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把握“四個全面”的內在關聯

　　勵精圖治，開拓進取，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其中，關于“四個全面”的論述，集中體現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總體框架和基本思路，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從“二個全面”到“三個全面”

　　眾所周知，黨的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叭娼ǔ尚】瞪鐣?，這就是第一個“全面”。隨后，我們黨又相繼召開了兩次非常重要的中央全會，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三中全會聚焦改革問題，作出了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四中全會聚焦法治問題，作出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就是第二個“全面”和第三個“全面”。

　　關于第二個“全面”和第三個“全面”的關系，有個形象化的比喻，那就是認為它們是“姐妹篇”：一張是全面深化改革路線圖，一張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路線圖。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側重于整體性，更多的是橫向展開;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側重于具體性，更多的是縱向深入。前者是對后者的統領，其主基調是立行立改;后者是對前者的深化，其主基調是建章立制。二者一破一立，同屬實現治國理政現代化的一整套頂層設計方案，有著緊密的內在邏輯。兩張路線圖相互交織、交相呼應，并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相吻合，在一個時間軸上徐徐展開。至此，以同志為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總體框架更加完整、總體思路日漸清晰。

　　從“三個全面”到“四個全面”

　　“三個全面”的提法，最先出自于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起草情況向全會所作的說明中。他講到，作為決定起草突出考慮之首的問題便是：“貫徹黨的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貫徹黨的以來黨中央工作部署，體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三個全面’的邏輯聯系?！?/p>

　　第四個“全面”，則是2014年9月8日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的講話中最先提出的。他指出：“今天這個大會，是對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進行總結，對鞏固和拓展教育實踐活動成果、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全面推進從嚴治黨進行部署。”這樣便第一次提出了“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的概念。同年12月中旬在江蘇調研時，他又強調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至此，“四個全面”正式出爐。

　　“四個全面”的提出，使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關鍵環節、重點領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內在邏輯更加嚴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總體框架更加完整，日臻成熟。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的后，我們黨管黨治黨最顯著的特征一個是“從嚴”、一個是“全面”。從嚴，就是始終保持反腐敗的高壓態勢，扎緊織密制度的籠子，讓制度成為帶電的高壓線。全面，就是涉及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反腐倡廉、制度五大建設。無論是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都對從嚴治黨提出了新要求，也都以黨的領導作為實現目標的根本保證。因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對“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均進行了專門論述。

　　“四個全面”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四個全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整體觀在治國理政上的具體應用和生動體現。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治國理政涉及到改革發展穩定、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等各個領域。無論是改革、還是法治、抑或是治黨，其本身都是一個諸要素協調配合的系統工程，需要注意系統之間的整體性、關聯性和協同性。即一來改革、法治、黨建本身都是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需要統籌兼顧、協調各方;二來還要時不時地能夠跳出改革、法治、黨建自身的局限，從系統思維和整體推進的高度來觀察處理問題。

　　從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一條紅線在其中。一方面，法治建設實質上是對原有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和分配，也需要改革的智慧和勇氣;另一方面，改革創新也離不開依法授權和法治保障，以確保各項改革在法治的軌道上有序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都是圍繞制度文明來展開的，都是為了建設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二者本質上是一致的。它們互為因果，體現了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辯證關系。

　　“四個全面”之間相互關聯，交互作用。就目標本身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兩個百年”“中國夢”一起層層遞進、一以貫之。同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推進從嚴治黨之間也具有內在統一性。其中，小康是目標，改革是動力，法治是保障，治黨是關鍵，四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立治有體，施治有序?！薄八膫€全面”的思想在黨的報告中已初見端倪，“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實質上就是對黨的精神的貫徹落實，是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主線，在對總體工作部署分步研究、有序推進基礎上的邏輯展開和實踐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