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語文教材中名家名篇的修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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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暉1由 分享
一個偶然的機會，筆者在檢查上小學四年級孩子的語文作業(yè)時，發(fā)現(xiàn)北師大版的小學語文課本中《落花生》一文與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中的《落花生》在遣詞造句方面不盡相同。經考察，發(fā)現(xiàn)北師大版的《落花生》對原文僅做了個別改動，而人教版的《落花生》則在文字上做了較大的加工處理。隨后，筆者又在《北京青年報》《新京報》上看到有關專家、學者針對小學語文教材中《落花生》的修改問題所發(fā)表的意見，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教材的改革總會引起諸方面人士的關注，筆者作為一名語言文字工作者，同時又是一位經常輔導孩子語文學習的家長，也想就這一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目前，有關小學語文教材中名家名篇的修改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觀點。不贊成修改的專家認為：對名家名篇的隨意修改是一種“削足適履”，是把固定的語言表達方式或者是思想方法強加給作者，是對作者的不尊重，把文章修改得“慘不忍睹”又會對學生的語文學習造成不利。認為名家的原著一般都具有特定的、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并且其內涵與作家特有的語言風格、作家所處時代的特定語言表達方式和作品的整體語境有密切的聯(lián)系，對原著進行修改都會或多或少地破壞它的整體語言風格和歷史文化脈絡。因此，他們主張讓學生閱讀原汁原味的作品，而且強調語文教育本身就具有教學生欣賞經典作品、感受文學原著魅力、傳承民族文化的作用。贊同修改的認為：完全適合小學生的作品很少，多數(shù)都要進行某些修改。因為從適齡兒童的理解力和感受出發(fā)，對立意較深、不利于理解的部分進行一些修改，可以使小學生更好地把握文章的中心思想，再說有些表達方式今天已經不常用或不用，不易于學生理解和學習。這方面專家總的看法是：把握好修改的“度”，盡量少改，力求保持原貌。他們還強調無論是用于教材還是考試，都應對刪改部分加以標注，以利于學生日后選取原著閱讀。
比較兩種不同意見，筆者認為反對修改教材的專家意見并非沒有道理，但從語文教育的需要來看，贊同修改的專家意見顯得更為中肯、有效。上述兩個方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點：①對選篇是否適宜的認識；②對名家名篇入選教材后是否需要修改的認識；③對語文教學任務的認識。
有關選篇問題，有的專家認為如果某些名篇對兒童來說不易理解，可以選取其他篇目，但如果篇目已經入選，就不應該進行任何修改。然而，語文教材的編輯遇到的實際情況是，在選材、立意和語言表達方式等方面完全適合兒童的并不多，大多數(shù)名家名篇并不是為兒童所作，因此對入選的作品進行某些修改是編寫語文課本的慣例。以《落花生》為例，這是一篇短小精悍、優(yōu)美平實的夾敘夾議的散文，它在選材和布局謀篇等方面很適合初學寫作者學習。作者在這篇文章中通過敘述童年時期經歷的一次家庭活動，即種花生——收花生——過收獲節(jié)——談論花生，引出一個為人處世的道理。這種寫法可以作為高年級小學生的寫作范例。但是，這篇文章還存在一些不易于小學生理解的地方。例如，在立意方面，作者通過描述花生的用處及特點，贊揚了一種為人低調、踏踏實實、甘于奉獻的品格。原文中寫道：“爹爹接下去說：‘所以你們要像花生，因為它是有用的，不是偉大、好看的東西。’我說：‘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偉大、體面的人了。’”筆者認為這段文字讓有一定生活閱歷的成人閱讀比較容易理解，但是對于心智初開的四年級小學生來說就比較難懂。筆者的女兒從字面理解文意，感到“有用的人”和“偉大、體面的人”似乎是對立的，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做又‘有用’又‘偉大、體面’的人有什么不好呢？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不就是這樣的人嗎？”不僅如此，作者所提倡的低調的做人風格與社會上提倡的張揚個性、勇于表現(xiàn)的某種當代意識不甚一致，這也使學生頗為費解。人教版將這段文字改為：“父親接下去說：‘所以你們要像花生，它雖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我說：‘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人。’”這樣改寫就把作者的原意表達得更為清晰明了，而且這種修改也使原文的表達中將“有用”與“偉大、體面”對立起來而導致理解含混的可能性消除了，易于小學生理解。筆者曾經就此文請教過孩子的語文老師，這位老師表示將該篇文章的立意給孩子們講清楚很難，只能一帶而過。筆者認為，將《落花生》一文放入小學四年級的語文課本，在難度和時代感方面都有不夠適宜的地方，放到更高一些年級的語文課本中似乎好一些。如果選用它作為教材，人教版的修改更適合教學，否則學生在理解上都有困難，更談不上通過閱讀感受原著魅力，并從中獲得寫作的教益了。
對于名家名篇入選教材后是否需要修改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可能性和必要性兩個方面來思考。所謂可能性是指名家名篇是否有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地方。名家名篇也并非絕對完美，名家的作品在文字表達方面不完全符合普通話表達形式的情況并不少見。例如，郭沫若先生曾聽取編輯的意見將他的詩《天上的市街》中的“市街”改為“街市”，葉圣陶先生則將他的童話《蠶兒和螞蟻》中的“蠶兒”改為“蠶”。因此，筆者認為名家名篇入選教材后，為了幫助正在學習語言并發(fā)展語文能力的小學生排除閱讀障礙、更好地理解作品和學習寫作，在尊重作家或其家屬意愿的基礎上，進行適度的修改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
比較原文與人教版的改文，不難看出，后者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做了改動：一、將過去使用而今天已不使用的表達方式加以改動，其中包括帶文言色彩的詞語、“五四”時期白話文中使用而今天已不使用的詞語和詞語搭配。二、將一些書面語的表達方式或今天看來語意不夠明確的口語表達方式改為明白通俗、便于小學生閱讀理解的口語表達方式。筆者認為這種改動是合理的。《落花生》的作者許地山是現(xiàn)代文學作家，這篇文章屬于早期現(xiàn)代白話文。由于早期現(xiàn)代白話文作家受傳統(tǒng)教育影響很深，基本上都用文言文寫作，因此他們在白話文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會使用一些今天已不使用或不常用的詞語。如果直接使用早期現(xiàn)代白話文作品作為語文教材，不加以適當?shù)男薷模瑢⒉焕谠诨A教育階段小學語文教育中進行規(guī)范語言的教學。筆者平時在輔導學習成績頗佳的孩子的語文功課時，發(fā)現(xiàn)她的作文中還存在不少詞語表達不準確、使用生造詞的現(xiàn)象，在做閱讀練習題時，也經常會出現(xiàn)理解不準確、把握不住全文主旨的現(xiàn)象。在這種語文水平下，讓小學生像大學生那樣欣賞經典作品，學習《落花生》的原文，在語言規(guī)范方面自然難以起到良好的教學示范作用。眾所周知，推廣和普及普通話是國家的基本語言政策。筆者認為，在義務教育階段進行普通話教育，不僅應將普通話作為校園語言、課堂用語，還應將普通話的教學與推廣體現(xiàn)在語文課本中使用規(guī)范的現(xiàn)代漢語的書面表達形式等方面，使小學生以用語規(guī)范的課文為范文，通過閱讀與摹寫，掌握普通話的書面表達形式，逐步提高讀寫能力，發(fā)展兒童語言能力，這也應是小學語文教學任務中的一個重點。
通過比較可以看出，人教版的《落花生》雖然改寫之處較多，但并非“慘不忍睹”，編輯是在保持原文原貌的基礎上，根據(jù)特定年級學生的接受能力及學生在語文學習中閱讀理解的需要而進行的合理改寫。筆者認為，可以讓這類改寫過的名家名篇在小學語文教學中發(fā)揮導讀作用，而原著則可等到學生的語文能力發(fā)展到相當程度后再接觸
目前，有關小學語文教材中名家名篇的修改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觀點。不贊成修改的專家認為：對名家名篇的隨意修改是一種“削足適履”，是把固定的語言表達方式或者是思想方法強加給作者，是對作者的不尊重，把文章修改得“慘不忍睹”又會對學生的語文學習造成不利。認為名家的原著一般都具有特定的、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并且其內涵與作家特有的語言風格、作家所處時代的特定語言表達方式和作品的整體語境有密切的聯(lián)系，對原著進行修改都會或多或少地破壞它的整體語言風格和歷史文化脈絡。因此，他們主張讓學生閱讀原汁原味的作品，而且強調語文教育本身就具有教學生欣賞經典作品、感受文學原著魅力、傳承民族文化的作用。贊同修改的認為：完全適合小學生的作品很少，多數(shù)都要進行某些修改。因為從適齡兒童的理解力和感受出發(fā)，對立意較深、不利于理解的部分進行一些修改，可以使小學生更好地把握文章的中心思想，再說有些表達方式今天已經不常用或不用，不易于學生理解和學習。這方面專家總的看法是：把握好修改的“度”，盡量少改，力求保持原貌。他們還強調無論是用于教材還是考試，都應對刪改部分加以標注，以利于學生日后選取原著閱讀。
比較兩種不同意見，筆者認為反對修改教材的專家意見并非沒有道理，但從語文教育的需要來看，贊同修改的專家意見顯得更為中肯、有效。上述兩個方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點：①對選篇是否適宜的認識；②對名家名篇入選教材后是否需要修改的認識；③對語文教學任務的認識。
有關選篇問題，有的專家認為如果某些名篇對兒童來說不易理解，可以選取其他篇目，但如果篇目已經入選，就不應該進行任何修改。然而，語文教材的編輯遇到的實際情況是，在選材、立意和語言表達方式等方面完全適合兒童的并不多，大多數(shù)名家名篇并不是為兒童所作，因此對入選的作品進行某些修改是編寫語文課本的慣例。以《落花生》為例，這是一篇短小精悍、優(yōu)美平實的夾敘夾議的散文，它在選材和布局謀篇等方面很適合初學寫作者學習。作者在這篇文章中通過敘述童年時期經歷的一次家庭活動，即種花生——收花生——過收獲節(jié)——談論花生，引出一個為人處世的道理。這種寫法可以作為高年級小學生的寫作范例。但是，這篇文章還存在一些不易于小學生理解的地方。例如，在立意方面，作者通過描述花生的用處及特點，贊揚了一種為人低調、踏踏實實、甘于奉獻的品格。原文中寫道：“爹爹接下去說：‘所以你們要像花生，因為它是有用的，不是偉大、好看的東西。’我說：‘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偉大、體面的人了。’”筆者認為這段文字讓有一定生活閱歷的成人閱讀比較容易理解，但是對于心智初開的四年級小學生來說就比較難懂。筆者的女兒從字面理解文意，感到“有用的人”和“偉大、體面的人”似乎是對立的，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做又‘有用’又‘偉大、體面’的人有什么不好呢？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不就是這樣的人嗎？”不僅如此，作者所提倡的低調的做人風格與社會上提倡的張揚個性、勇于表現(xiàn)的某種當代意識不甚一致，這也使學生頗為費解。人教版將這段文字改為：“父親接下去說：‘所以你們要像花生，它雖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我說：‘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別人沒有好處的人。’”這樣改寫就把作者的原意表達得更為清晰明了，而且這種修改也使原文的表達中將“有用”與“偉大、體面”對立起來而導致理解含混的可能性消除了，易于小學生理解。筆者曾經就此文請教過孩子的語文老師，這位老師表示將該篇文章的立意給孩子們講清楚很難，只能一帶而過。筆者認為，將《落花生》一文放入小學四年級的語文課本，在難度和時代感方面都有不夠適宜的地方，放到更高一些年級的語文課本中似乎好一些。如果選用它作為教材，人教版的修改更適合教學，否則學生在理解上都有困難，更談不上通過閱讀感受原著魅力，并從中獲得寫作的教益了。
對于名家名篇入選教材后是否需要修改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可能性和必要性兩個方面來思考。所謂可能性是指名家名篇是否有需要修改和完善的地方。名家名篇也并非絕對完美，名家的作品在文字表達方面不完全符合普通話表達形式的情況并不少見。例如，郭沫若先生曾聽取編輯的意見將他的詩《天上的市街》中的“市街”改為“街市”，葉圣陶先生則將他的童話《蠶兒和螞蟻》中的“蠶兒”改為“蠶”。因此，筆者認為名家名篇入選教材后，為了幫助正在學習語言并發(fā)展語文能力的小學生排除閱讀障礙、更好地理解作品和學習寫作，在尊重作家或其家屬意愿的基礎上，進行適度的修改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
比較原文與人教版的改文，不難看出，后者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做了改動：一、將過去使用而今天已不使用的表達方式加以改動，其中包括帶文言色彩的詞語、“五四”時期白話文中使用而今天已不使用的詞語和詞語搭配。二、將一些書面語的表達方式或今天看來語意不夠明確的口語表達方式改為明白通俗、便于小學生閱讀理解的口語表達方式。筆者認為這種改動是合理的。《落花生》的作者許地山是現(xiàn)代文學作家，這篇文章屬于早期現(xiàn)代白話文。由于早期現(xiàn)代白話文作家受傳統(tǒng)教育影響很深，基本上都用文言文寫作，因此他們在白話文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會使用一些今天已不使用或不常用的詞語。如果直接使用早期現(xiàn)代白話文作品作為語文教材，不加以適當?shù)男薷模瑢⒉焕谠诨A教育階段小學語文教育中進行規(guī)范語言的教學。筆者平時在輔導學習成績頗佳的孩子的語文功課時，發(fā)現(xiàn)她的作文中還存在不少詞語表達不準確、使用生造詞的現(xiàn)象，在做閱讀練習題時，也經常會出現(xiàn)理解不準確、把握不住全文主旨的現(xiàn)象。在這種語文水平下，讓小學生像大學生那樣欣賞經典作品，學習《落花生》的原文，在語言規(guī)范方面自然難以起到良好的教學示范作用。眾所周知，推廣和普及普通話是國家的基本語言政策。筆者認為，在義務教育階段進行普通話教育，不僅應將普通話作為校園語言、課堂用語，還應將普通話的教學與推廣體現(xiàn)在語文課本中使用規(guī)范的現(xiàn)代漢語的書面表達形式等方面，使小學生以用語規(guī)范的課文為范文，通過閱讀與摹寫，掌握普通話的書面表達形式，逐步提高讀寫能力，發(fā)展兒童語言能力，這也應是小學語文教學任務中的一個重點。
通過比較可以看出，人教版的《落花生》雖然改寫之處較多，但并非“慘不忍睹”，編輯是在保持原文原貌的基礎上，根據(jù)特定年級學生的接受能力及學生在語文學習中閱讀理解的需要而進行的合理改寫。筆者認為，可以讓這類改寫過的名家名篇在小學語文教學中發(fā)揮導讀作用，而原著則可等到學生的語文能力發(fā)展到相當程度后再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