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國家形勢與政策分析論文
2017年國家形勢與政策分析論文
稅收的經濟效應包括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本文所探討的主要是對與居民消費相關的影響，即微觀效應。小編給大家整理了關于2017年國家形勢與政策分析論文，希望你們喜歡!
2017年國家形勢與政策分析論文篇1
[摘要]產學研合作教育在我國已發展多年，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相關政策法規的缺失仍然制約著我國產學研合作教育的進一步發展。本文通過比較分析國內外產學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規，找出我國產學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規的不足之處，并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加大約束力度、強化財政制度、突出政府作用，不斷的完善我國產學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規體系。
[關鍵詞]產學研合作教育 政策法規 建議
近幾年來，產學研合作教育的教學模式在我國得到高速的發展。這是一種非常行之有效的教育模式，它在培養創新性、復合性、應用性人才，加速科技成果產業化發展等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產學研合作教育的順利實施不僅需要用政策來規范其運行與管理，又需要有相應的法規作保證。雖然產學研合作教育已在我國發展多年，建立并實施了相關的政策法規，但是相比于發達國家，我國的產學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規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差距與不足。
一、國內產學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規現狀
(一)相關政策法規剛性約束不強，缺乏可操作性
產學研合作教育的核心是教育，主體是高等學校，所以，在開展產學研合作教育的過程中，需要加強對高校的政策引導與規范。雖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教育政策和教育立法在我國開始受到重視，并逐漸形成了相應的教育政策法規體系，但在關于規范高校參與產學研合作教育的政策法規方面還是存在一定的缺陷，許多規定只是零星地分布在相關政策和法規條例中，這些政策法規也多是鼓勵性質的，實施細則缺乏可操作性。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規定：“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實施職業教育應當實行產教結合，為本地區經濟建設服務，與企業密切聯系，培養實用人才和熟練勞動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中提出:國家鼓勵高等學校之間、高等學校與科學研究機構以及企業事業組織之間開展協作，實行優勢互補，提高教育資源的使用效益。國家鼓勵和支持高等教育事業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從這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實施的職業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對產學研合作教育中高校的發展要求只是作出了一個籠統的規定，整體上顯得比較零散，也沒有明確規定高校的權利與義務。而且大部分政策是鼓勵性的，剛性約束不強。對高等學校的經費支持力不足，實際指導性不強，未能夠形成一個完整地政策體系。
(二)面向企業的財政支持與優惠政策力度不足，缺乏吸引力
企業是參與產學研合作教育重要的合作對象，積極引導企業參與到產學研合作當中是發展產學研合作教育的關鍵所在。我國政府在國家稅收方面的政策中，有幾部分是針對產學研合作教育過程中對企事業單位減免稅收等方面指定的相關規定。比如《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教育稅收政策的通知》在關于營業稅、增值稅、所得稅的通知中明確的規定:對學校從事技術開發、技術轉讓業務和與之相關的技術咨詢、技術服務業務取得的收入，免征營業稅;對高等學校、各類高等學校服務于各業的技術轉讓、技術培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技術承包所取得的技術性服務收入，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對政府舉辦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學校(不含下屬單位)舉辦進修班、培訓班取得的收入，收入全部歸學校所有的，免征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1]稅務總局《企業支付實習生報酬稅前扣除管理辦法》、《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技術創新有關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等規定，對產學研合作教育所涉及到的學生實習報酬、意外傷害保險費、技術成果轉讓與開發等費用上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免稅或者減稅的政策。但結合當前實際來看，這些政策對企業稅收減免的力度不是很大，更談不上提高企業參與到產學研合作當中的積極性。在這些政策法規之中，由于2008年我國的稅法改革，使得唯一能夠起到激勵作用的《企業支付實習生報酬稅前扣除管理辦法》也隨之作廢。所以說，我國對企事業單位參與到產學研合作教育方面的稅費減免或財政補貼政策是缺失的，這些企業難以獲得到直接的經濟效益，因此，也缺乏積極參與產學研合作教育的動力和保障。
(三)政策法規對政府的職責定位不明確
企業與高校是產學研合作教育的主要參與者，也是兩個不同的利益主體，兩者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不一樣，活動差異較大,企業與高校在法定意義上對培養人才的責任不同，對待政策法規的認識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政府作為兩者之間的紐帶，并沒有充分發揮政府作用與官方行為來引導雙方走出分歧，走向合作。所以在開展產學研合作教育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剃頭挑子一頭熱”的現象。
二、國外產學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規情況
(一)相關政策法規體系完整、規范
國外教育立法完整性、規范性、系統性、指導性比較強。完整規范的政策法規體系是產學研合作教育得以順利實施的有力保障。如美國通過的《國防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職業教育法》以及2000年的《美國教育規則》等綱領性的法律、法規，明確了高校的地位，從實施和管理上促進了產學研合作教育的發展。德國為促進產學研合作教育的順利實施頒布了《職業教育法》、《青年勞動保護法》、《學校法》、《勞動促進法》、《手工業條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對學校教育、企業培訓規則等作了詳細的規定，用以調節與約束學校與合作企業的行為。同時為參與校企合作聯合培養人才的企業提供了優惠的稅收減免、財政補貼及專項資金支持等政策。[2]
(二)財政制度完善，優惠政策明確化
國外通過教育立法, 建立產學研合作教育的財政制度,通過國家政府的財政支持,在法律條款中對經費劃撥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世界上合作教育規模最大的國家當屬美國，美國始終把政策的重點放在高等學校。如196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1965高等教育法”，在該法的第三條款“增強發展中的學校”中，允許“發展中高校”使用該條款確定的款項去發展合作教育計劃。 之后經過 1968 年，1972 及 1976 年等多次對高等教育法的修改，在“1976 高等教育法”第八條款中獨立設立了合作教育基金。至此，美國聯邦政府對合作教育的資助有了獨立的法律條文。1992 年，聯邦政府為合作教育基金撥款3億多美元，用于啟動、加強和改進合作教育。[3]基金是作為“種子基金”，主要用于合作教育的管理，少量用于合作教育的研究和試點項目。在聯邦政府資金的支持下，全美開展合作教育的學校達到 1100 多所。美國的“種子基金”計劃正是建立在看得見，摸得著的財政支持之上，極大地提高了高校和企業參與到產學研合作當中去的積極性。
(三)在政策法規中突出了政府的職責與作用
國外產學研合作教育方面有政府行為與官方行為。政府是產學研合作教育實施的引導者，是高校與企業之間的紐帶。日本是較早實施產學研合作教育的國家之一。在日本，產學研合作被稱為“產學官”合作，看似一字之差卻明確的表明了日本產學研合作的官方主導的實質和特征。國家在對參與合作教育的企事業單位優惠政策方面有著明確的規定，如政府對風險性很高的技術轉讓予以支援與扶持。如經濟產業省和文部科學省對TLO的技術轉讓進行評價, 認為有完成能力的情況下, 政府會提供資金方面的支援。TLO從設立當初到完全自立, 國家都予以支援, 以便大學科研成果順利向民間企業轉移。[4]由以上可以看出日本的“官”作為“產學”合作的紐帶, 主要是在“法”和“財”方面的支援。
三、完善我國產學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規具體建議
借鑒國外關于產學研合作教育的立法經驗，結合我國當前的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狀況，制定科學而又規范的高等教育政策已成為當務之急。如何真正的深入理解產學研合作的概念，且能夠和高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發生實質性的關聯，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所以，在這里對完善我國產學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規提出三點建議：
1.完善以綱領性立法為核心的合作教育政策法規結構形式，加大約束力度。當今國內外教育立法現狀和經驗表明，現代教育政策法規是一個綜合性的立法范疇，其形式主要是采用以綱領性立法為核心的立法結構。國外許多國家也都是在本國憲法原則指導下，分別制定了包括以教育體制、性質、方針、任務為主要內容的綱領性立法，是教育政策法規的總綱領，對其他政策法規起著原則性的規范指導作用。因此，以綱領性立法的形式健全產學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規，并使之納入以“教育法”為主體的政策法規體系是十分必要的。[5]所以，我國的產學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規制定在以綱領性立法為核心的基礎上，需完善與細化相關的政策與法規，使教育立法完整性、規范性、系統性，加強其指導性,逐步形成完備的政策體系。
2.建立并完善對產學研合作教育參與方的激勵獎懲制度。高校與企業是產學研合作教育的主要參與者，為積極引導高校與企業實施產學研合作，需要加強對兩者的財政支持，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校與社會各方資金參與的多渠道的財政投入與分擔機制，保障產學研合作教育專項經費;利用財政資助、稅收減免等一系列的經濟手段，鼓勵和促進企事業單位參與到產學研合作教育當中去，將提供實習或見習崗位的數量與合作教育的質量，作為企業資質評定和稅收優惠政策的標準;規定各級政府在產學研合作教育中的權限和問責機制;規范產學研合作教育中學校和企業的關系，對高校和企事業單位雙方在合作教育中的權利義務關系做詳細的合作規定。對于高風險的技術政府需要給予特殊的支援與扶持。
同時，建立對不履行義務的企事業單位與高校給予法律限制和制裁的懲罰機制。對在產學研合作教育中做出顯著成績和突出貢獻的企業與高校, 要在精神和物質上給予相應的獎勵,對不能執行有關政策法規,不能承擔和完成產學研合作教育任務的企業與高校,必須作出相應的處罰。
3.充分發揮政府在產學研合作教育中的主導作用。政府支持，學校和企業的共識是建立合作教育政策法規的關鍵所在，任何一種制度和法規的制定與實施，是一個多向互動、達成共識、共同實施的過程。產學研合作教育涉及到各級政府及其主管部門，涉及到社會的各個部門，其政策法規的制定與實施，必須要得到各個方面的認同，形成共識。這就需要政府發揮其主導作用，合理調控各級政府與社會各個部門的關系，加強各方之間的理解與合作，促進產學研合作教育的健康發展。
高等教育是一種公共事業，培養的人才是整個社會共有的財富，培養人才既是高等學校的權利和義務，也是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國家和政府主管部門必須在加強宏觀指導的同時, 加大產學研合作教育的宣傳力度, 確立產學研合作教育的地位及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為保障產學研合作教育有效開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提供有利的空間。
參考文獻:
[1]黃海梅.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稅收政策研究[D].山東大學，2009
[2]張蘇俊.中外校企合作教育比較研究[J].中國電力教育，2010(9)
[3]劉巧云.產學研合作教育的國內外比較研究[J].職業教育研究，2006(11)
[4]郭琳.日本“產官學合作”對我國高職教育發展的啟示[J].遼寧教育研究，2008(9)
[5]劉紹平.產學研合作教育政策法規的國際比較及對策思考[J].湖北農學院學報,2002(10)
2017年國家形勢與政策分析論文篇2
摘要：寧波應該采取有效的措施，來保障勞動者基本的生活權益以及企業合法的經營權益，使得寧波市的經濟能夠穩定發展。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是在實施政策過程中發現了很多問題。下面綜合來自各方面的意見,給出一些有效的政策建議,希望對寧波市最低工資標準制度的實施有所幫助。
關鍵字：有效措施，最低工資，監督，宣傳
1 適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從本文的總體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最低工資的就業正效應明顯，即使在一些情況下出現負效應，負效應也比較小。另外寧波市最低工資標準仍然偏低，在寧波經濟高增長的同時，最低工資標準并沒有相應的提高，甚至與平均工資水平相比，也出現了不斷下降的趨勢。同時，最低工資在保障低收入人群基本生活條件嗎，調整寧波市居民收入結構，逐步消除過大的貧富差距，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都會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在現行基礎上提高工資標準是可行的。
但是我們也注意到不同性別、行業、年齡、學歷等群體有各自的特性，最低工資在這些特性影響下會產生不同的就業效應。所謂適度提高，就是按照各自特點確立最低工資標準與失業之間的聯動機制，在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時要考慮把失業率控制在可承受范圍之內，盡力發揮最低工資正效應，避免引起失業負效應。
2 制定更加細化的最低工資標準
從理論和實際結果也可以看出，在不同行業收入差距過大、女性的“就業歧視”等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若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時不考慮這些因素，就會產生很多問題，不僅使得勞動者的權益受到傷害，而且部分行業的用人單位也很難去執行最低工資規定。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時，需要在統一口徑的基礎上，分行業、分性別確定其標準。目前寧波市的最低工資的實行情況不佳，與制定標準不合理有關，雖然細化的最低工資標準制定起來會比較復雜，但是這種復雜的最低工資標準最合理，有利于各用人單位去執行，地方政府和相關主管部門可以立足實際、充分調查，制定出真正有利于企業執行和保障勞動者權益，同時又避免對就業產生影響的最低工資標準。
3 增強最低工資的監管和執行力度
在寧波市最新的《最低工資規定》中，進一步完善了最低工資制度，但是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仍有不少用人單位知法犯法，不執行最低工資標準，或者用加班加點，降低員工的福利待遇等來變相不執行最低工資政策，企業的這些行為都與最低工資的相關規定相違背。寧波市政府部門如果在最低工資的執行過程中選擇不作為，甚至為了發展經濟、提高自身業績而放棄最低工資的監管執行，就會嚴重降低最低工資制定時預期的效用。要充分發揮最低工資的功效，就要加強最低工資制定、執行等環節的監督和對違法行為的懲罰力度。
另外，社會和媒體也要充分發貨其監督、宣傳作用。現在很多勞動者甚至用人單位負責人對最低工資規定并不熟悉，對其中的具體內容更不了解，所以出現了很多類似包吃包住來抵充最低工資的情形，勞動者也沒有在自身權益受到損害時通過合法途徑來捍衛自己的權益。我們要發動各種媒體對最低工資進行積極的宣傳，相關勞動和社會保障組織則要深入各單位對用人單位負責人和勞動者進行制度的介紹和教育。加大對違法企業的查處力度，建立企業違法記錄登記，以求在社會上形成正確認識，自覺遵守最低工資規定的效應。
總之，最低工資是一項有重要意義的制度設計，與就業也確實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如何很好地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最低工資制度的核心問題，只有根據不同情況，找出最低工資相應的就業效應，才能確立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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