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勞動力素質升級與經濟發展對中國的啟示論文

美日勞動力素質升級與經濟發展對中國的啟示論文

　　經濟發展不僅意味著國民經濟規模的擴大，更意味著經濟和社會生活素質的提高。所以，經濟發展涉及的內容超過了單純的經濟增長，比經濟增長更為廣泛。就當代經濟而言，發展的含義相當豐富復雜。發展總是與發達、與工業化、與現代化、與增長之間交替使用。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美日勞動力素質升級與經濟發展對中國的啟示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閱讀!

　　美日勞動力素質升級與經濟發展對中國的啟示全文如下：

　　摘　要：面對中國的勞動力素質的快速提升，需要研究什么樣的經濟結構或產業結構才能更好地與之相匹配，或者說政府與社會需要進行什么樣的調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勞動力素質快速提升所帶來的人口紅利。為此，考查當美國和日本達到與中國勞動力素質提升水平相當的特定階段時，其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發現美國和日本都具備人力資本快速積累、重視工業技術、政府通過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或制定產業政策等手段促進經濟發展、工人的權利得到提升且工資上漲等特點。這些特點，有一些是中國已經具備的，有一些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借鑒和指引意義。

　　關鍵詞：勞動力素質;人口紅利;人力資本;技術進步;經濟發展;社會保障;產業結構;產業升級。

　　近年來，中國的勞動力素質快速提升，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升級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資本基礎。面對勞動力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們更需要了解的是：當勞動力素質提高到某個特定階段時，會為社會經濟帶來什么樣具體的影響?

　　什么樣的經濟結構或產業結構才能更好地與之相匹配?或者說政府與社會需要作出什么樣的調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勞動力素質快速提升所帶來的人口紅利?為此，本文考查了當美國和日本達到與中國勞動力素質提升水平相當的特定階段時其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希望能夠為上述問題的解答提供一些啟示。

　　本文以第 6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對中國勞動力素質未來的發展情況進行了情景分析，推算了 2010—2030年中國勞動力素質發展的情況①，發現 2010年中國 25歲及以上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 85年，接近于美國 1945年的水平，約相當于日本 1968年的水平;到 2020年，中國的這一指標為 93，大約與美國 1951年的水平、日本 1975年的水平相當;到 2030年，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 102年，大約與美國 1965年的水平、日本 1983年的水平相當。因此，本文重點考查了美國和日本在上述階段的社會經濟發展歷程，并歸納出其主要特點，希望能夠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借鑒和指引。

　　一、與中國發展水平相當時，美國的社會經濟特點。

　　考察美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在1940年前后美國的發展特點是：(1)出現人力資本的加速積累;(2)工業技術研究得到快速發展;(3)開始建立社會保障網;(4)工人的權利得到提升，工資快速上漲。在 1950年前后，美國的發展特點是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達到了高峰。到了 1960年前后，美國的發展特點是：(1)聯邦政府的管理和社會保障都得到了加強;(2)大學的研究地位進一步提升;(3)研究和工藝創新對工業的作用更加突顯;(4)制造業出現分散化趨勢，郊區化進程加快。美國經濟社會的這些特點，有一些是中國正在經歷的，有一些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借鑒和指引意義。

　　(一)1940年前后美國的發展特點。

　　1人力資本加速積累。

　　進入 20世紀后，美國的人力資本都處于加速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又可以劃分為 2個階段：1910—1940年由于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初步提升了勞動力素質，是人力資本形成的第一個高潮。第二個階段始于 1970年，是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進一步大大提升了勞動力素質，是人力資本形成的第二個高潮。

　　(1)人力資本形成的第一個高潮。20世紀初，美國人開始意識到技術的重要性，認為國家的財富同時也體現在它的人民身上，只有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者才有可能掌握和應用新技術。1910—1940年，美國中等教育開始加速發展，中等教育入學率快速增長，高中的學校數量以及規模都大幅提高。這段時期，接受過高中教育的人數開始激增。1870年，美國 17歲及以上的人口中每 100人中僅有 2人為高中畢業，1940年則達到了 508人。從 每 10年 的 增 長 速 度 來 看，1910—1920年為初步加速階段，增長了 8%;1920—1030年的增長速度仍然不斷提高，10年間增長了 122%;1930—1940年達到了發展速度的頂峰，10年 間 增 長 了 215% (SnyderT D，1993)[1]。到1940年，美國25歲及以上人口中接受過中等教育的比例已經達到了 295%①。正是由于高中教育的發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長，在 1886—1890年和 1926—1930年這兩個階段的人群中，男性平均在校學習時間由 756年上升至 1146年(EngermanSL，GalfmanRE，2008)[2]15，使得美國的人力資本迅速增長，出現了人力資本形成的第一個高潮。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進步對于人力資本存量的大幅增長貢獻巨大。中學教育普及能夠解釋 40～44歲的男性 1930—1970年總教育進步的 70%。

　　與此同時，美國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的發展。大學教育在 19世紀末的美國仍然比較稀罕。1869—1870年，美國授予的博士學位數量僅有 1人，1879—1880年增加到 54人，1889—1890年也還不到 150人(SnyderTD，1993)[1]。1910年，美國 23歲的居民中只有 2%獲得學士學位(或同等的專業資格學位)(EngermanSL，GalfmanRE，2008)[2]。在中等教育發展加速之后，美國的高等教育也逐漸發展起來，主要是在 1929年之后。從事高等教育的機構從 20世紀 30年代開始增加明顯，從1870年的563家增加到1930年的1409家(見圖 1)。高等教育畢業生數量也出現較大增長：1929—1930年，獲得本科學士學位的人數達 122萬人，是 1870年的 13倍;獲得碩士學位的人數達 15萬人，是 1880年的 17倍;獲得博士學位的人數為 2299人，是 1880年的 43倍(見圖 2)。

　　(2)人力資本形成的第二個高潮。美國人力資本加速積累的第二個高潮始于 1970年，這與二戰后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相對應。出生于嬰兒潮時期的大量人口進入大學，研究生教育得到了巨大發展。1970年，博士學位獲得者急增至約3萬人，是 1940年的 9倍;碩士學位獲得者的人數達到了約 21萬人，是 1940年的 8倍;學士學位獲得者的人數達到約 79萬人，是 1940年的 4倍(見圖 2)。由于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大幅增加，美國的人力資本積累也隨之出現大幅增長。1970年，在 25歲及以上的人口中受到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約有 232萬，占同齡總人口的比重達21%;勞動力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數從 1940年的86年增加到 1970年的 122年(見圖 3)。

　　2工業技術研究快速發展。

　　美國 20世紀 40年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工業技術研究得到了快速發展，從而進一步提升了美國工業的競爭優勢。

　　(1)政策組合對工業研究的促進。工業研究的發展是美國在 20世紀早期制造業重建計劃的重要內容。20世紀初期，美國許多大型公司內部都建立起工業研究機構，它們既重視新技術的發明，同時也很關注來自公司外部的技術研究成果。

　　工業研究興起得益于美國一系列政策的組合。

　　首先，20世紀早期出臺的反托拉斯政策對工業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雖然這些政策的本意并非主要在此。反托拉斯政策反對公司橫向兼并，反對大型公司對單個產業的控制，從而迫使大企業只能向其他產業延伸進行多元化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企業需要重視工業的研究，或者是進行自主的工藝創新、或者是通過向外購買新技術才能獲得優勢。例如，柯達公司、杜邦公司等都采用了這樣的發展模式。因此，1921—1946年間，美國從事研究開發職業的人數有了較大的增長。

　　其次，美國在 20世紀早期加強了對知識產權的管理，提升了專利局的地位，增加了專利檢查的人數;修改了專利權法，擴大了專利保護的范圍，同時對專利權的有效期進行了限制。這些措施成為促進企業加強工業研究的動力：一方面，企業能夠放心地進行技術創新研究而不用擔心其成果會被其他企業盜用從而減少超額利潤，另一方面，企業必須持續地進行技術研究以應對關鍵專利到期后產生的競爭。

　　(2)高等教育機構與工業研究的聯系加強。

　　20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工業研究得到了高等教育機構的助力。高等教育機構與工業研究之間的聯系加強了，這主要是得益于以下 2方面因素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州政府加大了對大學等研究機構的支持力度，使得公立大學愿意加強與工業組織之間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聯系，為本地區創造經濟利益。20世紀 30年代，州政府對大學的研究資助超過了聯邦政府，這與二戰后的情況有較大區別。這也使得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能夠得到快速擴張，而教育活動的擴張也使得大學研究與工業研究的聯系更為密切。在 1940年以前，就有許多美國的大學成立研究中心來跟蹤工業實驗室的技術發展。

　　另一方面，大型工業企業也開始對高等教育機構進行資助，使得高等教育機構更注意工業企業的研究需求并開展與其相吻合的研究。例如，杜邦公司在 20世紀 20～30年代向美國多所大學的學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員提供資助，相應地也得到了這些大學對其研究的幫助和建議。20世紀初，美國通用電氣公司、電話電報公司等多家公司開始為麻省理工學院提供長期的資助，該學院在1913成立了電子工程研究專業，對美國相關產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另外，與歐洲相比，美國高等教育的課程設計和研究項目也更貼近工業和商業實踐的需要。

　　可以說，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機構與工業研究的聯系得到了加強，才極大地提升了美國工業技術研究的能力。

　　3開始建立社會保障網。

　　作為經濟大蕭條后政府的應對政策，為了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狀況，美國從 20世紀 30年代開始著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1934年，羅斯福政府成立了經濟保險委員會，1935年提出《社會保險法令》，經 1939年和后來的修正案后提出推行失業保險、養老金和其他福利，并最終在 1942年正式實行，開始支付退休金。

　　羅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分為 3大方面：一是失業保險，保險金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資，并強制要求企業交納失業保險稅。二是養老保險，要求除了政府、教育等機構外，收入在 6000美元以下的雇員都必須參加，資金由雇員和雇主雙方共同支付，年滿 65周歲的居民就可以領取社會養老金。三是失業救濟、醫療補助、住宅保險、教育保險以及特別針對黑人和退役軍人的教育支持等社會福利。羅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會保障網不僅對促進美國盡快走出經濟衰退、緩解社會矛盾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對美國以后的社會經濟發展影響重大。

　　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開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對其自身而言意義重大。中國在改革開放后，雖然社會保障事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但仍然可以從美國的社會保障建設中吸取經驗：

　　經濟的快速發展，必須要有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來支撐。因為經濟的長期均衡發展不能僅僅依靠投資來完成，而是需要投資與最終消費的相互均衡促進。如果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大部分居民的消費便會由于預防動機、收入增長相對較慢或失業帶來的收入停滯而受到較大限制，并最終制約經濟的發展而只能通過危機的形式來尋找解決。中國在經歷了長期的經濟高速發展后，目前所面臨的社會保障建設形勢更為嚴峻，人口老齡化日益加重、醫療保障水平相對較低等問題都亟待解決。美國在 20世紀 4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之后開始建設社會保障體系，給予中國的啟示并不是如何建設這一體系，而是應該提高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重視程度。

　　4工人權利得到提升，工資快速上漲。

　　20世紀 30～40年代，美國工人的權利得到提升，一系列政策的促進和工人運動的努力使勞動者的工資得到提高，勞動工時縮短。為了促進美國盡快走出大蕭條，羅斯福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其中特別引人關注的一項是1933年通過的《工業復興法》。在該法案中，首次要求雇員與雇主一起就勞動時間、工資等問題進行協商，加強了雇傭合同對雇主的約束，并要求減少工人的勞動時間。同時，該法案還允許工資急速上漲。《工業復興法》通過制度化的形式提高了美國工人的權利，促使越來越多的勞動者關注自身的權利并通過罷工和組織工會等形式來維護權利。在這種背景下，1935年美國又頒布了《國家勞工關系法》，提高了工會的地位并將集體談判放在了中心地位。1938年，美國又通過了《公平勞動標準法》，對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水平和勞動時間進行了規定。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工人的工資出現了較快增長。以制造業工人的收入為例，1900—1929年平均每年增長了 143%，而 1948—1973年平均每年增長了 235%。以制造業雇員的平均周總收入為例，美國工人在 20世紀 40年代初至 50年代初期的工資增長是非常快的，尤其是 1941—1944年，年增長率都達到了 17%以上(見表 1)。工資的提高最終促使美國形成了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

　　美國工人權利的提升和工資的提高，一方面當然與工人運動有密切關系，但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美國社會普遍認識到，人數巨大的勞動者群體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美國的消費能力、實現美國的經濟繁榮，過大的收入差距會擴大社會消費水平與生產能力之間的矛盾并最終導致爆發經濟危機。這一點，即便對現在的中國也很有警示意義。

　　(二)1950年前后美國的發展特點。

　　在 1950年前后，美國的發展特點是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達到了高峰，直到 20世紀 90年代才出現衰退的趨勢。在美國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條件下，以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為代表的制造業產品卻仍然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保持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穩定的出口增長。有研究表明，這種競爭力的來源主要在于從人均水平來看，美國在對勞動力技能和知識的教育培訓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教育經費投入和入學率都是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在 20世紀中期以前，美國在小學、中學、技術學校和大學等領域的教育質量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到 1960年，美國成年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也依然比西北歐國家的高(DenisonE，1967)[28]。人均人力資本的快速積累是美國獲得技術、知識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的最重要基礎。這種比較優勢在 20世紀 80年代出現下降趨勢，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國教育質量的下降。美國 1980年的教育水平比 1967年下滑了 125個年級(BishopJH，1989)，因而對美國的制造業競爭力產生了較大影響。

　　(三)1960年前后美國的發展特點。

　　1聯邦政府管理和社會保障的加強。

　　到 20世紀 60年代，美國更加注重政府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以及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肯尼迪政府(1961—1963)希望通過進一步增加政府支出和減稅來促進經濟增長、為老年人口提供醫療救助、增加對內陸城市的支持、增加教育投資等。雖然許多提議在當時未得到通過，但卻在下一屆政府執政時期得到 實 現。約 翰 遜 政 府 (1963—1969)提出要建設“大社會”(greatsociety)，讓更多的居民分享美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政府成功實施了許多新項目，如醫療救助、給貧民發放食物券以及各種各樣的教育倡議(如為高中生和大學生提供補助等)。

　　這些項目也使美國政府的財政支出大幅增長。例如，醫療保險的財政支出從 1966年的 10萬美元不斷快速增長，1970年就達到 620萬美元，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也從 007% 增長到314%。1980年，醫療保險的支出增加至 321萬美元，占財政總支出的 543%。除了醫療保險外，美國其他的社會保障支出也從 20世紀 60年代開始快速增加。1950年，美國社會保障支出僅80萬美元，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僅為 188%。到1960年，社會保障支出已達到 116萬元，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上升至 1258%;1970年，該項支出達 303萬美元，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為 1549%(見圖 4)。由于各項社會保障支出的增加，美國的財政赤字再次出現并不斷擴大，從 1960年的結余 30萬美元，變成 1970年的赤字 280萬美元，1980年則進一步上升至 738萬美元(見圖 5)。財政赤字的擴大也說明聯邦政府的干預在不斷加強。

　　2大學的研究地位進一步提升。

　　20世紀 60年代，聯邦政府管理的加強還體現在對美國大學的作用與影響上，促使美國大學的研究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

　　一方面，聯邦政府對大學的投入大幅度增長，大學的研究經費巨幅激增。1935—1936年，大學研究經費僅有約 5億美元，1960年則超過了 24億美元，從而支持了許多項目的研究，使美國的主要大學成為世界性的研究中心，為美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美國大學公共經費的來源結構在 20世紀 60年代出現了較大改變。不同于 20世紀 40年代以州政府為主的經費來源結構，戰后聯邦政府對大學的投入大幅增加，成為大學公共經費的最主要來源。聯邦政府的投入增加，使企業對大學的研究資助相對下降。

　　1953年，美國大學的研究經費中有 11%來自私人企業，1960年則只有 55%。

　　另一方面，聯邦政府還通過其他手段來促進大學研究的發展。例如，要求學校加強研究與教學之間的結合，提高對研究的重視程度。在歐洲和日本，很多研究是由大學以外的研究機構來完成的，而在美國許多項目的研究都在大學中開展。

　　3、研究和工藝創新對工業的作用更加突顯。

　　20世紀 60年代，美國的科學技術研究得到極大加強，對工業的作用更加明顯，使美國的許多產業如商用機器、計算機、飛機、化工產品、醫藥制造等獲得了以技術和創新為基礎的強大競爭力。

　　該階段美國科學技術研究和創新的加強主要得益于兩大因素：第一，美國大學的研究能力已經非常突出。作為綜合性的研究研究機構，加之美國大學一貫注重與企業的實踐相結合的特點，使美國的科學技術研究十分注重創新性。第二，美國的大型企業開始重視基礎研究，加強了原有工業實驗室的基礎研究，強化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以及生產部門之間的聯系。許多著名的大型企業，如美國無線電公司、國際商用機器公司、杜邦公司、通用汽車公司、貝爾實驗室等都建立起了大學式的研究體系。這使美國企業的創新變得更為容易。

　　除了研究對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以外，工藝創新(processinnovation)在這個階段也顯得十分重要。如杜邦公司、默克制藥等企業都是通過工藝創新獲得了產品上的新突破，為企業帶來了巨額利潤和強大的競爭優勢。

　　在這個階段，研究與工藝創新的相互結合對美國工業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和推動作用。

　　科學技術方面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提高了美國工業的生產力并促進了經濟的擴張，而工藝創新則使得對經濟規模的追求成為動態的長期過程[2]。

　　4、制造業出現分散化趨勢，郊區化進程加快。

　　19世紀末 20世紀初，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美國由于制造業的集聚而形成了許多大都市。然而，到了 20世紀 30～40年代，隨著城市土地價格的不斷上漲以及交通技術的進步，制造業開始出現在都市周邊地帶分散化發展的趨勢。例如，由于飛機制造公司在洛杉磯的集中，吸引了大量的輔助性企業在洛杉磯縣投資設廠。另外，還有船舶公司在郊區里士滿設立的造船廠等。此后，制造業在大都市郊區分散的趨勢不斷加快。1940年，美國的郊區工業園區只有 35個，到了 20世紀70年 代 初，則 達 到 了 2500多 個。(孫 群 郎，2005)[4]45。

　　隨著工業遷移，郊區的就業人數快速增加。

　　1947—1972年，人口超過 100萬的都市地區流失了 88萬個制造業崗位，與此同時，其郊區則增加了 250萬個崗位。1958—1967年，大都市區的就業年增長率為 18%，中心城區僅為 07%，而郊區的增長率卻高達31%(BirchDL，1975)[5]。

　　早在 1963年，在中等規模的標準都市統計地區(SMSAs)中，超過一半的制造業與零售業就業是位于郊區的[2]26。制造業的分散也帶來了郊區人口的快速增長，郊區的人口增長速度大幅超過了中心城區和大都市。1940—1950年，郊區的人口增長率達 347%，比中心城區高出 208%，比大都市高出 129%。1950—1960年，郊區的人口增長率達 486%，比中心城區高出 379%，比大都市高出 222%。

　　美國工業分散和郊區化進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大都市的土地等各種資源總是有限的，當工業集中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土地價格快速上漲、城市越來越擁擠等因素的影響，集中所產生的成本就會高于集聚帶來的收益，制造業就會向大城市的周邊郊區地帶分散。第二，由于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大發展，有效地縮短了郊區與大都市之間的距離，減少了生產和生活外遷的成本。二戰后，美國對公路建設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1944年，聯邦政府開始資助城市道路的建設。在此帶動下，各州政府也大力扶持公路的建設，使美國的公路里程迅速增長，從 1930年的69萬英里增加到 1960年的 256萬英里。聯邦、州和地方三級公路交錯縱橫，大量的環城公路和輻射公路改善了城郊間的交通狀況。第三，郊區的住房價格相對便宜，而且美國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居民在郊區置業，越來越多的居民趨向于在郊區定居。例如，通過設置住房抵押貸款的條件等鼓勵居民在郊區購買住房。由于政府的鼓勵，1950—1970年大都市新增住宅 2100萬套，只有約 33%位于中心城區，余下將近 1400萬套都建設在郊區①。

　　二、與中國發展水平相當時，日本的社會經濟特點。

　　根據勞動力的平均素質水平來看，中國從現在到 2030年這一階段，基本對應于日本 1968—1983年的階段。這一階段對日本經濟而言意義重大，是日本在二戰后進入高速增長并隨之進入穩定增長的時期。日本在 20世紀 60年代至 70年代初處于高速增長的階段。進入 20世紀 70年代后，由于石油危機和受到美元貶值的影響經歷了短暫的經濟下滑，隨后又再次迅速恢復穩定增長，甚至在 1981—198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中所受影響也不大。這與日本采取一系列措施后形成的產業升級和企業、勞動力素質提升是密不可分的。

　　1人力資本加速積累，職業培訓作用巨大。

　　20世紀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是日本的人力資本高速積累的階段。從 20世紀 50年代至70年代，在日本的新增勞動力中僅中學畢業的人數持續大幅度減少，從 1955年的 63萬人下降至1975年的 6萬人，中學畢業生占新增就業人口的比例也從 600%下降至僅 61%。取而代之的是高中畢業生和大學及以上畢業生的持續增長。高中畢業生從 1955年的 33萬人增加至 1970年的80萬人，占新增勞動力的比例也從 314%上升至620%。1970年，高中畢業生在就業總人口中的比例達到了頂峰。大學及以上畢業生從 1955年的 9萬人持續增長至 1975年的 35萬人，其在新增勞動力中的比例也從 86%提升至 354%。觀察各個階段的增長速度，可以發現大學教育效果提升最快的階段是在 20世紀 70年代，1955—1960年，大學畢業生占新增勞動力的比例僅提高了 05%，而 1965—1970年 則 提 高 了 96%，1970—1975年更是提高了 137%。因此，20世紀 70年代是日本勞動力學歷加速提高的階段(見表 2)。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日本出現了勞動力快速高學歷化的現象，但其國內有研究認為，學校教育本身并未對提高實際勞動生產率有較大促進作用，而是在甄別人才方面發揮的作用更大(安場保吉、豬木武德，1997)[6]12。而此前的研究普遍認為，日本的職業培訓對提升生產率的作用更明顯。

　　日本的職業培訓具有較扎實的法律基礎。日本政府曾多次制定和修改法律來保證勞動者能夠得到較好的職業培訓。日本早在 20世紀 40年代就通過《勞動基本法》、《職業安定法》等法律保證勞動者獲得職業培訓的權利，并規定了失業人員必須通過職業培訓才能再就業。20世紀 50年代，日本又制定了《技能養成規定》和《職業訓練法》，對公共職業訓練和民間企業的職業培訓都作出了規定。20世紀 60年代，日本在勞動省下設立職業能力開發局，對職業培訓工作進行監督和管理。

　　日本的職業培訓體系包括專門的職業培訓機構、企業內部的在崗培訓等方式。日本從 20世紀 50年代起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包括多種培訓機構在內的多層次的職業培訓體系。日本的培訓機構大致可以根據管理部門的不同劃分為 3大類：

　　第一類是由各個都、道、府、縣等各級政府設置的職業培訓機構，一般是對求職者進行基礎的技能訓練。第二類是由雇傭事業促進團直接管理的職業培訓機構，包括針對各培訓所培訓師的中央培訓大學，針對高級技術工人和管理人員的職業培訓短期大學，針對初中畢業生的綜合高等職業訓練學校，針對在職勞動者的以短期培訓為主的技術開發中心。

　　培訓機構主要是對勞動者進行脫崗培訓，除此以外，日本的大型企業通常會對勞動者實施根據具體崗位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的在崗培訓方式(ontheJobtraining)。一般來說，當企業招聘了大學畢業生作為新員工之后，由學校教育產生的大學畢業生與企業自身需要的員工之間不會存在完全的技能吻合，兩者之間的差距需要通過企業的在崗培訓來消除。企業中會有指定的上級或者老員工對新員工在工作現場中進行有計劃的、持續性的指導，從而使新員工能夠快速掌握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縮短變成一名熟練員工的時間。

　　日本的在崗培訓不是一個短期的過程，而是會持續好幾年，同時也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在設計、實施、檢查等各個環節都有監督。在崗培訓實質上是由企業承擔了對大學畢業生進行培訓的成本，從而解決了由學校教育出來的畢業生不能完全滿足企業需求的問題。當然，日本企業能夠普遍推廣在崗培訓，一個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雇傭方式以終生雇傭制為主，企業不用擔心培養的員工會大量流失從而無法彌補培訓成本。

　　2、走上技術立國之路。

　　(1)從技術引進向自主創新轉變。日本一直非常重視科技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 20世紀 5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與美歐相比還比較落后，這一階段日本主要是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來實現追趕。美國對日本的支持使得日本在技術引進方面獲得了很多便利條件。在這個過程中，日本非常注意讓各大企業都有接近外國技術的均等的機會，從而在企業間形成良好的競爭。另外，日本在技術引進階段還有一個特點，即主要依靠購買技術本身(如購買專利使用權等)而不是通過購買機器來實現技術的引進(馮昭奎，1996)[7]，從而能夠對技術有更好的掌握。通過引進先進技術，日本只使用了很短的時間和相對較低的成本就縮短了與歐美的技術差距。1949—1970年，日本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的成本只有 57億美元，而這些技術在原產國的研發費用則高達 1800～2000億美元，而且研究時間至少為日本引進消化時間的5倍(李健民，2009)[8]。

　　在技術引進的同時，日本不僅重視對技術的消化吸收，同時還強調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開發的結合，對引進的技術不斷進行改良和提高，形成自己的特色技術。例如，在鋼鐵產業中，日本就從美國、蘇聯、德國等多個國家同時引進不同的先進技術并對之進行融會貫通，從而開發出新的技術并超過了原技術引進國的水平。

　　到 20世紀 8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與歐美日益接近，而且由于日本與歐美國家的經濟摩擦日益增加，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的難度增加了，因此，日本在這一階段更加強調培養科技自主創新和研發能力。1980年日本通產省發布的《80年代通商產業政策展望》提出，要走“技術立國”之路。日本開始從以技術引進和模仿為主轉向技術的獨立研發。在這種背景下，日本首先加大了對科技的投入，其研究費總額在 20世紀 70年代超過歐洲各國，1984年超過蘇聯，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翟薇，2012)[9]。1980年，日本的研究經費投入增長至少46838億日元，是1960年的254倍，研究經費投入占 GNP的比重接近 2%(許艷華，2011)[10]。

　　(2)政府及其所屬研究機構的推進作用。在技術創新和研究上，日本政府及其所屬的研究機構也起到了重要推進作用。通產省在 1965年設立了“大型工業技術研究開發制度”，由政府承擔全部經費，由政府所屬的研究機構來承擔和推動產業構造的高度化，強化國際競爭力，合理開發天然資源，防止工業公害，緊急且必要的先導型、擴散型大型工業技術等方面的研究。1981年，通產省又設立了“下一代產業基礎技術研究開發制度”，也是由政府承擔全部經費，由政府所屬的研究機構來承擔和推動“對 10年后產業發展必要的、涉及效果大、應用范圍廣的基礎性技術”的研究以及包括“新材料、生物技術、新技能因子”等領域的研究(劉海波，1997)[11]。另外，政府的研究開發機構還承擔了大量基礎性的研究，包括新技術的理論研究、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前提、產業的基礎性和共用性技術開發、產業的技術計量標準等。

　　3、政府積極參與對產業發展和升級的引導。

　　在日本的產業發展和產業升級過程中，政府起到了積極引導和多方面大力扶持的作用。在日本的歷次產業升級過程中，政府的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都非常明確，這也是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特點。日本政府一般是每 10年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目標和相應的產業政策進行一次調整。

　　在 20世紀 60年代，日本的產業政策主要服務于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縮小與歐美的經濟差距。

　　這一階段的產業政策主要集中在重化學工業化上，如鋼鐵、煉油、石化、機械、電力、煤炭等，主導產業的特征是以出口為導向且具有技術先導地位。這一階段日本頒布了《企業合理化促進法》、《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等產業扶持政策，以此為基礎推進了機械工業的專業化、批量化生產。

　　在這個階段，通產省通過“行政指導”促進了企業之間的合并，以此實現企業規模的擴大。

　　20世紀 70年代，由于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等問題開始顯現，政府與民眾都越來越關注能源、工業公害等問題，而且，由于石油危機帶來的沖擊，節能和新能源的開發被納入日程。這一階段的產業政策導便轉向了由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結構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結構轉變。1971年的《70年代通商產業政策構想》提出要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1976年的《產業結構長期構想》也明確提出降低重工業的增速、提升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速度。這一階段，日本選擇了電子計算機、產業機器人、通信機械、集成電路等具有高附加值的產業作為重點扶持發展產業。20世紀 70年代是日本產業發展的重要階段，從 70年代開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多項意在促進高技術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例如，1971年頒布了《特定電子工業及特定機械工業振興臨時措施》，并隨后制定了“新能源技術研究開發計劃(日光計劃)”、“醫療福利機械技術研究開發制度”、“省能技術研究開發計劃(月光計劃)”等一系列產業技術政策，以促進日本的產業向技術高端推進。

　　20世紀 8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國”的目標，把發展獨創性的科學技術提升到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高度。這一階段的產業政策把更多的重點放在了技術的自主開發上，強調加快發展包括電子、生物工程、產業機器人、新材料等在內的高技術產業。《80年代通商產業政策構想》和《產業結構長期設想》還特別提出要從資源和能源密集型的產業向省能型產業轉變。同時，日本政府還制定了“下一代產業基礎技術研究開發制度”、“重要地區技術研究開發制度”、“官民合作共同研究制度”、“完善新能源與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的研究開發體制”、“國際共同研究合作制度”

　　等一系列的產業技術政策。為了實現產業結構向高尖技術的轉移，日本政府還針對受扶持的高技術產業實行稅收優惠制度和特別折舊制度，并要求日本的金融機構向基礎產業和高新產業提供重點貸款，如日本開發銀行為從事高新技術產業化開發和完善加強研究設施的民間企業提供 15年以內的長期低息貸款。

　　4、工人經濟斗爭的加強。

　　二戰后，日本的工人運動主要是經濟斗爭，以“春季斗爭”為表現形式，興起于 20世紀 50年代。“春季斗爭”是指全日本各行業的工會聯合起來，在每年的 2月份或者 3月份進行要求提高新年度工資水平的工人運動。進入 20世紀 60年代后，隨著日本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日本的工人對于提高工資也有了更高的要求。1963年，“春斗委員會”提出日本工人也要享有與歐洲相同的工資水平的目標，并通過罷工的形式要求工資增長必須以上一年的實際工資作為基礎。至此，不斷蓬勃發展的工人經濟斗爭得到了加強，至1972年參加“春季斗爭”的工人超過了 900萬人。

　　“春季斗爭”給日本工人帶來的經濟收益是巨大的。1964—1975年，“春季斗爭”使工人的名義工資達到了兩位數的增長率，即便是從實際工資的增長來看，20世紀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初期也大多數都在 8%左右，1972年還達到了 11%(見表 3)[12]。工人經濟斗爭強化的客觀結果是導致了大部分居民收入的持續增加，從而使消費需求一直保持一個較為旺盛的狀態，支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三、結語

　　結合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在與中國當前勞動力素質水平相當的階段，美國和日本都出現了工人權利的提升和勞動報酬增加的情況，這對中國具有較大的啟示意義。目前，中國也面臨著勞動力成本提升的問題。問題的本質在于，當勞動力素質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提升之后，勞動力價值也必然相應地提高。這個階段正是美國與日本經濟增長較快的階段，其中勞動力收入提高帶來消費需求增加從而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