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發的思想政治論文(2)
代發的思想政治論文篇二
中華傳統的民本政治與東北亞的政治訴求
[摘 要] 中華民本政治是東北亞的主流政治。其主旨是，要王道，不要霸道;要對話，不要對抗;要 和平，不要戰爭。和平、合作、交流、友善和多元包容是東北亞人的共同訴求。
[關鍵詞] 中華文化;民本政治;東北亞政治;多元新格局
[中圖分類號] D8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007(2011)02-0019-04
[收稿日期] 2010-12-20
[基金項目] 延邊大學211工程第三階段資助項目。
[作者簡介] 1.陳維新，男，延邊大學中朝韓日文化比較研究中心教授;2.曹志剛，男，延邊大學世界史專業在讀博士。
中華文化傳統政治哲學的主流是民本，即以民為本。這種民本思想或重民思想，至少可 以追溯到《尚書》，其中保留的材料，充分反映了中國古代的民本政治。“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尚書•盤庚中》)古代先王，無不盡心愛民，要求官員不要貪求財寶，應一心一意給人民以恩德。“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泰誓》)《左傳》對這種民本思想闡發得更明白：“夫民，神之主也。”《春秋谷梁傳》說得更具體：“民為君之本也”，把民的位置提到高于天、神和君的位置，可以看出，周 代的天已不只具有超越意識，而且以民意實之。可見“民為邦本”的思想已具雛形。儒家思想集西周以來民本主義之大成，把民本主義發展為歷史的一個新的高度。孟子明確地宣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的理論(《孟子•盡心下》)。荀子繼承了孟子民本思想的內核，形象地用水和舟的關系來說明民與君的關系。他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 荀子•王制》)“天下歸之謂王，天下去之謂亡”，(《荀子•正論》)這是因為天下不是君主一個人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呂氏春秋•貴公》)可見，儒家借天下的權威，在神學的天道觀的外衣之下，蘊藏著豐富的民本主義思想精華，已認識到得民心的重要性。政權如果能得到民心，受到民眾的擁護，就能長治久安;如果喪失民心，早晚是要滅亡的。我國學者在研究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民主政治時常引用歷史上的智士仁人的精 辟論述以闡述其深刻道理的實例很多，例如，孟子說：“桀紂之決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離婁上》)白居易在總結歷 史的經驗時說：“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來者漸矣…… 善與惡，始系于君也;興與亡，始系于人也”。(《白居易集(卷六)》 蘇軾也認識到得民心 的重要：“人主之所以持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遁之災也。其為可畏，自古以然。”(《蘇軾文集》)唐甄也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強大，指出，如果喪失民心，民眾起來造反，是什么力量也阻擋不住的：“天下之大可恃乎?甲兵之多可恃乎?君惟不善無道于民，雖九州為宅，九川為防，九山為阻，破之如椎雀卵也。雖盡荊蠻之金以為兵，盡畿省之籍以為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潛書•遠諫 》)中國歷代思想家對人民在國家中的作用有著相當深刻的認識，因而他們始終堅持民本主義立場，從而使民本思想貫穿于中華傳統文化的始終，這是中華傳統文化政治內容中人民性的基本要素。所以中華文化傳統中充分體現了“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為民請命”，講究“德治”、“仁政”、“王道”，反對“霸道”的君民平等思想。“何以人異”，“堯舜唯與人同”(《孟子•離婁下》)，圣人、賢人和普 通人沒有什么不同。人皆圣賢，何有貴賤。其中所蘊含的真理適用于任何社會。
中國從公元前二世紀便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專制國家。秦以后，漢、 唐、明、清這些較穩定的王朝，都統治了幾百年，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法經》到清朝的《清會典》，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歷史政治的民本思想。李悝從事改革，有一個重要思想，就是把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緊密聯系起來，他認為國家之所以動亂不安是由“饑寒而起”，“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為邪也”。[1](70)因此，他大力推行“法治”，嚴格堅持“罰必當”的措施，打破“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舊傳統。還有韓非的“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改變了“禮有差等的舊傳統，體現了相對的公平與公正，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百姓的意志和愿望。在中國歷史上，尤其是大唐的封建法律制度影響最大。唐太宗李世民對臣子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闡明了“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的道理。他認為“為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1](70)治國之道以“安人寧國”為方針，《唐律疏義》及唐初所制定的一系列律、令、式，都奉行“德主刑鋪”，“以寬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以“安人寧國”為目的。《清會典》以嚴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導致了清朝后期國勢的衰微。總之，中華文化在歷代政治領域的傳承，對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創建人民民主法制，吸收人民參加國家管理，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具有深遠的意義。正如毛澤東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2](1)毛澤東同志曾在延安時與黃炎培有段坦誠的對話。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驅使，強求發展，以至于干部、人才漸漸竭蹶，到了難于應付的時候，環境 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榮屈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的。中國共產黨從過去到現在，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曾充滿自信地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3](393)中國憲法規定人民參政議政參與國家的管理。中華文化其實也是一個民主文化的發展過程，從帝王專權到集權，從小民主(指統治階級內部的民主)到大民主(貼近百姓呼聲的民主)，從舊民主到新民主，從試點改革到大開放，從古到今宏觀而言，中華文化在亞洲的政治影響從總體上看仍然具有引領前進方向的作用。總結歷史的政治法制，“從最早的封建成文法——《法經》，直到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相互間陳陳相因具有十分清晰的沿革關系和內在聯系。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政治法律體系，從唐朝起極大地影響了相鄰的日本、朝鮮等國家的政治律 令方面的發展，由于具有某種共同的特征，一并歸屬于“中華法系”。[1](70)
中華文化在政治體制上影響朝鮮較早的有“箕子朝鮮”(對朝鮮半島實施“洪范九疇”的統治)，衛滿朝鮮統治、漢朝的郡制統治。尤其是盛唐時期，唐三省與新羅執事部、日本太政官制之間;唐府兵制與新羅、日本的軍事制度之間;唐代官吏制度與新羅、日本的官位制之間。還有與政治緊密聯系的經濟制度——唐朝均田制與新羅丁田制、日本班田收授制之間;中國古代賦役制度與朝鮮、日本古代賦役制度之間;唐州縣制與新羅、日本的地方制度之間;中國古代貨幣制度與朝鮮、日本古代貨幣制度之間;中國古 代度量衡制度與朝鮮、日本古代度量衡制度之間均有密切關聯。[4](1-5)總之， 這些政治經濟制度伴隨著中華文化的發展對朝鮮和日本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首先日本在 政治上，學習繼承中華 文化比較靈活，早在“大化革新”的圣德時期，擬定旨在集權中央的《憲法十七條》中的第一條中開頭引用孔子的話“以和為貴”，堅持“和而不同”的 哲學，廣包巨擴，海納百川，從“和魂漢才”到“和魂洋才”，走開放救國、開放 富國、開放強國的路線，實施了“開放政治”。[3](55)在國家政治大法上，明 治維新之前，歐美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即已開始在日本傳播[4](63)，它與當時日本 社會 漸已形成的要求承認公卿、諸侯、武士等參政的所謂公議思想相結合。至明治維新之后，新興的資產階級在 經濟上采用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同時，在政治上也接受了資本主義的憲政制度。1874年，日本發動了要求實現資產階級自由、人權、社會制度、憲政制度的自由民權運動，天皇政府召開“民選議會”，正式頒布“明治憲法”。由于歷史的原因，“明治憲法”是在中華法系、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三大法系之間的矛盾 發展中孕育的“精華”。[5](1~5)在形 式上是西方化的民主政治，同時也豐富了東北亞政治的內涵。
韓國的社會關系雖然是層級化、集團主義意識，但在一定程度上還蘊含著近現代民主意識。在朝鮮朝，言論自由受到法律上的保障，雖然享有言論自由的人只限于人數不多的 上層統治者，但連君主也不能任意侵犯這種權利。韓國在1945年獲得獨立后，其政治文化發生了巨大變化。此時，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文化更多地受到傳統遺產的影響，而不是受新引進的西方理念的影響。盡管在制度形式上采取了西方式的民主，但其本質上，民主政治尚未占主導地位。不過，民主政治文化也在不斷發育成長，走向成熟，現在與日本的民主政治相接近。
從本質上講，東北亞政治是以人民當家作主、參政議政作為目標的。因為人民參政議政可規避執政的失誤。正如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所闡述的：“在許多事例上，群眾比任何一人又可能作較好的裁斷。又，物多者比較不易腐敗。大澤水多則不朽，小池水少則易朽 ;多數群眾也比少數人為不易腐敗。單獨一人就容易因憤懣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終致損傷了他的判斷力;但全體人民總不會同時發怒，同時錯斷。”[6](52) 亞里士多德講的是一個城邦的民主 管理道理，對于今日的國家，東北亞各國同樣有意義。
當然，作為一個國家，政治上要強調民主，而面對全球或東北亞來說就應該是政治多極 化。在一個國家內，公民是國家的成員，要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而對東北亞地區，處在其中的各個國家是這個地區的成員，面對地區談政治多極化，是對成員國家的尊重，是尊重各國的特殊性。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講的是對他人的尊重;“和而不同”講的是包容，“天人合一”講的是和諧。這些就是中華文化的王道觀。處于漢文化圈的東北亞各國自古講究王道，講究對他人、他國的尊重。也就是當今所講的，要王道，不要霸道 ;要對話，不要對抗;要交流，不要封閉;要和平，不要戰爭。這也是東北亞人民的共同訴求。
何芳川對東北亞政治格局有過精辟分析。他認為，近代條約體制的國際格局，帶給東北亞地區的是侵略、戰爭、凌辱與壓榨。中國伴隨著“華夷秩序”的瓦解，在東亞的國際舞臺上，從中心滑向邊緣，從主角變成配角，從歷史和文明的創造者淪為落伍者。在西方殖民主義、資本主義構建的近代東亞條約體系的格局中，處于受制于人的屈辱地位。日本，在近代條約體系的東北亞格局構建前期，一度曾與中國同軌滑行，面臨著淪為西方附庸的深淵。1853年柏利叩關和次年簽訂的《神奈川條約》，1858年簽訂的《安政條約》系列，都說明了這一點。在19世紀50-60年代，日本滑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速度驚人，甚至有反超中國之勢。然而，日本國內各種因素的作用促成了明治維新。在巨大的危機與挑戰面前，日本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沖天!明治維新使日本擺脫了東亞各國的悲慘命運，走上了富國強兵的現代化道路。在近代東亞的格局內，日本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這一格局的制動者。當今，日本在經濟全球化中已成為世界重要經濟實體之一的強國。韓國也成為經濟發達的國家。中國是東北亞地區的主要大國之一。對于21世紀東亞政治新格局的構建，中國有著舉足輕重的關系。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成為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因此，對于東亞新格局的構建，中國更有著一份義不容辭的責任。從理想層面上講，這個新格局既不同于古代的“華夷秩序”[7](4-7)格局，也不同于近代的條約體系格局，它應是和平的、合作的、友善的、多元的。 總結歷史 經驗，這個東北亞新格局既要揚棄古代“華夷秩序”格局中“大一統”的不平等負面內涵，更要揚棄近代條約體系格局中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的本質。在這個理想主義的格局框架下，中日韓各國關系將是和平的、穩定的、平等的、友善的。
何芳川分析東北亞格局時說，東亞格局中的主要角色卻是來自一個外東亞國家，即是美利堅合眾國。這是因為，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更有意識地要主宰全球事務，做太平洋地區的主導者，做東北亞的指揮者，在世界格局中充當領導力量。總之，今日之世界，美國無處不在。東北亞地區，自然也不例外。如今，這里已是美國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支點。今天，談論東亞格局，離不開美國，中國人談東北亞格局，首先離不開中美關系。當今，中國正在堅持與美國和平、合作、友善，同時保持批評的立場，并明確自己對美國關系的底線。中美兩國如果能在這個前提下保持良性互動，東北亞格局的構建，在現實層面上將是可行的，在理想層面上也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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