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金融監管政策匯總大全
2017金融監管政策匯總大全
2017年關于金融監管的有哪些相關政策，與金融監管的政策有哪些。小編給大家整理了關于2017金融監管政策匯總，希望你們喜歡!
2017金融監管政策匯總
新型金融監管改革初露端倪
正在醞釀的資管、非法集資等領域政策體現了協調監管意味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穩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有序化解處置突出風險點，整頓規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風險“防火墻”。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表示，防范金融風險必須從風險形成的源頭強化金融監管，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強各個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和統一，防范監管套利。目前，針對資管和非法集資等領域，多部門協調統一的監管政策已經在醞釀之中。
監管政策已經在醞釀之中
預警 四類風險被“點名”
金融風險已經成為兩會期間代表、委員最為關注的金融領域話題之一。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當前系統性風險總體可控，但對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累積風險要高度警惕。
銀行資產質量方面，銀監會日前發布的2016年四季度主要監管指標數據顯示，截至去年末，我國銀行不良貸款率在連續19個季度上升之后，首次出現下降，去年末不良貸款率為1.74%，環比下降0.02個百分點。不過，業內人士表示，銀行資產質量難言已經到達拐點。普華永道中國北方區金融業主管合伙人朱宇此前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江浙地區銀行不良貸款壓力有所減緩，但2017年銀行業整體風險還在積累。總體來看，實體經濟還沒有恢復，不良貸款的風險一到兩年內還會持續向內陸地區蔓延。
債券違約現象也愈加頻發。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共有79只債券發生違約，違約規模同比大幅增長240%，達398億元。而今年年初以來，又有包括大連機床、博源控股、山水水泥在內的多個發債主體發行的債券發生違約。業內人士分析指出，2017年信用債違約風險很可能會大于2016年。
伴隨著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的擴張，影子銀行近來也越發受到市場關注。銀監會主席郭樹清日前在發布會上表示，影子銀行、通道業務等問題是近些年來大家關注的問題。商業銀行、信托公司、基金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都開展了資管業務，但由于監管主體不一樣，規定也不一樣，確實出現了混亂，導致一部分“脫實向虛”。
互聯網金融機構最近一年間遭到監管部門更為嚴格的監管，不過，其風險仍不容小覷。全國政協委員、交銀施羅德基金公司副總經理謝衛表示，以互聯網金融為代表的所謂“新金融”打著普惠金融的旗號以野蠻生長的方式迅速蔓延，我們在認可互聯網金融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也應該認識到，這些金融業態沒有取得合格的金融許可證，與其它金融業態相比，它們一開始就游離于監管之外。無門檻、高風險和對資金管理的漠視成為它們的主要特征。近兩年頻發的跑路事件和資金鏈斷裂便是這種無照經營的所謂金融創新的必然結果。
“現在提出加強風險管控的方針是有的放矢的。”全國政協委員、工商銀行原行長也曾表示，確實需要對各類風險引起警惕，采取有效措施。
化解 統一監管防范監管套利
面對更為復雜的金融風險，亟須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監管體制。而針對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穩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有序化解處置突出風險點”，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表示，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強各個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和統一，防范監管套利，構建以綜合監管和功能監管為重點的新型金融監管體制。
“基于當前的分業監管模式和各監管主體對金融風險的不同管控標準，市場主體似乎找到了在經濟下行期的生存和發展之道，利用監管標準的不統一進行所謂的金融創新，其實質就是在金融行業內尋求監管套利，資金在金融系統內的自我循環和不斷加杠桿行為偏離了金融業自身發展的使命，也累積了不容忽視的資金堰塞湖風險。”謝衛表示，在近些年逐步形成的金融風險背后，我們總能找到監管部門反應滯后的影子。他說，對當前逐漸累積的金融風險，我們除了要用謹慎的貨幣政策不斷加以調整外，更需要從風險形成的源頭強化金融監管政策，并將這一政策統一貫徹至各金融經營主體和相關各方。
《關于推進適應新常態的金融綜合監管體制創新完善的提案》建議，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改革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和外匯局分業管理體制，構建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為核心，貨幣政策、宏觀審慎管理、微觀審慎監管和行為監管相協調統一，以綜合監管和功能監管為重點的新型金融監管體制。強化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加強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協調。建立外債和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政策框架。整合監管機構，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
曾在中銀香港控股及中銀香港任職過的全國政協委員和廣北日前在界小組會議中也表示，建議在現在分業監管的背景下，內地不同的監管機構能加強對產品的交叉監管和協調，使得風險可以被及時發現，不讓其進一步擴大。“香港的監管體系跟內地有一定的區別。香港金融業是分業監管、混業經營的狀態。在香港的監管機構主要有金管局、證監會、保監局，而這三家機構在監管時有大量協調，也稱為協調監管。雖然三家機構通過咨詢和協調不一定能形成統一的監管要求，但是在協調的過程中，它們可以形成對風險的統一認識。另外，三家機構雖然機構監管不交叉，但是業務監管有交叉，繼而可以形成更為緊密的監管網。”和廣北說。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光大集團黨委書記唐雙寧建議，成立由黨中央、國務院直接領導的“金融安全委員會”，從國家戰略安全層面把握大局、相機決斷。同時，有關部委辦局在金融風險預測、分析、評估和防范方面，形成常態化的信息溝通和工作協作機制，制定金融風險應急響應機制，發揮綜合防范金融風險的“拉網式”安全平臺作用。
推進 多個協調監管政策醞釀出臺
實際上，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并非今年首次提出，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就提及“加快改革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體制”，業內人士表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提及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時用了“穩妥推進”的字眼，更顯示出金融監管改革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考慮多個因素和各方影響。
金融監管改革還在路上，具體方案和時間表目前還未知。不過，監管部門即將要出臺的一些金融政策已經體現出“協調監管”的意味。
日前，一行三會官員均確認了資管業務整體監管框架的統一設計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而這正是針對影子銀行風險協調統一監管的重要舉措。郭樹清此前在發布會上表示，未來的統一監管將立足于基本標準，而各個行業和機構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資管產品的透明度，使影子銀行去掉“影子”。業內人士表示，短期而言，監管收緊可能會對局部市場產生影響;長期來看，監管收緊將遏制監管套利，約束資金空轉，有利于資管行業的長期健康發展。
與此同時，銀監會主席助理楊家才日前也透露，《處置非法集資條例》也有望出臺。這一條例由國務院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成員起草，而聯席會議由銀監會牽頭，多個部門參加，也正是協調監管的產物。楊家才表示，該條例已經征求了各個省級人民政府和各部門的意見，去年7月份提交到了法制辦，法制辦又做了深入研究，并普遍征求了各個地方政府和各個部委的意見，現在這個條例正在修改過程中，法制辦也在積極推動盡快出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央行日前發布的《2016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稱，深入研究并積極穩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統一同類金融產品的標準規制，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監管規則，減少監管真空和監管套利，落實監管責任。
2017年博鰲論壇上關于金融監管的觀點整理
金融監管：尋求穩定與增長最大公約數
在3月24日舉辦的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大金融 大監管”分論壇上，金融監管再次成為業界熱議的話題。全球金融危機后，發達經濟體對原有金融監管框架進行了哪些改革?如何在穩定和增長間尋求平衡?中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重點、面臨哪些挑戰以及未來改革方向怎樣?與會嘉賓就上述問題發表了各自見解。
金融監管需要加強宏觀審慎管理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認為，個別金融機構穩健并不代表整個系統的穩健，因而在G20和巴塞爾都特別強調宏觀審慎管理。
“我們許多風險來自于場外的金融交易，有很多衍生品交易敞口非常大，而中央銀行并不知道風險所在。”吳曉靈表示，監管者需要從統籌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公司、統籌監管金融基礎設施、統籌金融業綜合統計三方面加強宏觀審慎管理。
在總結國際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經驗時，迪拜金融服務管理局CEO伊恩·約翰斯頓(Ian JOHNSTON)也提出，金融監管要打通金融子行業之間的互聯互通渠道;健全金融市場基礎設施，關注交易對手的穩健性;要改善金融機構公司治理結構，以控制風險敞口。
“金融監管總體上強化宏觀審慎、覆蓋更多的風險，方向是對的。”巴曙松強調。
作為我國宏觀審慎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工作機制在加強監管政策、措施、執行的統籌協調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吳曉靈表示，如果想讓協調機制能夠更加有效，監管當局應該在監管理念和對金融產品的認識上，要更多地統一在一起。
在談及2017年我國金融監管需要哪些改變時，吳曉靈希望，“能夠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給市場更多的投資和融資的自主權，這樣才可以分散風險。”
巴曙松認為，在當前經濟轉型新階段，原有金融機構服務的商業模式已出現不適應性。如果不對金融結構進行調整，促進直接融資發展，推動知識創新的資本市場等金融工具發展，整個轉型進程會受到制約。
同時，隨著人民幣貶值壓力逐步減小，還需要一系列金融管理工具和有深度的市場，重新回到通過靈活的匯率機制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消滅風險最好的辦法是允許金融機構破產
“消滅風險最好的辦法是讓風險暴露，允許金融機構破產。”在吳曉靈看來，“個別金融機構的破產既是對市場風險的提示，也是消除市場壞的東西。”
吳曉靈認為，既然允許金融機構破產，金融機構就不適宜變得太大，有些金融機構市場份額應該縮小，才不會出現大而不倒的問題。金融機構不太大，出了問題讓它倒閉就不會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現在更關注的風險是在銀行體制之外，銀行總體上來說還是比較健康的，風險往往在債券市場和“影子銀行”。
如何防范金融風險尤其是系統性金融風險?“如果要是防止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關鍵在于要有信息的透明度。”吳曉靈強調，監管當局現在最主要做的就是要統一監管標準;其次是統計數據;第三是有序打破剛性兌付。
吳曉靈表示，中國有很多風險通過剛性兌付的方式給掩蓋起來了。如果能夠打破剛性兌付讓風險真正暴露出來，可以減少風險積累，減少今后產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
尋求穩定與增長目標一致性
金融監管在金融穩定、經濟增長和金融機構經營之間如何平衡或者說如何把握合適的度?伊恩·約翰斯頓表示，盡可能保持金融監管政策的協調性、一致性，以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定，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監管當局防范的是系統性金融風險，而不是個別機構的風險。金融機構是經營風險的機構，如果經營風險的機構都是風險厭惡型，經濟無法融資。”吳曉靈強調。
在巴曙松看來，監管者和金融機構應該是激勵相容的，兩者可以去尋求目標上的一致性。監管措施的加碼，不可過度損害金融機構的商業可持續性。
日本金融廳副長官冰見野良三(Ryozo HIMINO)在分享日本監管經驗時提到，金融的穩定性非常重要，但也需可持續性的發展。監管當局要注意監管體制改革的累積效應。不同監管主體對同一監管對象的各種監管要求相混合，最終可能會造成有悖于良好初衷的不良后果。
中國進出口銀行原董事長李若谷表示，控制風險是必要的，對經濟發展是有好處的，但要把握尺度，否則易導致金融企業行為過于謹慎，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也會影響金融機構自身發展。
英國保誠集團CEO 邁克·威爾斯(Mike WELLS)認為，監管當局在制定監管政策時，需充分考慮參與主體多元化風險的平衡。
財政政策：需考慮簡歷中長期規劃和預算框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國普遍運用貨幣政策拯救經濟、刺激增長，從購債、購資產到負利率，貨幣政策被運用得淋漓盡致，但同時也顯現出邊際效應遞減。去年召開的G20杭州峰會指出，僅靠貨幣政策不能實現平衡增長，財政政策同等重要。
在3月24日博鰲亞洲論壇的分會場上，與會嘉賓就“在結構性改革短期難以見效、貨幣政策‘透支’的當下，財政發力能否為經濟增長注入動力?”、“什么樣的稅收和支出政策最為有效”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財政部副部長劉偉表示，過去一段時間，全球貨幣政策在促進金融穩定，以及避免全球性金融下滑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多年過去，世界經濟依然復蘇乏力，暴露出長期結構性的問題才是阻礙世界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這些問題很難單單依靠短期的刺激性政策解決。在這樣的背景下，實現世界經濟的復蘇和可持續發展，無疑需要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政策的配合，努力擴大全球總需求，全面改善供給質量，鞏固經濟增長。
至于財政政策實施的空間有多大，與會嘉賓認為，一個國家財政政策的發揮強度和力度并不相同，這取決于不同國家所處的經濟周期以及已經使用的財政政策。如果一個國家的赤字率和負債率比較低，可以采取直接增加財政投入來刺激消費和拉動需求;如果負債率比較高，經濟又在結構調整中，就應該更多關注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而且必須強調現有支出要發揮應有的作用，而不宜過多擴大財政赤字。劉偉表示：“建立中長期的財政規劃和預算框架，對今后一段時期的財力作出理性的統籌、中長期的安排，是整個財政政策在實行過程當中必須考慮的。”
對于中國來說，去年和今年的預算赤字率都是3%。劉偉表示，這體現了財政政策積極的一面，結構性減稅、制造業升級以及民生開支需要這部分財政資金的投入，同時它也有一定限制和底線。此外，政府債務為27.3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6%，并完全納入人大會下達的限額控制范圍內。劉偉認為，中國目前債務風險可控并有一定空間，且債務的管控體系也在逐步完善中。
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Stephen GROFF表示，債務和GDP比例在60%以下的國家，可以采取更具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目前，亞洲國家平均負債率為48%，東南亞國家可能超過60%，其他國家則較低。所以從財政擴張方面來講，這些國家肯定是有余地的。但也不能只衡量比例，諸如國有企業的不良貸款或者壞賬等債務，也需要政府拿出部分儲備金應對風險，這些都包含在其賬目中。
目前，全球的經濟體都在尋找提高投資效率并減輕政府財政壓力的有效方式。彭博亞洲首席經濟學家Tom ORLIK表示，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是一個廣泛被嘗試的工具，但推行中遇到很多困難，“因為大家有不同的目標，大家是不同的利益相關方，可能存在沖突和矛盾。”
“我們用3年時間構建起PPP的一整套制度模式、行為規范以及推進路徑。當前項目庫里有1.1萬個項目、13.5萬億元的投資總量。其中，落地的項目達1350多個，有2.2萬億元的投資已經確定。”劉偉介紹，自2014年以來，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在PPP方面密集出臺了多項政策文件，以推動、引導PPP項目實施，目前已取得一定進展。但他同時提醒，要警惕PPP變成政府債，如果項目運營不當，合同執行不了，最后勢必會增加政府債務。因此，一定要遵循市場的法則，在法治的構架之下，讓PPP這項改革穩步向前推進。他同時解釋，中國政府并不把PPP作為解決政府短期融資的一個方法，而是把它上升到服務結構性改革，并由此推出了三項改革，包括政府的行政改革，項目批準的去行政化，讓市場選項目;財政體制改革，不再是過去傳統意義上的市場主體申報;投融資改革，通過股權放大政府的辦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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