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類期刊發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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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類是如今我們都非常重視的問題,到底如何理財如何投資?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關于財經類期刊發表文章,希望對你有用!
關于財經類期刊發表文章1:產業政策得失評價
因為林毅夫和張維迎的一場爭論,要不要產業政策這樣一個命題居然變成學術界的焦點,而媒體也是“看熱鬧不嫌亂”,每每會向遇到的經濟學家詢問看法。我也曾被問到,于是我明確地告訴記者兩句話:第一,中國不僅需要產業政策——無論金融業還是實體經濟都需要產業政策,而且要把產業政策整得高級一些,現在太低級,所以才引發質疑;第二,發達的市場經濟體不僅有產業政策,而且非常明確。比如,放松金融監管就是金融危機之前近40年最明確的產業政策,金融危機發生后,人們重新反思,重新加強了金融監管,這同樣是明確的產業政策。
所以,中國不是不需要產業政策,而是需要高級的產業政策,需要能夠支撐長遠經濟戰略的產業政策,而不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產業政策。說中國產業政策低級,就因為它總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政策。正因如此,中國的產業政策過于針對具體產業,結構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而且也使得政府管得越來越細,不該花的錢越花越多。更嚴重的是,產業政策失靈,而且多變。比如,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中央政府搞了10大產業振興規劃,后來因為利益不均,不斷又擴大了幾個產業,可到了現在,還有人知道這10大產業振興規劃嗎?這個振興規劃后來被執行過嗎?還在執行嗎?不用說老百姓不知道,恐怕全國人大、發改委官員也說不清楚。那這樣的產業政策有什么意義?這恰恰是引發質疑的關鍵。
我認為,全世界范圍內,產業政策制定最有效、最科學的有兩個國家:美國和德國。先說美國,當蘇聯解體,美國獨大于世之后,其確定了全球性的美國經濟戰略發展規劃。在這個規劃當中,美國認定自己必須站在最尖端產業——金融,通過金融資本控制整個實業產業;同時,對所有產業它們必須站在整個產業鏈的最尖端——人才培育、技術研發、新品設計、標準制定和終端市場等。正因為這樣戰略,其所有宏觀政策、產業政策都可是圍繞著這個戰略目標設計、規劃、執行和不斷地修正,數十年如一日地完善、堅持,不斷改進,于是,構建了一整套長期控制全球經濟并獲得超額收益的“經濟機制”。
德國也一樣。它確立了實體經濟為本的基本國策和站在裝備工業最高端經濟戰略。于是,德國的所有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也都是圍繞著這樣一個戰略展開。除了構建具有強大背景的德意志銀行——這一壟斷機構在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競爭之外,我們看到德國國內金融都很安靜,堅守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這一根本,堅持金融市場更多生成資本這一過程。同時,利用方方面面的政策讓社會更加適應實體經濟的發展需求,比如在德國,租房是房地產市場的主體,租金的提高受到政府嚴格管制,這使得勞動力收入訴求大大降低——勞動力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實體經濟發展所必須的土地成本得到有效控制。這樣的情況還體現政府的能源政策、資源政策,以及人才政策,用工、養老、醫療政策等等等等。這樣的政策通過十幾年、十幾年的磨合、調適,最終形成了一整套推動德國實體經濟發展、保持全球領先的“經濟機制”,這才是德國成功的根本經驗。
注意,我在談到兩個產業政策非常成功的國家時,最終都落到了“經濟機制”問題。什么是“經濟機制”?我的理解是:為達成一個經濟戰略目標而建立一整套市場邏輯、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而且這種“經濟機制”可以順暢地運行,“自然而然”地將經濟結果導向政府的戰略目標。
所以我認為,中國的經濟政策,無論是宏觀經濟政策還是中觀產業政策都缺少兩大核心要素:其一,缺少明晰的經濟發展戰略定位;其二,缺少“萬變不離戰略”的“經濟機制”構建。中國這些年的改革更多地是在強調“體制改革”,但忽視“經濟機制”的建設。我認為,“體制改革”必要,但如果沒有一整套有效地“經濟機制”配合,“體制改革”不僅無效,而且會給經濟帶來大亂子。這是我們這些年總是在“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惡性循環中不斷反復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是產業政策往往失效的關鍵所在。(說得對啊!再說就說到體制了,鈕文新不敢說了吧)
比如我們一再提出:中國一方面強調以實體經濟為本的發展道路,但金融改革卻以華爾街或美國為藍本,這不是一個嚴重的政策錯位?還有,我們黨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房地產方向的改革卻遵從著私有化的一套做法,這是不是同樣存在政策錯位的問題?(能說道這個份上,也很不錯了)
所以我們始終堅持中國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原因就是希望中國經濟能夠具有更加明確的戰略方向,并使改革措施更加系統化,更加能夠從“經濟政策的制定”轉向“經濟機制的建設”。
關于財經類期刊發表文章2:錯配是金融風險的根源
我們一直在強調一個問題:中國金融短期化趨勢。我們認為,這一趨勢必須得到有效扭轉,否則它將成為一切金融風險的根源,并引發整體經濟的巨大風險。終于,中國中央銀行開始承認金融短期化的問題,但我認為,它們還僅僅是針對貨幣市場的認知,而中國金融短期化問題,實際是整個金融市場的問題,關鍵在于貨幣投機就像打開的潘多拉魔盒,積重難返,尤其是在貨幣市場利率波動劇烈之時,貨幣投機的收益預期會大幅提高,而規模也會隨之擴大。
央行剛剛公布了三季度貨幣政策報告,其中在“豐富公開市場操作工具”的專欄當中寫道:“2016 年貨幣市場單日交易量一度躍升超過4萬億元,是2014 年日均交易水平的4 倍,90%左右是隔夜品種,短期內交易量迅速膨脹和交易期限超短期化蘊含的風險值得重視。適當拉長資金供應期限,有利于引導商業銀行提高流動性管理水平,合理安排資產負債總量和期限結構,防范資產負債期限錯配和流動性風險”。這當然是央行在“十一長假”前后,多針對14到28天逆回購和MLF(3個月到1年期的中期流動性便利)操作的關鍵原因。
但我們必須看到,交易期限錯配問題主要表現為金融機構的“資產和負債的期限錯配”,實際上,這是一切金融風險和經濟風險的根本源泉。對金融業而言,金融短期化引發的資產和負債(存貸款)期限的錯配,必然導致金融杠桿的居高不下,甚至越來越高。比如,我們看到央行統計數據顯示,三季度末,金融機構的貨幣乘數已經達到5.22,它意味著1元基礎貨幣將被商業金融機構創造出5.22元派生貨幣。這樣的派生水平幾乎就是歷史最高點,也就是說,中國的金融杠桿率處于歷史最高水平。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因為商業金融機構缺少穩定而長期的資金來源,它們為滿足實體經濟、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不得不加速資金周轉以應對中長期貸款(資產端商品)的增加。
這樣的金融風險對應著巨大的經濟風險。因為金融短期化卻是必然導致實體經濟貸款供給失去穩定性,它使得實體經濟不得不面對“借短投長”的“投融資期限錯配”的問題。這很危險,一旦商業銀行資金緊張或被迫收貸,實體經濟的資金鏈立即斷裂,不管項目好壞都可能面臨破產的風險。中國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剛剛開始,大多數還處在投入期,這時候出現新項目停滯,甚至整個企業資金鏈斷裂,那中國經濟會出現什么問題?不言而喻。
中國不是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比如高利貸風波,比如“十一長假之前”,中央政府強令商業銀行不許收貸、惜貸。為什么我們沒有看到貨幣供給的收緊,而出現收貸、惜貸的情況?原因很簡單,因為金融短期化使得商業金融機構經不起風吹草動,稍有壞賬擔憂立即采取行動,而這樣的行為勢必引發惡性循環——越收貸企業越困難,企業越困難銀行越收貸——如此循環往復。
更重要的是,金融短期化導致中國金融市場不生成資本(一年期以上的金融商品),沒有資本實體經濟如何發展?金融又如何為實體經濟服務?與之相對的是,貨幣投機盛行,套利交易規模越來越大。實際上,貨幣市場交易量比2014年同期暴漲4倍,恰恰說明中國貨幣套利投機過熱,而貨幣套利投機規模過大,實際意味著有限的金融資源被過多的貨幣投機空耗。這必然構成中國當下的一個畸形現象:貨幣數量巨大,但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
所以我認為,中央銀行必須有所作為,必須有效扭轉中國金融短期化趨勢,而絕不能長時間容忍錯配風險無度發育。當然,我們的確看到中央銀行正在著手解決這個問題,比如“鎖短放長”的操作已經出現,但其效果還遠不及“降準”對長期流動性的改善。我認為,不能因為擔心市場理解過度,而拒絕去做正確的事情。如果央行認為“降準”的信號意義過于強烈,那為什么不能通過不斷地解釋讓市場正確理解?
中國經濟要轉型升級、要創新發展那必須巨額資本的支撐,尤其需要股權資本的支撐,在這樣的時刻,央行有責任、有義務使得金融市場更加傾斜于資本生成。我認為,任何偏離這一原則的行為都是錯誤的,都是對中國經濟的摧殘。
關于財經類期刊發表文章3:川普能夠改變什么
在很多人看來,川普登上美國總統寶座不可思議,但在我看,這件事情其實正向我們展示著一個全球性的新趨勢——后金融資本主義時代(這個詞在他以后的文章經常出現)正在推進,而川普的當選美國總統或許將更加透徹地體現這樣一個時代的特征。
什么特征?表面上,這個特征體現于川普和整個西方世界與日俱增的“反全球化”情緒,川普在競選演說當中甚至提出過:如果我當選,我將帶領美國退出WTO。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川普極力反對TPP談判。這與希拉里有著本質的區別,希拉里反對TPP的目的是恢復WTO,是全球化的維系,但川普不是,他是干脆拋棄一個時代。
“反全球化”的經濟背景是什么?全球經濟“去金融化”,恢復實體經濟的主導。金融資本主義時代,金融主導的國家“經濟空心化”——這才是一個國家的經濟最大、最具破壞力的泡沫,這恐怕是此次金融危機帶給世界最深刻的教訓。所以,金融危機之后,奧巴馬提出“在工業化”,而整個歐洲和日本也為實體經濟的重新振興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奧巴馬的立場基本還是介乎于“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之間的、一個中性的立場,在他的任期內,盡管華爾街受到了比較嚴厲的懲罰,而且還部分地恢復了對金融機構和市場的監管,但總體而言,美國金融勢力不是被削弱,而是更加強大。
這實際恰恰是“后金融資本主義”的時代特征,因為金融的強勢依然存在,產業資本的力量還沒有能力推動整個世界進入“新產業資本時代”,盡管政府也有這樣的愿望,但實際卻不得不顧慮金融資本的力量。但川普當選了美國總統,他實際代表的是實業資本,而這一點對全球金融資本而言,實在是一個不幸的消息。不是嗎?去看看川普的支持者,它們是包括軍工在內的傳統制造業和建筑業者,而希拉里的支持者主要是金融和互聯網和被金融財團控制的傳媒業。
我們理清這樣的時代背景,或許有助于我們判斷“川普上臺之后能夠改變什么”這個議題了。依據川普在競選過程中所表達出的一種“滿不吝”的個性,他在美國“再工業化”的道路上一定比奧巴馬走得更遠。將當然會使全球化經濟一體化更加快速地倒退,但也沒必要過于強烈地擔憂,因為這就是“后金融資本主義”的時代應有的特征。同時,我們還應當注意到“金融資本”的強大實力和勢力并未被有效消耗,整個推進“新產業資本時代”的進程也絕不會一帆風順,一定會受到來自金融勢力方方面面的阻礙。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時代變了”。
我同時認為,川普在競選過程中提出的主張不可能“透徹地得以實施”,比如他“反全球化”,但美國的實體經濟失去全球資本的支持是否還可以持續?強行推進貿易平衡是否同時抹殺了美國巨額的“鑄幣稅收入”?是否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構成嚴重摧毀?美國恢復實體經濟活力會在那些方向上發展?美國主導的全球債務經濟循環不搞了?如果這樣,對美國利大還是弊大?所以,別看川普喊叫的氣勢洶洶,但真在總統的座位上坐下,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就不得不有所顧忌,不得不認真權衡利弊。當然,無論如何,川普都會盡量推進“后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并使世界更加明確地走向“新產業資本時代”。
中國必須看清當前全球經濟的時代特征,并順應這樣一個特征,而不是固守所謂“全球化”,更不要按照“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做法推進中國的經濟改革。因為,堅持“全球化推進”不僅將授予美國、歐洲和日本和我們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同時“金融資本主義”排斥實體經濟的市場機制,必定導致中國“經濟空心化”,更使中國變成下一場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主體。(非常贊同!鈕文新是不贊成金融學美國的,我也一樣。但是現在的政策,無論是城鎮化還是做大做強國企,還是學美國那套)
川普一定是位非常務實的總統,他會利用一切機會、包括中國維護全球化的愿望向中國要價,你給不給?給了你就虧了,美國就賺了;不給,你將在變成“全球化的背叛者”,在國際道義上失分。川普會這樣做?當然,因為他必須回饋他的票倉,讓美國的傳統產業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