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誠信的政治論文3000字(2)
有關誠信的政治論文3000字
有關誠信的政治論文3000字篇二
現代誠信內涵芻議
摘要：誠信是一個歷史范疇，包含道德、經濟、法律三個層面的內涵：道德誠信是普遍的人類德性要求，是一切社會交往活動順利進行的基礎;經濟誠信是道德誠信在經濟領域的實踐演化結果，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手段;法律誠信則是“道德規范法律化”的歷史嬗變，是經濟誠信的“直接法律翻譯”，它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對人類行為實施他律，是謀求當事人及當事人和社會之間利益均衡的外部約束制度。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進程中，現代誠信熔三者于一體。應在此認識基礎上加強現代誠信建設。
關鍵詞：誠信;道德;經濟;法律
古今中外，誠信是人們進行一切社會、經濟交往的基礎。然而，當前社會誠信缺失問題卻依然相當突出，地溝油、價格欺詐、財務造假、“樓脆脆”、“橋糊糊”等新聞紛紛見諸報端。這些商業欺詐、制假售假、質量偽劣等事件的發生，不僅破壞市場和社會秩序，而且危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花大力氣進行整治。加強誠信建設是時代的迫切要求!
我國已經進入改革開放后的第二個三十年，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任務更為艱巨繁重。為此，政府提出要“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增強全社會的法制意識，增強社會誠信。
那么，究竟什么是誠信?現代誠信具有什么內涵?這是誠信建設首先必須明晰的問題。
一、 道德誠信
作為初始性的道德規范和倫理要求，道德誠信本質上是一種由人格自律構成的德性范疇，要求人們言語真實、恪守諾言。在我國，這一道德要求始于商周時期(在《周易》中已經成為一個明確的道德概念)，興于春秋戰國。此后的歷代思想家、統治者都在不斷地提升和強化誠信的道德本性，使誠信居于封建道德的核心并與其他規范相互貫通。
春秋戰國時期的誠信思想在諸子百家的大力發展下，內涵逐漸豐富，包括立身立業、社會交往、政治統治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并經儒家提倡，成為經世致用的道德規范。孔子的誠信思想主要記載在《論語》中，且集中于對“信”的系統闡述上。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民無信不立”等。孟子發展了孔子的誠信思想，并把誠、信連用，提出“朋友有信”是處理人倫關系的基本法則之一。荀子把“誠”從做人之道擴展為治世之道，指出“誠”乃“政事之本”。在儒家經典《禮記·大學》中，“誠意”作為“八條目”之一，是連接“格物”、“致知”與“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要環節，成為道德內養與外成的關節點，具有促進道德完善、家庭和睦、國家興旺與天下安寧的多種社會功能。
以“兼相愛，交相利”為學說基礎的先秦墨家，始終把誠信作為評價仁人的一條重要道德標準，強調“志強智達，言信行果”(《墨子·修身》)，極力推崇忠信之士。道家以“真”、“信”、“精誠”等來表達誠信觀，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也”(《莊子·漁夫》)，而“精誠發于內”(《文子·精誠》);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同時告誡“輕諾必寡信”(《老子》)。法家十分看重誠信的道德規范功用，主張做人要講誠信，認為“小信成則大信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將“誠信”作為一種治國手段而加以強調。史家、雜家、兵家等也分別從立身、社交、治國等方面強調了誠信的社會功用。
其后，經過理學、道教、佛教等的發展，誠信的內涵更加豐富。程朱理學認為誠信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內誠于心(道德本源)、外化于人(道德踐行)、忠誠信義(誠信道德的最高目標)。道教在立教時就強調，誠信既是學道修道的基礎，也是做人做事的根本，明確提出“天下之事，孝忠誠信為大”(《太平經》)，要求人們“人當常相教為善，有誠信”(《老子想爾注》)。佛教認為誠信是社會最普遍、最基本的倫理價值需要，也是人必須而且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和品格，并教化修行者“人有誠信之心，可自得度”(《那先比丘》)。
綜上可見，由于在成己、成人、成事中的重大功用，誠信被視為一切道德原則和道德行為的根本，成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周敦頤《通書·城下》)，其道德教化功能綿延數千年而不衰。隨著歷史的發展，誠信已經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西方的誠信倫理最早產生于宗教。如《舊約·箴言》中有“行事誠實的，為上帝所喜悅”的言論;“摩西十誡”將“不作偽證”作為最重要的道德戒律等。可見，道德誠信亦是西方誠信觀的首要和基本內涵。經過數千年的演繹和強化，道德誠信已經成為教義、信仰植根于現代西方社會，成為民眾一種自覺自愿的人格品質追求。
二、 經濟(契約)誠信
經濟交往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重要內容。無論是“熟人社會”，還是“陌生人社會”，誠信都是經濟主體的行為規范和經濟交往活動的基本準則。古今中外，概不例外。
歷史上，我國長期處于以農為本的農業經濟社會，但從奴隸社會開始，物物交換還是遏制不住地發展了起來。到明清時期，城鎮商品經濟空前繁榮發展。為規范“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市場秩序，我國古代建立了以誠信無欺為核心的商業經濟規范。如要求“賈民禁偽而除詐”(《周禮·地官·司市》)，“布帛狄來表粗不中數，幅廣不中量，不鬻市”(《禮記·王制》);“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谷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孟子·滕文公上》)等。在長期的經濟活動中，商賈們通過實踐也認識到制假販假、坑蒙拐騙、囤積居奇等不義行為是不可能有長遠的經濟利益的，只有誠信無欺才能贏得市場和顧客。因此，各商幫、行會都制定了以誠信為本的全面系統、細致嚴格的行規、行約和從業人員操守規范，形成了獨具中國鄉土特色的“從心”的誠信“規矩”(費孝通《鄉土本色》)。這一“規矩”建立在“從心的”個人誠信道德操守自律基礎上，又通過社會、經濟交往實踐“習”出來。正是因為恪守貨真價實、買賣公平、童叟無欺的經濟誠信準則，才造就了如徽商、晉商這樣規模大、實力強、雄視中國商界數百年而不衰的古代傳奇商幫。
西方歷史中沒有中國傳統的“家國同構”現象，貿易主義政策早在古希臘時期即已推行，較發達的商品經濟交往促使人們較早地從“熟人社會”進入到“陌生人的世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擴張，契約作為一種商業手段被廣泛應用于社會經濟生活——事實上，古希臘文化延伸出來的契約倫理被認為是西方誠信的另一個源頭。在經濟交往中，雙方或多方當事人通過訂立和實施合意性契約來保證交易順利進行。人們經過利益交換的反復博弈后發現，信守承諾才能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否則必是兩敗俱傷或交易失敗。于是，誠信也就變成為“經濟行為主體之間自然而然的事情”。這種受到利益驅使的契約誠信，其本質上反映的首先是經濟規律，是行為主體在長期的社會經濟交往過程中為謀求長期穩定的經濟利益而形成的必然理性選擇，并成為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手段。德國著名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揭示誠實守信對于市場交易的重要意義時，不止一次地強調：誠信就是金錢。
看了“有關誠信的政治論文3000字”的人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