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創新中有什么誤區

社會管理創新是指在現有社會管理條件下，運用現有的資源和經驗，依據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態勢，尤其是依據社會自身運行規律乃至社會管理的相關理念和規范，研究并運用新的社會管理理念、知識、技術、方法和機制等，對傳統管理模式及相應的管理方式和方法進行改造、改進和改革，建構新的社會管理機制和制度，以實現社會管理新目標的活動或者這些活動的過程。社會管理創新既是活動，也是活動的過程，是以社會管理存在為前提的，其目的在于使社會能夠形成更為良好的秩序，產生更為理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益。

[摘 要] 近兩年來，各地政府針對社會管理體制機制改革行動風生水起，創意頗多，造就了一大批創新典型案例。然而，透視地方政府的管理創新情況發現，一些地方對社會管理內涵的理解有失偏頗，要么窄化了社會管理的本意，要么出自某種管理主體需要轉換了社會管理應有的意義。由于對社會管理本體認識的差異，創新行動也走入一些誤區，既偏離了社會管理的本質,也帶來了政策上的困惑，甚至可能制造新的管理問題。澄清偏差，對實現社會管理價值目標，構建公平正義社會的意義重大。

[關鍵詞] 社會管理;地方政府;創新;觀念誤區

近年來，為應對當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種種社會矛盾問題，地方政府紛紛出臺調整性政策，重建社會管理結構，應用新型管理機制，改善剛性管理方式，以謀求統治彈性程度和適應壓力能力提升。例如，從各地案例觀察，多數地方政府選擇“網格管理”模式作為社會管理創新的優先策略，形成自上而下的管理資源整合聯動架構。“網格管理”以信息化、數字化技術為基礎，以信息流采集、整合、傳導、響應為介質，通過劃分管理片區及相應管理人員分組“包片”的結合，實施對管理轄區內人與物、部件與事件的全覆蓋、動態實時監控，從而建構起地方政府中樞指揮、多層級聯動、管理嵌入基層的縱向垂直管理體系，承載了“一上兩下”的社會管理功能。“一上”是基層信息采集并將問題上傳到決策或中樞指揮系統的過程。“兩下”一是中樞系統針對問題下達指令并進行任務指派，迅速執行任務;二是政府依托系統廣泛動員人力資源，將管理延伸并嵌入社區乃至樓宇、院落，從而彌補“后單位”時代缺位的社會管控與服務功能。

通過分析以“網格管理”模式為代表的地方政府社會管理案例，我們看到，地方政府為提高回應一系列復雜社會問題的能力所做的創新努力，拓寬了政府管理的彈性和適應性空間。但與此同時，我們不能回避問題的是，在地方多元的創新訴求中，雜糅著一些認知上的偏差，這些認識誤區如不盡早糾正，短期內可能扭曲政府社會管理行為，加劇社會矛盾;長期則可能形成政治行政體制變革的阻力，加大改革的難度，直接影響以社會公平正義為導向的社會管理終極目標的實現。以下三個方面是地方政府社會管理創新中觀念誤區的主要表現。

社會管理等同于社會管控

將社會管理與社會管控劃等號可能是一些地方政府最為普遍的思維模式和行動邏輯。這種觀念將社會管理等同于管理甚至修理社會，將維持面上的和剛性的社會秩序作為社會管理的主要追求。這種思維具有以下價值與行為偏好：第一，穩定是至上和壓倒一切的目標。穩定往往被界定為能夠左右和有效控制的秩序，同時表現為外在的一致、團結和無沖突性。因而，獲得穩定首先意味著社會不出現甚至不存在“破壞”一致與團結的矛盾和沖突;第二，社會矛盾沖突的存在對社會運行而言是不正常的現象，是社會發展的絆腳石，是破壞力量;第三，加強政府對社會局勢的防控，有效控制沖突事件的發生，嚴防沖突危害擴散是維持秩序，是實現穩定必需的選擇。尤其是在當今的社會轉型期，面對各類交錯的矛盾，管控是最直接最有效率的方法;第四，政府社會管理的行為選擇往往傾向于集中、打壓、隱藏問題以及對自上而下問責的消極防御。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通過“花錢”、“付費”，以“綏靖”、“安撫”、“贖買”的方法力圖抑制上訪，壓制矛盾，消弭沖突，正所謂“人民的問題用人民幣解決”，以達到控制的目的。然而，這不僅無助于社會問題的解決，而且損害了關乎社會正義的價值體系，尤其折射出政府無底線的妥協和統治的脆弱無力，從而極度威脅到黨和政府的權威合法性基礎。

將社會管理視為社會管控是傳統集權統治模式的沿襲，它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傳統管制思維的慣性以及對社會治理方式轉型壓力和訴求的惰性與無視。在今天，單純依靠行政化的垂直管控手段已經與社會利益結構變化的現實以及社會發展的方向相去甚遠，并且難以為繼了。首先，社會階層分化和異質化導致社會利益訴求多樣化的現象日趨明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折射出來的是民眾基于權利意識的需求持續增長，且日益多樣化，差異化。與此同時，因資源有限和資源分配決策缺乏公開透明，造成利益分配的緊張加劇、沖突上升;其次，以民間組織發展為代表的社會力量的成長，使民間通過利益表達和社會運動方式參與決策和治理的呼聲不斷高漲，而新媒體則加速了信息的傳播，在與社會的關系中，政府面對的外部壓力加大;再次，伴隨全球化進程，國際社會政府改革浪潮深度影響中國政府變革目標與價值選擇，構建法治、開放、透明的政府體系的迫切性一再被強化。顯然，在一個利益分配結構全面調整和利益分配規則重建的時代，以強力控制回應社會問題，以消滅矛盾作為管理目標，無論如何不能奏效，相反，有可能積聚更多的矛盾，造成更加尖銳的對立，給政權的長治久安可能帶來更大的危害。1973年4月，顧準先生提出一問：“社會主義實現了，或者共產主義實現了，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國嗎——建立一個沒有異化的，沒有矛盾的社會?” [1]這個追問今天依然拷問著我們對社會管理認知的觀念。

社會管理不能等同于社會管控，不能等同于強化對社會的控制，即便它是社會管理的一部分內容。社會管理首先意味的是政府社會治理方式的轉變，意味著正視矛盾的存在，通過改革創新，謀求解決社會問題之道。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管理一方面指向多樣化利益的疏導和調整。對此，它需要建立利益表達機制，需要治理決策的公共參與，需要圍繞分配規則的討論和協商，需要制度有效地激勵正向的分配行為;另一方面，社會管理指向社會自我發展，它表明了社會中蘊藏和激發的自覺、能動的力量，揭示了走向自主治理的必然性。由此，社會管理創新本質上意味著社會成長以及尋求政府與社會合作共治成為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