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中國史學文化中的人文精神(2)

　　
　　二、史學中重視人的自我修養，人生境界的提升
　　
　　我們現代人都關注人生，關心我們自身的生命，關切我們本真狀態，何為？這是因為我們感到現代人的精神狀態，心靈狀態出現了問題，我們焦慮、彷徨、不安，“非常郁悶”，甚至是“狂郁悶”，這是我們的心靈與精神“無處”之所在，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沒了精神家園，我們現在“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內不在己，”也就是說我們缺乏終極的追求和關懷；我們缺乏腳踏實地的現實努力和關注；我們把每個個體認為是絕緣的存在；我們缺乏良性的人際關系；我們自身的本我、大我、真我正在逐步喪失。
　　作為一個中國人，是非常幸運和幸福的，這是因為我們面對不同的人生境況和階段時，有不同的思想互相交流，給我們撫慰，給我們超越，臺灣學者南懷瑾先生有個形象的比喻，他說儒、道、佛三家，開不同的商店，儒家是糧店，道家是藥店。這是因為人的存在是一個永遠未完成的過程，也許此時是一馬平川，春風得意，也許那會兒就會陰云密布，危機四伏，需要道家的“藥”來醫治；佛家好比一個中央商場，百貨商店，商品琳瑯滿目，應有盡有，因此我們說，道治身，佛治心，儒治世。
　　當今，許多有識之士在關注社會人類的自身修養問題，并發現我們越來越多現代人的自信心，不是建立在對個人自身價值的認識上，而是建立在對一個異己的身外目標的占有上——這就是財富和權力。難道我們這個社會的動力和運作機制都是在鼓勵人們獲取權力和財富嗎？還是使人們所有本能中最強大的一個——占有欲得到無限的膨脹？使強者希望無限地運用自己的權力和力量，使弱者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強大起來呢？
　　人們深感這不僅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世紀，更是充滿危機的世紀，當前的金融危機，環境污染，生態失衡，心病加劇，價值標準的失范，道德的滑坡，信任危機等都嚴重影響并制約著社會的和諧發展，而科學技術又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把人類帶入天堂，又可以把人類引入地獄，對善和惡都有可能帶來無限的可能性，真、善、美與假、惡、丑的顛倒。
　　清末民初時期我國的思想家嚴復，他指出中國國民素質有三大弱點，一是民力，二是民智，三是民德，這三差，難以使當時的中國現代化，這難道不是我們今天仍要關注的問題嗎？
　　因此，加強自我修養使我們每個公民更具有理性，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中，面對殘害嬰幼兒的劣質奶粉的泛濫，面對腐敗現象的蔓延，面對道德的倫喪，面對拜金主義的抬頭，面對玩世不恭和游戲人生的態度，僅靠法制的“他律”是不夠的，還要加強公民自身道德修養，而人生境界的提高是維護個人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生命之泉。
　　
　　三、史學中的人本主義思想傳統
　　
　　人類創造的最偉大的奇跡，不是高科技，而是人。因為高科技還得靠人去創造；人類最重要的開發對象，不是大自然，也是人。因為先有人類的自我開發，才有人類對大自然的開發；人類最值得珍視的寶藏，不是金銀珠寶，還是人。因為人的生命，人的價值，人的自由，人的尊嚴，遠比金銀珠寶要貴重得多。所以，研究人文科學，尊重人才是當今全世界的第一要務。
　　從我國歷史發展來看，西周以后，人們逐漸認識到，人世間的客觀歷史不是天命決定的，而是人事，也就是人世間的善惡、治亂、繁榮、衰敗，都是由人自身決定的。這是人文精神在史學中得以確定和不斷發揚的過程。
　　司馬遷的偉大之處，他不僅認識了這一點，而且在《史記》中把他這個思想非常有分量的反映出來。《史記》是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史書；本紀是寫帝王的；世家是寫諸侯以及一些特殊人物，比如孔子、陳涉；更多的是列傳，寫了各階層的代表人物。在七十二列傳中，對于歷史中的各種人物，司馬遷是有選擇的，其中有幾句話：“扶義倜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于天下。”意思是說要做一個既正直又瀟灑的人、有見識，能夠看清形勢，不讓自己錯過歷史的機遇，而這樣的人是要有責任感的，二十四史，也是以人物為中心，包括歷史的進程，朝代更迭，各種制度以及天文、地理等，在這個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沒有任何一種文化，“象二十四史”這樣有這么多人的活動，是人本思想的一個標志。
　　中國歷史中有名的“貞觀之治”，是以唐太宗為首的統治集團，在貞觀年間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的政策和措施，適應了當時的形勢，在較短的時間內，把亂世變成了治世，使唐朝成為世界歷史上最負盛名的朝代，而這其中，與李世民本人對人才的珍愛和對大眾痛苦的深切關注分不開，其中一例是出現了“貞觀君臣論政”，李世民說：“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凡事皆需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因此他確定了“偃革興文，有德施恩，中國既安，遠人自服”的“以文治國”的總方針，圍繞這一方針，建立了一個適應形勢要求的領導集團，任人唯賢，不拘一格起用人才，拔擢一大批精干的官吏，如道士出身并參加過農民起義軍的魏征，原為李建成的宮臣，在李氏兄弟爭奪皇位的過程中介入很深，曾勸說李建成早日除掉李世民。可是，李世民不計前仇，委以重任，太宗本人的“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而正是他虛懷若谷，不僅消除了敵對勢力的疑慮，而且網羅了一大批有政治才能的朝臣，如房玄齡、杜如晦、魏征等能臣，魏征“直言敢諫”，太宗“從諫如流”成為一種風尚。而從另一個角度，一個杰出的人，偉大的人，他要有一定的歷史舞臺，否則他也不會發揮作用。
　　而今，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就是解放生產力，解放人，關注人的生存，也關注人的發展。而我們提倡人文科學，關心、關注、關聯人的發展、人的幸福。關注人的意識，理想、觀念、信仰等是讓人能以離開狹義的動物，狹義的經濟動物，狹義的政治動物，而使人成為各種關系的創造者，改造者和推動者，真正使人文科學變成我們個體生存、發展的有力推動者和精神食糧。
　　
　　【參考文獻】
　　［1］ 石中英，教育哲學導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2］ 袁振國，當代教育學，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
　　［3］ 趙毅，趙軼峰，中國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