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供給側改革_有哪些影響與未來

什么是供給側改革_有哪些影響與未來

　　對于供給側改革，主席的原話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政策手段上，包括簡政放權、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國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創新能力等。下面跟小編來看看到底什么是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是什么意思？供給側改革的意義和經濟影響?

　　關于什么是供給側改革的簡要概述

　　供給側改革的前世與今生：

　　“供給側改革”橫空出世，成為近期高層講話中的高頻詞。究竟何謂供給側改革?需求側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

　　為何要進行供給側改革?07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逐年下滑，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需求不足僅是表象，供需錯配才是實質，因而需要從供給端著手改革。

　　供給側改革是否有先例?20世紀70-80 年代，美、英相繼陷入滯脹，“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分別采用減稅和國企改革等措施幫助經濟走出衰退的泥淖。中國“供給側改革”更注重經濟結構的優化，避免潛在增速的大幅下滑。

　　供給側改革的邏輯與路徑：

　　供給側改革如何落實?化解產能過剩、降低企業成本、消化地產庫存和防范金融風險是最為關鍵的4個“殲滅戰”， 我們認為供給側改革將分別在勞動力、資本、創新、政府4條主線上推進。

　　如何優化勞動力配置?具體路徑有三條：一是放開生育政策，補充人口紅利;二是戶籍制度改革并發展服務業，促進勞動力跨地域、跨部門流動，同時也能消化地產庫存、穩定就業;三是促進扶貧注重教育，從而提升人力資本。

　　如何優化土地和資本配置?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確權和加速農地流轉，從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抑制地產泡沫。而資本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降低企業成本、提升企業盈利：資源品價改降低原材料成本，減稅降費加速折舊降低財稅成本，利率市場化結合降息降低財務成本，養老保險體系改革降低人力成本。而提升企業盈利的另一項改革是淘汰落后產能，國企是主要承擔者。

　　如何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首先是構建激勵機制，提升創新意愿，這有賴于資本市場的建設和直接融資的發展。其次是為企業營造寬松的成長環境，提升創新轉化率，具體措施包括推進產學研結合、提供資金便利和稅費減免。

　　政府自身如何落實供給側改革?一是通過反腐、打破壟斷、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國企改革，通過合并重組提升績效，為經濟提供動力。

　　供給側改革的影響與未來：

　　供給側改革如何影響經濟結構?從生產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將導致第三產業占比上升，第二產業中傳統工業占比下降、新興產業占比上升。而從收入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將引發經濟蛋糕的重新分配：減稅將導致生產稅凈額占比下降，加速折舊和產能去化將導致固定資產折舊占比短期上升、長期趨降，降低成本和產能去化將導致企業營業盈余占比上升，加速勞動力跨地域、跨部門流轉以及提高人力資本，將導致勞動者報酬上升。

　　供給側改革如何影響杠桿率?產能去化意味著企業部門杠桿率將持續下行，戶籍制度改革和二三線城市地產庫存去化意味著居民部門杠桿率將持續下行，減稅降費和財政支出提升意味著政府部門杠桿率將大幅上升，而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企業降低財務成本意味著金融部門杠桿率將緩慢上升。

　　總結而言，我們認為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是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領域的延續和聚焦。當前藍圖已經鋪開，未來前景令人期待!

　　關于什么是供給側改革的正文

　　1.供給側改革的前世與今生

　　1.1“供給側改革”橫空出世

　　11月以來，“供給側改革”成為高層講話中的高頻詞。國家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 次會議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兩次強調，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務院在“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上稱，“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而中財辦主任劉鶴、副主任楊偉民，以及國家部委領導人也均在不同場合強調“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1.2何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與“需求側”相對應。需求側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三駕馬車決定短期經濟增長率。而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條件下所實現的增長率即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而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

　　1.3為何要進行供給側改革?

　　表象：需求不足。07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逐年下滑。從需求側看，外需中，全球出口增速10年見頂回落，過去三年持續零增長，中國較難獨善其身，而低成本優勢不再，令低端制造業向東南亞轉移不可避免。內需中，11 年人口結構出現拐點，12年人口撫養比見底回升，13 年地產銷量增速持續下行，工業化步入后期，投資增速持續下行。

　　實質：供需錯配。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15年以來央行5 次降息降準、發改委新批基建項目規模超過2 萬億，但投資依然萎靡。而在消費領域中，則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供需錯配：國內消費增速拾級而下，但中國居民在海外瘋狂掃貨，國內航空客運增速緩慢下行，但跨境出游卻持續高增長。這意味著，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長期供給。

　　1.4供給側改革是否有先例?

　　來自供給學派的典型實踐。縱觀世界經濟歷史，美國曾在20世紀70 年代陷入滯脹，英國也在20 世紀70-80 年代面臨滯脹疊加結構性問題的窘境。作為供給學派的典型實踐，“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分別采用減稅和國企改革等措施幫助經濟走出衰退的泥淖。

　　里根學派的核心是減稅。以“里根經濟學”為例，1981年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后，提出“經濟復興計劃”，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稅率，減少政府干預，縮減政府開支，緊縮貨幣供給。其中，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從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勞動供給意愿，也推動消費上行;而企業所得稅率從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業盈利，也提高了企業投資意愿。里根經濟學大獲成功，令美國經濟迎來“大穩健”時代，也為美國長期經濟增長打下了堅實基礎。

　　我們認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非簡單復制供給學派的“供給管理”，而是希望通過改革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從而避免潛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其實質是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領域的延續和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