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中美政治論文(2)
與此相似，美軍對華交流也同樣無利益可言。同樣相反，美軍“挑釁”中國還能獲益，因為美國龐大的軍事機器不運轉就得不到有關軍費。余萬里對此解釋說，這在美國政治中叫“預算政治”。因此，美軍頻頻到中國海域“惹是生非”，造成諸如“撞機事件”、“無暇號”等等，所以“現在要讓美國人收手不太可能，但中美應該避免擦槍走火，在處理上柔性一些”。
C型包圍圈圍堵中國?
1997年的克林頓政府與中國成為“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2001年小布什上臺后，與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2005年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說中國是“利益攸關方”，到奧巴馬就是“同舟共濟”的“中美國”。
中國軍事戰略分析家、屢屢對中國軍事、外交和中美關系等等問題發表驚世駭俗之言的中國空軍上校戴旭，著有《C型包圍》一書，闡述美國正在構建C型包圍圈，從中國西南邊疆毗鄰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到南沙等等，從中亞到印度半島，再到印度洋和南海圍堵中國。
余萬里對此的看法是，美軍現在不是想不想圍堵，而是能不能圍堵中國的問題。美國主流戰略思想已經認識到無法圍堵中國，因為中國自身力量逐漸增強，而全球化使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密切聯系、利益相互依賴。因此，美軍實施“對沖”戰略，布點防范中國。
目前，中美雙方在戰略層面上彼此存在誤解，導致戰略關系不明確。美方認為中國的發展存在不確定性。
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印度寫成《地球是平的》一書。在該書中，弗里德曼描述了“全球化”這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正以迅猛之勢席卷全球。不過，現實中的托馬斯·弗里德曼對中印兩國存在有意識形態成見，他有個著名的結論：中國、印度都好像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駛。中國呢，道路平坦，5個車道，一切都很好，但是前面可能也有屏障;印度呢，路面是一塌糊涂，很窄，還有動物走來走去，但是前面似乎越來越平坦，也許未來就可能全是中國的這種好路，也許這只是空中樓閣。
余萬里透露，托馬斯·弗里德曼的思想對美國白宮影響很大，這就使美國打算提升印度的戰略價值，也似乎形成對中國的制衡。不過，余萬里表示，不要忽略了一個事實：印度是一個非常獨立的主體，是不結盟的鼻祖，未必會對美國言聽計從。所以，“中國對印度要把握好分寸，要么拉他過來，要么推向美國”。
事實上，中國也“吃不準”美國的戰略，因為它具有很大的擺幅。克林頓時期對華政策與前任相比轉了180度，可小布什上臺再轉180度，而奧巴馬上任又轉180度，這樣使中國感到無所適從。可是，雖然雙邊關系存在變數，但現實又要求雙方合作。于是，1997年的克林頓政府要與中國成為“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2001年小布什上臺后，美國與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2005年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說中國是“利益攸關方”——那時候美國在朝鮮問題上有求中國，到奧巴馬就是“同舟共濟”。現實中的美國需要中國合作的地方越來越多，伊朗、朝鮮、阿富汗，但又不把中國當盟友，所以，常常令中國感到困惑。
當前，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一個超級大國，誰也威脅不到它，所以它不怕犯錯誤，犯了錯誤也沒人管，聯合國也沒招。比如，伊拉克戰爭這么大的錯誤也無人奈何它，如果當年的蘇聯還存在美國就不敢犯大錯誤，否則會被趁虛而入。而對伊拉克就是對主權國家的公然侵略，用余萬里的話來說，“而且是很不成功的侵略，付出成本巨大，包括現在的阿富汗，已經成了美國之‘帝國的墳墓’”。
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徐光裕最近接受媒體采訪聲稱，在目前的國際戰略格局下，如果我們主動放棄不結盟，就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潛力和影響力，我們很可能“被稱霸”、“被出頭”，我們的負擔和要付出的代價必然增大。即便是大膽設想強強結盟，結果也多半代價高昂，事與愿違。
余萬里對此表示質疑，“中國跟誰結盟?跟美國?俄羅斯?還是委內瑞拉?結盟以后對付誰?”他認為，中國與美國、俄羅斯之間都不可能形成結盟關系，美國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跟中國結盟簡直天方夜譚，可見，所謂“中美國”的美好憧憬只是意淫而已。而俄羅斯雖然無法跟以前的蘇聯相比，但依然自認為比中國檔次高，根本看不上中國，所以，也不可能和中國結盟。剩下的第三世界、東南亞之類國家，甚至被西方世界視為邪惡國家的諸如朝鮮之類，中國去和他們結盟，“到底是提升自己還是自尋煩惱啊”?
與此相反，周琪則認為，由于中國軍事不透明，使西方國家包括美國感到威脅、擔憂，而中國奉行不結盟政策容易造成軍事不透明。因為你的戰略目標、實行的手段沒有人和你分享，如果官方不宣布，沒有人知道你打算做什么。但如果結盟的話別人會知道得更多。
中國周邊困擾知多少?
奧巴馬上臺后提出美國要重返東南亞，而非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國有了美國撐腰就企圖瓜分南海利益。
對于國內有人把緬甸當成中國戰略緩沖區的想法，余萬里認為多少有些過時，就像朝鮮對美國的阻隔作用其實很虛一樣。余萬里在中國國防大學的一位同學曾說，美軍到鴨綠江邊?那好啊!我正愁打不到他呢。
余萬里舉例，索沃戰爭期間，美軍及北約軍隊與南聯盟軍隊并未直接接觸，但使用空中打擊卻依然達成戰略目的。事實上，美軍甚至從本土出動遠程轟炸機長途奔襲南聯盟。
對于中緬油氣管道，余萬里也不看好，“那個管道是韓國人在建設”。無獨有偶，在記者去年的一次采訪中，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趙宏圖也曾表示，選擇油氣管道線路時還要考慮復雜的國家間關系，而且，管道更容易被破壞，“一個手榴彈就可以炸斷”。
記者在網上搜素獲知，中緬天然氣管道是韓國大宇集團下屬的未來國際財團籌建，該財團正在緬甸沿海開發天然氣田，擬投資數十億美元建設向中國供應三十年天然氣的項目，這條輸油氣管道將把天然氣輸送到和緬甸接壤的中國云南省。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韓國是美國的盟國，眼下美韓軍演的主角。
余萬里批評中國有一種傳統農民意識，因為中國是幾千年的小農經濟國家，所以做事都是地主老財的想法，圈塊地心里就踏實了。當然，緬甸的穩定對中國沒壞處。至于美國對緬甸的政策，很多人認為其有戰略考慮，但他表示高度懷疑，緬甸對美國到底有多大的價值?奧巴馬每天考慮一百件事能否想到緬甸?
余萬里認為緬甸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昂山素季有一幫朋友在美國尤其在國會，再加上美國老玩民主自由之類，昂山素季就樹成了一個旗幟。有一幫人始終在關心她，就對美國國會形成壓力。
類似情形是，臺灣也有一幫朋友在美國尤其在國會，幫臺灣進行政治公關。比較典型的就是臺灣“國安局”特工、“間諜寶貝”程念慈，曾經是美國國務院前副助理國務卿凱澤的“知己”。
與此相反，中國在政府公關方面卻顯得低能。十幾年前，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沈國放在北大的一次演中透露，中國每年都要從美國進口大量煙草，據悉是北卡羅萊納以及維吉尼亞州(現在已經高達上億美元份額)，但卻從未想到游說該兩州議員關鍵時刻為中國說話，結果這些議員不知道中國每年都為他們的家鄉創造可觀價值，興許他們還為經濟制裁中國投贊成票呢。
對于上述現象，余萬里表示這可能跟中國的決策體制太集權有關，“所有事情對口負責，外交事務外交部專管，別人不能插手，權力不能分散”。
在談到印度時，余萬里認為它可能比緬甸地位高一點。因為有意識形態因素，印度是發展中國家里最大的民主政體。美國有扶持一個樣板的打算，因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很多民主化國家都陷入停滯或內亂，而沒有民主化的中國成了發展中國家的明星，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都要學中國。
關于南海問題，余萬里介紹，奧巴馬上臺后提出美國要重返東南亞，而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國有了美國撐腰就企圖瓜分南海利益。但美國也未必愿意看到他們與中國開戰，因為有前車之鑒。
2008年俄羅斯和格魯吉亞發生沖突，美國卷入的結果很尷尬、狼狽，其援助給格魯吉亞的武器裝備被俄羅斯繳獲，比如著名的悍馬軍車就成為俄軍囊中之物，美國雖然聲稱它們屬于美國國家財產，要求歸還，但俄羅斯毫不理會。
因此，美國只能支持他們對中國一定的挑釁性。產生一種牽制因素，但不是無條件的縱容。所以，自2002年東盟和中國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來，各方均沒有突破宣言約定范圍。
“釣魚島的問題日本在法理上吃虧。”余萬里表示，釣魚島在地理上歸屬臺灣群島，它與中國歷史上的宗屬國琉球群島之間還有一條大海溝。對此，臺灣方面研究比較透徹，馬英九曾是保釣人士，其在哈佛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學位時的畢業論文是以釣魚島問題為論述題材的，保釣運動也是臺灣率先發起的。
據悉，目前日本即使在釣魚島開采出天然氣也無法運走，因為氣體體積大，必須液化，在鉆井平臺上無法完成(當然，油可以裝船運走)，在大海溝上很難架設管道，而中國春曉油氣井開采的天然氣則是通過在大陸架上(一百多米水深)架設管道送上岸后液化處理運輸的。
余萬里認為，日本以及東南亞有關國家的戰略考慮是，“時間表”不在他們手上，包括當初的陳水扁也看到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等中國肌肉都練成了，他們就撈不到好處了。而此時中國正在欲成未成之際，與美國的關系也時好時壞，他們就設法惹事，挑起中美沖突，進而達到壓制中國的目的。比如陳水扁就企圖在臺灣造成既成獨立事實，南海一些國家也搶占地盤試圖造成既成事實。
就最近發生的美俄間諜案看，余萬里覺得這在冷戰時期不算新聞，他們是曾經的戰略對手，包含歷史遺留成分。但美國對中國還沒有看做是對手，只是看做潛在的威脅，不知道你要何處去?“不好的情況是，如果中國越來越牛的話、不停地引導美國人把中國當成唯一壞的對象就不好辦啦!”
中美一直在誤讀對方?
主要從事美國外交、中美關系研究和教學的余萬里告訴記者，“中國社會主流對美國的看法，還停留在20年前。”
2010年6月底，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輯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中美一直在誤讀對方，中方對美需要主動。”
王輯思認為，中國對美國的研究與美國對中國的研究之差距，相當于中國足球與世界足球的差距那么大。而美國作為移民國家，至少可以找到幾萬個曾經在中國土生土長的美國公民。但我們在中國卻很難找出多少個在美國土生土長、對那里情況十分清楚的中國公民。
中國社科院學者周琪認為王輯思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她同時質疑入籍美國的中國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幫助美國政府了解中國，覺得“不能太夸大他們的作用”，“我認識很多在美國的中國人，居住、拿綠卡，沒有覺得他們對美國政府、國會了解中國給予多大幫助”。
周琪覺得，主要原因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起步比較早，對中國能夠進行比較深入實地考察、研究，這是中國的美國研究學者過去做不到的。這里存在很多客觀原因，但美國人可以到中國來，甚至深入中國偏遠農村進行調查。周琪提到，一位叫奧克森伯克華的學者在卡特政府時期曾幫助制定對華外交關系政策，他是斯坦福大學原教授，曾到中國山東一個縣蹲點，深入農村與老百姓交流，周琪的下屬給奧克森伯克華當了助手，幫助他整理每天記錄。為此，周琪反問?“有哪個中國教授到美國農村去做同一件事情呢?因為我們既沒有錢，也沒有意愿去做這樣深入的工作。沒有去與美國工會交流，沒有到州里與選民溝通。我們最多就停留在美國聯邦政府這個層面，這是我們所欠缺的。”
不過，中國學者對美研究，考察經費似乎也算瓶頸問題。而美國石油大王、世界首富洛克菲勒，在后半生的慈善事業中，其投入美國本土的基金，就包括在上個世紀贊助首屆“中國學”會的召開，創建紐約中華醫學會，在美國著名大學創辦研究中國問題的“遠東學”圖書館等等，不僅如此，他還出資在中國建立了北京協和醫院與北京協和醫學院(現北京協和醫科大學)。
周琪表示，這些年來，中國對美國的研究也逐漸加強，過去對美國最基本的意識形態不清楚，比如歷史上與當代意識形態對美國外交產生的影響等等。為此，2006年她撰寫了《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專供中共中央辦公廳參考(該書獲優秀決策信息對策研究類三等獎)。
但周琪同時指出，雖然現在對美研究有進步，不少學者赴美深造讀博士，可畢竟沒有人像美國人深入中國社會那樣深入美國社會調研，所以，我們對美國社會的研究始終不及美國人對中國社會的研究。因此，中國對美國的看法常常以“陰謀論”來概括，屢屢先入為主。而并沒有去研究美國政策是怎樣制定出來的?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王緝思也說，美國人研究中國，極為注重實地考察。而我們的學者又有多少深入到美國的社區去了解美國的民情，了解美國的某一個基金會，某一個公司的運作，作為第一手材料拿回來做第一手的研究?幾乎沒有，幾乎是零。如果這樣的話，就不可能認為我們的學術界是在做深入的研究。
說起美國對華研究，其實不僅在民間社會，即使在軍事領域，美國也鼓勵民眾積極參與調查。去年，中國空軍上校戴旭就曾向記者本人透露，美國國家情報系統把采集他國地理信息的任務基本上分解到本國赴外旅行的普通百姓身上，采用方式是商業化運作：你拍回來我看，別管有用沒用，盡量給我拍。我不給你特別指定拍攝內容，如果指定了反而有間諜嫌疑。我可以告訴你去北京或上海，到地方把樓房街道拍回來，拍測過的內容(圖像)賣給我。這些信息進入軍用地圖系統，成為美國構建全球戰略需要的“數字地球”的重要內容，換句話說就是成為美軍導彈、戰機等武器的攻擊坐標。
王緝思還表示，總的來說，經過幾十年的交往，中美官方的彼此了解，比兩國公眾的相互認識要深入全面得多。但是兩國國內政治、決策過程和環境不同，對對方意圖的解讀，也往往不被對方所接受。
主要從事美國外交、中美關系研究和教學的余萬里告訴記者，“中國社會主流對美國的看法，還停留在20年前。”他認為中國方面最重要的是要了解美國的政治結構，不要用中國人自己對國家、國家與社會的看法來看待美國。中國歷史上是傳統的強政府弱社會，而當今美國是大社會小政府。比如，美國政府就管制不了“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總統沒法約束它，因為這個基金會是國會出錢資助的。說到這里余萬里講了一個小故事：當年英國的北愛爾蘭共和軍就從“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獲得金錢援助，為此，英國政府曾對美國政府興師問罪：“我有很多證據證明你們支持北愛爾蘭共和軍!”美國政府卻感到冤枉，事實上，美國的肯尼迪家族是北愛爾蘭移民和天主教徒，因此，他們與北愛爾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不久前去世的美國著名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就是當年北愛爾蘭共和軍背后的支持者。
“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在中國以及一些國家看來可謂臭名昭著!2008年中國拉薩的“3·14”事件、2009年中國烏魯木齊的“7·5”事件，伊朗因選舉引發的大規模沖突，其背后都有這個基金會的影子。中國《環球時報》記者調查發現，“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對中國極為重視，它資助的中國項目多達50項，僅次于伊拉克的52項，排名世界第二，遠遠超過俄羅斯。然而，中國政府與社會主流們有時卻犯下英國政府曾經有過的錯誤，籠統指責美國陰謀分裂中國。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出自中國的《孫子兵法》，而《孫子兵法》是中國古典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世界三大兵書之一，其內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贍，邏輯縝密嚴謹。
2006年11月，中國學者林東受國家教委國際交流協會委派，赴美參加艾森豪威爾基金會東北亞地區交流項目，其間，受邀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作《亞太安全與中國的國防現代化》的演講。演講那天正好是周末，陪同他的教授說，學校現有400人，平常很多人在中午就忙著回城里了，今天居然有滿屋子人，說明大家對中國海軍關注的熱情很高。
但此后發生了一件更讓林東驚奇的事情，當演講會的主持人威爾森教授在送他去車站的途中，竟然興致勃勃地與林東聊起老子和孫子，而威爾森居然能用文言文背誦《孫子兵法》全文。威爾森說，近年來他出版了一部《孫子兵法》的譯本，其中一大難題是如何翻譯“兵法”這個概念，與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相比，《孫子兵法》不只是作戰之法，也不限于用兵之法，它還包括帶兵之法和為將之道。而老子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同樣是博大精深，孕育著合作安全的理念，他不禁吟誦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據悉，當年海灣戰爭時期，美軍參戰官兵人手一冊《孫子兵法》。記者曾就此征詢中國人民解放軍某位營連級軍官，是否讀過《孫子兵法》和《戰爭論》?后者王顧左右而言他。
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曾經有一句經典名言：“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那么當今中美紛爭，如果是由于彼此一直在誤讀對方造成的話，中美雙方都需要補課，而對中國來說，也許尤其更為重要。
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前景如何?
奧巴馬還是希望能夠與世界上其它的大國比如中國和俄羅斯合作，共同創造出多角色參與的國際框架，從而有利于國際責任與義務的均攤。
“我的建議就是從非傳統安全領域、不太敏感的地方進行交流。”余萬里說道。他解釋，一般而言非傳統安全領域指軍事之外的領域，但他認為非傳統安全領域是指安全或威脅不是發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零和博弈，你得我失之類，而是說這種威脅對所有國家來說是不可分割的，比如海盜問題、救災、國際航海、航空安全，包括外太空安全等等需要大家維護安全的公共領域。這些領域相對爭執比較小，因此可以從這些地方著手合作。
余萬里特地用中國海軍亞丁灣護航來說明，但透露美國希望有一個統一的協調，但中國似乎不樂意，不太愿意過深地介入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家中，進而提出分區護航。“軍隊也許有些不自信的考慮，怕與人合作自己的秘密全給人知道了，因為美軍寶貝多，你知道了他也不怕，但中國殺手锏少，所以不能露底。”
中國有關學者認為，后冷戰時代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跨國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凸顯，要求各國開展合作共同應對跨國安全威脅。中國的大戰略是融入國際社會并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一員，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安全威脅。另外，中國國內的不安定因素和國家統一問題決定了其大戰略的基本和首要任務是維護國內政治穩定和處理各種內部挑戰，而非挑戰和試圖改變現有國際秩序。
2010年5月28日上午，斯坦福大學威廉·哈斯中國政治講座名譽教授、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亞太地區和平與合作項目主任約翰·劉易斯博士到訪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就中美安全關系及朝鮮半島問題發表演講。
劉易斯教授的發言聚焦于中美之間實踐層面的安全合作。他強調，雖然美國的大學和智庫均對當前中美關系表現出廣泛關注，但對中美關系中的安全議題仍然重視不夠;這和當前中美雙方安全議題的討論與實踐層面相脫離的現實有關。劉易斯教授認為，要想使中美之間的安全合作落實到實踐層面上，必須滿足以下三條標準：一是要保證雙方溝通往來的連續性，二是雙方需要相互承擔義務，三是要確保專家和實際政策之間的有效關聯。
6月2日，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John Ikenberry受邀訪問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并就“奧巴馬的外交政策”為國關學院的師生做了演講。他披露，奧巴馬希望能夠與世界上其它的大國比如中國和俄羅斯合作，共同創造出多角色參與的國際框架，從而有利于國際責任與義務的均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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