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寫高中政治論文(2)
怎樣寫高中政治論文
高中政治論文篇二
協商政治與中國政治文明建設
【 內容 提要】協商 政治 是當代世界政治文明 發展 的一種嶄新范式，作為 現代 民主政治的一種形式， 協商政治廣泛地存在于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安排和政治系統的運行過程之中。 中國 的政治協商制度具備了協商政治的基本特征，但還不能算作現代意義上的協商政治，須 進一步發展完善。從功能性的政治協商走向制度化的協商政治，是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 新路徑之一。
【關 鍵 詞】政治協商/協商政治/政治文明
在中共十六大關于政治文明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中，對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問 題從不同角度有所論及，表明人民政協組織和政治協商制度在我國 社會 主義政治文明建 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試圖從協商政治和當代民主 理論 的新視野出發，對當 代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發展路向進行初步探討。
一
協商政治是民主政治的一種形式，在這種政治形式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多個政黨之 間或政府與利益集團之間通過制度化協商所取得的一致意見為基本依據。(注：本文有 關協商政治的概念以及理論 分析 參考 借鑒了北京大學政府管 理學 院曾勇明博士的 研究 成 果。曾勇明在其博士論文《協商政治的決策過程與政治整合功能分析》中提出并界定了 協商政治概念，系統論述了協商政治的基本理論。)協商政治無論是作為一種基本政治 制度安排，還是作為一種基本政治運作過程，都廣泛地存在于現代民主政治之中。例如 ，在實行代議民主政治的國家，都是由多數人選舉他們的代表組成一個代議機關，由這 個代議機關掌握政治共同體的最高權力。在現代國家，這個代議機關就是立法機關，西 方國家稱之為議會或國會。多數人的意志正是通過代議機關組成人員在討論和協商中形 成的，協商的結果是代議機關進行政治決策的一個基本依據。
根據政治體制的不同以及政黨協商與利益集團協商的差別，協商政治可以分為執政聯 盟型協商政治和西方社群合作主義型協商政治這兩種主要類型。所謂執政黨聯盟型協商 政治，是指在實行多黨制的國家，如果沒有一個政黨在議會中控制半數以上的議席，一 般就需要兩個以上的政黨組成執政聯盟以掌握政權。執政聯盟型協商政治的主要特點是 ，在議會中獲得席位的政黨或者政黨聯盟，通過組建議會黨團，在國家立法機關表達本 黨(或者政黨聯盟)的政治意見和政策傾向，以談判、辯論、協商、表決等形式制定政策 和 法律 ;同時，獲得執政權的政黨聯盟通過內部協商進行政治分贓，分配政府職位和行 政責任。執政黨聯盟型協商政治在實行多黨制的國家中比較普遍，如在法國、德國、意 大利、以色列等國家，都具有執政黨聯盟型協商政治的顯著特征。所謂社群合作主義型 協商政治，是強調不同的社會利益群體通過合法的政治途徑與形式進行利益表達和政治 溝通，謀求政府統治權與社會自治權的平衡，形成政府與社會合作互動、良性共治的局 面，以奧地利、瑞典等一些歐洲國家最為典型。在革命制度黨執政時期的墨西哥也是實 行社群合作主義型協商政治的代表。這些國家都存在擁有強制性或半強制性成員資格的 社團如工會、雇主協會等非政府組織(NGO)，政府在制定有關政策如社會 經濟 政策時， 與這些組織進行協商，并以協商結果作為決策的依據。
兩類不同的協商政治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表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就協商的政治功能 來看，在執政黨聯盟型協商政治中，政黨同政黨之間的政治分贓與政策協商是關鍵;在 社群合作主義型協商政治中，政府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 協調是關鍵。就協商的政治主體來看，在執政黨聯盟型協商政治中，各個進入執政聯盟 的政黨既是政治地位平等的政治主體，同時也是政治屬性相同的協商主體;在社群合作 主義型協商政治中，政府作為一方，各個社會利益集團作為一方，是政治地位平等但政 治屬性不同的協商主體。
現代政治系統的運行過程，也可以看作是協商合作的過程。政治權力系統的不同組成 部分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也存在廣泛的政治協商。這不僅體現在立法機關內部不同政黨 或議會黨團、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協商，也體現在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間的協商，體 現在行政機關內部不同部門之間的協商，體現在執政黨內部的協商，以及中央政府與地 方政府、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協商等。例如，在總統制或半總統制下，如果總統 所在的政黨并沒有成為國會的多數黨，總統在許多 問題 上就不得不同國會多數黨進行協 商。在實行半總統制的法國，如果總統所在的政黨沒有成為國會的多數，就會出現“左 右共治”的局面，總統與分別屬于左翼和右翼政黨。在這種情況下，總統與的 協商就更加經常且微妙。又如，日本自民黨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協商也很有特色。在自 民黨單獨執政或自民黨主導的聯合政權 時代 ，自民黨派系領袖之間的協商對日本政治過 程有重大 影響 。
在現代西方國家，公民除了通過選舉自己的代表參加代議機構外，還通過參加政黨和 社會團體，以團體的形式參與對公共事務的討論與協商。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 各種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發展迅猛，它們以各種方式同公共管理機構進行協商、對話與 合作，并推動公共管理模式的變遷。而且，公民還可以通過對公共事務的討論、協商， 形成社會輿論，對政治過程產生一定影響。
由于協商廣泛地存在于現代民主政體的政治過程中，是政治決策的基礎性環節，因此 ，民主政治也可以被稱作協商政治。 臺灣 學者江炳倫指出：“我們經常認為國會政治的 最大法寶就是多數決。其實，這僅是表面現象。在大多數民主國家，任何重大政策付諸 表決之前，不同政黨領袖早已在幕后進行一連串的磋商和協調。民主政治能否成功的關 鍵性因素，不在于那一黨派掌握多少選票，而是在多數派與少數派對政治基本結構是否 具有共識，彼此之間是否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這些特質必須靠經常不斷的溝通和磋商 才能慢慢培養起來”。“民主政治就是協議的政治”。[1]
二
“協商政治”的概念為我們理解當代人類政治文明的新發展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 如果從協商政治的視野來重新審視20世紀后半葉以來世界民主政治理論的各種流派，我 們就會發現，曾經在國際社會具有重要影響和引起廣泛爭議的“共同參與民主理論”、 “公共選擇民主理論”、“多元主義民主理論”以及其它民主理論，盡管存在明顯的分 歧，但是，它們之間也存在共同一致的因素，那就是承認政治協商在國家和社會公共事 務治理中的基礎性作用以及協商過程對于公共決策制定、權力與利益分配的必要性。不 同的民主理論盡管在側重點方面各有不同，但是都把完善民主政治的目標指向了政治協 商。
在20世紀80年代，阿爾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論述共同參與民主問題時 就指出：“在現代的政治框架結構中，即使是圣人、英雄加天才來統治，也仍然面臨代 議制最終的危機。必須通過廣泛的協商，心平氣和的共同參與，重新確立政治的框架結 構”。[2]托夫勒、奈斯比特等參與民主論者的觀點，反映了在當代以信息革命為基礎 的現代社會直接民主的重要性和政治協商的必要性。以羅伯特·達爾為代表的現代西方 多元民主論者認為，由于社會體系中存在多個相互競爭的利益集團，因此，政治權力應 當分散在相互競爭的利益集團之中，而不是由單一的利益集團或國家所獨占。在一種多 元化的權力結構中，相互競爭的利益集團通過直接或者間接的院外活動，參與國家政治 生活，影響政治決策，以實現自己的利益。國家政策是各個利益集團討價還價和妥協影 響的結果。達爾指出，“獨立的組織在一個民主政體中是非常必要的”，[3]“在民主 國家中，有組織的政黨和利益集團是必要的、正常的、理想的政治生活的參與者”。[4 ]從達爾的思想來看，多元民主的重要組織基礎是社會中政黨組織、政府組織與公民利 益集團組織三類組織的相對獨立，不同類型組織都可以分享政治權力，通過談判與協商 制定政策。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涉及公共利益的決策并不能通過市場機制進行分散的個 人決策，只能夠通過政治過程進行集體決策。而集體決策就是各個參與者按照某種規則 ，通過集體協商而確定的集體行動方案。集體協商所遵循的規則主要包括“一致同意規 則”、“多數同意規則”、“否決投票規則”等。無論集體決策采用何種規則，實際的 運作過程都是博弈與協商并存的過程。如果只有博弈而沒有協商一致，就不可能形成集 體決策。
綜上所述，協商政治是吸收了各種民主理論共同價值和合理成分之后形成的一種新型 政治形態，同時也是當代世界政治文明發展的一個新成果。協商不僅是一種重要的政治 運行機制，而且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政治行為過程，同時還是一種全新的政治文化觀念。 協商政治作為當代民主政治一個新范式的提出，深化了我們對民主政治的認識，為我們 了解世界政治文明的發展走向提供了新的視野。
三
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根據中國政黨制 度的基本制度安排，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是中國政權的領導核心，共產黨是國家各 項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制定者;其他政黨(民主黨派)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參政黨，其主 要政治功能是與共產黨通力合作，就國家的大政方針進行協商。中國參政黨同執政黨之 間的政治協商不僅體現在民主黨派人士以人民代表的身份進入國家立法機關，參與國家 重大事務的討論和決定，而且體現在民主黨派人士同執政黨通過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一 專門的形式共商國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 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人民政協的這種性質 ，決定了它具有其他組織所不具有的政治特點：一是組織上的廣泛代表性和政治上的巨 大包容性。在“大團結，大統一，囊括一切代表人物”方針下，盡最大可能地把各黨派 團體、各族各界的代表人物吸收進來，達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 素，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目的，并在共同政治基礎上“求同存異”。二是黨派 的合作性。人民政協以黨派團體為基礎組成，各民主黨派可以政黨名義在政協發表意見 ，提出提案，開展參政議政的各種活動。人民政協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根據“長期共存 、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 ，積極促進中國各黨派間的團結合作。三是民主協商性。人民政協是中國發揚社會主義 民主的重要形式，它組織參加政協的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協商國家大事，對國 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提出意見和批評。
根據政協章程的規定，政協全國委員會和各級地方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 政治 協商、民 主監督、參政議政。所謂政治協商，是對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以及政治、 經濟 、文化 和 社會 生活中的重要 問題 在決策之前進行協商和就決策執行過程中的重要問題進行協商 。政治協商的主要形式有：政協的全體會議，會議，主席會議，專題座談會， 各專門委員會會議，根據需要召開的各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少數民族人士和 各界愛國人士的代表參加的協商座談會等。所謂民主監督，是對國家憲法、 法律 和法規 的實施，重大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通過建議和批評進 行監督。民主監督的主要形式有：政協的全體會議、會議或主席會議向中共黨委、 政府提出建議案，各專門委員會提出建議或有關報告，委員視察，委員提案，委員舉報 或以其他形式提出批評和建議，參加中共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組織的調查和檢查活動 。參政議政是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的拓展和延伸。參政議政的 內容 和形式除政治協商和 民主監督規定的內容和形式外，還包括選擇人民群眾關心、黨政部門重視、政協有條件 做的課題，組織調查和 研究 ，積極主動地向黨政領導機關提出建設性的意見;通過多種 形式，廣開言路，集思廣益，充分發揮委員專長和作用，為改革開放、 現代 化建設和國 家統一獻計獻策。根據上述內容的 分析 ，我們認為， 中國 實行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與政治協商制度已經從基本制度安排和政治運作機制方面建立起協商政治的框架體系， 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 發展 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但是，現階段中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還不屬于完全意義上的協商政治，而是 處在從政治協商向協商政治發展的過渡階段。這是因為，同國外協商政治的兩種典型形 式相比較而言，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還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不完善之處：
第一，參政黨同執政黨作為兩種不同性質的協商主體在政治協商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 相同的。共產黨是政治決策的主體，民主黨派是政治決策的參與者和協助者;共產黨制 定政策，民主黨派則“通過充分的討論協商，努力增進各方面人士的相互溝通和理解， 發現和集中群眾的智慧和經驗，促進黨和政府決策的民主化和 科學 化”。[5]而真正意 義上的協商政治要求參加共同協商的各個政黨都是政策的制定者，通過各方協商一致的 原則共同制定政策。
第二，人民政協在組織結構上缺乏適應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結構分化實際情況的利益表 達機制。在人民政協組織中，既具有黨派構成，又具有社會界別構成，還具有各種特殊 身份構成，這種組織結構模式容易混淆政黨之間政治協商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政治協商 的區別和界限。從不同類型協商政治的運作機理來看，政黨之間的政治協商側重于政治 利益和政治 影響 力的合理分配，政府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協商側重于權力與利益 交換的公平合理，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協商側重于利益的協調與公平。從當代中國 社會利益結構和社會政治結構分化的現實情況來看，充分的利益表達需要多個組織承擔 ，沒有哪一個組織能夠保證自己作為協商的一方，完全公平和公正地代表多方利益。因 為，在現行體制下，政協組織同執政黨組織和政府組織不同，它只是民意表達機構，而 不是政策綜合機構，它本身并不具備利益分配和利益整合的權力和政治功能。
第三，政治協商制度和人民政協組織按照“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而設定的政治 功能，在某些深層次問題上存在內在沖突。就大政方針而言，在現行政治協商制度下， 共產黨同各個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一般能夠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和看法;就圍繞“團結 ”和“民主”兩大主題而展開的政治職能而言，絕大多數情況下也不難保證二者的兼顧 與協調。這是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長期發展的結果。但是，在一些深層次問題上， “團結”和“民主”兩種不同類型的政治功能難免出現內在沖突。例如，在黨和國家機 關高層次領導人選的安排方面、重大事務的決定方面，民主黨派內部可能有與共產黨意 見看法一致的，也可能有不一致的。按照“民主”的要求，應當允許持不同意見的一部 分哪怕是少數人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雙方的協商與溝通應當更為充分和開誠布公。但 是，從“團結”的要求來看，持不同意見甚至反對意見的一方為了支持和配合實現共產 黨的“組織意圖”，往往較難充分表達自己的看法。
第四，人民政協組織同中共統戰組織存在角色交叉、功能重疊，不利于政協組織協商 功能的充分發揮。從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實際要求來看，政治組織的角色與功能應當專 門化和分殊化。因此，人民政協作為政治協商組織的角色與功能應當同作為政治統一戰 線組織的角色與功能區分開來，人民政協主要發揮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作用 ，而把政治統一戰線的功能集中賦予共產黨的統戰組織。但是，在現行各級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中，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做好海內外聯誼工作、促進兩岸關系改善、團結非公有 制經濟代表人士等，往往成為政協的經常性、實質性工作。這些方面的工作同中國共產 黨的統戰組織工作沒有多大的區別，存在明顯的交叉重疊。同時，由于政協組織把相當 多的工作精力放在統戰方面，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政治協商功能的充分發揮。
既然我們已經認識到協商政治是當代民主政治發展的新形式，是政治文明建設的新的 有益經驗，那么，如何將中國現行的政治協商制度發展成為更加完備的協商政治呢?在 此，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原則性思路：
在協商政治的具體形態方面，中國不應當簡單照搬西方多黨聯合執政型協商政治，但 是在堅持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前提下，可以借鑒其中的某些具體運作機制，進一步提 高各民主黨派在政治協商中的地位和作用，實行多黨平等合作的協商政治。其基本政治 底線是：除了不分享國家執政權以外，其他所有權力都平等分享。也就是說，民主黨派 在接受共產黨在政治上的領導、不與共產黨分享執政地位的前提下，在公共政策制定和 國家重大事務的決定上享有與執政黨同樣的權力和地位。同時，應當建立專門的經常性 的公民團體和非政府利益組織同執政黨和政府組織進行實質性政治協商對話的機制。在 這方面，十六大報告明確強調，“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 、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6]十六大報告還進一步 要求，“各級決策機關都要完善重大決策的規則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 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制度和社會聽證制度，完善專家咨詢制度，實 行決策的論證制和責任制，防止決策的隨意性”。[7]這清楚地預示著，在未來公共政 策的制定中，中國將從傳統的單向集中型政治協商轉向雙向互動型協商政治。總體上看 ，中國的協商政治應當是兼有政黨聯盟型協商政治和社群合作主義型協商政治兩方面優 點和特點的復合型協商政治。
在協商政治的運作機制方面，要嚴格按照“協商在決策之前”的原則要求，使執政黨 提出的每一項政策建議、每一個人事安排意見，都充分吸收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甚至公 民個人意見的備選預案，改變長期以來政治協商和民主評議的實際運作中，黨委先有傾 向性或實質性意見，然后通過協商賦予黨委意見合法性與民意基礎的做法。在具體事務 的協商過程中，要引入公開辯論程序和聽證機制，盡量做到協商過程的公開、透明，盡 量減少通過個別談心、做工作、打招呼、促轉化達成一致的傳統協商辦法，減少感情因 素和心理暗示在協商過程中的影響。
在協商政治的組織建構方面，要考慮將 目前 按照“大民主、大團結”原則建立的人民 政協進一步完善成為專門化、專業化的幾類政治協商機構。具體而言，可考慮建立黨際 協商機構、政黨與人民團體協商機構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協商機構這三類不同層次的政 治協商機構。為此，必須改變在政治協商中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界別相提并論 的做法，將民主黨派同共產黨政黨之間的政治協商作為協商政治的第一層次，將共產黨 和政府組織同各人民團體、社會界別之間的政治協商作為協商政治的次一級層次。在不 同類型的協商機構中運用不同的協商原則和協商機制。
在協商政治的政治效力方面，要提高政協委員個人、集體和政協專門委員會所提出各 項提案的政治效力。政協委員同人大代表一樣，都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礎，都是受部分公 民的委托;政協提案同人大議案一樣，都是人民利益和愿望的合法表達。因此，雖然政 協組織不是國家立法機關和權力機關，但是，將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要求以人大議案形式 提交國家權力機關與以政協提案形式提交政治協商機關，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 只是“問題的發現者”不同，以及問題的反映渠道不同而已。從操作層面來看，至少今 后應當在“兩會”同時召開期間，建立更為暢通、便利的，將政協提案轉化為人大議案 的機制，通過制定規范化的法律程序，明確政協提案轉化為提交人大討論議案的具體形 式、途徑，從而使政協提案的法律效力和政治效力得到進一步提高。另外，今后應當在 “兩會”閉會以后，把辦理人大代表意見建議同辦理政協委員提案統一起來，使代表和 委員只是監督者，不是政府有關部門要向他們負責，而是讓政府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共同監督下向人民負責，同時，代表和委員也向人民負責。
從功能性的政治協商走向制度化的協商政治，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 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取得實質性進展的必要途徑。我們應當以十六大精神為指針， 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大膽探索，善于吸收和借鑒當代世界政治文明建設的積極 成果和有益經驗，切實推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向前發展。
【 參考 文獻 】
[1]江炳倫：《民主與發展——江炳倫時論(一)》，時報文化出版 企業 有限公司1986年 版，第285、18頁。
[2][美]阿爾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511頁。
[3][美]羅伯特·達爾：《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
[4][美]羅伯特·達爾：《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頁。
[5]李貴鮮：《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人 民日報》2003年3月16日第4版。
[6][7]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 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單行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35、 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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