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馬克思主義概論論文2000字
馬克思主義是在英國走向成熟和豐富，進而走向世界，成為一種改造世界和創造歷史的物質力量，下面是小編精心推薦的大學馬克思主義2000字論文，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大學馬克思主義2000字論文篇一
《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
摘 要：[HTK]構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的科學命題。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靈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理論基礎，是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的行動指南，是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本質要求，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核心和靈魂。
關鍵詞：[HTK]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共同理想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的一個科學命題。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構成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其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根本。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們說要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是最根本的。要堅持不懈地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使之真正深入頭腦、扎根人心，轉化為廣大干部群眾的自覺行動。”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指導思想，構成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魂”。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第一位的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一、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靈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我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是占支配地位的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馬克思主義是立黨立國的根本指針，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靈魂，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而且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還為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解決各種矛盾、創造價值提供了最為科學的方法。馬克思主義在黨和國家生活的指導地位，決定了它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根本指導思想。
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主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加強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是團結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實現黨和國家各項任務的中心環節。在經濟全球化、東西方文化相互激蕩的歷史背景下，社會主義國家決不可以淡化意識形態。“如果動搖和取消馬克思主義，全黨全國人民就會失去最根本的思想準則”[1]228。在社會價值多元紛呈的社會，更需要有一種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才能做到在多元價值之間保持合理的張力，使其不發生彼此對立和沖突。統一的指導思想是激勵全體人民團結奮斗的精神支柱，共同的理想信念是維系社會和諧發展的精神紐帶。如果在意識形態領域不能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指導思想上搞多元化，最終必然由思想混亂導致社會動蕩。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總是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而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相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這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證明，必須堅持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不動搖，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保持鮮明的社會主義特征，確保我國現代化建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江澤民同志指出：“堅持馬克思主義，一項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1]227。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必須做到“堅持與發展”相結合。“堅持”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立場與基本原則。“發展”就是在實踐中發揮馬克思主義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威力，拓展馬克思主義的新領域、新觀點、新方法、新境界。
二、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對理想問題作了科學闡述，把理想問題與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內在地聯系起來，使人們對理想問題有了更為科學的把握和自覺的認識。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然勝利，這是馬克思主義運用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通過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的考察做出的科學預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崇高的理想，堅持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使崇高理想成為黨和民族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現階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國各民族的共同理想。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而繪制的藍圖，是由社會主義本質所決定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歷史階段的客觀必然，體現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根本需要。鄧小平曾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如果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人的富裕問題”[2]。所以，鄧小平設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中國國情做出的符合中國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對未來中國社會的科學設計，是共產主義理想在當代中國的體現。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把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概括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構建和諧社會就成為黨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價值追求。指出：“理想信念，是一個政黨治國理政的旗幟，是一個民族奮力前行的向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既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和時代要求，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國社會的歷史背景、歷史進程和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根基。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才能確保全社會具有共同的理想與信念，才能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只有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才能使全國人民有一個共同的精神支柱。動搖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就動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根基和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基礎，就會導致思想混亂，喪失社會和諧的思想靈魂。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社會價值目標，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理論為依據而作出的價值選擇，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
三、馬克思主義是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的行動指南。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胡錦濤同志指出：“民族精神是我們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創造力的不竭源泉”。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中華民族又形成了以勇于改革、敢于創新為核心內容的時代精神。民族精神是時代精神的基礎和源泉，時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體現和延續。改革創新是建設社會主義創新型國家的需要，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最根本的就是要通過改革創新，不斷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可見，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是當代中國價值精神的凝結和精華，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國家理論和社會動力理論。
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都是一定社會的思想文化核心內容，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因而是思想文化建設的重中之重。因此，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是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的行動指南。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華，沒有優秀民族文化的弘揚，民族精神便沒有根基，更無法弘揚與培育。我國幾千年歷史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我們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結合時代精神加以繼承和發展，做到古為今用。同時，民族精神具有開放性。中華民族是善于吸收人類社會一切文明成果的偉大民族。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必須注重不斷地汲取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脫離時代發展和世界文明大道的民族精神的弘揚和培育，只能導致狹隘的民族主義。所以，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才能徹底拋棄民族虛無主義與狹隘民族主義的立場，真正地繼承和創新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不斷汲取世界各國文明的有益成果，從而不斷豐富和發展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在新時代的科學結晶，它既使中華民族精神在最高層次上得到了當今時代科學思想精華的熔鑄和升華，又使馬克思主義因為有了中華民族精神的最新科學結晶而得到豐富和發展。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價值導向和精神動力。如果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我們的建設事業就會失去方向，就無法順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以，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必須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指南。
四、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是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本質要求。胡錦濤提出的“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優秀革命道德與時代精神的完美結合，涵蓋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根本要求，是對馬克思主義道德思想和榮辱觀念的新發展。榮辱觀作為一種道德觀念，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觀念” [3]。每個時代的民族和國家、階級、個人總是依據自己所處的經濟地位與利益及其所決定的文化環境，提出自己的榮辱觀。胡錦濤提出的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正是針對當前社會上盛行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以及見利忘義、損公肥私、不講信用、欺騙欺詐等消極現象和社會公害提出來的，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針對性，明確了我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基本價值取向、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明確了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胡錦濤指出：“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絕對不能混淆，堅持什么、反對什么，倡導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須旗幟鮮明”。可見，社會主義榮辱觀，堅持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問題和認識問題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高度概括了新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根本要求。
榮辱觀具有時代性、階級性和民族性，恩格斯曾說：“每個社會集團都有自己的榮辱觀” [4]。歷史上的奴隸階級與奴隸主階級的榮辱觀、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榮辱觀、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榮辱觀，有著根本不同的內容和標準。奴隸主階級以占有奴隸、出身高貴、擁有特權為榮譽的標志;封建地主階級以“金榜題名”、“高官厚祿”、“封妻蔭子”為榮耀;資產階級則以金錢和財富的多少作為衡量榮辱的標準，并把發財致富、追求個人自由和個人幸福的一切行為都說成是高尚的美德。無產階級汲取人類歷史上一切榮辱觀的積極、合理因素，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促進社會發展看做最高榮譽，并把個人榮譽與集體榮譽緊密結合在一起。“無產階級衡量榮譽的標準，不是財富、權勢和門第，而是對人民、對階級、對黨和對集體事業的無私貢獻，是對世界和平和人類解放事業的貢獻。” [5]社會主義榮辱觀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不僅與歷史上剝削階級榮辱觀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是對無產階級榮辱觀的升華。以“八榮八恥”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廣大人民群眾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化，是從社會生活最基本的層面對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的體現和落實。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德價值取向，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和根本問題。當前，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的變動、利益格局的調整、生活方式的變化，人們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也相應地發生變化。特別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蕩的歷史背景下，在利益主體多元化、價值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及榮辱觀多元化的現實狀況下，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才能真正地明辨是非、善惡、美丑，才能抑制腐朽的、剝削階級的榮辱觀的盛行與侵蝕，才能真正弘揚社會主義道德精神，從而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注入新的道德活力，為推動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打下思想基礎。
五、堅持馬克思主義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核心問題和靈魂。《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建設和諧文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所以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是因為它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努力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的根本思想基礎，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精神力量。它代表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主流價值，提供了和諧社會建設所需要的文化認同和價值追求，具有其他任何價值體系不可替代的高度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這正是和諧文化建設的根本。
和諧文化，是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為內在規定的文化。建設和諧文化，就是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基礎，立足現實，面向現代，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相吻合的思想文化體系。和諧文化的建設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主導，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借鑒人類有益文明成果，倡導和諧理念，培育和諧精神，進一步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范，打牢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道德基礎。建設和諧文化，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始終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無論“百花”還是“百家”，只能是多樣化的體現，而不是多元化。就“元”來說，“雙百”方針只有一個，就是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可見，“雙百”方針的指導思想只能是馬克思主義。實行“雙百”方針的結果，不是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而是在同各種錯誤思潮作斗爭中不斷鞏固和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如果動搖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就會失去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就會導致思想混亂、社會動蕩，就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
和諧文化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化，科學性、先進性是它最根本的特征。和諧文化最核心的內容是崇尚和諧理念，體現和諧精神，大力倡導社會和諧的理想信念，堅持和實行互助、合作、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準則。堅持和諧文化的性質和方向，就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和諧文化才具有鮮明的科學性和先進性。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倡導和諧理念，培育和諧精神，進一步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范，打牢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道德基礎，從而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精神動力、思想保證、輿論支持和文化條件。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就被釜底抽薪，和諧文化就失去了靈魂和大腦。因此，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是建設和諧文化建設的核心和靈魂。堅持馬克思主義，關鍵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并堅持運用它來分析和研究今天和諧文化建設的實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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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馬克思主義2000字論文篇二
《國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研究述略》
內容提要：國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蘇聯模式的關系，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關系，三是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的關系，四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國外研究 馬克思主義
作者簡介：周全華(1952-)，男，江西撫州人，中山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州510275
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中葉的崛起，引起世界漢學界的極大關注，使他們從研究傳統中國文化及關注國民黨思想政治活動，轉向探討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起源和成長的歷史及原因，其中一個主要研究領域就是中共領袖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及蘇聯的關系。這里主要評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關涉較大的一些理論觀點。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蘇聯模式的關系
以費正清為代表的自由派學者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獨創性有深刻的認識。他們強調這種獨創性，提出中國革命不是“俄國革命的翻版”或“莫斯科的工具”。斯坦說，“共同的政治哲學足以為中蘇兩國共產黨對一般國際事件做出類似的反應提供充分的解釋”[1](P137)，然而中共“所抱的觀點是由中國的民族需要而決定的”[1](P137)，“他們更少地用共產黨的‘階級’觀點來思考，而更多地用中華民族的整體觀念來思考”[1](P137)。斯坦認為，雖然在某些細節上，蘇聯的制度和習慣被抄襲過來，勞動英雄運動、合作社偉大作用的口號也廣泛使用[1](P138)，但是實質上“延安意識的一種典型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1](P424)。
早在上世紀30年代，斯諾等實地勘察過中共根據地的西方記者就認為，中國革命是土生土長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許多年后才會實行的。他說，目前西北地區的蘇維埃社會沒有任何機器工業，并非是共產主義的，而是一種“農村平均主義”，這種溫和的農村改革政綱是為最后奪取政權服務的一種策略。不過，蘇區社會“有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簡單指導”[2](P200)，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式、工作方法和許多觀點理論都是模仿俄國人的，但是“他們借用的過程中也有不少改動，俄國的思想和制度很少有不經大加改動以適應具體環境而仍存在下來的。十年的實際經驗消滅了不分青紅皂白一概進口的做法，結果也造成蘇維埃制度中帶有完全是中國式的特點”[2](P353)。斯諾觀察到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運用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不同于蘇聯的中國特點，認為中國共產黨并非如外界所說的是斯大林的傀儡，不是“從國外領來的孤兒”[2](P106)。
白修德認為，共產黨敢于武裝人民，說明“中共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歷次偉大的農民革命的一個延續，在中國歷史上，武裝人民向來都是推翻舊朝代的一個先決條件”[3](P257)。中國共產黨以農民為他們的基本的力量，“不管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教條是如何的散漫或理想化，他們總是能夠在最后得出某些基本的結論。而這些結論成了主意以后，最無知的農民都能懂得而且都會引為他們自己的主意”[3](P257)。而中共領袖又是懂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能像一位馬克思主義者那樣精確地談西歐的土地占有狀況和封建制度，以及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將土地分給農民的進步意義。“他的領導是理論化的，但是理論一經他的解釋和運用就成了有用的東西”[3](P173)。
斯特朗認為，毛澤東具有“對農民運動的迅速反應，堅強的信念，以及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所缺少的那種生動的想像力”[4](P46)，農村包圍城市理論不是抄襲他人的，而是獨創的。獨創性特別表現在毛澤東身上[4](P51)。
費正清定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民族共產主義”，即按中國文化價值、歷史傳統和民族利益來解釋的社會主義。這與蘇共的看法有一致的地方，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及其中共的農村戰略長期持疑慮和否定態度，至今俄學者仍認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有民族主義和工具主義的因素[5]。
與費正清派不同，右翼學者與左翼學者在看待中蘇革命關系問題上有一個共同點，即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際上是蘇聯理論照搬來中國，不承認毛澤東思想的獨創性。理查德·沃克的《共產黨政權下的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沃爾特·羅斯托的《共產黨中國的未來》，都用極權主義分析模式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認為它不過是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翻版。在由倫敦大學1960年創辦、哈佛畢業生麥克法夸爾主編的《中國季刊》創刊號上，魏特夫發表了《“毛主義”的傳說》，激烈地反駁史華慈的觀點。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存在，認為這是費正清等人在西方世界制造的一個“傳說”，“毛主義”是列寧主義、斯大林戰略和共產國際政策的翻版，堅持在過去的“共產國際陰謀”論和“莫斯科中心”論的框架下來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但此后不久爆發的中蘇論戰，將雙方現實的和歷史的大量分歧公之于世，這證明費正清的中國觀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魏特夫的觀點就不攻自破了。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關系
在肯定中國共產黨對于蘇聯的獨立性、自主性時，不少自由派學者沒弄懂中共民主革命綱領與社會主義綱領的關系，因而否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有性。福爾曼認為，中共由于與私有觀念極強的農民合作，被迫放棄了從前的馬克思主義原則，“現在邊區并沒有集體主義，一種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只除了變工隊和合作社這種修正過的民主的體制”，而這種“合作事業以私人財產為基礎，自愿同意為原則”[6](P63)，是用這種合作社來“組織散漫的、個別的、落后的農村經濟”[6](P63)。因此，他斷言，中共“既不主張也不實行共產主義”，根據俄國的定義中共不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并不比我們美國人更具有共產黨的性質”[6](P197)。
費正清認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特殊的，中國共產黨“把農民運動作為革命的階級基礎”[7](P260)，“把他們的運動建立在農民的基礎之上，在十五年的時間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一直是一個農民的運動，而不是無產階級的運動。在這方面，它遵循的是中國的革命傳統而不是馬克思主義”[7](P260)。
費正清的學生史華慈秉其師說，于1951年出版西方“毛研”的開山之作《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的崛起》，第一次提出了“毛主義”(Maoism)概念。他強調毛澤東思想的獨創性和中國化，但卻認為其是馬克思主義的“異端”，其根據是毛把農民看作革命的主力，只是按列寧主義原則組織農民群眾并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原理。他認為，毛的“非正統”思想開始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是強調農民的作用，二是強調人的自覺性的作用，即主觀意志的作用[8]。其后輩施拉姆1963年出版《毛澤東的政治思想》、1966年出版《毛澤東》，邁斯納1967年出版《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1982年出版《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1986年出版《毛澤東的中國與后毛澤東的中國》，也是強調毛澤東思想的獨創性即“異端”性，表現在行動上的唯意志傾向和民粹傾向，但在理論上從來沒有明確表達過。施拉姆認為，毛澤東強調人的因素、政治因素和運動的決定作用，在這方面“毛澤東繼承并進一步發展了列寧的有關思想，而要依靠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來完成預期的革命，當時的中國甚至還不具備1917年俄國革命時的條件”[9]。
中蘇論戰、美國內抗議越/戰、法國五月風暴等事件發生，西方自由知識分子中分化出“新左派”，他們反駁自由派的“異端”說。佩弗在1976年《現代中國》第2卷第4期發表《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中的毛與馬克思——對“中國研究領域”的批判以及對這個問題的初步重新評價》，沃爾特在1977年《近代中國》第3卷發表《馬克思主義、毛主義和社會變化：重新研究毛的戰略及其思想中的“唯意志”》。他們認為，邁斯納等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學者夸大了馬克思的經濟基礎因素，又夸大了毛澤東的“人的因素”，因而勾畫出了馬克思和毛澤東的漫畫，馬克思被描繪成一個“經濟決定論者”，毛澤東則被描繪為一個受黑格爾和儒家學說影響的“唯意志論者”，這是制造了二者的對立。新左派與自由派一致的地方是都承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獨創性，不一致處是新左派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不是“異端”。但是新左派將““””中的平均主義、反官僚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也當作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發展。
三、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的關系
在中國結束““””后的一段時間里，國外右翼和左翼學者都分辨不清毛澤東思想與其晚年錯誤，認為中國在進行“非毛化”運動。法中友好協會主席貝特蘭在1977年《辭職書》中說：“現在是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占了上風，批鄧已被放棄，要求將生產置于革命之上的呼聲甚囂塵上。紀律和秩序得到贊揚，人民保留自己的意見的權利已不復存在，當然更談不上對資產階級政策造反的權利和義務了”[10]。左翼學者錯將““””的理論和實踐當作是馬克思主義的。
而嚴肅的自由派學者一般都較早發現毛澤東中、晚年思想的不同，如費正清、施瓦茨等。日本學者中西功早在1969年成書的《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中就已經將毛澤東的思想分為兩部分，一是七大所確定的毛澤東思想，二是1957年以后發展起來的錯誤思想，認為二者在政治理論上、在對世界事務的分析上都有很大不同。施拉姆寫于1966年的《毛澤東》也持此論。但是他們中有些人由此認為毛澤東思想不屬于馬克思主義體系，而定論毛澤東是唯意志論者、民粹主義者、民族主義者。
美國學者鄒讜在1984年6月發表于《中國季刊》上的《歷史性轉變和過去的連續性》一文說，鄧小平在實現歷史性轉變時，不是與歷史決裂而是尊重歷史連續性，表現在他是用經過重新解釋的毛澤東思想充當了重新評價毛的基礎，也就是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合法地”批判“凡是”主義所引用的個別論斷和只言片語。他繼承而不是放棄毛的遺產，使理論發揮新的作用并不意味著對理論的放棄。一個歷史轉折也不意味著對歷史的割斷。一個新時代是可能包含過去時代的連續性的。在現存的政治制度之內也可能發生徹底的改革。過去的連續性很快就極為清晰地體現于鄧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之中。
俄學者也認為，鄧小平“對待毛澤東理論遺產的這種態度，為鄧小平及其擁護者根據上述方法論、從中國真實情況出發創立中國新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開辟了道路，為提出自己的、與毛澤東有很大不同的中國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構想提供了可能性”[11]。
施拉姆說，毛澤東認為政治革命之后還要進行文化革命和技術革命，這與鄧小平說改革是一場革命是一致的，不同在于毛澤東是用政治革命的錯誤方式進行，而鄧小平是用改革的正確方式進行[12]。他認為，毛澤東思想有三種含意：一是毛澤東一生所有原始資料所展示的思想;二是毛澤東公開實施過的思想，西方研究者注意的即是毛想了什么、做了什么;三是由中共界定為正確部分的思想，是按“符合馬克思主義和適應中國需要的雙重意義上，確定毛的遺產中正確的部分”[13](P24)。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這兩個出發點是毛、鄧共同的。他認為這不是“非毛化”，他同意1979年3月《人民日報》的文章所說：“中國現在所做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13](P260)。
謝偉思也認為，毛、鄧的一致在于都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而看成是行動的指南。1984年12月的《紐約時報》說中國拋棄馬克思主義了，根據是不久前《人民日報》的一段話：馬克思的著作是一百多年前寫的，有的是當時的設想，后來情況起了很大的變化，有的設想不一定妥當，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當時的著作解決我們當前的所有問題。謝偉思認為，《紐約時報》文章是膚淺幼稚的，今天的經濟政策、對外開放政策與延安時代的減租減息、扶植資本、對美友好有連續性，今天的思想“不過是在延安時期就孕育了的思想的合乎邏輯的、前后一致的發展”[14]。如果中共黨內完全沒有這種開放和開明的思想傳統，新時期就無法打開。
還有不少美國學者認為，中國改革比蘇聯成功是因為采取了經濟先行的漸進性改革戰略，但為什么蘇聯難以實施這種戰略?這不僅僅只是一個戰略選擇的主觀問題，而是客觀初始條件所決定的路徑依賴，這使中國增量式改革所付成本較低。這一觀點國內學者極少注意到。
戈爾德斯坦認為，毛澤東對蘇聯集權計劃體制進行過分權改革，使中國經濟結構具有分散的特征，到““””時經濟權下放到頂點，這對日后的改革具有極大價值。如1972年以后建立的小型國營企業，60%的利潤留在縣，“塊塊”經濟得到最大的加強。為備戰需要、增強地方的自給能力，還大力發展縣域工業和非計劃的集體企業，它們在計劃外取得物質分配，““””期間這種經濟以14%～17%的速度增長，幾乎是國營經濟的兩倍，其利潤都留在地方。從1966年～1977年，中國各縣手里的預算外資金從占國家預算的14.5%增長到35.6%。這樣，中國的地方政府就擁有蘇聯所缺乏的經驗、資源、技術和組織，這是潛藏在中央計劃里的市場因素[15]。
再如，沃爾德在《中國季刊》1995年12月號發表文章說：“毛主義的遺產也越來越被人視為毛以后取得成功的基礎。毛主義比以前蘇聯或任何東歐小國在計劃、投資和物質分配方面有大得多的地方分權。這一分權趨勢在60與70年代也推廣到農村工業化計劃方面。中國開始實行改革時工業基地在地理上比較分散，所有權和控制權比較平均地分散在各級政府中，這使得地方官員有經驗、也有能力對以后具有企業精神的改革政策作出反應”[16]。
邁斯納以生產力來討論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的異同，認為前者更接近馬克思主義原典：“毛澤東認為，要取得一種社會主義的歷史成果，社會關系和人民覺悟改造的‘持久’過程應和現代經濟發展同時進行(實際上卻是先于經濟發展)。而他的政治和思想接班人卻強調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即實現社會主義的首要根本前提應是優先使生產力發展到很高的水平。他們強調馬克思的教導：社會主義只能建立在高度發展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17](P226)。“當今中國馬克思主義奇特之處在于，它特別喜歡用生產力來解釋社會主義”[17](P224)，“已消除了所有空想和偏見的成分”[17](P225)，“成了更加正統的馬列主義理論”[17](P225)，邁斯納稱之為“新版的馬克思主義”[17](P233)。
四、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
人類有共同的哲學問題意識。施拉姆認為，中國的“實事求是”和古代的“陰陽”辯證法與馬克思主義相通[13](P14-15)。美國學者竇宗儀著《儒學與馬克思主義》說，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是黑格爾思想的先軀，馬克思主義和儒家都致力于闡明唯物主義一元論的世界觀和進化的世界觀，他們都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8]。魏斐德分析，王夫之的思想有“獨立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萌芽：不相信純粹的理，而關心固有的社會關系”[19]。
以赫拉克利特為代表的古希臘關于事物內部矛盾沖突的辯證思想在后來的歐洲文化中影響較小，而亞里士多德排斥矛盾的形式邏輯在歐洲文化傳統中起決定作用，“要么是X，要么是非X，這才是合乎邏輯的”。形式邏輯在發展近代科學上起了巨大作用，然而信奉形式邏輯的科學在解釋整體宇宙和終極存在問題上陷入絕境。對事物內部矛盾“對立統一”的認識，只是到了近現代的歐洲，在萊布尼茨、康德、費希特、謝林、施萊爾馬赫、黑格爾那里才獲得了“改造”和“重生”。然而，這種與“亞里士多德僵硬的形式主義”相對立的思維方式，很早就根植于中國儒、道兩家的辯證法傳統中了。跟形式邏輯相對立的辯證邏輯，在印度和中國佛教哲學中也極為豐富和完整。斯塔爾說，1972年郭沫若與法國政治家和作家阿蘭·佩爾菲特講道，在亞里士多德和笛卡爾的思想占據支配地位之后，西方思想已喪失了它的辯證性，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法概念是從中國借用的[20]。
李約瑟認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以會共同接受共產主義的思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因為新儒學家(二程、朱熹)和辯證唯物主義在思想上是密切聯系的。……它是對自然的一種有機的認識。”[21](P61)“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辯證唯物主義，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哲學思想正是他們自己所產生的。”[21](P67)德國皮特·奧皮茨1969年出版了《從儒學到共產主義》一書，1974年又出版了《中國的巨變——19世紀和20世紀革命運動》、《龍的子孫——從孔子到共產主義的中國之路》，認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從孔子的儒學出發到成為共產主義戰士有一個自然的文化心理進程。這一點也為中國學者所認同，郭沫若、孫叔平、張岱年、匡亞明都曾說過，率先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是讀過儒書的人，是儒家學說促使他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22]。
韋克曼認為，毛澤東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繼承了儒家強調通過改進人的道德而達到社會和諧的“修身、治國、平天下”思想，近代康有為、譚嗣同都信奉“仁的規范價值的力量”，而毛澤東又“在根本上更人本主義些，他斷然地把人置于萬物中心，通過完成自然過程而完成自己的一生”[23]。布賴恩認為，“老三篇”通過道德榜樣來進行道德教育，是中國人的傳統教育方式[24]。費正清認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式，是一種適合中國人傳統的民主方式，是傳統政治價值所強調的官員順民心、民意、民利而施政的最好的統治方式[25]。“共同富裕”與管子的“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是有連續性的，把民族解放、國家獨立、人民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內涵，是符合中國傳統價值的。
也有對“相通論”懷疑甚至完全否定的意見。施拉姆說，毛澤東思想中的中國要素與西方要素二者并未被整合為一個新的綜合物。他認為，在這個由根本不同的要素構成的龐大系統中根本就沒有明確的體系和結構，而只有相互支撐的兩個骨架，始終不是一個統一的綜合物，而是各自發生作用;建國初期編織新的社會和政治結構時把馬克思主義視為用，而把中國文化視為體，二者結合較好，而到60年代中期，兩種對立的見識發生了分離，毛澤東晚年思想中的傳統色彩突出表現出來[13](P268)。弗朗茨·舒爾曼在《共產黨中國的思想和組織》中說，中國的馬列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產物”，而與中國傳統文化毫無關系。邁納斯則進一步強調，毛澤東思想具有“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強烈的反傳統姿態”與“烏托邦思想特質”[17](P213)。
還有折衷的意見。顧立雅的《從孔夫子到毛澤東的中國思想》，列文森的《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和后來的專著《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革命和世界主義：西方舞臺和中國舞臺》認為，從曾國藩、梁啟超到毛澤東等幾代中國變革者，在西方入侵所導致的“歷史與價值的沖突”(指中國的歷史傳統與西方人文價值、工具理性的沖突)之際，總是在思想層面淡薄了儒家信仰，而情感層面是留戀并力圖拯救儒家學說。這些研究者稟持韋伯的觀點，認為中國文化中沒有包括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的現代性的因素，依其自身連續性的發展是不可能進入現代的，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思想的主題，打斷了中國歷史的連續性，外來的動力顛覆傳統秩序而塑造全新的秩序。在他們看來，中國歷史傳統不是普世文明價值，終將在普遍價值的西方文明侵蝕下瓦解，而以“博物館”和“化石”的意義存在，中國人會摒棄其現實意義而只欣賞其“歷史意義”和“美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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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馬克思主義2000字論文篇三
《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現階段中國煥發新生命力路徑分析》
1 馬克思主義分析
馬克思主義起源于19世紀的歐洲，在科學層面上，人們的視察范圍停留在宏觀、低速的層面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立在什么之上呢?達爾文的進化論，還有牛頓的經典物理學。
在社會層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建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社會狀況之下，那個時候資本的原始積累加速，資產階級對于工人的剝削達到了一種史無前例的高度，這種剝削關系的受承認程度尚且不管，但是，有目共睹的一點是，當時的貧富差距確實十分懸殊，所以，在當時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考察，確實可以得出馬克思主義的結論。
馬克思主義有三大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在這三種之中，哲學作為認識世界的工具，在這種支持下，誕生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其中，影響力最大的莫過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曾經不少國家在這個理論的支持下，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并且在這種制度下，出現了當時的兩大超級大國之一――蘇聯。所以，社會主義并非走不通，而且，它有著巨大的活力，和可提升空間。
而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而言，馬克思更是開創了一個先河，就是首次將唯物主義運用到觀察人類社會之中，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將歷史的發展從大人物的身上，轉向了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最本質的原因。這不得不說是個偉大的發現，在這之后，歷史上的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因為，任何人都需要解決自己的衣食住行，沒有了生存條件，其他的一切就都無法實現。
2 馬克思主義的局限
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東西，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特定條件下，形成的某種體系更是這樣，馬克思主義自然也不例外，其自然哲學學說以及社會科學學說在現代社會中都顯示出了很大的局限性，那么，馬克思主義都遭到了哪些挑戰呢?
首先，在自然科學方面，由于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仍然建立在經典物理學的宏觀、低速的運動條件之下，對于物質最基本的構成并沒有進行深入的探究，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絕對時空被打破，相對的時空觀被建立起來，這與馬克思主義所支持的絕對時空觀并不相符，也與馬克思的絕對參考系不符，所以，這次物理學界的思想變革，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第一次挑戰，但是，這次對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并不算太大。因為相對論不是對經典物理學的否定，而是發展。
真正使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受到挑戰的是量子力學，量子力學通過對微觀世界的探究，發現微觀粒子的狀態并不取決于它本身的狀態，而是取決于你在觀察它時，它的狀態，請記住這個用詞，這說明，人的觀測行為實質上對微觀粒子施加了很大的影響，所以，對于微觀粒子的測量就十分困難，這種現象在量子力學中，被稱之為“測不準原理”，因為，它的樣子取決于人，并不是由其本身決定的。放到世界觀的層面，這實際上就是在說明：意識決定了物質。所以，在這一層面，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就與真實情況背道而馳。這就說明，馬克思對世界起源的解釋是有誤的。
其實，通過對同一問題的無限次追問，我們就會對世界的起源產生懷疑。既然世界的起源是物質，那么，在科學意義上的物質，必然可以精確到某一種具體的東西上，馬克思主義僅僅說世界起源于哲學上的抽象物質，那么，這種不具體的概念是世界的源頭，恰恰是馬克思主義中與唯物主義矛盾的地方。我們可以自己追問一下：世界的起源是物質，那么物質又來源于哪里呢，組成物質來源的東西又來自于哪里呢?這個問題不斷地追問下去，我們就會發現，唯物主義解釋不了這些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進化論，不知道有沒有人注意到這么一點，進化論可以解釋物種的演變，但是不可以解釋物種的起源，就是，無生命的元素為什么會組合成生命體，為什么會組成這樣的生命體，而不是那樣的生命體。為什么人的結構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這不光是進化論解決不了的問題，也是唯物主義解決不了的問題，因為這種物種演變的隨機性與唯物主義的絕對性是矛盾的，而且，現在的大量的科學研究表明，確實存在著一種超自然的力量，確定了現在的自然秩序，那么，你還確定唯物主義是宇宙的真理嗎?
而且，片面地強調唯物論，對現代社會的危害是巨大的――往往容易將人等同于物，忽視人的精神、忽視人的個性、忽視人權;至今中國社會也不重視人的心理健康、精神賠償等。而且，階級斗爭學說和由此產生的對于國家的解釋，雖然合理，但是，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為大屠殺、迫害持不同政見者提供借口。而且群眾學說容易被少數野心家利用，用于打擊自己的政治敵人。馬克思提倡計劃經濟，但是計劃經濟的本質是人治，而非法治，因為經濟計劃需要人來制定，這就容易導致極權體制的出現。
就整體的歷史唯物主義而言，過度看重經濟基礎，而忽視了一些歷史上出現的偶然，卻足以影響歷史走向的因素，使得有些歷史問題無法被成功的解釋出來，比如一個很無厘頭的問題：“為什么當初把男人命名為男人，女人命名為女人，而不是把男人命名為女人，把女人命名為男人?”
我們已經知道了馬克思主義擁有那么多的缺陷，你還相信馬克思主義是萬能的嗎?
3 馬克思主義發展態勢分析
既然我們也知道了馬克思主義的種種缺陷，以及他本身的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馬克思主義也是唯物主義哲學界的集大成者，只不過是由于人類的可觀測范圍，產生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所以，馬克思主義我們不應該拋棄，而是應該利用現代人的眼光以及現代科學發展的成果，加以改造和發展，那么，我們如何進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改造呢? 3.1 用新真改造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通過現代科學的最新成果，探索出現代科學成果帶來的哲學變革，在確定新的真理的情況下，用新的真理改造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
我們已經知道，現代的物理學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哲學基礎已經發出了挑戰，傳統的單一的唯物主義已經不能滿足現代科學發展的需要，因此，我們必須嘗試將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相結合，這個人物看似不可能，但是，在現代人類的視角已經進入微觀領域的情況下，這種結合并非不可能，相反，它變成了現代哲學發展的必經之路。因為，這兩種結合，才能對現在的自然科學現象進行一個完整的歸納，從而對科學的發展起到應有的指導作用。
并不是絕對反對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體系，唯物主義確實在歷史上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它將人從神的桎梏中解放了出來，并且讓十九世紀及之前的歐洲煥發出了新的活力，資產階級在先定論的支持下自我解放，無產階級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向資產階級的剝削做出了反抗，但是，隨著量子力學的誕生以及新宇宙觀的發展，我們過去認為是錯誤的、“唯心主義”的哲學學說，卻被新的科學成果一步步地證明為正確的。所以，在新的世界觀基礎上，繼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在新的自然科學環境下，馬克思主義不被推翻的重要保障。
3.2 吸收西方資本主義的先進理念，融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
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建立在對西方社會的考察上，馬克思在揭示西方社會的種種矛盾的同時，并沒有完全否定西方，反而對某些西方的體系加以肯定。
現代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變革，仍然要吸收西方的先進理念，因為西方社會也在不斷的進步，舉個例子，馬克思說，無產階級需要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才能改善自身處境。但是，在恩格斯后來的著作中，卻說，英國的工人已經成為了工人中的貴族，并且號召工人利用民主制度和法律進行和平抵抗。這說明，西方國家也在逐步地改善工人的境遇，并且將工人的利益看得越來越重，所以，我們在現階段可以放棄一些具有相當的敵對思想的意識形態，用平和的方式爭取自身的權益。
馬克思主義并不排斥民主與法治。相反，馬克思一生都在追求更大規模的民主與法治，甚至很有先見之明的提出了“廢除死刑”的主張，由此可見，馬克思不得不說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他已經預測到了在未來，法制會變得越來越柔性，越來越人道，民主范圍也會越來越大。可是，后來為什么自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所建立的國家，尤其是蘇聯和朝鮮，卻都不約而同地走向了極權主義呢?這說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實踐的環境尚不成熟，仍然需要借鑒已經成熟舊制度的政治框架，所以，中國依然需要借鑒西方社會政治生活中符合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部分。一方面可以保證社會長治久安;另一方面可以讓馬克思主義永葆青春。
3.3 強化對國民的意識形態教育，在改造的同時不放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國家的政治理論基礎，放棄了他，就等于放棄了我們的立國之本，馬克思主義本身雖然有著很多缺點，但是，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理論，卻有著不斷發展的理論，只要國民堅信這一點，對我們的政治理念仍然抱有信心，那么，一切問題就都好辦。
馬克思主義已經被證明了并不是一無是處，相反，馬克思主義有著極強的理論正確性。劍橋大學曾經與其他的世界著名大學展開過一場論戰，論戰的中心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是創造一切社會價值的源泉’這句話究竟是不是正確的”，劍橋大學站在了馬克思一方，支持馬克思的觀點，最后，劍橋大學贏得了這次論戰的勝利，證明了馬克思說的是對的。
原因很顯而易見，橫向來看，任何機器都需要人的一系列活動才可以運轉，縱向來看，制造現代機器的是上一代機器，而如果我們不斷地向上追溯就會發現，最早的機器是鋤頭，然后再向上是工具，而創造工具的一定是人，不是工具，更不可能是機器，所以，不管用什么方式來論述這個問題，最后我們都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人類的勞動是創造一切社會價值的源泉。
類似的論述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層出不窮，其合理性已經得到了經濟學界的一致認可，但是，如果普通民眾不了解這一切，而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歪理邪說的話，何談讓馬克思主義在民眾心中扎根，所以，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相關理論教育，是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復活的保障，但是，這里并不是要求政府對民眾進行強制的、填鴨式的灌輸，這樣反而會適得其反，而是要通過理性的分析，讓民眾真正全面的認識馬克思主義，意識到它的正確性與不足，讓馬克思主義變得不再高不可攀，變得接地氣，符合人民心中的形象，才會讓國民更愿意接近它。
3.4 及時剔除馬克思主義中不合實際的內容，并以新時期的理性分析進行內容補充
馬克思曾經預言過，西歐各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將在19世紀末期走向終點，并且走向社會主義，而各個落后的國家將進入資本主義階段，馬克思更是無不擔心地指出：當新的無產階級政權誕生的時候，作為新生事物的社會主義政權是否可以抵擋住來自新成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撲。現在看來，不得不說，馬克思當年多慮了，馬克思當年預言的情況不僅沒有發生，而且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國際上為數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改旗易幟，重新變成了資本主義國家，這是為什么呢?
并不是馬克思對于歷史大勢的認識不清醒，而是馬克思忽略了歷史發展過程中“人”的因素。馬克思的歷史觀，僅僅是將個人帶入社會階層的層面中，進行大面積的線性分析，并不是從個人可能對于歷史產生的偶然性因素中，進行更為具體的、空間思維的分析，個人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能微乎其微，但是歷史往往就是某個重要人物在不經意間進行某種活動，最后將歷史推到了完全不同的軌道上。
這個預言的失效就是這么回事啊，馬克思僅僅是從資本剝削工人的角度，看到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但是，他沒有考慮到的一點是，資本家也不傻，當他的統治秩序受到挑戰的時候，他們也會調整自己的統治秩序，從而為自己的政權續命，當工人運動風起云涌的時候，資本家自然就會通過保護勞工的經濟權利，增加議會中左派組織的議席，來保證自己可以繼續坐江山。工人也自然不用通過暴力手段，來保障自己的權益。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可以說也是政治生活中力量對比相對平衡的兩個團體在博弈過程中自然而然可以達到的一種狀態，但是，馬克思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忽略了這一點，而僅僅從經濟基礎著手，所以，他失敗了。(資料參考自斯塔夫理阿諾斯《全球通史》)
3.5 必須提高工人待遇，解決三農問題
有人可能會問，思想意識的問題，解決途徑為什么會有經濟原因呢?
恩格斯說過：“人必須先解決吃喝住穿，才能從事政治，宗教等活動”，簡言之，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為什么現當代的中國人越來越認為馬克思主義，或者單一的共產主義是一場騙局?筆者認為當然不是因為什么和平演變，內因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蘇聯那么強大的國家，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一定是這個國家內部，甚至根基出了問題，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所以，現當代的中國國民，對于馬克思主義失去信心，也一定是中國的社會問題太多導致的。而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三農問題以及工人的問題。
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經濟的蛋糕已經越做越大，但是，如何分好這塊蛋糕，依然是擺在中國執政者面前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任何人都能看到，中國的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均，有失公平，按地區來說，東部沿海地區集中的財富遠高于西部地區，城市也高于農村;按照公民階層來說，中國的社會依然呈現“金字塔”型的狀態，中產階層的絕對數量和比例依然不足，所占社會財富在社會中的比重仍然不多，這就會導致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比如犯罪率增長、社會再生產原動力不足等。
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勞多得，才會讓生產第一線的工人獲得最直接的好處，讓工人的戰友――農民階級獲得生產的長久動力，在城市中扶植一大批中產階層，讓農民的生產成果獲得預期的匯報，避免出現“谷賤傷農”和“谷貴傷民”的現象，讓中國經濟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順利復蘇，才是保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繼續發展，并深入人心的根本保證。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雖然應該改進，且必須改進，但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正確的部分，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堅持正確的理論，并與新的真理相結合，馬克思主義才會煥發出無窮的生命力，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的理論，因為它的科學性，他就必須不斷的發展，保持住科學性。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為最廣大的國民謀利益的理論，只有中國政府持續的改善人權，讓國民看到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性，馬克思主義才不會被時代所拋棄，被國民所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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