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保護法政治論文(2)
未成年保護法政治論文
未成年保護法政治論文篇二
新刑訴法下對未成年人保護新舉措研究
作者簡介：周芳，女，天津市河東區人民檢察院行政科干警。
【摘要】新刑訴法單列篇章，對未成年人著重筆墨，不僅強調了總體方針，更有細則跟上，今后，公檢法各機關應如何配合，做好未成年人的法律工作，新刑訴法給出了新舉措，涉及方方面面，在此，我們僅就幾點加以探討。
【關鍵詞】未成年人;律師介入;合適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犯罪記錄封存
2013年1月1日起，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已正式實施，這次修改明確了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有助于犯罪的未成年人認識到自身錯誤，回歸社會。修改后刑訴法開辟專章，對未成年人保護著重筆墨，加以說明。下面，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談談新刑訴法對未成年人保護的新舉措。
一、設立了偵查階段律師介入制度
原刑訴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但在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往往對律師介入有抵觸情緒。新刑訴法出臺后，律師介入制度寫入法律，律師介入活動有助于案件定性的全面客觀，也有助于辦案部門全面把握犯罪嫌疑人的所處環境和日常表現，有助于根據未成年人自身情況制定幫教措施，體現了“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新刑訴法關于律師介入的具體規定也是對律師權利的充分保障。首先，新刑訴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監護人、近親屬代為委托辯護人”。這一規定既明確了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人地位，也明確了委托律師的主體。其次，新刑訴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律師作為辯護人在偵查階段的權利更加清晰、明確。
當然，律師介入制度在實施過程中也可能會出現很多問題。第一，由于偵查階段案件證據尚未收集完全和有效固定，公安機關可能以影響偵查等理由抵制律師介入。第二，由于硬件設施不齊全、制度設計不完善等原因，律師介入偵查會見嫌疑人的場所無法得到充分保障，律師行使申訴、控告權容易遭到偵查機關推諉搪塞，這些都給律師介入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落實增加了難度。第三，由于律師隊伍業務水平參差不齊，部分律師仍然存在只注重收集無罪或罪輕證據的觀念，忽視對犯罪嫌疑人日常表現、道德品行、幫教條件等證據的收集，不利于對未成年人再犯可能性進行綜合評判。
二、確立了訊問和審判未成年人時合適成年人參與機制
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1]的設立主要是考慮到未成年人心里發育還不是很完善，在訊問時容易恐慌、緊張、害怕，從而導致案件的辦理遇到阻礙，不利于未成年人保護自身權益。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2]，第一，可以幫助司法工作人員和未成年人進行溝通;第二，可以對未成年人的心理起到安慰作用，幫助他們充分陳述事實，方便訊問;第三，使整個訊問過程更加公開，透明，避免非法取證行為的出現;第四，由于大多數孩子是不希望親屬在場的，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有助于犯罪的未成年人坦白事實，認罪悔罪。
合適成年人參與具有上述撫慰、溝通、監督、教育、見證的一系列功能，但是它的不足之處，我們也應該看到：
(一)法律規定的虛設問題
新刑訴法將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作為“應當”性的強制規定，實現了與《未成年人保護法》對接，也體現了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護。但是，部分司法機關為了辦案的快捷，或者由于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在外地，或者家長不愿意來等等原因，忽視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導致法律法規的虛設。
(二)法律法規在執行過程中的不平等問題
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中經常會出現歧視性保護的現象，例如，戶籍地在外地的犯罪嫌疑人批捕率常常高于戶籍在本地的。在司法實踐中，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可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例如，外省市的未成年人故意隱瞞家庭電話和地址，家人因為路途太遠，從而導致犯罪嫌疑人的親屬無法及時到場等等。
(三)合適成年人參與的順位問題
新刑訴法二百七十條針對合適成年人到場權的規定，采用的是法定代理人優先原則。但是，在實踐中我們會遇到各種問題。比如說，未成年人的父母不關心自己的孩子，或對自己的孩子徹底放棄，此時他們可能就不愿意參加偵查活動，或選擇沉默，發揮不到任何積極作用，而新刑訴法對此類情況怎樣處理暫無明確規定。其次，在選擇其他合適成年人時，也應征求未成年人的意見。應根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年齡和成熟度，尊重其對合適成年人的選擇，尊重他們的合理訴求。
三、設立了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制度
新刑訴法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對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則第4章、第5章、第6章規定的犯罪，即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以及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符合起訴條件，但有悔罪表現，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人民檢察院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前，應當聽取公安機關、被害人的意見。”我國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前身是各地檢察機關試行的暫緩起訴制度[3]，附條件不起訴制度適應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是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在刑事訴訟領域的新應用，有利于犯罪的未成年人認罪悔罪，改過自新，遠離犯罪，早日回歸社會。同時，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有助于節約司法資源，降低訴訟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附條件不起訴，應當詳細考察被告人的社會背景、幫教條件，明確所附條件的內容，并積極與學校、社區聯絡，組成專門的幫教隊伍，完善考察制度，最大限度實現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功能和價值[4]。
四、規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新刑訴法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司法機關和有關部門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犯罪記錄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法律法規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犯罪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對于鼓勵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改過自新，防止他們重新犯罪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與社區矯治存在一定矛盾[5]
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矯治需要社會化幫教，整個社區矯治體系離不開每一個基層社會組織如社區、學校等的支持配合，因此，一些社區基層組織工作人員不可避免的成為了未成年人犯罪記錄的保管人、知情人。如何加強未成年人犯罪記錄保管人、知情人的保密意識和服務意識，關系到未成年人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切實維護。
(二)對未成年人犯罪記錄查詢主體的監督存在問題[6]
未成年人犯罪記錄查詢主體十分廣泛，法條僅規定“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法律法規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7]”，“有關單位”的范圍并不明確，查詢的方式和保密方法也非常籠統，難以形成對查詢主體的有效監督，也難以確保未成年人犯罪記錄不被泄露。
參考文獻：
[1]姚建龍.權利的細微關懷――“合適成年人”參與未成年人刑事訴訟制度的移植與本土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64.
[2]陳美君.偵查詢問程序正當性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255.
[3]刑事訴訟法 第268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
[4]中央綜治委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領導小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團中央六部門聯合制定的《關于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體系的若干意見》，(2012年5月5日訪問)。
[5]于志剛.構建犯罪記錄查詢制度之思考[J].人民論壇，2010(23).
[6]陳帥.未成年人前科報告義務免除的必要性與體系性構建―――兼評刑法修正案(八)第19條[J].遼寧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
[7]于志剛.關于構建犯罪記錄終止查詢制度的思考[J].法學家，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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