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高級職稱論文發表字數要求求是什么
評高級職稱論文發表字數要求求是什么
很多發表論文的作者心里都有一個疑問，那就是評高級職稱論文字數要求是多少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關于評高級職稱論文字數要求的資料，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評高級職稱論文字數要求
獨著或作為第一作者，在國家核心期刊上發表本專業學術論文一篇以上;或在CN刊物上發表本專業學術論文兩篇以上;(本條件所指論文指本專業或相近專業論文，均不含增刊、特刊等。期刊必須有CN刊號，應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和技術價值，不少于3000字。業績與成果、論文與論(譯)著、技術報告等是指執筆人。)
獨著或作為第一作者，公開出版有一定學術水平的論(譯)著(或技術手冊)，本人撰寫5萬字以上;
主持撰寫過兩篇專項研究報告或技術報告，經同行業專家認定，具有較高學術、技術水平并對安全工程有較大的應用價值。
市(廳)級或大型企業立項科研課題及其技術報告，經主管部門或歸口部門組織同行業專家評審認定具有獨創性見解，具有實用價值。
關于教師的職稱論文：《反思高中化學教師的教師素養》
摘 要：據化學教學論介紹，化學教師素質是指在化學教育教學中表現出來的，決定化學教育教學效果，對學生身心發展有直接而顯著影響的心理品質的總和。
關鍵詞：新課程;化學教師;素養
探討現代化學教師素質結構的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不僅是素質教育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化學教師適應課程改革的需要。
1、現代化學教師教師素養構建的依據
構建現代化學教師素質要充分考慮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現代教師職業本身的獨特性。教師是獨特的專業人才，要有全面教育學生的能力，在教育過程中的操作還必須嫻熟，規范，具有示范性和創造性。二是未來教育發展的趨勢和特點。教師應前瞻性地看到未來教育具有重視素質教育、通才教育、終身教育、創造教育和主體性教育的特點。三是新世紀教育教學理論的創新和化學學科本身的特點，尤其是新課程改革的需要。
2、現代化學教師素養結構
(1)具備健全的身心素質：
健全的身心素質是其它素質的保障，教師只有具備健全的身心，才能勝任教師的工作。健全的身心素質包括健康的生理素質和心理素質。只有具備健康的生理素質，化學教師才能具備做實驗的要求：嫻熟的操作能力，敏銳的觀察能力，正常的交流能力。心理素質包括智力因素(注意力、觀察力、記憶力、想象力和思維力)和非智力因素(指動機、興趣、情感、意志、性格等)。只有具備良好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教師才能順利而持久地開展工作和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一些名人名言也說明了心理素質的重要性，如愛因斯坦說過：“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俄國生理學家謝切諾夫說過：“一切智慧根源都在記憶，記憶是整個心理生活的基本條件。”
(2)具備先進的教育理念：
先進的教育理念是整個現代化學教師素質結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形成化學教師具體素質的先導。要具備先進的教育理念首先要具備先進的教師觀和先進的學生觀：教師已經從單一的知識傳授者變為集多角色于一身的促進者、引導者、研究者、學習者、建設者、開發者等，學生也不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具有能動性、主體性、創造性、發展性的人。因此，針對新課程必修模塊的基礎性的特點，教師在引導學生學習知識的同時要促進學生能力的培養，決不能就知識而教知識。比如模塊三《金屬及其化合物》中代表金屬Na、Al、Fe、Cu的學習，學習完以后，學生可能覺得金屬之間關系不大，感到知識凌亂難記。但是此時教師若趁熱引導學生意識到Na代表了活潑金屬;Al代表了兩性金屬;Fe代表了變價金屬;Cu代表了不活潑金屬，同時通過Na，Al，Fe分別與O2，H2O的反應的差異，總結出不同金屬跟O2，H2O反應的情況與金屬活動性的關系，用金屬活動性來統攝Na、Al、Fe、Cu的性質，就有效地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和遷移能力，歸納能力和教材中的重要思想――分類思想。在新課改形勢下，教師不僅能正確使用新教材，還要研究建設新教材。在教學中要結合實際評鑒各種教材，分析各種情況，改變評價方式，即以一種研究者、學習者、建設者、開發者的身份參與到新課改中去，為完善新課改添磚加瓦.。
另外，先進的教育理念還要樹立先進的教學過程觀。教學是教師和學生的互動，共同發展的過程。我們批判過分突出教師的師道尊嚴觀和過分突出學生的無師自通觀。先進的教學過程觀意味著人人參與，意味著平等對話，意味著合作性意義建構。化學是以實驗為基礎的學科，探究性實驗對學生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形成都起重要作用。那如何才能真正達到這種效果呢?這就離不開教師的積極引導，學生的主動參與，師生的共同研討。
(3)具備合理的知識結構：
我們知道：“無知便無能”，“空口袋是立不起來的”。這些話說明了知識對形成能力起了基礎性的作用。現代教師具備的合理知識結構包括三大系統：一是廣博的科學文化知識;二是精深的化學學科專業知識;三是豐富的教育理論知識。
現代化學教師具備精深的化學學科專業知識是合理知識結構中的核心。是化學教師勝任化學教育教學工作的基礎性知識，是化學教師其職責的專業要求。一個在知識上漏洞百出的化學教師決不會是個好老師。化學教師也只有在學好本體性知識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按知識的科學性和科學規律，教材意圖設計教學。比如，同樣涉及膠體的制備和丁達爾現象知識，在新課程必修模塊和過渡必修教材中，其功能有明顯不同。在新課程必修模塊中本課題是在學習純凈物的分類之后，學習混合物的分類方法的，引入膠體的制備和丁達爾現象的目的是為了說明膠體的性質確實與溶液有所不同。因此，本課題的目標并非膠體的制備，而應理解為以分散質粒子的大小為分類標準，將分散系分為溶液，膠體和濁液。當然，僅僅具備精深的化學學科專業知識是不夠的，還需要左膀右臂――廣博的科學文化知識和豐富的教育理論知識。前者涉及當代科學和人文的基本知識以及工具性學科的扎實基礎和熟練運用的技能技巧，有助于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維等科學素養。后者是指教師要學習教育學、心理學、教學論、課程論、學習論、教育測量學、教育評價學、教育倫理學、教育藝術論、教育技術學等課程，這些理論的學習有助于教師理解教育政策，課程目標，完善教學和教育，提升科研水平等。像新課程標準提出對學生進行過程性和終結性評價，由此可見像以前“唯分數論英雄”的評價觀是極其狹隘的，相當不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
(4)具備完整的能力結構：
現代化學教師的能力結構素質指化學教師成功地完成化學教育教學活動所必須的個性心理特征，它是在化學教育教學中體現的，又是在化學教育教學中發展的。它在現代化學教師的素質結構中處于核心地位。
化學教師的中心工作是化學教學，首當其沖要具備教學工作能力，它是現代化學教師的能力結構素質中的核心部分。要順利而完美地完成一節課，化學教師要有強大的教學設計能力，出色的組織調控能力，良好的多訊道表達能力以及合理的教學測量評價能力。另外，教師具備良好的教育能力為形成融洽的師生關系和順利地完成教學工作奠定基礎，它是現代教師應有的一種通用能力，是整個教師能力素質結構的基礎。還有，未來教育發展的趨勢和特點對現代教師提出了一個極大的挑戰――現代教師必須具備自我發展能力，吃“老本”的教師終將被時代所淘汰。現代教師要有計劃地爭取參與脫產式或不脫產式的學習，以使自己能夠更新知識結構，補充學術養料，提高技能技巧;還要有強烈的科研意識，在化學教學中發現問題，在研究中解決問題，以教推研，以研促教;不僅如此，還要不斷創新，不斷作出個性化的成果，這一點非常重要。比如，新課改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面向學生的生活，即課程設計上要面向學生周圍的日常生活環境，已有生活經驗和未來生活發展趨勢。但是中國地區如此之大，學生如此之多，面向學生生活的教材是每個地區具有各自的一套教材嗎?顯然這是不實際的。但是實際教學中又存在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不同的個性，怎么辦呢?所以筆者認為就需要教師的二次創作能力，把書本上涉及的生活材料能結合當地實際轉化為當地的生活材料，使教材真正地面向學生的生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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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訂.普通高中化學課程標準(實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關于醫生的職稱論文：《公立醫院醫生道德風險》
【摘 要】我國轉型時期，醫生道德風險比較嚴重。從表面上看，醫生道德風險是政府投入不足約束條件下，公立醫院利用信息不對稱、按服務項目付費制度和內部實施經濟激勵的產物。但文章從公立醫院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入手分析，發現管辦不分體制，是醫生道德風險的根源，并分析了具體的傳導機制。同時提出只有實行管辦分離，才能從根本上遏制醫生道德風險，控制醫療費用不合理上漲，新醫改才有可能成功。
【關鍵詞】醫生道德風險;管辦不分;醫院管理體制;醫院運行機制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哈佛大學蕭慶倫教授認為，中國醫改的當務之急，是改變醫院和醫生的追求。20年前開始的醫療衛生改革，把公立醫院變成了營利組織，它們熱衷于追求金錢，而且沒有股東，這些錢被醫院和醫生分掉了。政府衛生主管部門、醫院、醫生、藥品器械制造商與經銷商等，逐漸形成為強勢利益集團。醫生又是病人、醫院、藥品器械制造商與經銷商等多個委托人的代理人，具有信息優勢，處于醫療服務交易的核心環節，其行為直接決定著醫療資源使用和醫療費用高低。
醫生道德風險亦稱誘導需求、引致需求或過度醫療等。關于供給誘導需求現象存在性研究，Roemer發現每千人床位數和每千人住院天數之間呈正相關關系。Feldstein發現醫生數量與他們收入呈正相關關系。Fuchs發現外科醫生/人口比增加導致人均利用外科手術增加。但也可能是醫療資源的增加，改善了醫療可及性，從而增加了需求。關于供給誘導需求判斷標準研究，Rice將它視為醫生所提供和推薦的那些，如果患者具有和醫生同等信息和知識，就不會選擇的醫療服務。Eisenberg將它視為，那些消費者在信息充分條件下，將不會選擇的服務。French將它視為當進入市場醫生越多，他們給出欺詐性建議就越多，
最終使得健康保健需求增加。Fuchs認為當醫生影響患者保健需求，而又不能與他對于患者最佳利益解釋相吻合時，就產生了供給誘導需求。但這些判斷標準缺乏可操作性。關于供給誘導需求強度，Fuchs發現外科醫生增加10%， 手術量增加3%。Cromwell和Mitchell對美國250個地區1969—1976年間數據研究發現：醫生人口比率10%增長導致了醫療費用9%增幅。似乎醫生供給數量增加，不僅沒有降低醫療服務價格，反而使價格提高，但同樣存在醫療需求的內生性問題。Gruber與Owings調查1970—1982年間美國個人出生數據發現，生育率每下降10%，將會導致剖腹生產比率提升0.97個百分點。但剖腹生產也可能是基于病人要求，而不是醫生誘導需求的結果。西方學者對供給誘導需求研究，目前尚未形成一致性結論。有的學者相信存在供給誘導需求;有的學者質疑供給誘導需求的存在性。如Joseph Newhouse研究結果是，醫生誘導需求對醫療總成本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西方發達國家的醫院管理與舉辦職能已分離，市場機制健全并有效地運轉，可能是醫生道德風險并不成為一個突出問題的原因。
但轉型時期我國公立醫院供給誘導需求的現象，為害甚烈。其表現形式包括大處方、使用不必要且昂貴的醫用材料、亂檢查、不必要的手術等。在發達國家，藥費在醫療總費用中比重約為14%，發展中國家為14—40%不等，中國卻高達52%。我國鄉鎮衛生院藥品加成比例遠遠超過國家規定的15%，一般都在60%以上，有的高達80%至100%。通過對全國10個省市500家醫院10種大型醫療設備調查，中國醫學裝備協會公布的《我國大型醫用設備技術效率分析》顯示，CT、MRI使用率均不到40%。其中17%的CT檢查和27%的MRI檢查，都是沒必要的。據統計我國CT掃描檢查顯陽率僅為10%，而世界平均水平為50%。我國每年約有2.5億人次接受X射線檢查，而有20%的檢查是無臨床意義的。以剖宮產手術為例，我國在上世紀70年代前，剖宮產率僅為5%至10%，80年代后快速上升至30%以上。當前大部分城市醫院剖宮產率為40%以上，少數醫院已超過60%。20世紀80年代，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剖宮產率應控制在15%以下的目標。
公立醫院過度醫療的后果之一，表現于醫藥費用快速上漲。我國公立醫院門診病人次均醫藥費用，2007年為125元，2009年為152.5元，2011年為180.2元;公立醫院住院病人人均醫藥費用，2007年為4834.5元，2009年為5856.2元，2011年為6909.9元。過度醫療還產生醫源性疾病、耐藥性等問題。國外有專家估計，在過去數十年中，美國有高達2%的癌癥病例，可能是由于CT掃描輻射造成的。福建省衛生廳曾對省、市、縣三級40多所醫院進行調查，住院患者抗生素藥物使用率高達70%，其中使用廣譜抗生素和聯合使用兩種以上抗生素的占58%，遠遠高于30%的國際最高標準水平。抗生素類藥品使用量占用藥總量30%左右，而合理使用抗生素比例只占50%-60%。抗生素濫用，將造成未來許多細菌感染性疾病無藥可醫。
轉型時期，我國公立醫院醫生道德風險普遍比較嚴重這一點，國內專家意見基本一致，但分歧在于醫生道德風險形成的原因。趙曼、寧德斌認為，醫生引致需求源于信息不對稱、機會主義、多元利益沖突。王錦錦、王建、董立淳堅信，信息不對稱、第三方支付方式、醫療服務補償機制是醫生道德風險的成因。潘常剛等得出結論是，我國形成了醫生濫用醫院聲譽，醫院濫用政府聲譽的“雙重公地悲劇”局面。信息不對稱、機會主義、多元利益沖突，在其它商品市場同樣存在，但其它商品市場具有競爭性，賣方的道德風險并不嚴重，消費者主權基本能得到落實。從醫療服務補償角度分析，也無法解釋許多醫院并不僅限于謀求以收抵支的財務目標，還有足夠能力自籌資金進行醫院門診大樓、住院大樓建設和大型設備投資。醫生濫用醫院聲譽，醫院濫用政府聲譽現象，說明醫院內部運行機制存在問題，或者醫院聲譽對醫院競爭力不重要，或者市場本身缺乏競爭。總之信息不對稱、機會主義、多元利益沖突、醫療服務補償機制、醫生濫用醫院聲譽、醫院濫用政府聲譽等視覺，均從某一側面解釋了公立醫院醫生道德風險現象。但它們無法解釋轉型期我國公立醫院醫生道德風險頑疾，為何久治不愈?它們僅僅是醫生道德風險的表層原因。本文把研究范圍限定于公立醫院，通過追根溯源，發現管辦不分的體制才是醫生道德風險的根源。 二、管辦不分的體制對公立醫院醫生道德風險的影響路徑分析
我國公立醫院實行政事不分、管辦不分的管理體制。政府衛生部門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在這種體制下，公立醫院只是形式上的“法人”，缺乏經營管理自主權。由于財政撥款不足醫院總收入的10%，醫院主要從市場籌資。醫院實行院科兩級核算，將收入指標層層分解，并把醫生報酬與完成創收任務掛鉤。經濟激勵機制，誘導醫生不顧臨床需要，開大處方和昂貴檢查單。醫生處方權失去了來自院方和同行的專業監督，醫生道德缺乏自律和他律。
在管辦不分的體制下，政府衛生主管部門運用行醫的行政審批權，嚴格控制非國有資本進入醫療市場，致使醫療市場供給嚴重不足，難以發揮市場競爭約束醫生行為的作用。衛生主管部門或者不審批行醫申請，為醫生道德風險營造壟斷環境;或者該管的事不管，行政約束軟化，如醫院內部自主分配，為醫生道德風險打開了缺口;或者管了不該管的事，如醫院用工的行政調配，使醫院效率低下，為醫院通過過度醫療彌補效率損失提供了口實;或者該管的事瞎管，管理手段單一，監管動機不強，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監”而不“管”，醫生道德風險得以迅速蔓延;或者干脆作為醫院的代言人，制定的醫療衛生政策偏離公共利益，助長了醫生道德風險。管辦不分的體制對醫生道德風險的影響路徑，
如下圖所示。
(一)行醫行政審批限制競爭
在管辦不分的體制下，衛生主管部門為保護公立醫院利益，隨意調高準入門檻，或以衛生區域規劃為由，排斥個體、民營資本、外資進入醫療市場，人為地壓抑醫療供給，無法形成競爭性的醫療服務市場。管辦不分的體制，必然導致行政壟斷。梁鴻認為，嚴格準入制度表現于進入醫療行業機會成本很高，其實是一種進入壁壘。使“亂辦醫”現象受到有效控制，醫療機構數量也被限制在一定范圍內。我國準入標準過高，脫離醫療供給和需求的實際。如1985年衛生部規定，所有村衛生人員一律進行考試，通過者授予鄉村醫生證書，未通過者稱為衛生員，是年125萬名赤腳醫生只有一半通過考試。2004年初開始實施《鄉村醫生管理條例》，鄉村衛生人員再次銳減。本來許多赤腳醫生具備治療常見病、多發病的技能，是農村老百姓公認的“合格”供給者。
政府衛生部門還從自身利益出發，將醫療衛生政府主導解讀為政府舉辦，以只有公立醫院才能實現公益性來誤導社會。侯振剛等在不完全契約框架下分析了醫院所有權選擇問題，結論為沒有最優的醫院所有權安排，故對醫院所有制的偏見缺乏依據。顧昕批駁了把民營醫療機構發展與醫療衛生的公益性對立起來觀點，認為醫療服務公平性與提供者的所有制無關。但時至今日，許多人依然對民營醫療機構抱有偏見。如果是一般人抱有偏見，只會影響其個人選擇就醫的行為，無妨大局。但如果是決策者尤其是政府衛生部門官員抱有這種偏見，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體現于衛生政策制定與執行上，必將抑制民營醫療機構發展。顧昕發現，幾乎在所有市場經濟體中，初級醫療服務主要提供者的全科醫生，都是自雇人士，要么獨立開業，要么以合伙制形式行醫。即使在公立醫院占主導地位的英國，也不例外。朱幼棣也對我國政府大力舉辦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鄉鎮衛生院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憂心忡忡。他考察后發現，英國政府在著手建立全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時，對于要不要把私立醫院和私人診所收歸國有，權衡再三，決定保留其私立性質。通過規范和選擇，納入全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中。但我國崇尚“一大二公”，在管辦不分的體制下，不管大醫院、小醫院還是私人診所，統統收編為公立醫療機構，社會主義衛生陣地不斷擴大。過多的公立基層醫院，不僅嚴重限制了非公立醫療機構發展，還是基層政府財政難以承受之重。
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我國已實現的醫療需求快速增長，但供給增長卻異常緩慢。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數1998年3.64人，2003年降至3.48人，2009年4.15人，2011年緩慢增長至4.58人，為什么醫療供給沒有對醫療需求的快速增長和價格迅速攀升，及時做出反應?衛生行政部門利用行醫執照的行政審批權，人為地阻擋其它主體進入醫療服務領域，為醫生道德風險提供了壟斷市場結構。只有實行管辦分離，才可能放松進入管制，從而形成競爭性的醫療供給體系，倒逼公立醫院提高效率。過度醫療行為，就會因為外部競爭壓力而逐漸消失。
(二)缺乏用人自主權導致醫院效率低下
實行管辦分離的體制，作為獨立法人，醫院院長就能實行職業經理人制度。政府衛生部門就不能大量地將其公務員，任命為直屬醫院院長、副院長。這些人員絕大多數僅有醫學教育背景，不具備醫院管理層的任職資格。國外醫院院長多為職業經理人，“經營”方法多，籌資有方。公立醫院實行職業經理人制度，院長就可能通過改善管理、承接教學或科研項目等途徑籌資，緩解政府撥款不足形成的資金壓力。而不是把眼睛盯著病人錢袋，在過度醫療上做文章，牟取暴利。管辦不分的體制，阻礙了醫院院長職業化。
實行管辦分離體制，醫院擁有用人自主權，政府衛生部門就不能向醫院隨意“派遣”人員，醫院才可能降低非醫療技術人員比重，醫院效率就有了人力資源保證。何長江研究發現，人口規模、人口結構、城市化程度與政府衛生支出沒有因果關系。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機構及人員膨脹程度與政府衛生支出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財政分權對政府衛生支出，只有很小的正面影響。這意味著增加的投入，用于醫療衛生業務支出的可能不多，大部分被“人頭”吃掉了。精簡機構和人員，是提高醫院投入效率的關鍵。朱玲分析2000年底西藏數據發現，國有單位就業者中將近3/4在政府和公共事業部門工作。越是欠發達地區，非農就業崗位越少，政府和公共事業部門職工，在非農就業總量中占的份額越大。尤其是欠發達地區政府衛生部門，不顧醫院人力資源需求實際，不斷把子女、親屬等硬塞進醫院。不僅增加了醫院養人壓力，還增加了管理難度。醫院為養多余的人，只好從患者身上巧取豪奪。缺乏“用人自主權”，是醫院縱容醫生道德風險的“無奈”之舉。
(三)財務審計、投資審核形式化
我國公立醫院均注冊為非營利醫院，非營利醫院制度的特征是非分配約束，醫院沒有追求營利動機，可有效地防止過度醫療。誰來監督醫院分配?當然是衛生主管部門。但在管辦不分的體制下，它最可能成為管制俘虜，沒有激勵對醫院獎金、補貼等發放，履行事前審批和事后審計職責。于是醫院自主決定內部分配方案，非營利醫院演變成營利組織，過度醫療成為脫韁野馬。
2011年我國政府辦醫院業務收入占總收入91%，財政補助占9%左右。除職工工資、獎金等缺口外，為了留住學科帶頭人，還要給予技術骨干高薪。此外醫院競相購置大型醫療設備、改造病房、新建業務用房等。這些基本建設投資，絕大部分也必須自籌。錢從哪里來?只能取之于“民”。盡管公立醫院購置大型醫療設備、進行基本建設投資，也要經過衛生、財政、發改委等政府有關部門審批。但只要是自籌資金，政府各部門均一路“綠燈”，投資審核流于形式。假如實行管辦分離，政府衛生部門代表公眾利益專司監管權，必然十分關心公立醫院是否堅持公益性，督促其糾正收入指標層層分解的內部管理制度，醫生就失去動力與壓力進行過度醫療。假如政府相關部門嚴格執行投資審核制度，就能約束醫院投資擴張沖動，醫院也就沒有動力專注于創收，醫生道德風險自然就缺乏動力機制。
(四)檢查走過場，管理手段單一
作為管理者，政府衛生部門也經常對醫院進行日常檢查和專項檢查。檢查內容包括醫德醫風、藥品購銷中商業賄賂、醫療質量、醫生處方規范性、財務檢查、審計等。這些諸多的“規定動作”，對公立醫院過度醫療行為，恰恰具有針對性。但為何在發現和解決過度醫療問題方面，卻如此乏力?是檢查者水平不夠，發現不了問題?還是發現了問題，不好處理?管辦不分的體制，使政府衛生部門和醫院構建為利益共同體，處理起來很棘手，最后只好不了了之，任憑廣大患者被魚肉。假如實行管辦分離，政府衛生部門就能保持超然獨立，就能代表公眾利益，對醫院監管才有可能“去形式化”。對醫院各種不少檢查，就不僅是聽匯報、看材料，而是深入病區，找出問題，提出整改意見，并監督整改落實情況。假如實行管辦分離，政府衛生部門就會主動借助新聞媒體等手段，曝光醫院不良行為，醫生道德風險就無藏身之地。
(五)政府衛生部門成為醫院的代言人
政府衛生部門作為規制者，會同時對部門利益、公共利益作出反應。但在管辦不分的體制下，我們的許多具體的衛生政策，明顯偏袒醫院。當醫院與患者利益沖突時，政府衛生部門總是維護公立醫院利益，最可能出臺“堵”而不是“疏”的政策。衛生部近日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級衛生行政部門落實《衛生部公安部關于維護醫療機構秩序的通告》，協調公安機關向二級以上醫院等重點醫療機構派駐警務室，共同加強醫療機構治安管理，維護正常診療秩序，保障醫患雙方合法權益與人身安全。且不說未聞其它國家有此先例，單就這一具體制度安排，據悉全國需要2萬多警力，這筆費用誰出?最終還得由患者分攤。這勢必進一步導致醫院亂收費，產生新的醫患矛盾。醫鬧的根源，在于公立醫院與民爭利。矛盾焦點集中于服務質量與服務態度差、亂收費、亂檢查、亂用藥。破解“醫鬧”難題，關鍵在于通過競爭約束醫院的過度醫療等行為，而不是實施派駐警力這一治標不治本且成本高昂之“策”。
三、管辦不分的利益格局對公立醫院醫生道德風險的影響機理分析
在管辦不分的體制下，由政府衛生主管部門利益、公立醫院利益、醫生利益、普通患者利益、高干患者利益、民辦醫院利益、藥企利益、公共利益等構成的利益格局中，高干患者利益、政府衛生主管部門利益、公立醫院利益居于主導地位。政府衛生主管部門通過醫療衛生規制制度，如行醫的行政審批，一方面維系公立醫院壟斷地位，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抽取制度租金。公立醫院又通過過度醫療，由患者實際承擔這部分制度租金。在管辦不分的體制下，政府衛生主管部門實行行醫的行政審批，阻擋潛在的醫療服務供給者，弱化其它利益相關者的競爭能力，改變了博弈各方的力量(如公立醫院競爭力模型圖所示)，使公立醫院過度醫療行為暢通無阻。以藥品為例，我國醫院藥品銷售額占藥品總銷售額的80%左右，公立醫院利用其強大的市場勢力，倒逼藥廠、藥商人為地抬高藥品價格，最大程度地攫取來自藥品的利潤，使政府出臺的一系列規制措施，如藥品零售價差率規制，藥品最高零售限價，藥品集中招標采購，醫藥分開政策，基本藥物零差價制度，紛紛失效。
公立醫院競爭力模型
政府衛生部門官員也是“經濟人”，試圖從收入最大化和監管成本最小化等途徑，追求制度租金最大化，公立醫院被迫盡其所能地實施過度醫療。設政府衛生部門效用函數為U，則U=f(MP-CP， MR-CR，RD，RI) ，其中政治性醫療任務(包括抗震救災醫療等、黨政干部保健)評價為MP，其監管成本為CP，CP越大，MP越高，但由于其服務對象少，要獲得較高的政治性醫療評價，只需少量的人力付出較大的努力，監管成本CP總量很小。政府衛生部門必須權衡MP和CP ，力爭從政治性醫療任務中獲得最大凈收益MP-CP。對居民醫療的評價為MR，其監管成本為CR，CR越大，MR越高，但由于其服務對象多，要獲得較高的居民醫療評價，需要大量的人力付出較大的努力，監管成本CR總量很大。政府衛生部門必須評估MR和CR，力爭從對居民醫療中獲得最大凈收益MR-CR。由于資源是有限的，政府衛生部門還必須在CP和CR間進行抉擇。政府衛生部門獲取的部門利益為RD，政府衛生部門工作人員獲取的個人利益為RI，如果政府衛生部門對醫院從事的居民醫療加強監管，公事公辦，監管成本CR總量越大，將導致RD、RI越小;如果政府衛生部門對醫院從事的居民醫療實施弱監管，則MR降低一個較小值，就能獲得較大的RD、RI。政府衛生部門為實現其效用最大化，必然選擇通過減少CR來獲得盡量多的RD和RI。
政府衛生部門肩負著控制重大疾病流行、抗震救災及災后防治防疫等政治任務，還肩負著黨政干部保健任務，尤其是“高干”保健任務，并附帶“保密”義務。這些工作量與居民醫療服務相比非常小，但其工作質量好壞，直接決定了政府衛生部門領導升遷與“位子”。在完成政治性醫療任務后，政府衛生部門就會借改革之機，實現利益部門化。如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前，許多鄉鎮衛生院既無村衛生室的便利，又無縣醫院的技術優勢，喪失了競爭力，頻臨破產倒閉。村民總體評價是，鄉鎮衛生院價格和態度都最不令人滿意，在方便性上也比不上村級診所，質量方面與縣醫院有較大距離，只略好于私人診所和衛生室。村民有病總是先找村醫，村醫治不了的，才會建議到大醫院就診。但2003年后，鄉鎮衛生院反而被政府衛生部門確定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定點醫院。近年來還承擔國家按居民人數補貼的公共衛生任務，衛生“政策”又使其起死回生。但許多村衛生室，由于不是定點醫療機構，農民看病不能報銷，病人外流，反而面臨生存危機。鄉鎮衛生院，又可以承擔“養閑人”的重任。我國政府衛生部門為什么要反復強調公辦“網底”，將公立醫療機構延伸到最基層?無非是為了部門利益最大化，盲目擴大自己的隊伍。
政府衛生部門官員還可借機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衛生部門官員及其親屬在直屬的公立醫院就醫，可以享受免費服務、貴賓服務甚至上門服務。政府衛生部門工作人員，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可以很方便地“卡”、“拿”、“吃”、“要”。近年來財政要求不斷壓縮政府部門公務費，社會要求公開“三公經費”的呼聲日益高漲。有的政府衛生部門將一些支出，甚至某些領導的個人支出，拿到下屬醫院報銷。政府衛生部門官員及其親屬的子女，可以方便地安排在直屬公立醫院就業等。政府衛生部門據此獲取利益有多大?從它對非公立醫療機構管理可見一斑。我國80%行政村的診所為私人經營，上級衛生機構和衛生主管部門負責村級診所的業務管理和行政管理。但有些地方管理的營利傾向嚴重，只管收費辦證，把管理演變成收費。不但不能提高農村醫療服務質量，反而加重了農民醫療負擔。如在廣西自治區北流市六靖鎮長江村，一個年純收入7000元村級診所，各種收費達3468元。村醫普遍反映，村醫培訓就是走過場，只要交上錢就行，衛生部門就是借機收錢，不然不給辦證。這些亂收費，最后只能通過醫生過度醫療，從患者身上收回。
在管辦不分的體制下，衛生行政部門承擔的監管醫院之責，無法落到實處。它是公立醫院利益相關方，缺乏形式上的獨立性，更無法進行實質性監管。對衛生行政部門而言，放棄監管而導致醫藥費用上漲，由廣大患者承擔。患者又無權對其進行行政問責，衛生行政部門還可據此進行權力尋租，并且現階段違法違規成本又低。政府衛生部門沒有動機向社會敞開辦醫大門，讓公立醫院忍受競爭之苦，讓普通患者分享競爭帶來的醫藥費用下降的好處，讓自己既得利益消失殆盡。因此衛生行政部門理性選擇是，對公立醫院從事的針對居民的醫療，放棄監管或實施弱監管，放縱其過度醫療行為。
四、結語
我國公立醫院占主體地位，也是醫保的主要定點醫院。在管辦不分的體制下，新醫改中政府對醫療保障的投入，通過過度醫療導致醫藥價格上漲這一路徑，沖銷了醫療保險的效果。為破除管辦不分的體制，遏制公立醫院醫生道德風險，必須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首先，放松進入規制。公立醫院在醫療市場中行政壟斷地位，是醫生道德風險的溫床，競爭是消除醫生道德風險良藥。政府主管部門正是通過限制其它資本進入，為公立醫院構建行政壟斷地位，公立醫院醫生才能據此進行過度醫療。因此放松進入規制，形成競爭性的醫療市場，是遏制公立醫院醫生道德風險的前提。
其次，分離管理與監督的職能。管理與監督職能集于一身，是政府衛生主管部門與公立醫院形成利益共同體的必要條件。通過政府機構改革，由政府不同部門分別行使對公立醫院管理或監督職能，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部門成為管制俘虜，對醫生道德風險實施有效的外部監督。
再次，切實落實公立醫院“法人”地位。降低公立醫院運行成本，是遏制公立醫院醫生道德風險的長效機制。因此切實落實公立醫院“法人”地位，還公立醫院人權、財權、物權，確保公立醫院責權利相統一。公立醫院實現自主經營與自我發展，才可能從培育自身競爭力的角度，對醫生道德風險進行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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