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或文化強國相關的毛概論文
依法治國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和推進器。鄧小平同志多次提出，為了發展生產力 ，必須進行改革。中央確立的基本路線也把改革開放作為兩個基本點之一。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依法治國或文化強國相關的毛概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依法治國或文化強國相關的毛概論文篇一
《論依法治國的文化困境與對策》
摘要：法治作為一種治國方略，早在中國古代先秦法家就提出來了，經歷了近代、現代一系列的歷史嬗變，依法治國已經確立為我國治國的基本方略。雖然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與進步，但是這種發展與進步是缺乏持久的動力與精神底蘊的，遇到的阻力也是頑強的，所以這種發展與進步也是有限的。中國法治確立的困難之處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制約密切相關，因此，清楚的認識法治的文化困境與精神源頭才能轉變已有的制約法治發展的觀念，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營造社會主義法治氛圍，實現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推進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關鍵字：依法治國;文化困境;人文精神;對策
一、依法治國的文化困境
(一)中西法治傳統的歷史分途
1、中國重人治輕法治傳統的歷史淵源
春秋戰國時期，各派思想家們應諸侯國征戰以及國家治理的需要，提出了多樣的治國方案。儒家主張“禮治”“德治”，法家主張“法治”，墨家主張“天治”，道家主張“道治”。
當時在治國方略上，儒、法的主要分歧在于治國是用“德”還是“法”。這種分歧首先表現在治國標準上。儒家將國家的興衰、政治的良莠完全歸結為治國者的品行和智慧。法家主張“為政以法”。其次，表現為“德”與“法”的關系上。儒家主張道德與法律都應當加以運用，但德為主法為輔。法家則主張“唯法而治”，最后，分歧表現在治國的措施上。儒家主張道德教化，法家則主張重刑以增加法的威懾力。
“兩千年來，中國社會結構背后的意識形態既然主要是儒家思想，所以中國法律，可說全為儒家的倫理思想和禮治主義所支配。古代法典中可以說大部分皆為關于親屬及階級的特殊規定，其余的部分始為一般的規定”。①
作為一種治國理念，法家的“法治”與儒家的“德治”形為兩異實則內合，二者都是以君主為主體，“君權至上”，“法自君出”，在君主至尊的前提下為君主提供的謀略，這種內合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的治國傳統從根本上來說是人治。
2、西方“法治優于一人之治”的傳統
西方的法治理論淵源可以追溯到希臘城邦特別是雅典城邦時期，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提出了西方最早的法治理論。“在西方，自柏拉圖提出法治理論后，法治就意味著法律的權威高于統治者的權威”。②亞里士多德在柏拉圖法治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更系統的法治理論。到了中世紀，古希臘時期形成的理性傳統很快被神性所取代，直到反對神性、呼喚理性的人文主義思潮出現，才為西方理性主義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近現代我國依法治國的文化困境
新中國成立以后，“法治”一直被“法制”這一概念所取代，建國后的30年中，學術界盡量回避對“法治”做出正面的解釋，僅僅作為批判性的概念確定下來，將法治這一概念與資產階級聯系起來，認為它是一個“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觀點”。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在解放思想的指引下才真正揭開了正面解釋“法治”的序幕，對法治的解釋逐漸跳出中國古代法家和近代資產階級政治主張的范圍，將其界定為“用法律來治理國家的原則”，不斷將法治概念擴展到我國社會主義法治領域。90年代中期以來，依法治國已經成為我國治國的基本方略。
二、文化困境對策分析
(一)轉換觀念：打破傳統法治觀念束縛，撇開對西方法治理論的偏見
同樣具有深厚人文底蘊的中國為何沒有孕育出具有理性的現代法治思想的萌芽?這種差異從中西觀念上的對比可以窺見一二。這種觀念上的差別在歷史的實踐中的利弊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現代實行依法治國就必須拋棄傳統的法治觀念，撇開對西方法治理論的偏見，從其理論與實踐中汲取合理的、可借鑒的因子。
(二)對傳統人文精神的優秀成分加以繼承與改造，使社會主義法治具有中國底蘊
現代法治理論作為一種非內生文化，必須加以本土化。在本土化的過程中，要以我國固有的文化作為載體和橋梁，賦予本土化以內在的人文精神。在傳統文化中，“法不阿貴”、“刑無等級”、“民貴君輕”等思想經過改造，均可與現代法治體現的民主、平等所契合;傳統文化中的德、禮、仁、義、智、信等，作為一種內在的約束力和道德追求，是可以對現代法治精神的確立與實施產生積極的影響的。對固有文化中與現代法治觀念所契合的內容加以繼承與改造，是有助于法治理念轉化為中國人的精神情感認同并加以信仰的。
(三)借鑒西方法治思想合理成分，助跑中國法治建設
在我國當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依法治國是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權威的確立無論是對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與發展，還是對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都是必不可少并需要一以貫之的策略。現代法治思想主要發源于西方，其發展歷史源遠流長，通過時間的沉淀依法治國的優勢也是有目共睹的。西方法治思想中包含的理性主義、民主主義等合理內容是可以加以借鑒的，我們需要客觀、公正的對待這些人類所共有的精神財富。
中國重人治輕法治的治國傳統使人們養成了“信權不信法”的意識傳統，極大的削弱了現代社會法治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基礎，因此，重建人文精神與法治信仰是我們走出文化困境的內在動力。只有重塑了我們的人文精神和法治信仰，依法治國才能迸發活力、擁有動力。
注釋
①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M].商務印書館，1947.
②張乃根.西方法哲學史綱[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參考文獻：
[1]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張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M].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陳金釗.法治論者的思想掙扎[J].揚州大學學報，2011(03)：30-42.
依法治國或文化強國相關的毛概論文篇二
《論誠信文化是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結合》
摘要：人無信不立，國無信不昌，誠信文化在治國方略中處于基礎地位。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講誠信才能促發展。誠信文化是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結合，體現了江澤民同志治國方略的重要思想。
關鍵字：誠信文化/信用體系/德治與法治/治國方略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輔相成。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要以“誠實守信為重點，加強社會公德、職業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新安晚報》2002年11月18日。)
誠信文化正是法律與道德的結合體，推進誠信文化必須要把法治與德治相結合。誠信文化的建設不僅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建立政治秩序、生活秩序中都有重要作用，從多方面體現了江澤民同志治國方略的重要思想。
一、誠信文化是我國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
1.誠信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誠實信用一詞在我國古代典籍也有出現。據《商君書·靳令》記載，“誠信”與“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并稱“六虱”。另據《新唐書·刑法志》記載，唐太宗于貞觀六年“親錄囚徒，閩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即期，囚皆諧滿堂，無后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注：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頁。)這里兩處出現的“誠信”即誠實信用，均指人際關系中的誠實不欺。正如江澤民同志2002年10月24日在美國喬治·布什總統圖書館的演講中所指出的，“中華民族自古就有以誠為本、以和為貴、以信為先的優良傳統。中國在處理國際關系時始終遵循這一價值觀。”我國社會數千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在歷史上是非常注重講究信用的，“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誠實信用的道德倫理觀念深受人們所崇尚，誠信成為人的立身之本。人們言必行，行必果，視誠信為生命。孔子主張，講究信用足以教化民眾，進而形成良好風俗，使國家強盛。
2.明禮誠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
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對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正如《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指出，在全社會倡導包括“明禮誠信”公民基本道德規范。誠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礎，明禮誠信的倡導又具有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功能。道德具有不同的層次與要求，表現為不同的道德境界，是廣泛性與先進性的統一，法律是道德的底線，是道德作用賴以發揮的保證。道德建設要處理好弘揚主旋律與允許一定的多樣化、先進性和普遍性相結合等關系。“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注：《偉大的理論創新》，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9頁。)為主要內容的德治在弘揚主旋律方面可以發揮更大的影響，而在允許一定的多樣化方面，法治是各種多樣化所要嚴守的底線。德治在反映道德的先進性方面的作用要比法治大，而法治在維系道德的普遍性方面的作用又是德治不能替代的，因為法律是大多數人都可以做到的行為規范，因此，德治和法治雙管齊下，實為治國之良策。德治不是萬能的，法治也不是萬能的，必須相互結合，德治和法治相結合必須要進行信用建設。
可見，誠信文化是我國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道德教化力的重要體現，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體現。
二、誠信文化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礎
江澤民同志指出：“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是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的中心環節，因為思想道德建設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是保證先進文化的性質和方向。”(注：《偉大的理論創新》，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9頁。)誠實信用原則作為一種價值觀念有助于市場參加者道德人格的培養和形成良好的交易風氣，道德對人們行為的規范作用是通過每個人的義務感和責任感來實現的，是價值觀念的一種體現。誠實信用原則要求人們在市場經濟活動中講究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不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它為一切市場參加者樹立了一個誠實商人的道德標準。
1.誠信文化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觀念
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國有經濟、民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都參與競爭，因市場主體不同，必須要樹立誠信的價值觀念才能公平競爭，才能共同致富，才能促進市場和經濟的發展。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要求，誠信是實現公平競爭的保證。民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是誠信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形成的道德原則。它要求人們在市場活動中講究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善良的方式履行其義務，不得濫用權利及規避法律或合同規定的義務，以維持當事人之間的利益的平衡。堅持誠實信用，就是要求市場參加者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應當保持對一定道德承諾的敬重。這種主體行為的道德自律意味著市場主體在作出一定的經濟行為時，必須充分考慮社會利益，意識到并且能夠履行其對社會的責任。這種社會責任意味著市場主體必須用市場運行的基本規則來衡量自己的行為及其后果。因此，要引導主體正確處理競爭與協作、效益與公平、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關系，做到義利兼顧，反對見利忘義、唯利是圖和欺詐行為，形成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市場主體合法利益的社會主義義利觀。要培養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人格，以利于增進主體義務感和責任感，形成良好的交易風氣，從而建立一個公正有序的市場競爭規則和平衡有序的社會利益系統。
2.誠信文化在經濟生活中表現為信用體系建設
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轉型期都面臨信用重建的問題。現代社會都需要一套嚴格的信用管理體系。因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的交易，由事物交易發展到貨幣交易，而現代市場經濟是信用交易為主的信用經濟。正如中國入世談判首席代表龍永圖所講，信用是入世第一通行證。經過20多年改革和開放，我國經濟已基本上步入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軌道，市場交易關系和交易行為更多地表現為信用關系，不僅銀行信用關系日益廣泛，而且工商企業之間的商業信用規模也不斷擴大。適應其需要，與市場經濟信用關系發展緊密相聯的社會信用的作用機制也開始發揮重要作用，成為維系市場經濟中各主體之間經濟關系的重要紐帶。從一定意義上說，現代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市場化程度越高，客觀上對社會信用體系的發育程度的要求也越高。尤其是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更為重要。信用環境不良，企業整體信用程度低，將嚴重制約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進而影響經濟的發展。建立規范的社會信用體系就是最基本的市場規則和制度之一，是規范和整頓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而良好的市場信用環境下，一國的市場規模會因信用交易而成倍增長，從而拉動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
三、誠信文化是德治與法治的結合
江澤民同志在2002年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
德治國。誠信文化是德治與法治的結合。
1.誠信文化是道德的法律體現
中國傳統德治文化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所動用的法治手段里也充滿了倫理道德內涵。這種倫理道德內涵和法律形式的結合就構成了倫理法。倫理法產生于中國古代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強調宗信，“信”甚至被作為“五常”中的重要內容確定下來，但儒家的“信”更多是在“誠信”意義上提出的，在儒家誠信倫理中，違反信諾主要是受到良心的自責。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契約”，契約的存在必須是兩方以上主體的共在，否則達不成共同的約定;而誠信則完全可以是對每個單一主體提出。(注：鄭強：《合同法誠實信用原則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11頁。)誠信作為個體的一種道德品質，訴諸的完全是自律的良知，而契約則更多地訴諸外在制裁力量。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在信用建設上做了大量工作，始自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4條關于“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是我國現代法律化的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注：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116頁。)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6條進一步明確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注：馬原主編：《中國民法講義》，全國法院干部業余大學教材，第21頁。)這標志著誠實信用原則立法的現代化的完成。中國傳統法治比較注重法律制定的道德評價，講究法制與其他社會控制手段相互協調的配合，將德治與法治緊密結合，在這里誠信原則又是以德治國中的司法規范。
2.建設誠信文化是德治與法治的結合
江澤民同志提出，進行黨風廉政建設，教育和管理，德治和法治，必須雙管齊下，教育抓好了，德治加強了，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和精神境界提高了，就可以有力地防范和減少違法亂紀問題的發生。管理抓好了，法治加強了，就可以堵塞引發違法犯罪的漏洞，依照法紀懲處違法亂紀分子，對其他人又可以起到警戒和教育作用。
誠信是道德的法律體現就是說，它既是一種法律規范，又是一種道德規范，兩者互相輔助，也互相制約：作為一種道德規范，由于被上升到法律規范的層次，它就不僅僅只具有倫理的意義;作為一種法律規范，由于具有嚴重的道德色彩，它不僅像一般的法律規范那樣明確，可以直接用來裁判案件。
同時，法治離不開德治，只有它們相結合，才能推進誠信文化的發展。法治的源頭、基礎是德治，人類絕大多數法律規范都是從道德規范中提煉出來的，良好的法律源自良好的美德。法治的奏效說到底根源于人們的內心認同。法律不被信仰，那就徒具形式。此外，法治不是萬能的，其作用是有限的。主要表現為：一是法律在總體上只能涉及人的外部行為，而不涉及人的內心世界;二是法律只能調整人的部分行為，而非全部行為;三是法律評價的標準是按一般法律標準設定的，它不能強迫多數人去達到少數先進人物所能達到的圣人境界。
3.誠信文化促進治國方略的順利實施
一個社會要講誠信才能團結和諧，才能建立正常的生活秩序;在經濟生活中，信用是市場交易的必備因素，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信用體系建設的完善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只有講究誠信才能有良好的市場秩序。同時，誠信也是建設良好政治秩序的基礎，因為一個社會的誠信建設，政府是關鍵。加入WTO以后，政府決策進一步科學化和民主化，對市場經濟的管理不再直接控制，而在于法律框架內進行協調和服務。政府不僅要處處作出表率，還應發揮監督作用，建立失信約束和懲罰機制，規范征信業的發展。只有這樣，才有良好的政治秩序，形成全社會講誠信的文化氛圍，保障我國的現代化事業走向成功。
四、建設誠信文化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當前我國社會某些領域的誠信缺失現象，首先是從經濟領域蔓延和影響到其他領域的。我們必須以此著手來建設誠信文化，發展現代市場經濟。1.我國信用現狀分析
當前，我國在建立政府信用、企業信用、個人信用的系統工程中企業信用問題最突出，企業信用失缺，惡意逃債、合同違約、商業欺詐、假冒偽劣等失信現象屢見不鮮，據國家有關部門統計違約合同資金有逐年增大的趨勢。市場經濟就是信用經濟，要解決好這個矛盾、規范市場秩序不能簡單地依靠一次又一次的突擊大檢查或嚴打等形式來解決問題，而必須要靠規范的市場經濟規則和相應的制度建設來實現。建立規范的社會信用體系就是最基本的市場規則和制度之一，是規范和整頓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 從招商引資來看，我國在某些方面不是資金短缺，而是金融信用短缺，許多企業對信用關系其生死攸關的重要性體會不深，認識不足，所以賴帳、逃廢債務和三角債拖欠成為不少企業行為，金融信用的失衡，金融和投資者放貸投資信心不足，甚至如履薄冰、談貸色變。我國企業內部普遍缺乏信用管理專門部門和制度，企業內部辦公室、人事部、銷售部門似乎一個都不能少，但很少有企業設立專門進行內部信用管理的部門、機構，因此，因授信不當導致合約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業對履約計劃缺乏管理而違約的現象頻頻發生。同時企業因對合作客戶的信用狀況缺乏了解也使許多企業受騙上當，導致經濟糾紛大量出現。不少企業內部的信用管理包括應收賬款和商品銷售的管理，對與企業發生業務關系的所有主要客戶信用狀況的調查、征信和管理也沒有專門的部門。
從信用管理來說，我國信用中介服務行業發展滯后，市場化程度低，目前我省也有一些企業有為企業提供信用服務的市場運作機構和信用產品，但不僅市場規模少，經營分散，而且行業整體水平不高，沒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學的信用調查和評價體系。對企業沒有完備的信用考評和完備的信用記錄，擔保也沒有信用評估體系，對銀行也沒有信用考評體系，對政府失信懲罰規范也不完備，所以資本運營、風險投資、金融市場的發展都十分緩慢。
從政府對信用管理制度的建設上，我國信用體系也不健全。一是信用數據的市場開放度低，影響企業和個人信息的正常獲取和檢索途徑。很多涉及企業的信用數據和資料服務企業無法得到，從而無法依靠具有客觀公正性、獨立性的調查、征信、資信評估和信用專業服務等方式，提高社會信用的對稱程度，客觀上導致失信現象。二是缺乏比較健全的信用管理體系，包括信用方面的立法和執法，立法滯后，執法不嚴。政府對信用行業的監督管理、對失信缺乏有效的懲罰機制，影響體制創新。三是對失信和詐騙案件的處理和打擊力度不強，對尚未達到刑事犯罪程度的失信行為和不講信用的企業法人違規行為不能及時懲戒。同時，政府對信用市場的監督管理力度還不夠，影響了信用中介機制作用的發揮。
2.建設信用必須從培育誠信文化著手
現代信用體系的建設包括信用的確立、信用管理、信用監督三個重要方面，但首先要從培育誠信文化著手：
(1)加強我國市場主體和公民的信用觀念和信用意識的教育，提高全社會公民的信用素質，必須從培育誠信文化著手，這是建設信用體系的關鍵所在。西方一些國家不僅把誠信當作合同法的規則，也做為統率民法典的“帝王條款”。2000年江澤民同志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要求“要在全社會強化信用意識，加強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國家已把加快全社會信用列入“十五”計劃的重要內容，要切實加強社會信用建設，逐步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良好風尚。全社會對此也已形成了共識，許多省市都把信用體系建設作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為維護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改善政務、法制、市場、人文和生活環境，提高整體競爭力的基礎性工程。深受“遠華走私案”影響的福建廈門市在2001年3月就開始了在全市開展“誠實守信”的競賽活動，浙江的溫州也從抓誠信著手改變形象。廣東省人民政府2002年3月下達了關于加強我省信用建設工作的通知，浙江省委、省政府明確提出了建設“信用浙江”的口號，將浙江打造成為全國最有信用的地區之一，把此作為浙江在高度開放、激烈競爭的新形勢下實現更大發展的突破口。
要把加快信用體系建設作為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突破口來抓。首先要從提高全社會信用意識入手，因為信用體系建立固然需要法律體系和必要的制度保證，但是，信用的基礎在很大程序上是基于社會主體之間的信任和誠信的理念來維系，靠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信用道德規范來維系。講信用應成為全國人民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種基本公德。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我們要樹立典型，倡導市場主體的行為準則首先應是講信用，無論是法人主體或公民個人，樹立以講信用為榮，不講信用為恥的社會意識，特別是企業都應樹立守信的公眾形象。“信用就是市場，信用就是投資環境，信用就是財富。”在全社會應形成這樣的共識和理念。這種意識和理念要通過各種經常性的宣傳、教育、典型示范來進行，信用建設是一個長期任務，隨著社會的發展要求信用水平也要不斷提高，這就要通過全省的各種媒體、宣傳教育部門定期開展活動，不斷引向深入來實現。
(2)誠信文化要體現在加強信用中介服務行業的建設，促進向市場化發展上。2002年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朱镕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加快建立企業、中介機構和個人信用檔案，使有不良行為記錄者付出代價、名譽掃地，直至繩之以法。廣泛采用現代化監管手段，綜合利用信息網絡資源，實現互聯互通、信息共享。要加強征信公司、資信評級機構、信用調查機構等信用中介的建設，加大信用調查報告、資信評級報告的市場化程度，要加快信用信息和開放的管理。
在征信國家，企業和消費者個人信用信息數據的開放和市場運作是信用管理體系的重要內容。許多國家通過相應的法律或法規對信用數據的開放作出明確規定。一般來說，采集和共享的信息包括銀行內的借貸信息和政府有關機構的公開記錄等。征信服務機構可以通過公開和正常的渠道取得和檢索法律規定可以公開的信息。但我們在征信數據的開放與使用等方面法律規定不完善，政府部門和一些專業機構掌握的可以公開的企業資訊沒有開放，如公安、工商、人事、稅務、統計等部門掌管著大量的企業的信息資源很多沒有公開，增加了征信和企業信息獲取的難度。目前我國的信用中介機構有些沒有自己的信用資料數據庫，建有數據庫的規模也普遍偏小，信用信息不完整，在這種情況下，無法對企業的信用作出公正、客觀、真實的評估。
信用信息的市場化是信用服務行業發展的客觀基礎，是建設信用體系的必由之路，因此，要大力推進我省信用中介服務行業的市場化。為了配合WTO式規范公共信息、征信數據的取得和使用程序。對信用數據的開放和促進信用管理行業的更快發展應是當務之急。即使對于那些不宜在全社會公開的信用信息，政府也應有一套信用管理和獲得信息的規范有效的渠道。我們對信息數據開放應包括兩方面：一是明確信用數據的開放程度，很多可以公開開放，以及能夠通過一定正規的方式和渠道獲得的信息應通過一定的渠道和途徑盡快開放，增強社會信用信息的透明度;當然要注意在涉及到消費者個人信息的采集和共享方面應有相關的法律約束。由于對信用的評價主要是建立在企業和個人信用歷史記錄的基礎上，我們建議一方面在鼓勵信用中介機構注重自身信用數據庫建設，另一方面政府有關部門要建立行業或部門的數據庫，待條件成熟時，可將自建數據庫的部門內容提供給信用中介機構或與信用中介機構共享。
(3)加強信用體系的法律、法規和制度建設，加大執法力度，在建設信用體系中發展誠信文化。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也是法制經濟。信用原則的普遍履行要靠法律來保障，信用不僅包含著道德、精神、素質，而且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是法律原則，科學完備的信用體系才能保證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功能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作用，因此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非常重視信用制度和法律法規的建設。發達國家為了保障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都盡量完善信用規則的建設。如美國是世界上信用體系較完善的國家，一方面完備的法律體系形成了信用管理體系正常運轉的法律環境，另一方面較健全的信用機構保障了信用體系的科學運用。同時信用監督的執行機構也較發達。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尼西亞、泰國從20世紀80年代引進發達國家的信用體系，但因信用法律建設的滯后，信用中介、信用管理和監督的有限，影響了經濟的發展，是導致東南亞金融危機原因之一。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在信用體系建設上不斷完善法律、法規和制度建設，如上海市自2000年起建立個人聯合征信體系，該體系為企業信用體系建立做了有益嘗試。北京市也在中關村科技園區進行了企業信用制度的試點，建立了中關村企業信用信息服務中心和信用服務中介。深圳市公布了《深圳市個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評級管理辦法》。
建立對失信企業的懲罰機制，是信用體生活鏈條中最關鍵的一環。北京、上海、浙江對“重合同守信用”企業大力表彰、設立“紅名單”的同時，加大了對失信企業的懲罰力度，設立了“黑名單”制度，讓失信企業無藏身之地。上海10家企業因涉嫌商業欺詐、制假售假、虛假出資等違法行為被工商部門吊銷了營業執照。北京中關村2001年12月1日開始，對不講商業信譽、搞技術欺騙、合同欺詐、破壞中關村信用形象的企業將記上“黑名單”。浙江施行信用一票否決機制，凡上信用“黑名單”的企業在企業考核和調整重要指標中，都要淘汰出局。繼浙江、北京、上海之后，青島也規定列入信用黑名單的企業負責人在今后的若干年中不允許在企業的經營管理層任職。這些都是在建設現代經濟中對誠信文化的豐富和發展。
3.政府的誠信文化建設要從營造誠信政府的形象著手
在建設現代信用體系中，無論是政府信用、企業信用、個人信用，政府都是關鍵。政府應發揮建立失信約束和懲罰機制并監督行業規范發展，政府不參與主辦征信機構，但政府在促進征信行業發展中應發揮以下職能：依法向社會開放所擁有的企業信用數據、對企業征信行業進行行業管理、發揮職能部門監督作用。
政府要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我國目前沒有設置信用管理局這樣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門。在這種情況下，成立我國企業征信行業協會顯得特別迫切。行業協會的主要功能在于聯系本行業或本分支的從業者，進行行業自律方面的建設，同時為同業者提供交流的機會和場所，替本行業爭取利益。行業協會還提供信用管理的專業教育，舉辦從業執照的培訓和考試，造就信用機構的專門人才，舉辦會員大會和各種學術交流會議，有條件的還可以發行出版物，募集資金支付信用管理研究課題等。
政府要幫助強化企業的信用管理。加強企業信用管理，不僅可以大幅度減少因授信不當導致合約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業對履約計劃缺乏管理而違約現象的發生，而且可以形成對失信企業和機構的市場約束機制，使信用記錄不良的企業從各企業的客戶管理中被篩選掉，使其沒有市場活動的機會和空間。而且，企業內部信用管理制度的規范化，還會進一步加大對信用調查咨詢和評估產品的需求，促進信用中介服務行業的發展。政府要致力于信用網絡的建設。信用數據庫的建立與完善是企業征信行業發展的關鍵。企業資信數據庫是企業信用信息搜集、信用記錄的一種重要形式。信用數據庫的功能主要有兩個：一是激勵機構，即守信用的企業在數據庫中將保持良好的信用記錄，從而可以幫助其樹立良好社會形象，增大其市場交易中的無形資產，并由此得到更多的商業機會。企業可以自愿將自己的信用數據提供給征信公司，政府也可以根據需要通過立法強制企業公布自己的信用數據。二是懲罰機制，具體的懲罰措施是，各數據庫的經營者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將收集到的企業失信情況記錄在一定時期內保留在數據庫中，使失信者接受社會懲罰。
政府注意發揮資信公司、銀行、工商、稅務、法院、質檢、海關、擔保公司等相關部門作用，應從積極建立失信約束和懲罰機制并監督信用行業的規范發展上，著手進行綜合治理，建立信用體系。對與信用活動相關的注冊會計師、審計師和律師等專業服務領域的機構和人員也必須加強監督管理。同時，政府必須有效地解決信用執法過程中的地方保護主義的問題，維護市場執法的公正性。
從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誠信文化的建設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可以看出建設誠信文化必須把德治和法治結合起來才能完成，也可以看出誠信文化是治國方略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