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社會主義改造的毛概論文(2)
試論社會主義改造的毛概論文篇二
《社會主義改造的評價問題述評》
關鍵詞：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共產黨;評價述評
中圖分類號：D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5-0003-03
社會主義改造是20世紀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通常被看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標志。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到來，單一公有制經濟被突破，如何評價社會主義改造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本文試對這一問題進行述評，以期深入認識社會主義改造。
一、關于社會主義改造評價的主要觀點
1.基本肯定社會主義改造
這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存在一些問題和缺點，但總體上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應當肯定。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充分肯定了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認為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這一結論代表了官方觀點，被長期堅持和引用。
80年代前中期，學者們大多遵循《歷史決議》對社會主義改造所作的歷史結論，著眼于研究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性。有人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的原理，認為既然中國經濟落后，就不應該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甚至主張民主革命勝利后應該讓資本主義經歷一個充分發展的時期。沙健孫認為，首先，文明的進步程度和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不應加以絕對化，如果階級力量對比的情況許可，即使在一個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無產階級也完全可以在民主革命勝利后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其次，從我國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正是生產力發展本身提出的要求;再次，從以后的實踐經驗來看，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僅不是阻礙了，而且是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1]。燕凌認為，我國開始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是適時的，在有了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建設正在進行的條件下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逐步地把小農經濟改造成為集體所有制經濟。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我國農業基本上能夠保證全國人民吃穿的需要和工業發展的需要，這說明，從總體上看，農業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社會生產力基本上是相適應的[2]。
李占才則從主客觀方面進行分析，國際大環境的影響和壓力，是促使新中國迅速走向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的外部原因;新中國“一窮二白”的實際狀況和廣大人民強烈要求改變貧窮落后面貌、實現國家工業迫切愿望，是中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動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造是時代的抉擇，共產黨人對國情的認識及其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論和主張，是中國迅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觀因素[3]。2005年沙健孫發表長文，提出充分肯定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性：關系到如何評價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否定了社會主義改造，也就否定了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確性;關系到能不能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關系到能不能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沙健孫進一步提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為了適應實現國家工業化任務的需要;由于具備一定的條件，在一個很不發達的中國能搞社會主義[4]。這篇文章似乎啟發人們，對社會主義改造的評價，存在一個學術評價和政治評論的問題，或者說，社會主義改造的評價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2.基本否定社會主義改造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學術研究的氛圍更加寬松，特別是1987年黨的十三大召開，這次會議全面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對私營經濟做出闡述：對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要，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這樣，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私營經濟繼新民主主義社會后再次取得合法性。一些學者出于全面、準確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需要，開始對新民主主義社會進行歷史反思，社會主義改造研究再次成為熱點。有學者認為，社會主義改造過早，脫離了中國國情;有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經過二十多年的建設實踐，中國又回歸到新民主主義社會;有學者認為，中國應該按照《共同綱領》搞新民主主義社會，生產力有了發展后，再向社會主義過渡。
林蘊暉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把新民主主義社會同向社會主義過渡對立起來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所說的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一個先后的關系，必須使新民主主義有一個充分發展，然后再實行向社會主義轉變。總路線的一個理論失誤是離開了我國國情，急于要消滅資本主義和一切私有經濟。總路線強調的實質是解決生產資料私有制問題，而忽視了發展生產力這一中心[5]。劉宗時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性質已經是社會主義的，因為它具備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和主要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共同綱領》規定的新民主義社會制度的要點是在當時條件下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所能采取的最優模式。長期流行的只有當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成為唯一經濟成份時為社會主義社會的觀點，是不符合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過渡時期的理論，應該理解為：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都屬于過渡時期。這實際上從根本上否定了50年代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6]。
1998年，胡繩發表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論。在前文，胡繩提出，社會主義的大廈只能在人類過去世代積累的文化遺產基礎上建筑起來。簡單地拋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絕對無助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只能建立在社會化的大生產之上。人類世界如果以21、22、23三個世紀大體上完成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程，這在人類歷史年表上不算太慢。后文中，胡繩認為，1949年以后毛澤東染上了民粹主義思想，即主張不經過資本主義，直接從封建經濟，也就是從小農經濟發展社會主義。表面上看起來，民粹主義者非常反對資本主義，熱心于社會主義，實際上他們的這種主張是行不通的。
吳長春認為，肯定社會主義改造的結論，諸如“社會主義革命通過生產關系的變革，通過消滅剝削和消滅剝削制度，通過解放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我國的社會生產力”，推動了“全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這些結論與改造完成以后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實際，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生及內涵相矛盾。首先，改造后的生產關系并不適合中國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是指較為成熟的社會主義形態，要依據各國情況而定。其次，應區別一定條件下的“必然性”及作用與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長遠作用之關系。這個運動從長遠發展的角度看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及要求，是值得研究的;最后，要歷史地辯證地、客觀地對待以往特定條件下的領導人的某些結論與黨的文獻。鄧小平的講話和《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布時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面臨的主要問題，而且一些理論問題尚未突破，如當時還將公有制、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對消滅非公有制的做法還不可能做出科學的分析。我們不應該在今天的條件下運用《決議》的結論刻板地評價社會主義改造，不應該簡單套用原有的結論，多年不變[7]。
二、關于社會主義改造評價的幾點思考
社會主義改造與其說是客觀必然性所致，不如說是人的主觀選擇的結果。深入了解50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認識和價值選擇，有助于更加客觀地評價社會主義改造。
1.評價社會主義改造應該以是否促進生產力發展作為標準
厘清社會主義改造的評價問題，給社會主義改造一個相對準確的歷史定位，關鍵在于評價的標準。如果僅從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來考慮，進行得順利，沒有出現農民、手工業者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公開對抗，沒有出現社會震蕩，基本上在和平中完成，那么，完全可以說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如果從社會主義改造具備的條件來看：個體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局限性;農民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經濟恢復時期已經開始嘗試的國家資本主義;有利的國際環境，等等，這些似乎可以證明社會主義改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改造這一重大舉措是唯一正確的，在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機器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領導著整個國民經濟的情況下，許多矛盾或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其他的政策方針得以解決。
作為一次對中國現代歷史有重大影響的生產關系的調整，單單就事論事地評價社會主義改造顯然不夠，更重要的是看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建立起來的新的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持續發展起到促進作用，還是阻礙、破壞作用。生產關系要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超越或落后于生產力都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這是唯物史觀的一個基本觀點。從主觀上講，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是明確的，1956年1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8]。
社會主義改造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多大的作用，要看實際效果。有人用改造期間我國經濟的增長來證明社會主義改造對生產力發展起到推動作用，而實際上，“一五”成就是國家集中投資、蘇聯援助項目等多種因素的結果，很難說與社會主義改造有直接關系。1958年，在農村高級社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成為人民公社，沒有事實證明人民公社制度適應中國農村實際，是有益于提高農業生產力的。相反，60年代初農民要求單干的欲望非常強烈;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恰恰從農村生產關系(經營方式)的改變打開突破口的，帶來生產力爆發式的發展，短短的幾年時間農民的溫飽問題就得到解決。安徽小崗村富于傳奇色彩的土地承包經歷似乎在給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下歷史結論。
2.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存在誤區
追問社會主義改造本身的價值，就不能不回到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問題上。1985年8月，鄧小平說：“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提出社會主義改造時，我們其實并不知道社會主義是什么。
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主要來自蘇聯。中國共產黨自創建時起就已經確定了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這一目標的實施。馬克思、恩格斯主要從特征上來闡釋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即社會主義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盡快增加生產力總量，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等等。蘇聯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在特殊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下，形成了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當離開生產力抽象地談論社會主義，主要從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方面來理解社會主義時，人們忽略了恩格斯曾明確說過：“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9]。人們也忽略了馬克思、恩格斯歷來重視生產力的發展，并把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僵化的理解社會主義，把蘇聯模式當作社會主義建設的唯一模式，是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最大失誤。
社會主義改造忽視了中國國情。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社會主義將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首先取得勝利，歷史的發展是，首先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取得勝利。這樣，處于幼年的社會主義要與成熟的資本主義展開競爭，通過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來贏得比較優勢就變得極為迫切。雖然落后的國家可以越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建立社會主義，但是資本主義時代的高度的市場化、工業化、社會化過程是無法跨越的，否則，只能建立貧窮的社會主義，這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講的社會主義就相差甚遠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過來的新中國是“一窮二白”，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就必須利用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為社會主義服務，而不是馬上消滅它。“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10]。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充滿生機的生產方式，在中國絕沒有達到被敲響喪鐘的時候。改革開放后，我們放棄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立的觀念，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價值，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并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的經濟制度，這是吸取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教訓，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的結果。
3.忽略了列寧晚年對過渡時期理論的修改
1921年以前，列寧對過渡時期的理論是這樣設想的，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只要過渡時期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在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因此，列寧把過渡時期本質確定為無情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消滅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同時，因為農民經濟仍然是小商品生產，這是一個非常廣闊和極其深厚的資本主義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和復活起來，而且同共產主義進行極其殘酷的斗爭，所以，過渡時期另一項根本任務是同農民小商品生產進行不調和的斗爭。為了完成過渡時期的歷史任務，必須堅定不移地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人類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社會主義。然而，1917-1921年的實踐證明，按照這一理論制定的各種政策，使新生的蘇俄發生了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危機，農業生產遭到破壞，工業生產大幅下降，農民暴動不斷發生。實踐證明，試圖在小生產廣泛存在的基礎上，依靠國家政治權力的強制作用和無情的斗爭，直接進入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必然造成巨大的破壞性的后果。于是，列寧對過渡時期的理論有了新認識：全部生產資料既已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重心應該轉到和平組織“文化”工作上面，即進行純粹文化建設和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求俄國的農民要具有做商人的本領;強調改造從舊時代接受下來的國家機關;不能過早地提出向農村推行共產主義的目標。理論上的探索使俄國開始進入新經濟政策時期，發展生產力，允許發展資本主義，保證農民的經營自由和貿易自由。而斯大林則把新經濟政策看作是克服經濟困難和政治困難的權宜之計，20世紀30年代初全面終止新經濟政策，強制推行全盤集體化和消滅私人資本主義成分，建立起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雖然我國在社會主義改造期間不斷地引用列寧的關于過渡時期理論的觀點，實際上是列寧晚年已經拋棄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已經不是列寧主義的、而是斯大林主義的內容。
參考文獻：
[1]沙健孫.略論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性[J].教學與研究，1982，(2).
[2]凌燕.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實現[J].中國社會科學，1981，(6).
[3]李占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造是時代的抉擇[J].史學月刊，1993，(3).
[4]沙健孫.關于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再評價[J].中國當代史研究，2005，(1).
[5]林蘊暉.談談土地改革后的主要矛盾和過渡時期總路線[J].中共黨史研究，1989，(2).
[6]劉宗時.重新認識新民主主義革命及其社會性質[J].馬克思主義研究，1989，(2).
[7]吳長春.關于如何評價社會主義改造意義的幾點思考[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4).
[8]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八)[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3.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43.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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