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責任與犯罪的關系是什么
追究刑事責任是最嚴厲的制裁，可以判處死刑，比追究行政責任嚴厲得多。不過，很多人都疑惑刑事責任與犯罪之間的關系是什么。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為你詳細介紹刑事責任與犯罪關系的相關法律知識。
刑事責任與犯罪的關系
二者的聯系
犯罪是刑事責任產生的法律事實根據，沒有犯罪就不可能有刑事責任;刑事責任是犯罪的必然法律后果，只要實施了犯罪，就不能不產生刑事責任。這體現了犯罪與刑事責任的質的一致性。同時由于各種犯罪的嚴重程度不同，犯罪人承擔的刑事責任程度也不相同。刑事責任與刑罰的關系。刑事責任與刑罰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二者的主要區別
第一，刑事責任是一種法律責任，是一種刑事法意義上的負擔，刑罰則是一種強制方法。
第二，刑事責任是以犯罪人承受刑法規定的懲罰或單純的否定性法律評價為內容，刑罰則是以剝奪犯罪人一定的法益為內容。
第三，刑事責任隨實施犯罪而產生，刑罰則隨法院的有罪判決生效而出現。但二者具有密切的關系它表現在：刑事責任的存在是適用刑罰的前提;刑事責任的大小決定刑罰的輕重;刑事責任主要通過刑罰而實現。
罪、責、刑平行說和罪、刑平行說各有優點，前者充分考慮到實定刑法的規定，而后者更符合應然角度的理論論述，刑事責任和刑罰確實在性質上是有所不同的，而且將非刑罰處罰這種強制方法排除出罪、責、刑平行構造體系略有不妥，為什么有刑罰(強制方法)的位置而沒有非刑罰處罰方式(強制方法)的位置呢?
再者，最上位概念說實際上和英美法系的刑事責任論是有一定相似的，英美刑法學對刑事責任沒有作系統的研究，其研究主要限于刑事責任的構成要素。
英美法系理論認為，刑事責任的主要意旨：若行為人觸犯刑法且行為被發現，就成為受制于偵查、逮捕和起訴的被告人，若他沒有提供一個好的抗辯或其他有力理由，他在這個刑案中就有可能被法院科刑，刑事責任一詞用于描述賦予對被起訴后的被告的責難的程度，以及被告被科以刑罰的程度。
因此，刑事審判的首要目的就是決定被告的刑事責任程度。在討論刑事責任的時候，區分事實上有罪和法律上有罪是重要的，事實上有罪解決被告人是否實際上對受害人負有責任，如果被告人“做了”，那么他就事實上有罪。
法律上有罪不是如此明顯，法律上有罪僅當檢察官提供了足以向法官或陪審團證實有罪的時候才可成立。
兩者的區別是重要的，因為這指向檢察官的舉證責任，而且這表明事實上有罪的被告被認定法律上“無罪”的可能性。
故而英美法系的刑事責任并不僅僅包含刑罰(以及非刑罰處罰方式)論的內容，還包含有犯罪論的內容，就是犯罪本體要件(犯罪行為、因果關系、犯罪心態等)構成刑事責任基礎，再輔之以責任充足條件(合法抗辯)的內容，從而構成了雙層的犯罪論體系，可以說刑事責任是英美法系刑法的基礎理論。
故而，在支持罪、責平行說的同時，主張適度吸收英美法系的刑事責任理論，因為后者更為科學地貫徹了無罪推定的基本思想。
反之，作為一種刑事負擔，由于其抽象的理論指導角色，若直接從犯罪連到刑罰，著實意義不大，若能將之在吸收了無罪推定的思想后提升到基礎理論的高度，由于其內含的高證明門檻，將會有保障人權之效果。
刑事能力
刑事責任能力是指行為人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
在正常情況下，行為人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是一致的。但是，在出現疾病的情況下，辨認自己行為的性質、后果的能力與自我控制的能力也可能分離。只有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都具備，才屬于有刑事責任能力。
本法對幾種特別情況下的刑事責任能力問題，作了特殊規定：
1.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能力。本法第18條第1款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本法第18條第2款規定：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在同條第3款又規定：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2.醉酒人的刑事責任能力。本法第18條第4款規定：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3.又聾又啞的人和盲人的刑事責任能力。本法第19條規定：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里所指又聾又啞的人，是指既聾且啞的人;這里所指盲人是指雙目失明的人。
犯罪概念
形式概念
1810年《法國刑法典》第一條：“法律以違警刑所處罰之犯罪，稱為違警罪;法律以懲治刑所處罰之犯罪，稱為輕罪;法律以身體刑所處罰之犯罪，稱為重罪。”
犯罪的形式概念源于罪刑法定原則，是從罪刑法定原則引申出來的犯罪概念。犯罪的形式概念注重的是行為的刑事違法性，將刑事違法性作為區分罪與非罪的唯一標準。
犯罪的形式概念之所謂形式，是指從法律規范的意義上界定犯罪。因此，犯罪的形式概念又可以稱為犯罪的法律概念。法律相對于社會來說，是一種形式的東西，是對某種社會關系或者社會事實的認可。但法律這種形式又具有對于社會關系或者社會事實的規范作用，從而使這種社會關系或者社會事實法定化。在犯罪問題上，犯罪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是社會根據一定的價值標準予以否定評價的行為。但在經刑法規定以前，這種行為尚不具有刑事違法性，不能成為刑法意義上的犯罪。正是通過刑法的規定，一定的行為才由社會否定評價的行為轉換為刑法上的犯罪行為。由此可見，犯罪的形式概念具有實體的法律內容。更為重要的是，犯罪的形式概念賦予犯罪以刑事違法性，從而為認定犯罪提供了法律標準，這對于保障人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可以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
實質概念
1922年《蘇俄刑法典》第六條：“威脅蘇維埃制度基礎及工農政權在向共產主義制度過渡時期所建立的法律秩序的一切危害社會的作為或不作為，都被認為是犯罪。”
犯罪的實質概念不滿足于對犯罪的法律界定，而力圖揭示隱藏在法律背后的社會政治內容。犯罪的實質概念不是把犯罪當作一種單純的法律現象，而是首先把它視為一種社會現象，在與社會的關聯上揭示犯罪的性質。由于犯罪的實質概念突破法律形式理解犯罪，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一種行為為什么會被刑法規定為犯罪這一具有實質意義的問題。犯罪的實質概念的確立，將犯罪置于社會的視野中進行考察，分析了犯罪與社會結構的關聯性，揭示了犯罪之所以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根據，對于加深對犯罪這種社會現象的理解顯然具有重要意義。
混合概念
1960年《蘇俄刑法典》第七條：“凡刑事法律所規定的侵害蘇維埃的社會制度、政治和經濟體系，侵害社會主義所有制，侵害公民的人身權利和自由、政治權利和自由、勞動權利和自由、財產權利和自由及其他權利和自由的危害行為，都認為是犯罪”。
在這個概念中，既指出了犯罪的形式特征，犯罪限于刑事法律所規定的范圍，從而明確了犯罪的刑事違法性。更為重要的是，這個犯罪概念揭示了犯罪的實質內容，尤其是揭示了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因此，犯罪混合概念既不同于犯罪的形式概念，又不同于犯罪的實質概念。當然，犯罪的混合概念中，當形式與實質相一致的情況下，犯罪的認定問題是容易得到解決的。但是，當形式與實質相沖突，例如行為有刑事違法性而無社會危害性或者有社會危害性而無刑事違法性的情況下，是形式特征從實質內容還是實質內容非從形式特征，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我國《刑法》[1]第十三條對犯罪的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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