明日本發展道路選擇上存在誤區。
【關鍵詞】政治大國;入常;修憲;歷史問題
一國的發展政策必須為國家利益服務，這是世界各國都遵循的原則，是無可厚非的。但在各國間交往越發頻繁的當前，各國自身利益與他國利益之間難免會出現重疊或者沖突之處。有些國家選擇協商合作實現共贏，有些國家則采用“損人利己”、完全一意孤行的方式達到所謂的“勝利”目標?？陀^而言，無論何種方法，只要對本國有利，都是可行之法，卻只有相互理解相互體諒的共贏模式，才能減少摩擦，維護世界長久的和平，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各國利益最大化。作為世界經濟大國的日本，在新世紀一直向著“政治大國”的目標努力著，這必然要牽涉到與其他世界大國的關系。而其恰恰選擇了無視他國利益一意孤行的政策模式，因而對其獲得他國承認、提升政治地位是十分不利的。
一、“損人不利己”，“入常”行路難
聯合國作為二戰后建立并發展起來的處理國際事務的全球性組織，在維持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方而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五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即中國、俄羅斯、美國、英國、法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上擁有較大的影響力，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這五個國家通常被認為是具有全球性影響力的“政治大國”，也是當今世界格局中，一超多強的代表。日本自從制定了要成為政治大國的戰略之后，便將目標鎖定在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上。對于日本來說，能夠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就意味著獲得了國際上的認可，正是其成為自身所追求的“政治大國”地位的標志。一旦日本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即可直接獲得在國際事務處理中的發言權，解決國際糾紛的制裁權，國際局勢走向的主導權，以及關于聯合國憲章和其他相關法案規則的制定權。這些在日本看來幾乎就等于是能“領導世界”的決策權，可以讓其徹底甩掉戰敗國的帽子，由決策的被執行對象一躍成為決策者。于是日本曾多次積極遞交有關聯合國改組和安理會擴大的提案，并促使聯合國將增加安理會成員國個數的草案提上日程。
為了“入常”日本可謂煞費苦心，首先要過的就是外交這一關。2000年4月，森喜朗上臺組閣。而對日本“入常”的迫切愿望，當時的內閣提出要考慮實施“戰略性外交”策略，將工作的重點和外交的主要目標定在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利用戰略援助，收買選票。大概是想效仿中國當年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時的經歷，日本也將目標之一放在了非洲，想要靠著非洲眾多國家的支持，來贏得“入常”的門票?？上У氖侨毡就浟撕苤匾囊稽c，當年的中國，對非洲國家是無償的援助，為的是建立國家友誼，共同發展共同進步，而現如今日本的ODA戰略，卻是以實現自身利益為目標，借機搶占非洲豐富的資源并與中國爭奪非洲市場。為此，日本渲染和鼓吹中國是“新殖民主義”，并利用各種機會挑撥中非友好關系。雖然這種做法會給中國外交造成些許障礙，可是日本自身也未見得得到了多少好處，就目前看來似乎并沒有真的如其所愿獲得非洲多數國家的支持，實在是一種“損人不利己”的手段。
自從2012年底安倍晉二再次出任日本首相以來，“入常”的話題熱度再次升溫。日本政府的首腦們便開始奔波于世界各地，不遺余力地游說，宣揚日本的“國際貢獻”論，順便不忘鼓吹渲染“中國威脅論”。同時，無論在何種場合作何種發言，日本都在試圖讓世界了解日本全球戰略構想的美好藍圖，讓其他國家相信日本的國際戰略目標是和平而友好的，中國的崛起才是威脅世界的，意圖籍此提高身價，獲得更多的“入常”支持。日本所宣揚的要擔起大國應有的國際責任，實質上都是披上為全球利益著想外衣的國家利益，只是經過美化后的說法，確實很具有吸引力。不過目前似乎歐洲和亞洲的國家，對日本的言論并沒有表現出多大的興趣，日本對中國的中傷似乎也收效甚微。而且由于日本的一些行為使其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亞洲鄰國交惡，反倒使日本自身陷入尷尬的外交困境中。日本想要順利“入常”，看來其路漫漫。
二、“修憲”、強軍，引發他國警惕
在日本看來，一個政治大國必然同時是個軍事大國，只有擁有強大的軍隊方可稱霸一方，于是歷屆日本政府都夢想擁有強大的軍隊，日本的軍費投入也因此只增不減。但是日本擁有強大軍隊的最大障礙就是“和平憲法”，當年二戰結束時，為了懲罰戰爭發起者以及限制戰敗國發展，在美國的主導下，日本被迫制定并頒布了“和平憲法”，即用于替代《明治憲法》的《日本國憲法》。其中第九條規定了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體現出了非軍事化和放棄戰爭的特色。
然而，僅僅過了二十多年，日本就開始覺得“和平憲法”限制了自身發展，盤算著要如何突破它的限制，使日本成為“正常國家”。從更早些的大平正芳內閣到中曾根康弘，再到后來的小澤一郎，他們都認為日本要做出國際貢獻承擔國際義務的前提是成為“國際國家”，而成為“國際國家”的前提則是先成為“普通國家”。事實上，日本歷屆政府首腦所談論的“正常國家”也好，“普通國家”也好，都是指的能夠擁有軍隊和對外發動戰爭權利的國家。從中曾根康弘內閣時期提出的“戰后政治總決算”開始，修改憲法就成了歷屆日本內閣的“夙愿”。
日本修憲的目的在于強軍，當年被迫暗度陳倉，將日本的軍事工業潛藏于民間，低調地進行軍事實力的積累。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不斷提高，以及渴望恢復“正常國家”地位目標的提出，日本不再滿足于“寓軍于民”，他們要將軍事力量的發展變為合法的行為。終于2001年美國“9?11”事件的發生給日本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日本政府以配合美國反恐為借口，按照美國的授意，放棄了曾經對外宣稱要堅持的“專守防御”政策，并通過制定一系列“有事法案”，將白衛隊從日本的防衛力量變成能參與國際行動的力量。2001年11月，日本派出了700多名自衛隊隊員以及3艘軍艦前往印度洋海域，支援在阿富汗戰場上作戰的美軍，開始了日本第一次在其他地區對美軍進行援助的行動。
在2004年初，日本正式向伊拉克派出自衛隊，打著執行“人道主義援助”任務的旗號，卻是全副武裝帶著重型裝備隨時準備投入戰斗的狀態。到了2004年底，日本又在當年發布的《防衛計劃大綱》中，將參與世界維和行動規定為日本自衛隊的“主體任務”之一，并放寬了對美國的武器出口二原則。從此，日本開始追隨美國在全球范圍內開展軍事行動。2007年，以“修憲”為己任的白民黨黨首安倍晉三在其第一次執政任期內，推動了“國民投票法”的通過，完成了修憲的法律程序鋪墊。而當安倍2012年底第二次出任首相之后，重啟了第一屆任期中成立的“關于重新建立安全保障法律基礎的懇談會”，日本又一次掀起了討論將集體白衛權徹底解禁的熱潮。2013年底，安倍強行通過了《特定秘密保護法案》，推出“安倍軍事學”，開始正式推行其安保戰略中的“積極和平主義”，并在法律、政治、輿論等各個層而積極進行宣傳，為其進一步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做準備。
日本專注強軍的行為顯然引起了周邊乃至世界其他國家的警覺，經歷過二戰創傷的大多數國家，都對日本的一意孤行表示反對及譴責，認為日本這么做是想復活軍國主義鬼魂，嚴重威脅周邊國家和世界的安全。日本為獲得擴軍的借口，不惜在東南亞地區國家之間進行挑撥，插手爭端引發對抗，又借中國與東南亞部分國家的海上爭議，大肆渲染緊張氣氛，推進軍備競賽。這些行為使得原本就不穩定的日本與亞洲國家間的關系變得更加不容樂觀。尤其對中國和韓國來說，日本的擴軍行為無異于對歷史和戰后秩序的公然挑釁，這是無論如何不會被容忍的。將國家關系弄到如此相互戒備的地步，對任何國家的和平發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三、妄圖美化侵略，實則自毀形象
日本在其通往“政治大國”的道路上，一向十分注重自身大國形象的塑造。在宣傳的同時，不論對內對外，皆標榜自身的國家主義為“做出大國應有的貢獻，承擔與經濟地位相稱的國際責任”。而事實上，所謂的“國際貢獻論”不過就是“普通國家論”的另一種說法，目的就在于在國際社會上塑造一個“有擔當，負責任”的日本。在對外宣傳“國際國家”主張的同時，日本非常注重強調白身是為了維護世界的和平，為了防止恐怖主義的破壞，想要積極地為世界安寧做出貢獻，讓其他國家接受日本是和平友好國家的認知，從而進一步收買人心，為日本在國際上的正而形象進行輿論造勢。
然而，所有人都知道，日本是二戰中實施侵略的一方，這與現如今日本所稱的“一貫堅持和平友好”是相違背的。為了消除這種矛盾，日本政界的首腦們做出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舉動，那就是試圖通過否認、美化甚至歪曲歷史，來重塑日本新形象，摘去“侵略者”和“戰敗國”的帽子。先是小泉純一郎在任期內反復多次高調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并將那些犯下戰爭罪行的戰犯，說成是日本為國捐軀的“英烈”，參拜靖國神社，是在祭奠“勇士的英靈”，理應為之。
再是小泉的繼任者安倍晉二，兩度上臺皆不忘在靖國神社奉上香火，并大放厥詞稱不存在侵略之事，那只是“解放亞洲”。日本新版歷史教科書把日本在20世紀對亞洲國家的侵略美化為“把亞洲人從歐美統治下解放出來”，是為了實現“大東亞共榮”而做出的努力，甚至說“侵略”一詞本就沒有準確定義，需要根據各國視角不同而定。還有右翼勢力的各種其他言論，如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對朝鮮半島的入侵，宣傳所謂的“圣戰”理念等。在日本右翼勢力操控的政府看來，只要改變二戰性質的說法，將那些犯下的罪行描述成合理的行為，比起如同德國那般徹底的道歉，更能讓日本獲得良好的形象。而承認歷史，真誠道歉，追捕戰犯，予以嚴懲，對日本右翼來說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丑事，認錯和自殺，日本向來寧愿選擇后者。從本質上來說，這不過是日本逃避戰爭責任的表現，可以說與其所宣傳的“擔當國際責任”完全是背道而馳白相矛盾的。
在安倍二度執政期間，甚至對前一次任期內未能參拜靖國神社表示遺憾。就這一問題，我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曾強調：“靖國神社問題是日本同鄰國關系的破壞因素，也是日本白身的負資產，如果日本領導人執意把這筆負資產背下去，那么這筆負資產就會越來越重。”右翼分子要求拆除位于韓國、美國的慰安婦銅像問題，一度引發韓、美兩國民眾的強烈不滿，安倍政府就慰安婦問題發表的言論，也激起了亞洲眾多曾被侵略國家的憤怒。
2014年1月17日，日本文部省再次修訂現行教科書的審定標準，要求教科書中關于近現代史的記載要尊重所謂政府立場。此次修訂的背景是自民黨認為現行教科書“關于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的記載有失偏頗”。這樣明目張膽的顛倒是非、否認歷史、宣傳軍國主義的行為，目的無非是為了包裝出一個擁有良好國際形象的日本。殊不知，這樣極力美化的行為只會讓他國更加牢記其所犯下的罪行，無異于一次次揭開被侵略國的歷史傷疤，效果和作用必然適得其反，只會更加表明日本是個不負責任，逃避歷史的狹隘民族主義國家。
總之，近年來，日本為了提高其自身的國際地位，增大其在世界上的發言權，以“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為目標，外交姿態由低變高，對外政策右傾化且動作頻頻，這種右傾化一意孤行的政策模式很容易染上對抗性，從而給地區局勢造成緊張。中國的傳統文化是睦鄰友好，和平共處，中國愿同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國家友好相處，共同發展，而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錯誤行徑，使得中日高層往來幾乎中斷，這就充分表明這一點。日本只有走出歷史與現實的雙重迷失，認清形勢，放棄幻想，以實際行動糾正錯誤，才能真正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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