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財經類的文章

　　中國如今的經濟發展迅速，財經知識是我們必須學習的只是。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關于財經類的文章，希望對你有用!

　　關于財經類的文章1：川普想明白了嗎

　　人民幣匯率的自由浮動已經碰到了很大的麻煩：盡管人民幣相對于一籃子貨幣、以及由一籃子主要貿易國家貨幣構成的美元指數相對穩定，但人民幣兌美元依然較大幅度的貶值。央行希望市場更多關注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的變動情況，但我們說，鑒于美元強勢地位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依然是國際貿易中最主要的結算和計價貨幣，所以中國乃至世界所有國家都不能無視本幣于美元之間匯率的變動情況，也正因如此，每當人民幣兌美元快速貶值的時候，我們都會看到中國貨幣市場利率不斷攀高。

　　這就是一個大麻煩，當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不允許國內利率上浮之時，人民幣的貶值卻逼迫利率走高。最討厭的問題是：這樣的態勢惡性循環——美元升值對應人民幣貶值，逼迫利率走高，強化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人民幣貶值趨勢更加明確，利率再度走高，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更大，人民幣貶值壓力更大;如果美國加息預期更明確，美元升值趨勢再明確，那人民幣貶值就更加嚴重，利率就會更高，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就會更大。不錯，我們的外匯儲備、財政能力還可以應付這樣的惡性循環，但如果任由這樣的惡性循環消耗我們的實力，那早晚有一天我們會面臨“誰都不愿看到的惡性情況”。

　　更加殘酷的事實是，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無論人民幣匯率是否自由浮動，我們都看不到貨幣政策的“獨立”。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不可以任由本幣匯率大幅波動，更何況匯率變動過程中存在國際金融資本攻擊的可能性。因此，中國央行沒有理由無視經濟代價而強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更不能一味依賴“克魯格曼三元悖論”的原理去找尋“中國獨立貨幣政策”。我們說，中國貨幣政策相對于美國貨幣政策是否獨立，取決于二者貨幣地位的比較，而不取決于國家的大小。所以我認為，“因為中國是個大國，所以我們需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說法是錯誤的。

　　歐元之父蒙代爾從來不看好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在他看來，歐洲債務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等都跟匯率的動蕩有關系。所以他一直堅持認為，歐元、美元、人民幣之間應當建立固定匯率機制，而這樣的固定匯率對穩定世界經濟有很大的好處。2012年底，蒙代爾在湖南長沙發表談話時指出：“有一個更廣泛的美元、歐元和人民幣基準的定價標準，這些對于中國未來十年或者十五年的發展是非常有好處的”。

　　但是，愿望和現實之間往往隔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就目前而言，這個世界幾乎不存在“固定匯率”的可能性。但未來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性?我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這個世界正在發生著重大改變：如果美國新任總統川普真要在美國推動實體經濟發展，那么向現在這樣的自由浮動匯率制將是巨大的“絆腳石”。我們說，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只適于金融資本至高無上的“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因為，這樣的匯率制度將使所有的全世界所有商品價格都變成“自由浮動的價格”，這對于投機炒作而言，美不勝收;但對于實體經濟而言，苦不堪言。

　　現在有一種判斷，川普上臺后，很可能“以雙邊自由貿易替代多邊貿易體制”，如果是這樣，那雙邊匯率就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而最為適宜的匯率機制，就是雙邊匯率固定機制。當然，過一點時間——比如3個月或6個月可以檢討一次、調整一次，讓固定和浮動變得更加相對，讓匯率的變動能夠更好地適應實體經濟發展需求。總之，人類有足夠的智慧讓匯率變得更加客觀，而排斥惡意投機、惡意攻擊的干擾。關鍵是擁有絕對霸權地位的貨幣體——美國愿不愿意更加平和地去面向世界。

　　實際上，川普要是聰明就不要拿“給中國戴上匯率操縱國的帽子”，如果給中國出口商品加上45%的關稅，那只能讓美國的一般消費品更加昂貴，讓美國老百姓享用“川普式通貨膨脹”。如果川普一意孤行，那中國也可以豁出去了，我們先提高關稅，拒絕對美出口，那美國的物價該是啥成色?關鍵是，美國財富分配效應會變得更有意思，窮人還會支持川普?所以，川普得想明白。

　　關于財經類的文章2：人民幣貶值“底”在哪

　　2016年11月14日夜里，在岸人民幣兌美元早盤跌超200個基點，收盤破掉6.80，更創下7年5個月新低——6.68附近。值得注意的是：本輪人民幣貶值過程中，主要依據是美元走強，而對于人民幣匯率走軟，中國央行似乎完全沒有干預。很好，這樣的做法第一可以提前釋放美國加息，以及“特朗普不確定因素”對人民幣構成的貶值壓力;第二可以打破人民幣“鐵底論”對市場情緒的誤導。

　　從目前的市況看，人民幣貶值過程中肯定存在投機做空行為，但并未超出中國央行的容忍度，而平穩、有序、可控的貶值是市場自然的選擇，而絕非中國政府的主觀意愿。這一點，國際輿論無可挑剔。10月25日我們專門發表評論，希望中央銀行打破人民幣“鐵底論”。當時，境外一些金融大鱷為人民幣設置了兩道底線。其一說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不能破掉6.8，而且認為中國央行會堅守6.8底線;其二說中國外匯儲備不能跌破3萬億美元，而且跌破了將引發市場恐慌，中國央行將無力對抗人民幣攻擊。

　　我認為，這是個“兩頭堵”陷阱。因為市場變化過程中，基本可以認定，要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破6.8，要么外匯儲備跌破3萬億美元，二者必居其一。就是說，在人民幣貶值壓力較大的前提下，如果央行真像他們所說“捍衛6.8”，那勢必需要大量拋售外匯儲備，而使外匯儲備極易跌破3萬億美元;如果央行不硬挺6.8匯率，那6.8勢必很快貶破。很明顯，設置這樣的“兩頭堵”陷阱，只要掉進其一，那人民幣勢必受到強烈的攻擊。這樣的做法，實際是惡意攻擊者常用的手段，核心目的就是引發市場恐慌，讓你掉進“全民兌換外匯”的汪洋大海。所以，我們必須重視這樣的市場陷阱，而中國央行也必須打破“鐵底論”陷阱。

　　現在看，打破“鐵底論”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未來哪是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之底，對不起，不知道，這是市場交易的結果，而不是誰的意愿，也不是人為干預的結果。市場就是這樣的規律，波動過程中會出現過度現象，所以匯率升值過度必然會反過來貶值過度，而正常的市場運行，恰恰就是在“雙向過度”當中起起落落。金融大鱷索羅斯依據自己過年面對市場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市場規律：反射性原理。(反身性原理)

　　正是反射性原理的客觀存在，當我們面對一切市場波動的時候，都不要去問那個“傻問題”——哪是“底”?因為，“頂”也好、“底”也罷，這樣的問題都是基于“穩定”的考量。針對人民幣匯率，這樣的問題實際是在問：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均衡點在哪?誰知道?誰能找到匯率的均衡點?至少目前我們看不到。我認為，匯率的均衡最多存在一個“區間”概念，但區間的寬度必須經過很長時間才可能“隱現”，而且這與方方面面的影響因素密切相關。(難道鈕文新認為6.8或7.0是均衡點?有均衡點嗎?)

　　比如歐元兌美元，過去很長時間，歐元放棄了獨立貨幣政策，跟隨美元一起QE。整個過程中，我們看到歐元兌美元匯率始終穩定在一個大致平行的通道當中，日元對美元也一樣。但是，人民幣剛剛開始減少管理，提高自由浮動程度，剛剛從過度升值轉入貶值過程，這勢必需要較長一段時間的摸索，而市場監測，而不可能馬上看到通道的“頂與底”。況且，這其中各種干擾因素不是在減弱，而是在加強，尤其是中美貨幣政策變化、貿易政策變化、經濟基本面情況變化等等，都將直接作用于兩個匯率的升貶。

　　所以，中國人應對做的事情更加注重中國經濟基本面，這是判斷匯率的核心要素，不只是老百姓，而更重要的中央銀行，其貨幣政策必須更多關注國內經濟基本面的需求，離開這個原則，任何為金融而金融，為穩定匯率而改變利率的政策都是嚴重失誤。到頭來，因為利率過高而引發國內經濟基本面惡化，那一切穩定匯率的努力都將變成最為痛苦的成本，而且是無法挽回的成本。

　　中國現在事宜的政策應當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用正規戰，我就用游擊戰，絕不跟你使用同樣的戰法。而我們的戰法萬變不離其宗的指向——更多地依賴實體經濟建設財富創造，去提高中國經濟和人民生活的質量，并實現共同富裕，而不是依賴金融、依賴虛擬經濟去分配財富，搞得貧富兩極分化，社會矛盾不斷加劇。

　　關于財經類的文章3：美聯儲加息換擋

　　11月17日(周四)被稱為“耶倫之夜”。原因是：美聯儲主席耶倫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后，將首次面對公眾發表對未來貨幣政策的看法。大家高度關注耶倫講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川普在競選過程中對美聯儲貨幣政策表示過“嚴重不滿”，人們要看看，這會不會使耶倫改變美國貨幣政策方向?很明顯，總體上耶倫也在尋找著平衡——與當選總統之間的、新的平衡。但相對于上次所表現出的謹慎，這次耶倫在加息問題上的態度已經露出了更加“鷹派”的傾向。她告訴美國國會的議員們，美國經濟將會繼續溫和復蘇，通脹率能重回2%目標;11月初的會議之后，上調利率的理由在持續增強;若未來的數據提供更多支撐，近期內加息將是合適的。

　　由此市場認為：美聯儲在今年12月份加息幾乎是板上釘釘了。與此同時，聯邦基金利率期貨價格體現了12月加息概率已提升至90.6%。于是，美元進一步走強，其他貨幣相對貶值，而伴隨著美元的走強，黃金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美國股市上漲等等。一夜熱鬧按下不表，回到美聯儲未來貨幣政策的猜想。

　　我認為，不能把川普競選時對美聯儲所表達的不滿“當真”。因為，那只是川普為了討好“存款階層”對利率不滿的需要。美國“存款階層”絕不是富人，而大都是工薪階層。他們為了家庭的未來，而放棄了過去“極度透支消費”的習慣，漸漸地變成了存款階層。據《全球金融》雜志2016年4月的報道：美國家庭儲蓄率大致為4.9%。這個數據已經遠遠高過2008年接近0的水平。川普當然明白，過低的利率會導致這些存款者的不滿，所以信口痛罵美聯儲“過低的利率政策”。

　　但是，川普真正當政之后，是不是愿意大幅、快速提高美國聯邦基準利率?我懷疑。理由很簡單：第一，如果川普真想恢復美國的制造業，讓更多的人擁有工作的機會，那是不是允許市場利率過高?第二，川普聲稱“要通過大規模的財政支出以改變美國基礎設施現狀”，這勢必會加大美國財政的債務負擔，此時如果利率上升過快，那美國財政是否承擔得起不斷提高的利息負擔?第三，利率快速走高，勢必導致美元指數的不斷走高，盡管它可以進一步壓低工業原材料價格，但升值畢竟會阻礙美國的出口，相對而言，它也會導致其他國家貨幣貶值，同時享用低成本的工業原材料，這是不是會導致美國工業品的市場競爭力?第四，美國制造業不斷發育，貿易逆差不斷減少，這實際會導致美元霸權利益的不斷減低(?)，美國金融利益集團是否愿意?

　　所以，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川普上臺之后一定會在自身意愿和實際利益之間去尋找新的平衡。實際上，耶倫在這次對美國國會發表證詞的過程中，也透露了針對川普政府的、“強硬”的一面。她說：大選后市場出現一些波動;市場預期美國的財政政策將出現凈擴張，財政政策可能有通脹效應;但未來的政策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且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貨幣政策略顯寬松，近期內經濟的上下行風險似乎已達到合理平衡，逐步加息可能是合適的。耶倫提醒說：總統和國會應平衡財政政策的風險和利益。

　　耶倫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是：美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應當是，金融危機之后，這個所謂的獨立性已經蕩然無存，但耶倫擔心未來會更加失去獨立性。所以，此次聽證過程中耶倫專門提示了這個問題。她說，央行保持在貨幣政策方面的獨立性相當重要，央行獨立條件下所體現的經濟成果表現更佳;聯儲對國會負責，但應該讓央行免受政治壓力;深信聯儲的雙重使命——就業和通脹目標對美國人都非常重要;在追求聯儲雙重使命方面鮮有沖突。耶倫做出這番表述實際是在尋求國會的支撐，給川普未來可能出現的“過激行為”打預防針。畢竟，川普在競選時甚至放言說：我要當選總統會換掉耶倫。當然，川普肯定無法做到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