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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性犯罪被害人的心理救助
[論文摘要]遭受性犯罪侵害的被害人(文章中專指女性),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創傷。司法機關自案發后被害人報案之時起便介入,貫穿案件的始終,在保護性犯罪被害人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便利條件和必要條件。文章試從研究性犯罪被害人的心理出發,探索其受到傷害的原因,進而提出在司法實踐中轉變理念并建立性犯罪被害人心理救助機制新的建議。
[論文關健詞]性犯罪 心理傷害 心理救助機制
一、性犯罪被害人的心理過程
(一)基礎心理傷害及其原因
所謂“基礎心理傷害”,是指性犯罪行為本身對被害人帶來的心理傷害。常常表現為產生應激相關障礙,如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又稱延遲性心因反應)等,甚至產生人格障礙,如偏執性人格障礙、依賴性人格障礙等。
基礎心理傷害產生往往基于三個原因:被害人的個人因素、社會文化因素、性犯罪過程中的心理互動。其中,個人因素,包括被害人的年齡、氣質類型、道德品質等。社會文化因素,包括社會、歷史、倫理道德、傳統意識及制度等多個方面。性被害過程中的心理互動,即在被害過程中,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甚至是劇烈的心理互動。通常表現為“暴力——抗拒——退縮”、“暴力——抗拒——更加暴力”兩種模式或兩種模式的混合。
(二)再次被害及其原因
再次被害是指,性犯罪發生后,來自家庭、社會、司法機關的不良反應,給被害人心理帶來的傷害。表現為:1.被害人家庭、親屬內部由于對案件發生而感到的激憤、不解甚至羞恥,進而對被害人進行的責問、責備、責罵等,加劇了被害人心中不應有的自責,使她們由被害人而變成心懷負罪感的人。2.來自于被害人學校、單位、鄰居、朋友等對被害人產生的好奇、不得當的安慰和同情甚至歧視、誤解、排斥等,使得被害人更加自卑、憤怒和悲傷。3.來自于司法機關調查案件的壓力,特別是針對報案動機、案發原因、雙方行為表現、是否既遂等細節的提問以及對其隱私部位的傷情查看、鑒定等,都使被害人精神再受折磨,而辦案人員詢問、取證態度的簡單、粗暴、對害人的質問、責備等更使被害人產生嚴重的心理負擔,甚至感覺尊嚴喪盡。筆者不只一次復核被害人時遭到拒絕,甚至有的被害人直接改變聯系方式,銷聲匿跡,遍尋不著。被害人有勇氣報案,卻無法承受司法機關的詢問。
上述現象的產生,故然有關系人行為的不得當等原因,更深層次的是社會對性犯罪案件被害人尚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視和譴責。與其他類型犯罪案件的被害人相比,社會公眾對性犯罪案件被害人的態度和評價更為復雜,被害人往往不能像其他犯罪被害人那樣獲得比較一致的同情和理解。這是與性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主觀意愿、認識決定著犯罪是否成立特殊性密切相關的。尤其在案發時沒有第三者在場的情況下,為證實被害人的主觀意愿,司法人員不得不收集一些能夠從不同方面進行佐證的事實依據。比如被害人與犯罪行為人的關系、案發后是否發生過爭執,被害人的性觀念、性經驗等等。而這些事實常常演變為推定被害人與犯罪行為人發生性行為意愿及被害人報案動機的依據,甚至誘發了司法人員或社會公眾對被害人產生歧視和不信任的心態。最典型的“約會強奸”,被害人往往是主動、自愿到達案發地點的,遭受強奸之后,司法人員或公眾往往會覺得被害人有責任,而對其漠視、歧視或者責備。
從被害人與犯罪行為之間的模式來看,被害人與犯罪行為之間既可能是一種完全單向的主動與被動的關系,也可能是一種“刺激——反應”的互動關系,因此在理論上可以劃分出完全無辜的被害人、有責任的被害人甚至有罪的被害人等類型。這些理論的意義在于開闊防范犯罪的思路,從個體防范的角度采取預防措施,通過確認和評估被害危險性,降低或控制被害風險。例如,限制潛在的被害人與危險的人接觸、提示被害人避免進入存在危險性的情景等。然而,這些理論有時候會被社會公眾模糊和扭曲。盡管理論上說,容易被強奸不是被強奸的理由,但是,在實踐中,對于缺乏專業素養的社會公眾來說,未必能夠將“容易被強奸”與“強奸的理由”明確區分,未必能夠將被害人責任問題僅限于在“被害預防”中加以討論,而一旦將上述問題模糊和混淆,將導致一系列漠視、歧視、指責被害人的情況出現。此外,從被害人的角度看,“被害人責任”的概念也是很難接受的,它會使被害人認為受到批評和指責,其委屈、憤怒、孤獨、自責等情緒將會更加強烈。
二、司法機關辦案中保護性犯罪被害人之必要性
如何加強對性犯罪被害人(本文專指女性)的保護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各地區極為重視的問題之一。司法實踐中,性侵害案件發生的隱蔽性決定了其“立案難、取證難、訊問難”的特點。此類案件一般只有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知情,同時由于犯罪成立是以行為違背女性意志為前提的,查清是否違背女性意志是辦案的一項關鍵性工作,因此,詢問被害人的意愿、其案發過程的感受及反應等成為審查案件的必需之工作。在此過程中,被害人不得不再次揭開舊日尚未愈合的傷疤,重現當初遭受強暴的過程,這將再次引發其心理沖突甚至導致不良反應。
司法機關如何利用這一時機,適時、適度地引入對被害人的心理疏導和救助,使被害人得以安慰甚至早日走出心理陰影,達到被詢問者克服情緒如實反映事實經過,被害人重建正常生活的效果,對于查辦案件、保護被害人均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現實意義和社會意義。同時,司法機關通過體察和研究被害人的報案心理、報案動機、在舉證中的心理特征,通過使被害人獲得心理安慰和救助進而與司法人員產生良好的心理互動,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案件的事實、判斷案件的性質,減少或防止翻供、翻證甚至錯案現象發生。
三、司法機關辦理性犯罪案的幾點建議
(一)轉變執法理念、注重人文關懷
“以人為本”,一切從每個公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已經成為近年來各項工作的主題,憲法修訂案中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刑罰的目的就是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但歸根結底是以保障人權為根本出發點的。保障人權還體現在追訴犯罪的過程中,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權利的保護。讓被害人忍受屈辱而配合司法機關,這極大損害了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司法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特別是性侵害案件的過程中,特別應當注重對被害人的關懷與體諒。一方面盡量減少在調查取證過程中對被害人的負面影響,例如辦案人本身對被害人不應帶有歧視性態度,對被害人隱私不應進行與案件無關的不必要的探究,對被害人的行為不應進行不恰當的評價,調查取證時盡量選擇相對舒適、僻靜的環境等;另一方面,應當盡量加強對被害人隱私的保護,盡量減少對被害人生活的干擾程度,例如對被害人周圍的人和環境進行調查時盡可能的做好保密,盡可能地保護被害人不受媒體的關注和干擾,尊重被害人對其家庭成員或者其他關系人的保密選擇等;再一方面,糾正被害人的家人或者朋友的不合理觀念。筆者在辦理一起強奸案件過程中,詢問未成年被害人時,她的母親對此深感羞恥,不時發言對被害人行為的評價,甚至指責、謾罵等,導致被害人痛哭、抵觸,嚴重影響了詢問的進行。筆者數次制止無果后不得不暫停詢問,轉而對被害人的母親進行談話,指出其行為的危害并糾正其做法。轉變思想后的母親鼓勵被害人說出案發當時的真實情況與感受,促進了案件的順利起訴。
(二)建立性犯罪被害人心理救助機制
司法機關因其在訴訟中的地位應當建立“以被害人為本,多專業多機構共同合作”的基本模式,形成一套長效的對性侵案件的被害人進行心理救助的辦法或措施,以達到對侵害案件被害女性的心理救助的目的。
一是建立一個針對被性侵害的女性被害人進行心理疏導的辦案機制。
該機制要求:第一,承辦性侵害案件的人員(女性為佳)需進行必要的心理知識培訓并取得一定的心理救助資格,以對被性侵害者進行心理疏導和救助;第二,設立一個專門進行心理疏導和救助的小組,以辦案人與具有的心理學知識的司法工作人員(均以女性為佳)組成,對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進行專門的心理救助。該小組的任務是:一方面集體研究救助計劃,特別是針對辦案人個人不能解決的心理傷害程度較重的被害人;另一方面對所有性侵案件的被害人進行長期、持續的救助,經常與被害人保持聯系,應被害人的需要進行多次的救助和疏導;再一方面,根據個案的需求,向專業的心理咨詢師和心理治療機構等心理援助的具體實施機構轉介,聯合對被害人的心理危機干預、治療,或與婦聯、工會、社區居委會等社會團體聯合起來,給強奸案件的被害人以更多的關懷、鼓勵和支持,給她們以更輕松、更友善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的空間。形成以司法機關牽頭、個人積極參與為義務主體,以專業的心理機構為幫手,以社會團體為后援的救助系統,幫助被害人盡快地從被性侵害的陰影中走出,以輕松的心態投入到工作、學習和生活中去。
二是司法程序上對性案件的被害人采取特別的詢問程序,一是盡量“一站式詢問”,以減少重復詢問對被害人帶來的心理傷害。例如對嚴重性侵案件、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偵查機關在詢問時,檢察機關適時提前介入,共同參與詢問,或者在檢察機關批捕、起訴階段進行合并詢問。二是成立特殊的詢問室。我國目前對性侵案件的被害人的詢問沒有專門的保密措施,特別在偵查階段,公安人員詢問被害人時往往在派出所內進行,人員雜亂、流動頻繁,嚴重影響詢問的進行。鑒于此,司法機關應當設立專門的詢問室,盡量環境舒適、簡約、安靜,便于保護被害人隱私、使被害人能夠放松心情接受詢問和疏導。
三是強奸案件對于被害人的精神傷害不同于其他類型的刑事案件,其精神被傷害的程度遠遠甚于其他類型的刑事案件,因而僅僅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是遠遠不夠的。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對于性侵案件特別是針對強奸案件被害人的精神損害情況進行附帶民事訴訟,以金錢賠償的方式使被害人在法律上也得到一定的精神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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