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政治論文2000字
初中政治論文2000字
初中政治是培養學生素質及道德品質的重要渠道,下面小編給大家分享一些初中政治論文2000字，大家快來跟小編一起欣賞吧。
初中政治論文2000字篇一
論生態政治與政治生態化
【摘要】近現代工業文明給人類帶來了巨大進步的同時，由于人類對自然和自身的不正確認識及盲目開發行為，導致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態危機。在此基礎上推動了各國政治和國際政治生態化的發展。生態政治產生發展是政治生態學、政治生態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礎，政治生態化是生態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結果，是解決當前全球生態危機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環境協調、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未來政治發展的趨勢之一。
一、引言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性環境問題的出現，生態危機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這種關注從某個角度上講已遠遠超過了國家之間、地區之間、民族種族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人類越來越關注自身共有的生態環境和生存家園--地球。對生態危機的關注迫使人類重新審視自身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重新審視人類自身原有的思維方式、生產及消費方式、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倫理觀、發展觀，以及世界各國經濟、文化、政治發展前途和命運。全球性環境問題的出現，使得任何國家，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環境問題和生態危機的出現，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一些發達國家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風起云涌的生態_運動。70年代以后，世界各國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環境日"等為契機而不斷壯大，至今方興未艾。80、90年代在生態_運動的推動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紛紛建立了眾多形形色色的生態組織和生態綠黨(簡稱生態黨或綠黨)，生態學與政治學由此聯姻形成了生態政治學、政治生態學等新興交叉邊緣學科，傳統政治發展觀也由此向政治生態發展觀轉變。
二、生態政治的興起、發展及意義
(一)生態危機--生態政治興起的動因和基礎
所謂生態危機，指的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或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由于人為的不合理開發、利用而引起的生態環境退化和生態系統的嚴重失衡過程。
自工業革命以來，尤其是20世紀后50年全球環境遭到空前嚴重破壞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態學家、政治家稱為20世紀人類犯下的三大愚蠢行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戰"。"地球日"發起人蓋洛德·納爾遜曾精辟說道：來自自然的威脅(生態危機)是比戰爭更為危險的挑戰，從德國和日本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可以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起來，但沒有一個國家能從被毀壞的自然環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環境相繼出現"溫室效應"、大氣臭氧層破壞、酸雨污染日趨嚴重、有毒化學物質擴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蝕、森林銳減、陸地沙漠化擴大、水資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樣性銳減等十大全球性環境問題。全球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正殘酷地撕毀人類關于未來的每一個美好愿望和夢想，這一影響不僅會殃及一代、兩代人，而且將影響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環境問題及生態危機從以下一些數據和事實我們就可窺見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動植物物種消失的速率較過去6500萬年之中的任何時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約每天有100個物種從地球上消失。20世紀以來，全世界哺乳動物中3800多種中已有110種和亞種滅絕，另外還有600多種動物和25000余種植物正瀕臨滅絕。生態學家指出，迄今為止，人類對生物多樣性的損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復至少要一億年以上。水污染使人類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生存環境不斷惡化。據統計有17億以上的人沒有適當安全飲用水供應，30多億人沒有適當的衛生設備。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一項調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導致的死亡人數達2.5萬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亞因植被破壞、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災使得100萬人因饑餓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陸12個國家持續旱災，使得約3500萬人瀕臨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國古文明中心的發源地--黃河，目前年斷流最長達227天，與此同時，長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積加速，湖體面積和容量正逐年銳減，洞庭湖1825年面積約6000平方公里，1949年減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長江"特大"洪災時湖面面積僅為2653平方公里，據此縮減速度，洞庭湖將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時間內成為又一個"羅布泊"，從中國自然地理圖冊上消失。目前，長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時?quot;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悲劇在不遠的將來又將可能在長江重演。今年我國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發生的歷史上罕見的沙塵暴天氣，再次使得中國人感受到了環境破壞程度之深和距離之近。
全球環境惡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經濟損失。據估計，我國每年因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2000億人民幣，這相當于20個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經濟損失。僅1998年長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達1600億人民幣，而每年全世界因環境污染和破壞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低于2.5萬億美元。因此，生態學家指出地球生態系統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污染和破壞，全球十大環境問題已直接威脅著全人類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續發展，生態危機已經超越局部區域而具有全球性質，來自于生態危機的威脅，已遠遠超過戰爭、瘟疫，保護地球家園已刻不容緩、迫在眉睫。
生態學理論認為，人類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樣，都必須以一定的生態環境、特定的生態系統作為其生存繁衍的基礎，在整個地球生物圈這個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態系統中，人類雖在整個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并無時無刻不對自然生態環境進行所謂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類自從誕生之日起又無時無刻不依賴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態環境。同時，它與國家及國際政治生活息息相關，而政治又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類社會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態危機既然已關系到全人類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與生態危機發生必然而深刻的內在聯系，它必然延伸到社會之外的自然環境之中，因此當今全球性環境問題引發的生態危機對全球人類所構成的巨大威脅，此時的全球生態危機就不可能不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政治及政治行為對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生態危機的推動下，政治必須謀求一種全新的政治發展觀：生態政治發展觀。
(二)生態政治的興起、發展及意義
生態危機的加劇使人類認識到，社會是身處自然環境中的社會，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具有辨證的雙重互動效應，自然生態環境是社會環境的基礎，社會又對自然環境有著深刻的正負效應。因此，到20世紀50、60年代全球環境問題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日益成為一個敏感而重要的政治問題，生態政治理論也應運而生。生態政治理論認為，人類不僅是社會的人，同時也是受自然環境限制、約束的人，如果政治行為僅僅去把握人與人、人與社會間的社會屬性關系，而忽略自然生態規律對人的影響，甚至違背自然生態運行規律，以人類自身生態環境及資源的犧牲為代價，去達到少數集團、階級、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那么整個人類最終將自掘墳墓，走向自我毀滅的絕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態政治理論是站在全人類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導生態_運動有序地進行，一定程度上講，它是超階級、民族、種族、國家界限的。
致謝：本文在成文過程中得到云南大學環境科學系段昌群、王煥校教授以及公共管理學院董繼美教授的審閱指正，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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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政治論文2000字篇二
論孔子對政治本真的倫理訴求
【英文標題】On Confucius' Ethical Appeal to Political Truth
【作者簡介】李建華，中南大學、湖南城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南 長沙 410083。
【內容提要】工具理性極度擴張，政治的價值理性被忽略，政治生活被非生活化，人們在政治生活中也失去了最初所尋求的自身價值和意義，對政治本真的理解也出現了“空心化”、“曲解化”。“政者，正也”將“正”作為“政”的本質特征和存在的合法性依據，尋求政治的本真;“正己”和“正名”則成為實現正政的前提和基本的方式。
【關 鍵 詞】政治/政治倫理/政治本真
“政者，正也”是孔子政治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孔子官德思想的主要體現。孔子的為政思想中，“政”與“德”二者是密不可分、相互影響的。“政者，正也”之中的“正”即正義，這本身就是道德的重要內容和要求。孔子以“正”來闡述“政”，強調以人的道德理性治世，實質上就是對政治本真意義的探討。
一、政治：對人生活樣式的理解
政治產生于純粹的人和人的共在性，作為人生存的一種樣式，其內涵是極為廣泛的。但是由于歷史的演進，政治被特定化、狹隘化，人們對政治理念的理解和運用出現偏差。“工具理性的擴大化導致了政治生活的專門化，政治已經不再是一種具體的生活方式，而是逐漸成為了治理統治的工具。”[1]工具理性的極度擴張，政治的價值理性被忽略，政治生活被非生活化，人們在政治生活中也失去了最初所尋求的自身價值和意義。康德認為，“人具有一種要使自己社會化的傾向，因為他要在這樣一種狀態里才會感到自己不止于是自然的人而已;但同時他也具有一種強大的、要求自己單獨化(孤立化)的傾向、非社會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來擺布一切”[2]。我們對政治的考量要將其放到生活世界的大背景中，站在一個新的角度來理解政治。亞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參照。“在古希臘城邦制度時期，對政治卻有著與今人完全不同的理解，即把政治看作是公民的一種現實的生存方式，只有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人才能獲得自身的生存價值。”[1](107)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政治生活是公民之為公民的體現方式。“不管是什么城邦，其實都是一種共同體。而人們之所以要建立一種共同體，則是為了某種善的目的。因為很顯然，人們的一切行動的目的都是為了某種善，不為了某種善的人類行為是不存在的，建立共同體的行為也不例外。由此可以推知，人們建立最崇高、最有權威的共同體的目的，就在于人們有追求至善的愿望。城邦作為最崇高、最有權威的共同體或政治共同體，它的目的就在于至善。”[3]所以說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亞里士多德這種將政治放到生活世界中去理解的方式才能夠找到政治的本真意義。政治是人生活樣式的一種理解，人的生存意義在政治活動中得到體現。
通常意義上，人們對于政治的理解大都進入了一個誤區，認為政治就是對他人施加的行為(替他人決策、對他人實施命令等)，將政治與統治等同起來。統治是依靠國家暴力來進行的，但是統治根本就不是政治，暴力也不是政治，暴力同樣不能夠成為界定政治的工具，從更深的層次來說，統治和暴力是與政治相對立的存在。政治哲學中有一個將政治概念“空心化”、“曲解化”的見解，那就是認為政治就是對暴力的爭奪，暴力就是權力。在這樣的理解中，權力就是源自統治，其本質就是支配，利用暴力手段迫使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來行動;政治就是權力的斗爭，斗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就是誰手中掌控著絕對暴力，暴力也就成為了終極權力。但是“如果權力的本質就是支配的有效性，那么，就不會有比槍口的權力更偉大的權力了，而我們將很難說清，一個警察下的命令和一個劫匪下的命令到底有什么不同”[4]。其實，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統治不是政治，政治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支配，而是非暴力性質的，是帶有正面道德內涵的。
二、政正：政治本真的倫理訴求
“政，正也，下所取正也”(《釋名》)，“政者，正也”(《論語·顏淵》)，這是先秦時期對政治的一個根本性理解，同時也是一個普遍性和規范化的理解。“正”乃是“政”之本然和根源性的存在，“正”是作為“政”之為“政”的本質特征和合法性依據而存在的。也就是說，一旦脫離了“正”，“政”也就不能稱之為“政”。
先秦儒家一直都認為，我們整個社會都是由單個的個體所構成的，個人是社會構成的基本單位。“社會中的人們遵循一種秩序，按照一套價值生活，遵從一套規則交往，如果這套秩序、價值、規則在人看來是‘合情合理’的話，那么，必然會在人們內心中生起一種尊重秩序、承認價值、遵守規則的意愿，這種‘意愿’就是克制個人過分的情欲、尊重他人應有的權利的‘善’。”[5]其實，這樣一種尊重秩序、承認價值、遵守規則的意愿就是我們所說的“正”，其外在表現形式就是孔子一直強調的“禮”。“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春秋時期，周王室不斷衰弱，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權威被打破，造成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局面。對于春秋諸子而言，“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疑是天下無道的表現，具體來說，周王室的衰落造成為政者不斷做出僭越禮樂制度的行為，造成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非天子出。禮崩樂壞之后，周禮變成了徒有其表的文字，已經失去了其以往對社會秩序、政治秩序的約束和維系作用。那么，此時的政治已經不能夠保障“正”的存在，也就是說此時的政治已經失去了其正當性和合法性。“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論語·子路》)冉子退朝，孔子問他為何回來這么晚。他回答說有政事。但是在孔子看來他所處理的僅僅是一般的事務，而不能算是政事。雖然這一段對話看起來有點突兀，但是細究之下，我們可以知道孔子所說的是一旦“政事”失去了“正”，那么就不能夠稱之為“政”了。所以說，當為政者所行之“政”失去了其存在的本質特征，那么這個“政”也就失去了其本真意義，淪為一種政治運作。實際上我們可以將這樣一種政治運作看作是政治的反政治表現。政治的反政治表現就是隨著工具理性的擴大化，政治生活也就被專門化了，失去了其本真的特質，其政治價值理性被湮沒，最終淪為統治者手中的統治工具。于是，對政治本真的探討，重塑政治的正當性、合法性也成為了當時諸子百家的基礎性議題。面對禮壞樂崩，舊有的社會制度不斷被打破，新的制度尚未建立的情況，孔子著力于對統攝政治社會的價值理想進行重構。孔子在這一問題上主張十分明確，即以“正”來界定和匡正“政”，這也是諸子百家所共同認可的。
“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6]“概念的內涵不充足就是錯誤的概念;概念具備充足的內涵就是正確的概念。以正確的概念來校正不正確的概念，又以不正確的概念的失誤之處，反過來探究正確的概念之所以正確的所在。要使概念正確，就必須正確反映事物的本質;而要正確反映事物的本質，就必須依靠正確的概念。”[6](57)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于不義;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茍為辯;行必思善，不茍為難。”(《管子·法法》)政，就是“正”。所謂正，是用來正確確定萬物之命的。因此，圣人總是精修德性，確定中道以培植這個“正”字，宣揚這個“正”字來治理國家。所以，“正”是用來制止過頭而補不及的。過與不及都不是正。不正一樣損害國家。勇而不義損害軍隊，仁而不正損害法度。軍隊失敗，產生于不義;法度的侵蝕，就是產生于不正。說話有雄辯而不務正的，行為有敬懼而不善良的，所以說話必須合于務正，不茍且強為雄辯;行為必須考慮良善，不茍且保持敬懼。《管子·法法》篇明確指出要以“正”來框定“政”，以“正”來治理國家。
三、正己：實現政治本真的前提
“‘政’指涉一種與道德基準相關的價值權度，這一權度關涉著道德基準的正與不正問題。而‘治’則是出于合倫合序的一種經驗裁制。”[7]對于“政”的精神特質，孔子提出了“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等觀點。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在孔子看來“政”作為“正”的事業，要想實現“政”之“正”首先就要正己。其實孔子的政治倫理思想中“正己”是無處不在的，從其“為政以德”之中的“內圣外王”思想到其“經世濟民”思想中的“修己以敬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無處不存在“正己”的理念。“正己”是“正政”的前提條件，只有先“正己”才能夠實現由“內圣”到“外王”的轉變;只有先“正己”才能實現“修身以安百姓”。
那么如何“正己”，其核心是什么?“正己”的核心是修身，而修身的核心則是正心。其實這一點我們從《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中就可以分析得出。《大學》開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個條目，其中格物、致知、誠意三項的目標就是正心，正心則是為了修身，修身則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而修身的前提是正心，一切以修身為本，而修身則以正心為核，這同時也是“內圣”之道的核心。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禮崩樂壞，邪說暴行，社會混亂，孔子的“正己”理念主要是從兩個方面來進行的：以禮正己和以樂正己。
結語
政治產生于純粹的人和人的共在性，是為人生存的一種樣式。但是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工具理性不斷擴張，壓縮了價值理性的生存空間，政治逐步演變成了統治階級手中的工具，而人們對政治的理解也產生了混亂。“政者，正也”的內涵表明“正”是“政”的本質特征和合法性依據。“正己”是實現“政”向“正”復歸的前提和基礎;“正名”是實現“政”向“正”復歸的方式和路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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