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中“社會危險性”有否證明責任
刑法上的社會危險性是指行為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刑事訴訟法上的社會危險性是指可能實施新的犯罪或其它可能嚴重妨礙刑事訴訟進行的行為。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為你詳細介紹社會危險性的相關法律知識。
刑事訴訟中“社會危險性”有否證明責任
一、“社會危險性”與其它相近概念的區別
在大多數涉及到強制措施的論著及教材中都沒有對刑事訴訟中的“社會危險性”這一概念做出界定，這使得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將“社會危險性”與“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發生混淆的情況，直接影響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適用具體強制措施的準確性。因而我們要特別注意刑事訴訟程序中的“社會危險性”同刑事實體中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是完全不能等同的概念。
1、“社會危險性”不同于“社會危害性”。
(1)“社會危害性”同“社會危險性”是不同層面的概念。“社會危害性”是一個實體法概念，任何一個犯罪行為都不可避免的要侵害到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這是社會危害性的根據，它所反映的是已經發生的犯罪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實際影響，無論由誰實施，社會危害性同犯罪行為本身一樣都是客觀存在的，它應當是對已發生事實的社會評價;而“社會危險性”則是一個程序法概念，同社會危害性不一樣，社會危險性反映的不是客觀存在，它所反映的是尚未發生的可能，包括危害社會或他人的可能、妨礙刑事訴訟程正常進行的可能，就社會危險性本身而言它應當是一種對尚未發生事實的預測。
(2)“社會危害性”同“社會危險性”的載體不同，致使它們之間不具有一致性。社會危害性的載體是犯罪行為，犯罪行為的穩定性導致社會危害性的內容也是不可變的，而社會危險性的載體是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的可變性導致社會危險性的內容是不可能穩定的，因而不能用社會危害性的大小來推證社會危險性的大小。例如：甲實施了故意殺人罪，該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無疑是非常大的，但行為人甲的社會危險性卻不一定大，假設甲在逃離現場時跌斷了雙腿，因其自身條件的變化，甲已基本喪失危害社會或他人的可能、妨礙刑事訴訟程序正常進行的可能，其社會危險性非常小或者基本沒有。
2、“社會危險性”也不同于“人身危險性”。
有學者(趙永紅)從存在論和價值論相結合的角度給人身危險性作如下界定：“人身危險性表現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是以行為人的犯罪傾向性的人格為基礎的，是行為人犯罪傾向性的人格事實與否定規范評價的統一。
易言之，人身危險性是由行為人特定人格決定的犯罪可能性或再犯可能性，是特定人格事實和規范評價的統一”。他將這種意義上的人身危險性稱之為廣義上的人身危險性，包括二種情況：一是指無犯罪前科的人的犯罪可能性，亦可稱之為初犯可能性;另一是指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亦可稱之為再犯可能性或狹義上的人身危險性。表面上看，“社會危險性”同“人身危險性”的內容比較相似，兩者都反映了對一種尚未發生的危害的可能性預測或評估，但兩者存在的領域及其發揮作用的對象都有著截然不同的區別。
一方面，對于社會危險性來說，其側重于從刑事程序的角度來研究的對正常刑事訴訟程序的影響，為司法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選擇適用何種強制措施提供依據，或者說正是由于社會危險性的存在賦予了司法機關剝奪那些在法律上還處于尚未確定有罪狀態的人的人身自由以合法性;而人身危險性則是力圖從刑事實體的角度解決刑事責任的問題，廣義上的人身危險性側重從犯罪學的角度研究人的犯罪可能性，為預防犯罪以及刑事立法提供指導;狹義上的人身危險性側重從刑罰學的角度研究，為量刑提供指導;初犯可能性意義上的人身危險性則在犯罪論部分有所體現，表現為立法上將人身危險性作為犯罪構成選擇要件加以規定。
另一方面，“人身危險性”強調的是行為人犯罪(包括初犯和再犯)的可能性，而在“社會危險性”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的可能性僅僅只是一個部分，其更強調的是妨礙正常刑事訴訟程序的可能性，這不僅僅是再犯罪的問題。
二、“社會危險性”的證明責任
根據我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和司法實踐經驗，我國訴訟中的證明責任，可界定為司法機關或某些當事人應當收集或提供證據證明應予認定的案件事實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張的責任;否則，將承擔其認定、主張不能成立的風險。其中，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張的責任，又稱舉證責任。當然，一般來說這里的證明責任是主要是針對刑事案件中作為判決依據的實體事實所需做出的證明，但是從法理上也不能排除證明責任理論可以運用于對程序問題的判斷，理由有：
首先，“社會危險性”具有證明的必要性，因為司法機關針對程序所做出的決定同樣會影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權利，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情況下“社會危險性”的存在與否是決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適用剝奪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的關鍵依據，由此所產生的決定會對那些在法律上尚屬無罪狀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權利造成直接的影響，那么從這一角度來看，司法機關據以做出程序決定的這種關鍵依據同人民法院做出實體判決的依據在本質上都屬于司法機關之所以能夠合法地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權利的主要原因。
的確，不加證明地確定“社會危險性”的存在和不加證明地確定犯罪行為的存在本質上并無區別，它們不僅僅使刑事訴訟顯得如同兒戲，而且還會使不加證明即做出該種確定的司法工作人員直接面臨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風險，因為一旦這種“不加證明的確定”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遭受了重大損失，就有可能構成玩忽職守罪，特別是當那些遭受了重大損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最終被確定為無罪時，這種風險更大。
其次，“社會危險性”具有證明的可行性，在“社會危險性”的特征中我們已經論述了“社會危險性”的可證明性是其重要特征之一，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可證明性并不僅僅是其自身從內部而言所具備的某種內在因素，或者是對某一概念的特點的簡單歸納，它是可以納入到邏輯推理中運用已經確認的依據對其進行論證，其原理同我們運用已經確認的依據證明已發生的行為構成犯罪的原理是基本相同的，都屬于邏輯推理中的演繹推理，唯一的區別只是證明的方向正好相反。
有些人也許對此不理解，但既然我們都認可運用已經確認的依據證明已發生行為的性質在理論上和技術上都是可行的，又能有什么理由否認可以運用已經確認的依據對尚未發生的行為進行證明呢?我想應該沒有人會懷疑原子武器的復雜程度要遠高于“社會危險性”，而在原子武器制造出來之前科學家很早就已經證明了它的發生，這是可以運用已經確認的依據證明尚未發生的行為的最有力的證據。事實上，從科學的角度看，對尚未發生的事實并不存在能不能證明的問題，而只有是否盡力去研究出能夠證明其存在規律的論證機制的問題，它不客觀存在的問題，而是方法論的問題。
據此，我們認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判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社會危險性”時同樣存在證明責任的問題，根據在刑事訴訟進程中證明主體的不同，“社會危險性”的證明責任應作如下分配：
1、逮捕決定機關的證明責任
在刑事訴訟中，“社會危險性”也是適用逮捕的基本條件，即“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即依法逮捕”。這一條件當然不能隨意猜測，它必須要經過證明，逮捕決定機關應當收集或提供證據證明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否則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情況下，逮捕決定機關應當承擔決定逮捕違法的風險。
2、取保候審申請人的證明責任
從法理上而言，刑事訴訟法既然同時規定有適用取保候審的申請權和適用條件，那么當提出取保候審申請的被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取保候審的條件并且能夠按照批準機關的要求提出保證人或者交納保證金時，他就享有被適用取保候審的權利。該項權利的享有取決于適用條件的成立，對于被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來說，其取保候審申請能否實現的關鍵就在于其已經由采取取保候審不足以發生社會危險性轉化為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或者其自始即屬采取取保候審不致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逮捕決定自始有誤。
當然，這種社會危險性的存在與否是需要證明的，這時被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為申請方，即負有了“社會危險性”的證明責任——證明對自己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他們(包括享有申請權的辯護人、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應當收集或提供證據證明對自己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否則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情況下，被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將承擔其取保候審申請不能實現的風險。
3、取保候審申請審批機關的證明責任
被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是向原逮捕決定機關提出變更強制措施的申請，即取保候審申請審批機關通常就是原逮捕決定機關。如果取保候審申請審批機關認同了取保候審申請人所提供的證據及其所作的證明，即表明取保候審申請人證明責任的完成或充分實現，此時不再發生取保候審申請審批機關的證明責任問題，但當取保候審申請審批機關否定取保候審申請時，則會發生取保候審申請審批機關的證明責任問題。
因為取保候審申請審批機關否定取保候審申請實際上就意味著取保候審申請審批機關提出了與取保候審申請的理由完全對立的主張——采取取保候審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盡管這一主張也是原逮捕決定機關決定逮捕的主要理由，但當取保候審申請人收集或提供證據證明這一理由不能成立時，否定取保候審申請的審批機關雖然理由沒有變化但也相當于提出了新的對抗性主張，其當然應當承擔起否定取保候審申請的證據及其證明的責任，其應當收集或提供證據證明對被羈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否則在不能收集或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情況下，取保候審申請審批機關應批準取保候審申請，或者承擔其不批準取保候審申請的決定違法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