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獎的初中政治論文
一個國家離不開政治，政治在每個國家都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一等獎的初中政治論文，希望你們喜歡。
一等獎的初中政治論文篇一
中國政治發展路徑淺析
摘要：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作為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制度體系一直得到廣泛的關注，研究中國的政治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Abstract：China serve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as different from the capitalist system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has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關鍵詞：政治發展 政治發展與經濟變革 中國道路
Key words：politic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China road
一、政治發展理論的興起背景和發展歷程
政治發展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政治發展主要是針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的，廣義的政治發展則是人類政治的一種確定不移的進步。作為狹義來理解政治發展是指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過程中所伴隨發生的政治領域的一些顯著變化，比如制度化、一體化、政府效率的提高以及識字率等等。
政治發展這個概念最早是由麥克里迪斯提出的，他認為二戰以后，新獨立的國家面臨政治體制的確立問題，應該從政治發展的角度進行研究。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 )作為政治學的一個范疇是60年代初首先在美國政治學界開始使用的。二戰后廣大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紛紛獨立，這些國家所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不僅決定著他們自己的前途和命運，而且也關系到西方國家的切身利益。即第三世界國家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面的走向，和過去一樣，將深刻地影響到主要發達國家的地位和政策。所以西方學者的熱衷于對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獨立后現代化趨勢和進程的關注和研究，決非偶然。
60年代美國這方面大多數有影響的著作，其主流思想都是力圖把新興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和政治發展引向“西化”甚至“美國化”的軌道。西方政治發展研究在70年代把重點轉向了發展中國家政治穩定和政治秩序的研究。但是到80年代研究重點重新回到向民主制過渡上。
二、政治發展的目標與政治參與
政治發展有其自身的獨立性和邏輯。有自己獨特的目標和發展系統，并且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有極大的相關性。
(一)政治發展的目標
第一，政治一體化。政治一體化“涉及到權威的合理化，并以單一的、世俗的和全國的政治權威來取代傳統的、宗教的、家庭和種族的等等五化八門的政治權威。”權威的合理化也就是權力的集中化過程。因為“權威的分散與現代化是不相容的”，“現代化要求具有變革能力的權威”。
第二，政治制度化。“制度就是穩定的、受珍重的周期性發生的行為模式。”“制度化是組織和程序獲取價值觀和穩定性的一種進程。”政治制度化代表著“社會組織和政治程序的力量”。任何政治體系的制度化水平都可根據其組織和程序所具備的適應性、復雜性、自主性和內聚力四個方面來衡量。A.適應性與政治體系的功能有關。一個政治體系對外界環境的適應性越強，其制度化程度越高。反之，其適應性越弱，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因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總是要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動向，提出前所未有的任務，這就要求政治體系必須對環境保持足夠靈敏的反應。B.復雜性與政治體系的結構有關。政治體系的結構分化程度越深，專業化程度越高，其發展程度越充分，它的制度化水平越高。C.自主性表示政治組織和政治程度獨立于其他社會團體和行為而生存的程度。在高度發達的政治體系中，政治組織享有的完整性是那些不發達的政治體制中的政治組織所不具備的。政治體系的自主性標志政治體系制衡機制的建立。D.內聚性。一個組織越團結，越具有內聚力，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相反，組織越不團結，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政治體系的內聚性表征政治體系法制權威的建立。
第三，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的“中心程序是由人民通過競爭性的選舉統治他們的領導人。”“公開、自由而公正的選舉是民主的本質。”政治民主化意味著提高社會上所有集團參政的程度，政治參予的擴大是政治現代化的標志。在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為推動經濟發展，集權政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推進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同時可以放棄民主化的追求。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發展中國家遲早要走上民主化道路。民主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的基本任務，現代世界的總趨勢一直是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圍的擴張。民主化是現代社會不可避免的趨勢。
(二)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參與
一個政治體制穩定不穩定，依賴于政治參與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間的相互關系。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政治不穩定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參與的發展超過了政治制度化的發展。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穩定，當政治參與提高時，社會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必須提高。“政治上的首要問題就是政治制度化的發展落后于社會和經濟變革。”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必然帶來政治參與要求的擴大。一個國家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狀態，會使對政治的要求很難通過合法的渠道得到表達，并在該政治體系內部得到緩解和集中。
(三)經濟變革與政治變革的關系
經濟發展需要秩序。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集權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還有效。但是經濟發展會促進政治民主化。世界上除少數幾個像盛產石油的國家這樣的富國之外，多數富裕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除極少數像印度這樣的窮國之外，大多數窮國都是非民主國家。向民主化的過渡也常常十分集中地發生在那些達到中上收入水平的國家。經濟改革需要有一個強大的、具有權威的政府，這意味著權威政府比民主政府能更好地推進經濟改革，因為它們會更有能力抵制住公眾的壓力和既得利益對改革的反對。所以在經濟變革與政治變革的順序上，首先應是經濟變革，其次是政治變革。這對于要實現這兩個目標的國家都意義重大。但是首先進行經濟變革并不意味著無限期地延誤政治變革，試圖這樣做的結果只能瓦解其政權的合法性。
三、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道路的多緯度考察
(一) 時間維度
如果僅僅從近代來說，中國的政治發展可以從1911年開始。之所以以這一時期為開端是因為這個時期中國開始走現代國家的道路。中國的傳統社會走向消解，現代國家開始建立。這是中國政治發展的第一個時期。這一時期的政治發展沒有達到建立現代國家的目標，而且這時的政治發展采取了一種極端的做法，也就是徹底的拋棄中國文化，使中國的國家建制失去文化根基。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開始應該作為中國政治發展的第二個歷史時期。這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任務是落后國家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如何達到民主的問題。這個時期的政治發展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發展上的意義是什么也就是在社會主義的邏輯下什么樣的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這主要是在同資本主義敵對的背景下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路徑選擇的思考。二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也就是要理清人民民主和人民解放的關系。中國在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很大的問題，特別是對于民主貫徹的不好，以致于中國陷入災難之中。政治發展的過程基本上中斷。
第三個時期是1978年以后中國的政治發展。這一時期中國政治發展的整個軌跡是走向現代化。中國憲政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的成長與中國現代經濟、現代社會的成長相聯系，與全球化的世界環境相聯系。1978年以后的政治發展是一個積極的過程。
(二)空間維度
所謂的空間維度是把中國的政治發展放在世界政治環境中進行考察。
首先要認識東方落后國家的特性。也就是要對傳統對政治現代化的影響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傳統因素對現代化的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東方的政治發展;二是與此同時，現代政治的發展不得不面對和重視傳統的因素，不能輕易的加以拋棄。中國這一百年的政治發展都處于傳統政治與現代政治的對立中，中國政治的每一步發展都在否定傳統政治，這樣的一種態度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是不利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借鑒歐洲的經驗。對傳統應該進行結構性的改造，而不是徹底的毀滅性否定。現代的政治發展一般都強調制度，制度決定論條件下現代國家可以否定傳統社會的上層建筑甚至社會結構，但是這種制度不能否定人。這種改造可以改造人但不能改造“魂”，這樣的一種改造必然打破社會結構自身的邏輯。這樣就等于中斷了歷史。
二是要認識中國政治發展的特殊性。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社會，首要的任務是解決這么多人口的吃飯問題，這也是政治能力的首要體現。對于這樣的社會，政治發展可以通過兩條途徑而獲得：一是禁欲主義的，用強制的、配置的方式進行社會的穩定控制;二是人的欲求的自然滿足，并且按照其自然增長而增長。中國選擇走的是第二條道路，那么中國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發展。亨廷頓有過一個簡單的公式：政治穩定=政治參與/政治動員，而中國面臨的問題卻復雜的多，中國的發展問題也與穩定相關聯，那么在中國政治穩定=(政治參與/政治動員)+(經濟發展/欲求增長)。這樣的一個分析說明，中國保持政治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的發展，因此經濟發展就成為最大的政治。通過這個公式也可以看出要保持中國的穩定，維持一種相對平衡的現狀，中國的政治發展要持續，但是不能是急劇的，而只能是漸進式的發展方式。
(三)結構維度
所謂的結構維度是指政治發展是一個完成的體系，包括價值、組織和制度三個方面的發展。這幾個方面中，關鍵的是制度建設。制度是決定性的因素。但是中國的制度成長遇到了價值、組織等方面的障礙。中國的價值層面上來說，還是側重于對家族或者小范圍的集體的認同，而缺少對國家的認同，認同體系的范圍無法得到擴大，這樣很多制度方面的建設就無法推進，這樣的一種障礙與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有很大的關系。但如何處理傳統和現代之間的關系還處于一個兩難的境地，所以一種合理的價值體系的建設尚處于探索之中。組織方面，制度建設需要組織化完善的社會，但是中國的社會尚未實現轉型，制度缺乏組織支撐。因此，中國的政治發展從結構上來說還不和諧，需要各個方面的推進，因此中國的政治發展也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的。
(四)操作維度
在任何類型的政治發展中都存在國家、社會和政黨的作用和地位問題。社會主要是側重與民主自治和協調，國家側重于制度建設而政黨主要目標在于國家政權。西方國家的政治發展主要是在市民社會的基礎上，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制度體系，政黨在這樣的體制性框架下進行活動的。而中國的政治發展具有特殊性，中國的市民社會尚未形成或者說處于一種不成熟的狀態，中國的法律體系是在執政黨的帶領下完善和發展的，中國執政黨的地位是在建立國家的過程中確立的。因此中國的政治發展應該在社會和政黨的推動下逐漸的進行積累以實現國家的成長。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政黨的變革作為積累性的因素最后都反映在國家制度的建設和完善上，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政黨變革的推動作用也都是通過國家層面來實現的。所以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關鍵是社會和政黨的發展，中國的政治發展應該走一條累計性的、漸進發展的道路而不應該通過破壞性的或者革命的方式來實現。
中國的政治發展所走的歷程應該是從經濟民主到社會民主再到政黨民主最后實現國家民主也就是憲政民主.所謂的經濟民主主要是指分權、市場經濟以及產權制度建設，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已經向著經濟民主前進了很大的步伐。社會民主總體上來說尚處于發育過程當中。政黨民主有我國現實的道路。我國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的確立有其特殊性，這樣的地位的確立使中國共產黨在很大程度上缺少監督。因此，所謂的政黨民主就是要限制權力，防止權力的濫用。最后實現的是國家民主，也就是國家處于一種法律完備的狀態，使國家的各項事務的運轉不因為個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
無論哪一個國家，也無論哪一個民族，或遲或早都要發展自己的政治文明。在這種全球性的發展政治文明的過程中，形成的將是一種全新的全球性的政治文明，它既不是哪一種地區性政治文明的擴散，也不是一些國家對另一些國家的模仿，而是各個地區性的政治文明共同做出的貢獻。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現代化都不能孤立地進行，都要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因此，“中國模式”必將具有良好的價值和廣泛地存在空間。
參考文獻：
【1】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華夏出版社。
【2】達爾：《現代政治分析》，上海譯文出版社。
【3】斯科特：《布萊克維爾政治社會學指南》，浙江人民。
【4】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
【5】亨廷頓：《現代化：理論與經驗的再探討》，上海譯文。
【6】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
一等獎的初中政治論文篇二
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發端于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蕭公權、薩孟武等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學層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在20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學被錯誤取消期間，中國政治哲學的研究就失去了獨立的學科地位及意義，而附屬于歷史哲學層面的社會形態理論，主要運用階級分析方法，選定思想家思想中體現階級性及歷史走向的部分議題為政治思想議題，其中就包含著政治哲學議題，譬如人性論及政治理想國等。隨著政治學的恢復及初步發展，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漸次展開，但又總擺脫不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的陰影，從而使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總是同各種各樣涉及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的討論混雜在一起，其研究方法則主要有文化哲學、歷史哲學、哲學及歷史學的方法。
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現有研究成果體現兩個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種研究思路較為看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普遍性特征，著力于發掘現代政治的傳統政治哲學基礎，論證現代政治的中國版本所必需的某些來自傳統政治觀念的支撐，竭盡全力論證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具有內在地轉向現代政治哲學的可能性或已經有了某些現代政治哲學觀念的雛形。第二種研究思路則較為看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特殊性特征，從思想與社會互動的角度，著力于分析其歷史性的具體內涵及曾經產生過的社會影響，特別注意分析政治觀念、范疇等在傳統思想中的原始含義，即從原始的概念、范疇等的解釋中整理出思想家闡明的原始思想事實，傾向于歷史地具體地對待傳統政治哲學的特殊性內容，其研究結果認為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就其歷史內容而言并無趨向現代民主的趨勢，在其已有的歷史中也沒有與現代民主和諧共存的經歷，而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較多地發生著阻滯民主發展的消極作用。
一、路徑與特色：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范式
迄今為止，國內學者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有三種基本范式：
其一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者從一般哲學的研究進入政治哲學的研究，比較注重概念和范疇等的解釋和演繹，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框架，對中國傳統哲學中政治意義明顯的概念、范疇與命題等進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鈿教授。周桂鈿教授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一書力圖從范疇和命題的解釋方面著手，研究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的幾對主要范疇或命題，其貢獻及局限一如前述。通過研究，周桂鈿教授提出了三點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學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主干，政治哲學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論是中國政治哲學的中心。周教授沒有對政治哲學的概念及研究對象與方法等進行描述式的處理，而只是將傳統哲學中政治性內容進行了羅列或排比，既沒有回到思想現場進行思想事實發掘，也沒有著力于概念、范疇、命題、判斷及推理等的系統分析，結論雖缺乏政治哲學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嚴謹與縝密，但作為一種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其二是結合中國社會近代化或現代化問題，主要從民族文化自尊和歷史發展普遍法則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的某些范疇進行了歷史哲學的解釋，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李存山等主要是通過民本與民主關系的討論，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局部進行了重點探索，意在尋求中國政治民主的內在依據或源頭活水，著力在中國古代尋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張岱年的《黃梨洲與中國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國自殷商以來沒有民主制度，但在學術史、思想史上也還是有民主思想的。……中國在先秦時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四李存山認為黃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開端”，李存山的結論至少有兩個基本的片面性。一、他的研究模式屬于“六經注我”，既不太關注黃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問題，也沒有觸及到黃宗羲政治思想的綱領性概念，而過多地關注與同時期西方啟蒙思想家的比較，過多關注梁啟超等人承認的黃宗羲思想對他們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謂影響。二、他對現代民主的發生與傳播機制缺少必要的了解，不僅置民主觀念的悠久歷史于不顧，而且還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個階段自然形成，從而確定中國的民主也可以在某個階段通過思想家的努力，在沒有任何民主思想資源及制度資源的情況下出現，斷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沖決君主制的束縛而走向民主。
其三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研究者從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漸衍生出政治哲學研究，注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概念、范疇、命題和判斷等的社會學或歷史學解釋，其主要代表是劉澤華。劉澤華繼承了蕭公權的研究傳統，在政治觀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階級政治模式，能夠“采政治學之觀點，用歷史之方法”，就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主要概念及范疇等進行了社會分析，并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間的必然聯系，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斷的普遍社會影響力，其中對綱領性概念的關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學探討問題的方式。
國外學者研究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主要有三種范式：其一是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為代表的歷史哲學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來中國傳統思想的近代意義，力圖將中國思想或社會的近代化看作是傳統社會主要成分的內在延續，其研究風格和旨趣與李存山等比較接近，旨在尋求東亞現代化的內在依據。他認為李贄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個由傳統到現代的重要過渡性人物，將近代思想在中國的展開描述為一定肯定人欲的過程，并整理出了一個從李贄到孫中山的近代思想的發展線索，再結合他視域中的明清之際以來反專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進程中內生。
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維明等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的中國政治哲學研究，他們以儒家傳統政治哲學的現代轉化為題材，探討了中國傳統儒家政治哲學的現代意義，嘗試將儒家傳統政治哲學與西方政治哲學進行嫁接，提出了“返本開新”、“新外王”等理論，對于探索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如何煥發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鑒價值。杜維明極力推崇現代民主而反對傳統專制政治，認為儒家思想中確實存在著為君主專制服務的成分，主張繼承儒家的同時還需繼承批判儒家的五四傳統，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與現代民主相適應的普遍部分。杜維明認為宗教倫理層面的儒家學說具有超越歷史的普遍性，不僅可以成為中國現代民主的倫理基礎，確保民主政治的中國屬性，而且對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決倫理危機也有重要意義。海外新儒家面對的是民主政治已經成功植入之后的民主政治與東方倫理的關系問題，并著力于尋找中國儒家倫理中能與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并且從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方面發掘、解釋和論證了儒家倫理的普遍意義。處理兩者是否相融通的問
題遠比處理發生學意義上的兩者關系問題簡單，而且也可以主要用邏輯分析的抽象分析方法，從儒家倫理中抽象出具有普世價值的觀念成分也未嘗不可，畢竟中國不可能完全西化，特別是在宗教層面，而儒家倫理中的宗教層面如確實在邏輯上與民主 政治相融通，那么在觀念上把兩者邏輯地 聯系起來也不是絕對無益于 社會，起碼在民主政治已經確立的情況下可以讓它更加民族化。其三是美國和西歐的海外漢學家，以現代化為主要問題，探討了中國傳統政治及政治 哲學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響，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列文森注意到了傳統政治 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響，但他否認了儒家等傳統政治觀念能夠順利生出現代政治觀念。
盡管上述范式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都極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確性，但各自得出的結論竟至于截然不同。這一方面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及價值取向的迥異，特別是在中國民主如何發生及處理民本與民主的關系上，方法與價值取向對于結論的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在沒有民主 實踐并沒有民主思想資源的情況下，中國的民主思想如何獨立開始其形成的過程，是個頗為關鍵的問題，竊以為從思想到思想的文本研究及抽象推理難以得出合乎實際的結論，特別是當我們全過程地追蹤了“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國的含義演變后，大概才能在民本與民主的關系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另一方面，研究者關注點不同，雙方在定性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為君主專制主義上并無太大分歧，在對傳統政治文化的批判及反對態度上也頗為接近，但一方關心的是民主在中國如何發生的歷史發生學問題，以便進一步確認民主在中國 發展的觀念條件，立足于反對現實的封建主義，而另一方則在反對封建主義的基礎上關注民主如何中國化的問題，關注民主扎根于中國本土所需要的本土觀念基礎等，并注意發掘傳統政治文化中能夠與民主融通的普遍內容，積極尋求中國思想的世界貢獻。從國內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現狀來看，關注民本與民主的關系，力圖說明民主怎樣產生的發生學的問題在研究中占有壓倒性絕對優勢，而海外的研究則或比較關注傳統政治觀念在現代的適應問題，如新儒家，或比較關注中國政治觀念如何在應對西方的挑戰中克服傳統觀念的影響而形成現代政治觀念的問題。
民本與民主的關系成為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中心議題，而此中心議題的解決則必須以從政治哲學上清理傳統民本思想中的核心性綱領性概念的具體內涵及其相互邏輯關系為前提，即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綱領性概念進行邏輯清理，把握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的整體性的共同框架，已經成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關鍵。
二、觀念史方法：從政治思想史到政治觀念史
觀念史研究方法在國外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已經得到有效 應用，以賽亞·伯林的政治思想研究采用觀念史研究方法已經成了觀念史研究 的方法典范，其以觀念史方法研究政治思想的結論已經產生重大社會影響，并帶動了更廣大范圍的觀念史研究。早在1969年，昆廷·斯金納就 發表《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一文，就觀念史方法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的應用提出了許多富有啟發性的重要見解。他說：“觀念史家的任務應是研究和詮釋經典文本。撰寫這種歷史的價值在于：那些有關道德、政治、宗教及其他類型思想的經典文本以‘普遍觀念’的形式包含著一種‘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智慧’。這樣，我們可望直接從研讀那些有著持久相關性的‘無時間性的成分’中獲益。這就進一步向我們表明：接近那些文本的最佳途徑是必須將注意力集中于每位作者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會生活中的‘永恒問題’都說了些什么。
也就是說，在閱讀經典文本時，我們必須準備好將其視為‘似乎是出自一位當代人之手’。最為根本的是這樣一種研究路徑：僅僅專注于他們的論證，并考察他們在那些永恒的問題上告訴了我們什么。”他提醒研究者說：“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用以表達我們觀念的術語的意涵有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這就使得那種有關著作家就某一觀念的言論的描述可能會對理解文本的意涵產生誤導。”觀念史方法的應用基礎就在于：一個文本或思想只有通過考察和分析它的歷史語境才能得到理解，在這個語境中，作者所說的問題永遠具有特定的歷史針對性和意義。昆廷·斯金納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的分析方法是典型的觀念史方法。他盡量不去“專門研究主要的理論家，而是集中探討產生他們作品的比較一般的社會和知識源泉”，“首先論述我認為是他們最初 寫作時所處的和所服務的社會的有關特性”。因為“政治生活本身為政治理論家提出了一些主要問題，使得某些觀點看來成為問題，并使得相應的一些問題成為主要的辯論課題”。他還強調要“考慮一下構想出這些主要文本的知識 環境，即在此之前的著作和所繼承的關于政治社會的假設，以及比較短暫的、同時代的對于社會和政治思想的貢獻的來龍去脈”，因為“在任何特定時期可供使用的規范詞匯的性質和限度也有助于決定選擇出具體問題加以討論的方式”。昆廷·斯金納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頗為關注近代政治觀念(如國家等)的發生、演變與形成，典范性地運用了觀念史方法。“我從13世紀后期寫起，一直寫到16世紀末，……正是在這個時期逐漸具備了關于國家的可公認為近代的概念的主要因素”，“在這個時期，從‘維持他的國家’——其實這無非意味著支撐他個人的地位——的統治者的概念決定性地轉變到了這樣一種概念：單獨存在著一種法定或法制的秩序，亦即國家的秩序，維持這種秩序乃是統治者的職責所在”，“國家的權力，而不是統治者的權力，開始被設想為政府的基礎，從而使國家在獨特的近代術語中得以概念化——國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內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唯一恰當目標”。
觀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國政治思想研究中實際上已經有了某種開始，只是還沒有產生自覺的方法意識。與注重從宏觀敘事與通過比較定性研究的政治思想研究范式相比，劉澤華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研究比較接近觀念史的研究方法。他“的立論來自歸納法，所有的材料都是從‘母本’中梳理出來的，而且在解釋和運用時也都以‘母本’的完整性為前提。……絕不抓住一兩句話，離開‘母本’體系，推導和演繹出現代性的政治觀念或理論。”從這樣的“母本”出發，研究者就會比較關心思想家向他自己提出的問題，就會比較關注思想家對自己急于想回答的問題給出的具體答案，而不太關心思想家對我們想要追問的問題的答案，從而就會在政治思想史的資料整理中發現思想家們 熱點討論的問題，并進而發現思想家們在提問及回答方面表現出來的相同或不同點。劉澤華先生在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把歷代思想家闡述的統治理論作為自己分析研究的主要對象，以還原思想事實為前提，梳理不同時代、不同流派杰出思想者的權力理論，清理主要的問題與答案，分析了綱領性概念的文本涵義。《君主名號穹廬性的政治文化意義》、《臣民卑賤論》、《君尊臣卑：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大框架——析韓愈、柳宗元的表奏》、《帝王尊號的政治文化意義》、《天人合一與王權主義》、《王、道相對二分與合二為一》、《王、圣相對二分與合二為一》等文章，都是劉澤華先生運用回到思想現場的觀念史方法，分析
傳統中國綱領性 政治觀念的代表性文章。雖然劉澤華先生沒有明確提出觀念史研究方法，但其研究的范式以觀念為分析單位，注重結合觀念 環境向觀念提出的原始問題，盡量展現觀念的原始涵義，卻很符合觀念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精神。我在《民本的極限——黃宗羲政治思想新論》中，曾結合黃宗羲思想研究的現狀，分析了宏觀敘事范式的方法論缺陷，提倡回歸思想現場，進行觀念的研究。“政治思想研究也要采取回到現場的獨特視角，從政治思想提出或涉及的具體政治問題人手，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盡可能客觀公正地描摹和評價政治思想的內容。”
與傳統思想史研究從研究者的生存環境、知識背景及疑問出發不同，觀念史研究方法突出了研究對象的生存環境、知識背景及疑問等，從而在范式上表現出三個最主要的特點：其一，觀念史研究突出思想事實的原始涵義，采取回歸現場的研究方法，還原思想家的 社會環境、話題及所提疑問，系統地敘說思想家的思想，還原思想家的思想邏輯，盡力擺脫研究者學科邏輯對研究對象的擾亂甚或重組。其二，觀念史研究的關注單元是較為普遍的綱領性概念，其在歷史上不僅經歷了較為漫長的時段，而且還是思想家普遍接受的關于人、社會及世界的基本預設，這些預設的名詞可能沒有發生變化，但名詞的內涵卻隨時代與學派而存在重大不同，歷史地解釋觀念的涵義變遷是理解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路徑，因此觀念史研究能夠避免思想史研究從概念到概念的局限性。其三，觀念史研究注重將觀念與社會 聯系起來加以考慮，但又不是簡單地反映論，而是從社會客觀向思想提出的問題及向思想提供的條件等來客觀地分析觀念的內容，強調社會條件對觀念的根本制約，觀念不會主動解決社會不想或沒有追問的問題，觀念內涵的變化也不會脫離原有知識話語的決定性影響。
三、觀念的邏輯：中國傳統政治 哲學的整體視角
觀念史研究方法的運用，使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關注單位變成了具有普遍影響的政治觀念。觀念史“所分析和揭示的……是往往不明言的、根深蒂固的和構成性的觀念、概念和范疇的動機和隱蔽源頭的來源和性質……我們利用這些觀念、概念和范疇來安排世界，解釋我們的大多數 經驗，尤其是人類道德、美學及政治活動領域的經驗，由此擴大我們的自我認識和我們對自己的創造性范圍的自由的認識。”作為追求實現自己的歷史創造主體，每個時代都是在一定觀念的指導下進行活動的，因而每一個時代都有為數不少的普遍性的觀念為人們提供社會活動的終極目的與普遍化形式的依據。
一個時代的預設性的政治觀念總是針對著特定的根本政治問題展開的，它一般是追求對某一個根本政治問題的絕對答案，即給某個根本政治問題提供一個永恒有效的絕對解，以便提供合規律合目的的社會秩序及個人心態的普遍依據。這種預設性的政治概念一般都同時是某歷史階段思想 文化的綱領性概念。“任何一種成形態的思想文化都有一套綱領性的概念來表達和支撐，……那些正面的綱領性概念集中表達了真、善、美。”思想文化中的綱領性概念本質上只是萬事萬物合規律合目的的秩序排列的前提性預設，它既不能在經驗中證實，也不能在經驗中證偽，而只能甚至必需在經驗中被優先接受，即綱領性概念是世界萬物本體秩序的根本預設，而本體秩序的合規律合目的特征又要求預設的綱領性概念必須是一個關于世界的全稱肯定判斷。綱領性概念有兩個基本政治功能，其一是綱領性概念的普遍性預設為政治世界提供必然的本體秩序，確認本體秩序的普遍形式;其二綱領性概念客觀上總是站在有利于政治權威的位置，為政治權威及其對社會的控制提供必然理由，成為政治控制賴以實現的重要理論資源。
何兆武先生認為：“人文史……的全歷程自始至終都是貫穿著人的目的的。……目的是歷史中的人的因素，……物本身是不會創造歷史的。……一切人文價值……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從科學里面推導出來的結論。它們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觀規定的事實和規律。……它們不屬于科學實證的范圍，是科學所不能證實或證偽的，卻又是人生和人的歷史所非有不可的東西。我們之需要它們，絲毫不亞于我們之需要科學。”政治作為人類創造歷史以實現自身目的的有效手段，其 發展的軌跡及趨勢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個時代普遍流行的關于人類目的的制約，即人類怎樣思考并定位自身的目的，政治就會努力實現某個目的，某個時代人們在目的方面的基本預設從根本上決定了政治的性質、形式、趨勢及任務等。
觀念史研究方法在政治思想中的 應用，即是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在關于社會目的的基本預設上，重點考察某個文化背景下某個時代的普遍性目的預設，它們通常是一些以必然性概念、命題與判斷等形式出現的觀念共識。。觀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的應用，其實就是分析傳統時代的觀念共識中蘊含的確定普遍性內涵，并勾勒其內部構成部分的客觀邏輯聯系，整理在思想家們中流行的關于人的目的的預設。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必然性價值判斷作為社會存在的目的預設，雖然大多是沒有前提的絕對價值判斷，適用于較長的歷史時段，但其邏輯涵義及彼此的邏輯關系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上卻具有高度穩定性，而揭示必然性價值判斷的邏輯涵義也就成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的重要 工作。觀念史研究方法較為關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以必然性價值判斷形式出現的必然觀念，肯定觀念在社會本體秩序的生成及維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并認為穩定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合目的合規律的本體社會秩序基礎上，而本體社會秩序則根源于一套邏輯上自恰的必然性價值判斷。這種邏輯上自恰的必然性價值判斷還是一切政治判斷及政治理想國追求的前提及最后歸宿。“社會作為有機整體的維系者主要是觀念，正是許多必然性的觀念提供了社會持續存在的邏輯基礎。……必然性觀念不僅使人們普遍相信他們所處的社會的天然正當性，而且還會從必然性觀念中延伸出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并通過觀念的約束而產生普遍的行為標準。”“現實中的和諧社會都存在一套必然性的觀念，這些觀念由于徹底解決了人所以為人的許多根本性問題而成了某種不言而喻的絕對真理或先驗命題。”
目的預設通常表現為必然性的價值命題，而價值命題的涵義變化就是價值思維的轉型。作為目的預設的必然性價值觀念的變化，乃是政治思想發生重大變化的標志，可以作為衡量政治思想的時代屬性的基本標準。“政治思想的本質、主題、主旨和發展趨向等均取決于其中的政治哲學，它由一系列具有必然性的范疇和命題構成，為政治社會設定了人們必須追求的必然政治目的和具有本體意義的普遍政治關系模式，是政治思想的骨架和靈魂……。”必然性命題作為社會存在的觀念基礎。它們對個體人、社會及政治的影響都不可回避地“具有必然性”，“它們一方面給人們提供了衡量社會公平與否的基本標準，另一方面又給于一切人以美好的希望，最重要的是這些觀念不僅給了人們在歷史老人面前的充分信心，而且也由此而獲得了堅持和追求正義的必然理由，而正義也通過這些必然性觀念具體地呈現給各個個體。”“任何一個成熟的社會都有一套這樣的必然觀念來系統地表達價值性判斷，闡述社會的基本道義，將社會基本道義命題化，從而形成某
種形式的歷史終結論。”“價值判斷的必然性……在理論上和 實踐上都樹立了一套絕對的是非標準，并由此而邏輯地推演出了一個 社會及人的狀態。西方 政治理論中人類個體及群體行為的當然元規則，就根源于一套邏輯上，自恰的必然性價值判斷，而這套價值判斷體現為本體社會秩序就是自然狀態和自然法，而政治及群體都是本體社會秩序的載體，既根源于本體秩序，也體現并歸宿于本體秩序，并須竭力維護和鞏固本體社會秩序的當然義務。……一套邏輯自恰的必然性價值判斷的邏輯組合，既是人及政治的起點、依據和標準，也是人及政治的目的性歸宿。”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如果沒有發生必然性價值判斷的實質突破，就不會有真正現代的政治思想產生。
中國傳統思想 文化的概念、范疇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 聯系，梳理其邏輯聯系可以整體性地了解傳統思想文化體系。張立文先生在梳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概念、范疇等之間的邏輯關系上已經進行了很好的嘗試，取得了積極的研究成果。他在初版于1981年的《朱熹思想研究》中反思 哲學史研究方法時指出：“近三十年來，對哲學家的思想，曾習慣地按其自然觀、認識論、方法論、倫 理學、歷史觀等方面，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這雖是研究 工作的基礎，是完全必要的，也取得了成績，但停留在這個水平上是不夠的。因為哲學家哲學體系的各個方面及其基本范疇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從而構成了一個整體。‘分門別類’的研究，往往于整個哲學體系內在的邏輯聯系注意不夠，而只有深入揭示某一哲學體系的內在邏輯結構或聯系，才能如實地反映該哲學體系的本來面目。”張立文先生在《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中系統分析了中國傳統哲學的邏輯結構，示范性地使用了分析哲學體系內部邏輯結構的研究方法，并就分析哲學體系內部邏輯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許多頗有價值的觀點。
他肯定了民族、時代或哲學家的理論思維體系具有一定的內在邏輯，即范疇之間存在邏輯關聯。“一個民族思想的、哲學的理論思維，一個時代的思潮或一個哲學家的理論思維體系，是由若干概念(范疇)來表達的，是由諸多互相聯系、互相作用的范疇間的邏輯序列或結合方式構成的。”張立文先生主張解析哲學體系的邏輯結構，要從哲學思想的實際涵義分析開始，注重思想事實的意義解析，而“不是從現成的原則、原理出發，也不承襲西方的分門別類，更不把中國哲學削足適履地去符合現成的原則、原理，而是從中國哲學的世紀出發，試圖梳理和 總結出中國哲學固有的原則、原理、規律、方法。……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向中國哲學的內在世界探索，從中國傳統哲學范疇在一定社會 經濟、政治、文化、思維結構條件下的結合方式和人類認識 發展史的角度，探索其邏輯結構的演變和發展，揭示中國哲學范疇橫向聯結和縱向承接關系，使哲學范疇的研究不停留在靜態上，而在動態中上下求索。這種根植于中國哲學土壤上的哲學范疇邏輯結構的分析，可以在思維中再現范疇邏輯結構的具體形態，從而進一步揭示出中國哲學邏輯的結構。”“所謂中國哲學邏輯結構，是指中國哲學范疇的邏輯發展及諸范疇間的內在聯系，是中國哲學在一定社會經濟、政治、思維結構背景下所構筑的相對穩定的邏輯理論形態。”管同張立文先生研究的中國哲學一樣，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當然也是由諸概念、范疇等構成的一個思想整體，這個整體同樣也存在一個范疇的邏輯發展及諸范疇間的內在聯系，并且也有一個在傳統時代相對穩定的邏輯理論形態。
這就決定了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研究也可以運用注重思想事實分析及概念、范疇之間邏輯聯系梳理的邏輯分析方法，進行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邏輯演繹，再現作為整體思維框架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固有邏輯及其發展演化過程。
看了“一等獎的初中政治論文”的人還看：
2.初中政治論文大全
5.初中政治典型論文
一等獎的初中政治論文
上一篇：初中政治論文范文1000字
下一篇：初中政治論文怎么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