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大學生馬克思論文(2)
2017年大學生馬克思論文篇二
馬克思何時成為馬克思
摘要： 馬克思是何時成為馬克思的?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學術問題，關切到我們對馬克思思想的整體理解和全面把握。只有厘清這個問題，才能完整正確地認識馬克思哲學思想發展的歷史軌跡和豐富內涵。我們認為，1843年底到1844年初的《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的綜合創新思想開始形成，實現從有神論到無神論，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三大轉變，開始了新唯物主義哲學世界觀的探索，進入了一生創作的黃金時代。
一
馬克思是何時成為馬克思的?前一個馬克思指的是生理學意義上的馬克思，自然人的馬克思，后一個馬克思指的是思想史意義上的馬克思，作為新唯物主義創立者、千年思想家、綜合創新的馬克思。這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研究和爭論的熱點問題，關系到我們對馬克思哲學思想的整體理解和全面把握。新時期我們既不能固守僵化的“以蘇解馬”模式，也不能盲目照搬“以西解馬”，必須回到馬克思，“以馬解馬”。
目前學界流行的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以蘇聯學者捷·伊·奧伊則爾曼、尼·拉賓等為代表，認為《神圣家族》之前的一切馬克思早期著作都是所謂的“不成熟著作”。因此，馬克思哲學創新的重要鋪墊——1843年《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及導言長期被打入“不成熟著作”的冷宮，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與重視。另一種是西方學者阿爾都塞提出來的“斷裂論”。阿爾都塞認為，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確實存在著一個“認識論斷裂”，而且青年時期的著作完全滲透了費爾巴哈的思想，并將馬克思的成熟期移到1857年。巴加圖利亞也提出過相似的觀點，認為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使用的是不同的概念體系、話語系統和邏輯思路。
這兩種觀點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對于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他們的評價與馬克思本人及恩格斯、列寧的科學評價不相符合。“在馬克思那里，他的哲學是通過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和國際關系等多重研究融合出來的理論成果”[1]，它不同于以往傳統的停留在大腦風暴的思辨哲學，而是致力于改造現實、綜合創新的實踐哲學。在馬克思哲學史上，的確存在著認識方法和邏輯思路的差異，但絕不存在著斷裂，馬克思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另外，費爾巴哈的影響的確存在，但并不存在所謂的獨立的“費爾巴哈階段”。我們應以馬克思本人的手稿為根本依據，結合其思想前后的具體發展歷程，并對照馬克思對于自身思想的相關說明，實事求是地確定其歷史地位。
二
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是延續的，同時代的變革緊密相關。今天，馬克思并沒有遠離我們，他所提出的問題仍然是我們時代的問題。馬克思對這些問題的論述與探索的文本依然清晰可見，只要我們回到馬克思本人的文本，把馬克思思想發展還原為具體過程，就能清楚地回答馬克思何時成為馬克思這一問題。
《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接觸到大量的社會現實問題，特別是認識到物質利益在社會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恩格斯指出，他“曾不止一次地聽到馬克思說，正是他對林木盜竊法和摩塞爾河地區農民處境的研究，推動他由純政治轉向研究經濟關系，并從而走向社會主義”[2]。正是在這個時期，費爾巴哈的《關于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和《未來哲學原理》兩部專著先后出版，對馬克思的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恩格斯曾經提到他們一時成了“費爾巴哈派”，但并不表示馬克思完全接受費爾巴哈哲學。1843年3月他在給盧格的信中談到，“費爾巴哈的警句只有一點不能使我滿意，這就是：他強調自然過多而強調政治太少。”[3]正是《萊茵報》時期對于現實斗爭經驗的反思和費爾巴哈哲學的影響，使得馬克思開始向唯物主義轉變，并第一次批判黑格爾思辨唯心主義，思想取得重大進展。
馬克思在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同時，一直和盧格等人通信籌劃創辦《德法年鑒》。在與盧格的通信中，馬克思提出創辦革命刊物的目的是“必須徹底揭露舊世界，并積極建立新世界”[4]，然而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須把德國和法國學術界的進步力量聯合起來。一方面，馬克思通過接觸工人運動了解工人的生活和斗爭;另一方面繼續回到書齋從事學術研究，不僅研究了政治經濟學和法國歷史，而且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進行了細致考察，使得自身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觀完成了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轉變。發表在《德法年鑒》上的《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兩篇文章“是他的思想發展中舊階段的結束和新階段的開始。……這一切，表明馬克思已經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轉變。馬克思已經成長為共產主義革命家了。”[5]
馬克思本人在自傳性的回顧中對這段歷史有五次具體的歷史定位：
馬克思在1858年11月12日致拉薩爾的信中，指出《政治經濟學批判》“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的黃金時代的研究成果。”[6]這說明馬克思從1843年就進入自己的黃金時代，開始了自己思想體系創立的過程。
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回顧歷史唯物主義的形成過程時指出：“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的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上。”[7]“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以后，我同他不斷通信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8]馬克思本人的回顧清晰而明確地將自己思想研究的起點定位到1843年底1844年初的《德法年鑒》時期。
馬克思在1867年4月24日致恩格斯信中，“在這里我又看到了《神圣家族》……我愉快而驚異地發現，對于這本書我們是問心無愧的，雖然對費爾巴哈的迷信現在給人造成一種非常滑稽的印象。”[9]馬克思承認費爾巴哈對自己的影響，卻從未抹殺《神圣家族》的重要作用，這有力地反駁了蘇聯學者將《神圣家族》歸入不成熟著作的結論。
馬克思在1873年1月24日寫作《資本論·1872年第二版跋》中指出，“將近30年以前，當黑格爾辯證法還很流行的時候，我就批判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方面”[10]。據此推測，30年前就是1843年，批判黑格爾辯證法的著作即《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而發表在《德法年鑒》上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已經包含未完成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所有要點，正如戴維·麥克萊倫所言，“導言用一種反映馬克思不同發展階段的方式排列了主題：宗教的，哲學的，政治的，革命的。總體講來，導言形成了宣言，其敏銳性和獨斷性使人想起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11]
1880年5月4日，馬克思為恩格斯寫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法文版前言中，再次肯定《德法年鑒》的重要歷史地位，認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當代社會主義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最初發表在馬克思和盧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上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引起了注意。《大綱》中已經表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某些一般原則。”[12]
參照馬克思本人的相關說明，并以1843年《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及其導言本身為依據，筆者認為《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及其導言是馬克思世界歷史觀轉變過程中的重要著作，是馬克思轉向唯物史觀、實現哲學創新、哲學革命的重要鋪墊和思想發源地。但是，長期以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與重視，并被蘇聯學者打入“不成熟著作”的冷宮。“這是馬克思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第一次系統批判，是他哲學世界觀轉變基本完成的重要標志，對于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首次作出唯物主義解釋，因而是馬克思哲學創新的重要鋪墊。”[13]
三
一些西方新馬克思主義者利用“人本主義—科學主義”兩大思潮對立論框架解讀馬克思哲學文本與恩格斯哲學文本的關系，制造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對立論”。即他們主要著眼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早期著作，勢必把馬克思列入人本主義哲學潮流中;而解讀恩格斯哲學主要代表作，集中于《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論》、《自然辯證法》，則很自然地把恩格斯列入科學主義思潮中。
實質上，青年恩格斯與青年馬克思，在通過將理論與實踐統一走向新唯物主義哲學世界觀的道路上，是獨辟蹊徑、殊途同歸的。恩格斯比馬克思更早離開學校，因而也更早地接觸到社會經濟關系和經濟問題。列寧曾經指出，恩格斯是在英國的曼徹斯特認識工人階級的。正是英國社會的現實矛盾和工人運動，推動了恩格斯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轉變。發表在《德法年鑒》上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兩篇文章，表明恩格斯從另一條道路得出了與馬克思大致相同的結論。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評述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起源和影響，分析和批判了它的主要范疇，指出它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理論表現，同時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強調只有消滅私有制、全面變革現存的社會關系，才能消除資本主義的弊端。恩格斯的思想轉變以及他對馬克思這段時期思想的評價更加有助于我們正確理解馬克思何時成為馬克思這個問題。
恩格斯對馬克思文本的寫作背景、過程以及觀點有直接性的了解和把握，從而成為馬克思文本最權威的解釋者。他于1878年發表在不倫瑞克《人民歷書》叢刊上的《卡爾·馬克思》一文，是馬克思在世期間正式發表的少有的一份非常珍貴、重要的材料。“馬克思(這時他已經同后來的反動大臣馮·威斯特華倫的妹妹結婚)遷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盧格一起開始出版‘德法年鑒’，他在該刊物上以‘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為開端，陸續寫了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的文章。”[14]
1883年《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個注“我們兩人早在1845年前的幾年中就已經逐漸接近了這個思想……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魯塞爾再次見到馬克思時，他已經把這個思想考慮成熟，并且用幾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樣明晰的語句向我說明了”[15]。這表明馬克思的世界觀轉變在前，哲學創新在后，1844年以前思想有轉變，1844年以后絕無斷裂，西方學者的“斷裂論”是絕對站不住腳的。
恩格斯在1888年單行本《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序言中提到1845年與馬克思共同闡明他們的見解——主要由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從那時起已經過了四十多年，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們兩人誰也沒有過機會回到這個題目上來。”[16]闡述了費爾巴哈的著作《____的本質》一書對他們思想的解放作用，“只有親身經驗過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時大家都很興奮：我們一時都成為費爾巴哈派了。馬克思曾經怎樣熱烈地歡迎這種觀點……這可以從《神圣家族》中看出來。”[17]
1890年，恩格斯應在耶拿出版的《社會政治科學手冊》出版人之一路·埃耳斯特爾的請求而寫的《卡爾·馬克思》傳記中，重申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時期，開始走向科學。“他們是從在‘德法年鑒’共同工作時開始通信的，從那時起他們就開始合作……這個合作的第一個成果……即‘神圣家族。駁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伙伴’”[18]
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馬克思、恩格斯一人獨自創立的，而是以馬克思為主，恩格斯為輔共同創立的。恩格斯本人以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與誠實謙遜的美德，一生反復強調只有馬克思才是主要創立新唯物主義哲學世界觀的第一提琴手，而自己雖參與了共同創立過程，作用卻是第二位的。
作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與事業繼承人的列寧，在傳播、運用馬克思主義和批判各種錯誤觀點的過程中，不僅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而且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歷史觀研究帝國主義新時代，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結論，開創了全新的馬克思理論解讀框架，把馬克思主義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作為黨的主要領袖、最高領導，列寧高度重視馬克思文本的收集、保管、出版、研究，親自帶頭做這一工作，并由黨中央委員會乃至代表大會做出正式決定，帶動全黨重視這一工作，他對馬克思思想的評價同樣有助于我們厘清這個問題。
列寧在1908年《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文中，論述了馬克思恩格斯超越以往舊哲學的天才之處在于把同樣的唯物主義徹底地貫徹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而且指明“其實早在1843年，當馬克思剛剛成為馬克思，即剛剛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成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義無比豐富和徹底的現代唯物主義的創始人的時候，他就已經異常明確地指出了哲學上的根本路線。”[19]
列寧在1914年11月寫作的《卡爾·馬克思(傳略和馬克思主義概述)》一文中，論述了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時期發表的文章表明馬克思“已經是一個革命家。他主張‘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訴諸群眾，訴諸無產階級。”[20]
列寧在《哲學筆記——拉薩爾〈愛非斯的晦澀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學〉一書摘要》中，曾經指出拉薩爾“和馬克思的區別：在馬克思那里有很多新東西，他感興趣的只是從黑格爾和從費爾巴哈繼續前進，從唯心主義辯證法向唯物主義辯證法前進”[21];“馬克思在1844-1847年離開黑格爾走向費爾巴哈，又超過費爾巴哈走向歷史(和辯證)唯物主義”[22]。
誠如列寧所說，馬克思正是于1843年底1844年初開始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以及比過去一切形式的舊唯物主義無比豐富徹底的新唯物主義的開創者。也正是從這時起，馬克思作為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實踐中為無產階級鍛造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時期發表的兩篇論文雖然涉及的問題不同，但它們在思想內容方面卻是密切相關的，它們的相互關系正如方法和目的之間的關系。它們充分表明：馬克思在哲學思想上，青年黑格爾派時期已經結束;在政治思想上，他的革命民主主義時期走到終局。“這些論文標志著一個新的時期已經開始，馬克思從此以后就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逐步發展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即科學共產主義。”[23]
四
總的來說，1843年底1844年初的《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進入了一生研究的黃金時代，新唯物主義占據主導地位。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通過深刻批判黑格爾的國家哲學、法哲學及唯心主義世界觀，系統探析經濟因素、經濟關系在政治上層建筑領域的基礎地位和重要作用，開辟了通向唯物史觀的道路，從而正確地解決了如何評價物質利益問題。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正確區分了政治解放與人類解放，指出基于政治國家基礎上的政治解放并不能實現人的真正解放，因而政治解放只是資產階級的解放，是不徹底的解放。真正的、徹底的人類解放必須“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而“只有當現實的個人把抽象的公民復歸于自身，并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體勞動、自己的個體關系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離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4]具體應該如何實現人類解放，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明必須訴諸實際斗爭，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要完成這一人類解放的使命，只能依靠無產階級。
因此，筆者提出1843年底1844年初的《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實現從有神論到無神論，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三大轉變，馬克思開始成為真正的馬克思。正如弗·梅林在結束1918年出版的《馬克思傳》中關于在巴黎出版的早期著作的一節所說：“在《德法年鑒》上，馬克思還在耕耘著哲學的田地;但是在他用批判的犁開出來的壟溝里，唯物史觀的幼芽已經生長起來，它們在法蘭西文化的陽光下很快就揚花抽穗了。”[25]
注釋：
[1]仰海峰：《形而上學批判——馬克思哲學的理論前提及當代效應》，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第40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第446頁。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53頁;第59頁;第63頁。
[5]蕭灼基：《馬克思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第72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46頁。
[7][8][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頁;第33頁;第112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93頁。
[11]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王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第509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87頁。
[13]王東：《馬克思學新奠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509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116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2頁。
[16][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1頁;第222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93頁。
[19][20]《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8頁;第415頁。
[21][22]《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293頁。
[23]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馬克思傳》，易廷鎮、侯煥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第50頁。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189頁。
[25]弗·梅林：《馬克思傳》，樊集譯，人民出版社，1965，第99頁。
(作者王東、賈向云：北京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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