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中國史學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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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衛華1由 分享
【論文關鍵詞】 人文精神 社會責任 科學發展
【論文摘 要】 本文通過對中國史學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研究分析，提出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結合，如史學中的憂患意識、人的自我修養、人本主義思想傳統等，有助于我們民族素質的提高，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具有實踐意義。
在中國史學中，人文這個概念出現得較早，《周易•賁》說：“觀乎天下，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漢語中的“人文”，實出于此，意指人類社會的各種精神文化。當炎黃子孫把黃帝尊為“人文始祖”時，表明了中華民族乃是一個崇尚人文傳統的民族。
人乃萬物之靈，人之為人，在于有思維，“唯有思維，才能把握本性、實體、世界的普遍力量與究竟目的”（黑格爾語）。人又是社會的主體，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無法脫離社會而生存，同樣，社會的發展也不能脫離人的生產實踐活動以及文化創造活動。“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句話顯示了兩千多年前古代中國人已經認識到：要使天下（社會）得到教化，使天下（社會）趨于完善，人文因素是不可或缺的。現今，我們在提倡科學精神的同時，提倡人文精神；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就是提倡人文精神；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就是提倡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結合，這不僅是涉及科學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涉及我們民族素質的提高，對于歷史傳統中人文精神的認識，不僅只有學術價值的層面，更具有實踐意義的層面，這是因為；其一，人文科學發展無法脫離社會實踐，社會進步也不能忽視人文因素；其二，作為中華民族整體的一員，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質，并把這種素質反映在我們的工作當中，與人的交往之中，以及做人父、做人母如何承載著教育下一代的任務當中；其三；在社會中，尤其是當今的世界已變成一個地球村，人與人的交往是一種跨文化的過程，我們的言談舉止、喜怒哀樂，無不打上文化的烙印。
從前秦到清末，人文這個詞多次出現，指向是制度文明和文化教育，而西方的人文思想出自于文藝復興時期，強調人的作用，人是宇宙的主宰，并且這個思想通過教育來完成和傳播。
當我們從現實去反觀歷史，再從歷史來審視現實時，我們史學傳統里的人文精神、人文思想是鮮活的，具有超然性和超越性的意義，它超越時間，超越空間，具有永恒的文化價值。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史學中的憂患意識與人的社會責任
憂患意識，在許多的史學家與士大夫身上反映出來，這個思想與情感表現在對子孫禍福，社會混亂，人民休戚，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注上；表現為對于人及其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命運的關注，這是慣穿中國歷史文化始終的終極關懷。這里首當提到的是誕生于湖南的毛澤東，少年時便有一種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愛國恤民精神，這與湖湘文化是分不開的，在湖湘歷史文化傳統中，民族憂患意識是千百年來決定愛國知識分子心中深沉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因素之一，北宋時期的范仲淹，在《岳陽樓》中的拳拳之憂常在后人耳邊響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近代的陳天華，譚嗣同面臨亡國滅種之危急形勢，甘愿“橫刀向天笑”，血濺刑場以醒國民，他們憂國家的主權和獨立，憂國民思想之陳舊，憂國家政治之腐敗，勵精圖治，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當我們談到《史記》時，不能不想起司馬遷，這位有良心有責任感的史學家——一個身體不完整的偉大男人，他自稱是“刑余之人”，可他揮舞著書寫歷史的巨筆，將華夏文明上溯上千年，如果設有《史記》，那么，遍及全球的十幾億炎黃子孫，將發生以下六個認同感的危機：①同源的民族認同感，②同地同根的地域認同感，③同歷史的時間認同感，④同文的文字認同感，⑤同情理的情理認同感，⑥同習慣的習俗認同感。那么，我們的五千年的文明就無從談起。
這種憂患意識，使我們不能不再提及一個人，清代的詩人，思想家、史論家龔自珍。他曾說：“智者愛三千年史代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他沒有說以“明君之憂憂天下，”或“以賢臣之憂憂天下。”
面對我們所處的時代學習歷史，思考歷史，討論歷史，研究歷史，我們不只是眼前之憂，臨時之憂，不是短暫之憂，而是長遠的憂患。這種長遠的憂患意識，回顧過去，是深刻的歷史感，展望未來，當從長遠利益著眼，這不僅是史學家之責任，也是我們每個有良知的社會人之責任。正如顧炎武所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論文摘 要】 本文通過對中國史學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研究分析，提出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結合，如史學中的憂患意識、人的自我修養、人本主義思想傳統等，有助于我們民族素質的提高，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具有實踐意義。
在中國史學中，人文這個概念出現得較早，《周易•賁》說：“觀乎天下，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漢語中的“人文”，實出于此，意指人類社會的各種精神文化。當炎黃子孫把黃帝尊為“人文始祖”時，表明了中華民族乃是一個崇尚人文傳統的民族。
人乃萬物之靈，人之為人，在于有思維，“唯有思維，才能把握本性、實體、世界的普遍力量與究竟目的”（黑格爾語）。人又是社會的主體，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無法脫離社會而生存，同樣，社會的發展也不能脫離人的生產實踐活動以及文化創造活動。“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句話顯示了兩千多年前古代中國人已經認識到：要使天下（社會）得到教化，使天下（社會）趨于完善，人文因素是不可或缺的。現今，我們在提倡科學精神的同時，提倡人文精神；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就是提倡人文精神；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就是提倡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結合，這不僅是涉及科學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涉及我們民族素質的提高，對于歷史傳統中人文精神的認識，不僅只有學術價值的層面，更具有實踐意義的層面，這是因為；其一，人文科學發展無法脫離社會實踐，社會進步也不能忽視人文因素；其二，作為中華民族整體的一員，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質，并把這種素質反映在我們的工作當中，與人的交往之中，以及做人父、做人母如何承載著教育下一代的任務當中；其三；在社會中，尤其是當今的世界已變成一個地球村，人與人的交往是一種跨文化的過程，我們的言談舉止、喜怒哀樂，無不打上文化的烙印。
從前秦到清末，人文這個詞多次出現，指向是制度文明和文化教育，而西方的人文思想出自于文藝復興時期，強調人的作用，人是宇宙的主宰，并且這個思想通過教育來完成和傳播。
當我們從現實去反觀歷史，再從歷史來審視現實時，我們史學傳統里的人文精神、人文思想是鮮活的，具有超然性和超越性的意義，它超越時間，超越空間，具有永恒的文化價值。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史學中的憂患意識與人的社會責任
憂患意識，在許多的史學家與士大夫身上反映出來，這個思想與情感表現在對子孫禍福，社會混亂，人民休戚，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注上；表現為對于人及其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命運的關注，這是慣穿中國歷史文化始終的終極關懷。這里首當提到的是誕生于湖南的毛澤東，少年時便有一種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愛國恤民精神，這與湖湘文化是分不開的，在湖湘歷史文化傳統中，民族憂患意識是千百年來決定愛國知識分子心中深沉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因素之一，北宋時期的范仲淹，在《岳陽樓》中的拳拳之憂常在后人耳邊響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近代的陳天華，譚嗣同面臨亡國滅種之危急形勢，甘愿“橫刀向天笑”，血濺刑場以醒國民，他們憂國家的主權和獨立，憂國民思想之陳舊，憂國家政治之腐敗，勵精圖治，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當我們談到《史記》時，不能不想起司馬遷，這位有良心有責任感的史學家——一個身體不完整的偉大男人，他自稱是“刑余之人”，可他揮舞著書寫歷史的巨筆，將華夏文明上溯上千年，如果設有《史記》，那么，遍及全球的十幾億炎黃子孫，將發生以下六個認同感的危機：①同源的民族認同感，②同地同根的地域認同感，③同歷史的時間認同感，④同文的文字認同感，⑤同情理的情理認同感，⑥同習慣的習俗認同感。那么，我們的五千年的文明就無從談起。
這種憂患意識，使我們不能不再提及一個人，清代的詩人，思想家、史論家龔自珍。他曾說：“智者愛三千年史代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他沒有說以“明君之憂憂天下，”或“以賢臣之憂憂天下。”
面對我們所處的時代學習歷史，思考歷史，討論歷史，研究歷史，我們不只是眼前之憂，臨時之憂，不是短暫之憂，而是長遠的憂患。這種長遠的憂患意識，回顧過去，是深刻的歷史感，展望未來，當從長遠利益著眼，這不僅是史學家之責任，也是我們每個有良知的社會人之責任。正如顧炎武所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