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論文范文(2)
國際政治論文范文
副標題#國際政治論文范文篇二
論國際法的政治基礎
【摘要】國際法與國際政治之間存在一種相互強化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一方面，自國際法產生以來，國際法的發展時常受到國際政治的制約;另一方面，國際法一經確立就對國際政治關系產生重要影響。在未來的國際體系中，國際法將逐步擺脫強權政治的束縛，作用也會更加突出。
【英文摘要】A mutual strengthening and infiltration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On one hand，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s usually restricted b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 it arose;on the other hand，the international law exerts important influence up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lationship.The international law will gradually shake off the yoke of the power politics and furthermore its role will als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ystem.
【關鍵詞】國際法;國際政治;聯合國
【英文關鍵詞】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United Nation
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的交互關系，是一個極為重要但也是常被忽略或誤解的問題。{1}(P6)自國際法產生以來，國際法的發展時常受到國際政治的制約和影響。因此，研究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的相互關系問題，對于了解世界發展趨勢、推動國際法的發展以及建立國際新秩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國際法的現實基礎
國際法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特定的現實基礎：即眾多主權國家同時并存、平等共處。
首先，眾多國家的存在是國際法產生的前提。因為實在國際法主要是通過各國的協作而產生和發展的，所以國際法假定有眾多國家的存在。因此，如果世界上只有一個單獨的國家存在，就不可能有國際法。例如，中世紀歐洲在理論上仍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羅馬教皇和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其他國家的主權被否定，因而國際法的發展幾乎處于一種停滯狀態。只有在眾多獨立國家同時并立的條件下，國際法才能發展。在當今，國際社會已有近200個國家。雖然，各個國家在領土面積、人口數量、經濟實力、軍事力量等方面存在著差異，其文化傳統、政治制度也有諸多不同，但在現代國際法上，它們都是主權國家，其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由上述眾多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是國際法最重要的現實基礎。
其次，各國間的平等共處是國際法產生的又一基礎。由于各國都是平等共處的主權國家，沒有凌駕于其上的權威，在各國之上也不可能有一個超國家的世界政府存在。有學者稱之為“無政府狀態(Anarchy)”，并且認為這種“無政府狀態是現代國際法存在的一個必要前提”[1]。主權國家間的平等共處表明，在各主權國家之間，不存在“垂直”的義務，只存在“水平”的義務。各國之間既沒有一個統一的最高立法機關來制定法律，也沒有一個處于國家之上的司法機關來適用和解釋法律，更沒有一個凌駕于國家之上的行政機關來執行法律。因此，國際法是平等共處的各主權國家在相互協議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是各國相互協調關系的產物，但反過來它又對這種關系起引導、協調作用。
最后，國家間的交往產生了建立國際法律秩序的內在需要。{2}(P6)奧地利國際法學家菲德羅斯(Alfred Verdross)曾經指出：“哪里有往來，哪里就有法。”{3}(P16)出于實際的需要，各國自愿形成相互間的交往關系，而這種交往行為又促成了在國際社會建立國際法律秩序的普遍共識，從而產生了很多國際法規范，以便盡可能減少國家間的沖突、建立和發展平等互利的國際關系。否則，整個國際社會就要處于極端混亂的狀態，正常的國際關系就難以存在、維持和發展。正如美國列斯金(Lissitzyn)教授所指出的：“國際法可用于防范政府間本可避免的摩擦及對于價值觀和資源的損毀。”{1}(P4)可見，國際社會交往的需要決定了國際法存在的價值，決定了國際法的生命力。國際法正是通過這種國際社會交往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
二、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的關系
美國學者科克斯(Stephen A.Kocs)曾在《美國政治學評論》上撰文指出，在國際政治中，各國的外交活動大多是圍繞國際法律協定的談判和執行而展開的，但是，對國際結構所作的理論分析卻常常把國際法看成是與國際政治不相關、甚至是不存在的東西，這種狀況在美國表現得尤為明顯。其實，國際法與國際政治是有密切的相互關系的。可以說，它們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
就它們之間的區別而言，首先從概念來分析，國際法是“對國家在它們彼此往來中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的總體”。{4}(P3)國際政治是指“行為體間圍繞權利、權力和利益實施外向決策的活動及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機整體，是全球范圍內戰爭與和平、沖突與合作、強權與民主、人權與主權、剝削與發展、結盟與不結盟、動亂與秩序等現象和關系的統稱。國際政治包含三個方面：運行體系、運行狀態和運行機制。”{5}(P49)而有學者則把國際政治做了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國際政治又叫“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通常是指代表不同民族的政府之間的政治，如外交、國家貿易、勢力均衡、相互宣戰等;廣義的國際政治也可叫“世界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是指存在于國際社會并且作用于這個特殊社會的各個國家的政治。{6}(P7—8)不過歐美國家的學者一般把國際政治視為權力政治。例如，國際政治學的“現實主義學說”的創始人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曾指出：“國際政治就是權力斗爭……不管國際政治的最終目標是什么，權力總是最直接的目標。”{7}(P25)而前蘇聯國際法學家童金(G.I.Tunkin)則認為：“國際政治是不同國家的外交政策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過程。”{8}(P5)
從實踐來看，國際實踐表明：一般國家對待國際政治問題，主要是從國家利益、國家安全來考慮，而不首先是法律上的是非判斷。與國際政治問題相反，一般國家對待國際法問題，主要是從法律上的是非原則判斷，而不是首先從國家利益、國家安全考慮。除了上述區別外，國際法與國際政治之間的聯系也是非常緊密的。首先，國際法律關系和國際政治關系都屬于國際關系的范疇。國際關系的內涵十分豐富，它包括國家間各方面的關系，如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法律的關系，乃至文化的、科學的關系。其中，國際法律關系是指以法律形式表現出來的國際關系，即國際政治之外的一種法律現象或關系形態;它有其獨特的法律主體、法律淵源和制定過程，并對國際政治行為和政治關系具有重要的制約作用。而國際政治關系往往被視為國際關系中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因為在國際社會中國家的政治力量歷來是控制、支配的力量。{9}(P1—2)不過，就廣義的國際政治即國際社會各種政治現象的總和而言，國際法或國際法律關系是國際政治的組成部分。因此，國際政治學學者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就認為：“國際法是國際政治的一個方面。”{8}(P6)
其次，國際法與國際政治這兩門學科的研究領域、研究任務是一致的。盡管國際政治學側重于國家間政治關系、政治活動的探討，國際法學則重點分析國家交往的法律規范;但由于國際法是在國際關系中形成和發展的，同時國家間的政治關系需要國際法規范來調整;因此，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的研究領域是相近的。況且，這兩門學科的研究對象都主要是從國家出發，承擔著類似的研究任務，即提供精辟的專業理論和專業知識、為國家制定正確的對外政策、積極參與國際活動服務，從而最終達到推動世界各國的經濟和社會進步、維護全人類共同的和根本的利益的目的。可以說，國際法學和國際政治學的立足點都是國際社會。
再次，國際法學的一些基本原理為國際政治學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論淵源。由于近代國際法學形成自己獨立的學科體系早于國際政治學，因此，國際法學中的一些基本原則如主權平等、互不干涉內政、互不侵犯、和平共處、民族自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等，都成為了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理論的重要內容。一些近代國際法學家的著作，如格老秀斯的《戰爭與和平法》、普芬多夫(Samuel Pufendorf)的《自然法與萬國法》、賓刻舒克(Cornelius van Bynkershoek)的《海洋的統治》、瓦特爾(Emmerichde Vattel)的《萬國法》以及邊沁(Jeremy Bentham)的《道德和立法原理入門》等，都對后來的國際政治學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最后，國際法與國際政治所致力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即國際和平與安全、國際社會的繁榮、人的尊嚴以及社會公正等。{10}(P60)此外，國際法規范是在國際關系中即國際政治范圍內形成的。它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對國際政治產生過影響。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還明顯地體現在國際法的鞏固和創造作用。國際法從法律方面加強了由國際政治所確立的國家間關系，同時又為國際政治所形成的新的國際關系奠定了法律基礎。{8}(P7)這正如有學者所說：“法律是政治的工具，但同時政治又被期望在法律的框架內變化。”{11}(P108)可見，“國際政治和國際法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相互強化和相互滲透的關系。”{1}(P268)“國際政治關系和國際法律關系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對于整個國際關系來說，是不容抹殺的現實。”{9}(P4)
三、國際法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與作用
(一)現實主義者對國際法的虛無主義態度
現實主義者(Realist)和晚近出現的新現實主義者(Neo—realist)一般都對國際法持否定態度，認為國際法不過是一種虛構，而與國際政治毫無關系。{12}(P81—84)他們相信：國際關系不過是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所描寫的叢林世界，在那里，“強者做其權力所能，弱者受其所不得不受”。{10}(P15)例如，摩根索在其名著《各國間政治》中就極力抨擊對國際關系的法律研究方法，認為國際關系只有兩項基本原則：“極權政治”和“國家利益”，而國際法是毫無意義的。摩根索有一句名言：“國際政治的鐵的法則是，法律義務必須讓位于國家利益。”{9}(P1—2)總之，以摩根索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和以沃爾茲(Kenneth M.Waltz)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對國際法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采取一種虛無主義的態度，認為國際法在國際社會中無法發揮實質性作用。
(二)國際法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
事實上，國際法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是無可否認的。盡管國際社會是一種橫向的“平行式”社會系統，不存在任何超越主權國家之上的國際權威。然而，國際社會又表現出一定的有序性。這既是由于主權國家之間的相互制約，又是由于國際社會存在一定的法律規范。因此，任何國際政治主體的行為都不是絕對地沒有限制的，而是要受到國際法律規范的約束和其他國際政治主體的制約。國際法既然是主權國家間為協調彼此之間的相互關系而達成的國家間的協議，那么，國際法一經確立，甚至在其確立的過程中，就對國家間的相互關系包括國際政治關系起著重要的影響，并成為國際政治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13}(P140—148)具體來講，國際法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約束。前已述及，由于國際社會固有的特點，主權國家對秩序的明確、急迫的需求，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國際法的產生和發展。因此，“國際法是民族國家為了管制和調整它們各自在相互關系中的行為，以有助于保證有限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或者用我們的語言來說是以有助于確保秩序而創立的一套規范”。
{1}(P243)換言之，國際法為國家間的相互關系提供了一系列基本的法律規范和制度。這些規范和制度要么是在長期的國際關系實踐中所形成的國際習慣，要么是國際社會的成員所達成的國際協議。它們作為指導主權國家和其他國際政治行為主體對外行為和對外關系的基本指導規范，對主權國家和其他國際政治主體加以約束。國際法在國際政治中的這種約束功能(Binding Function)體現在很多方面。
首先，各國都把國際法作為處理包括貿易、金融、投資、安全、文化和科技等眾多國際事務的一種不可缺少的工具。{11}(P124)況且，隨著國家間相互依存性的與日俱增、國家間交往的日趨頻繁和廣泛，國際法的地位和作用顯得越來越重要。
其次，有關國家即使是在違反國際法時，也并不否認國際法的存在，而是想方設法去尋找國際法上的種種理論依據和借口，以證明其行為的合法性。{2}(P10)盡管許多國際關系的學者并不贊成這一觀點。他們認為各國的領導人在做出決策時，多數情況下往往把國際法的限制作為次要因素來考慮。其實，在國際關系的實踐中，違反國際法而不否認國際法存在的例子很多。例如，在越南戰爭期間，美國政府就以國際法上的“集體自衛權”來為其軍事行動的合法性辯護;2003年3月伊拉克戰爭盡管是典型的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但美國政府仍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恐怖組織有聯系等為由，為其不法行為辯護。
最后，一些國際法律文件明確規定各國有受國際法約束的義務。例如，《聯合國憲章》的序言莊嚴宣布各締約國決心“尊重由條約和國際法其他淵源而起之義務”，并強調依“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此外，《國際法院規約》和《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都有類似的規定。
2.促進。現代國際法在促成國際社會邁向更文明的途徑、促進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等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功能。
(1)促進國際社會邁向更文明的途徑。首先，禁止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已成為國際強行法規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國際法并未從根本上限制戰爭，它為各個國家保留了訴諸戰爭的絕對主權權利。1919年巴黎和會通過的《國際聯盟盟約》首次規定，國際爭端在提交一定程序解決之前不得訴諸戰爭。1928年《非戰公約》又宣布廢棄戰爭作為實行國家政策的工具。1945年《聯合國憲章》第2(4)條則鄭重宣告，所有成員國在其國際關系中，不得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來侵害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亦不得以任何其他同聯合國宗旨不符的方式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因此，“憲章關于禁止‘使用武力’的規定，比《非戰公約》關于禁止‘戰爭’的規定更為廣泛。憲章確認一切武裝干涉、進攻或占領以及以此相威脅的行為，都是違反國際法的。”{2}(P34)
其次，民族自決與非殖民化運動取得重要進展。民族自決最初是一個政治概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才作為國際法原則逐步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聯合國憲章》是第一個正式規定民族自決的條約，憲章第1、55、63和76條，都有“人民平等權利和自決原則”的規定。聯合國成立后，在聯合國的推動下，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殖民主義體系也迅速瓦解。
再次，人權國際保護的范圍不斷擴大。在20世紀以前，人權基本上屬于國內法的調整范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人權問題已由國內法進入到了國際法領域。“人權作為具有全球性規模之正統性的理念獲得了普遍的承認。”{14}(P97)同時，二戰后聯合國主持制訂了一系列的國際人權法律文件，如1948《世界人權宣言》、1966年《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與《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盟約》等。這些文件分別以宣言、公約、議定書和規則等形式涉及到人權的各個方面，從而使人權國際保護的范圍不斷擴大。
最后，弱小國家的權益同樣受到國際法的保護。現代國際法與傳統國際法在作用上最大的不同是，它已不再是一邊倒地為國際強權服務。弱小國家與民族，在現代國際法中受到的保護，遠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多、也更明顯。例如，1984年4月尼加拉瓜向國際法院提出請求書，指控美國在其境內對尼加拉瓜采取的軍事和準軍事行動，請求法院責令美國立即停止上述行為并對尼加拉瓜及尼加拉瓜國民所受的損失給予賠償。該案是國際法院第一次對一個大國進行缺席審判。盡管尼加拉瓜是彈丸之地，要與美國抗衡，貌似以卵擊石。可是，國際法院最終裁定，美國在尼加拉瓜所進行的軍事性和準軍事性的行動構成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美國應對此承擔國際責任。{15}(P104—117)
(2)為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提供政治和法律方法。歐美學者把解決國際爭端的方法分為兩大類：“和平的解決方法”和“武力或強制的解決方法”。{16}(P441)其中，和平的解決方法又可分為政治的解決方法(亦稱外交的解決方法)和法律的解決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正式成為國際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聯合國憲章》把“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的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列為聯合國的宗旨之一，并把“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其國際爭端，避免危及國際和平、安全、及正義”列為聯合國及其會員國都應遵守的原則。《國際法原則宣言》也強調：“每一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其與其他國家之國際爭端，避免危及國際和平、安全、及正義。”上述規定及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的確立，促進了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
3.調整。國際法是以國際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其中主要是調整國家之間的各種權利義務關系。國際法的這種調整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國家行為的領域：
(1)管轄權。國際法對國家管轄權的規定，將使一國能夠了解何時它才具有為自身或代表其國民的管轄能力。同時，當國家之間發生管轄權沖突時，國際法為解決這些沖突提供了指南，從而有可能使沖突雙方不必訴諸武力行為。
(2)各國權利與義務。由于國家具有主權，因而國家享有國際法上的各種權利。國家的基本權利與義務的存在，已為國際實踐所肯定。例如，《美洲國家組織憲章》、《國家權利義務宣言草案》、《聯合國憲章》和聯大的許多決議，對于國家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也有明確的規定和體現。國際法律文件對各國權利與義務的具體規定，使得各國在國際關系的實踐中能清楚地知道哪些行為是國際法所允許的;同樣，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也變得顯而易見，從而對國家的不法行為能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
(3)國家責任。在國際關系的實踐中，對他國利益的損害，包括對外國公民利益的損害，有時也是難以避免的。因此，國際法規定了哪些要素構成了國際不法行為，有關國家應為此承擔國家責任;國家責任的形式有哪幾種;在什么情況下可以排除行為的不法性，從而免除國家責任，等等。
(4)領土的取得。現代國際法不僅規定了領土的取得與變更的方式，而且還規定了解決國家之間領土爭端的方法，從而消除了許多潛在的國際沖突。所以，當今一些相互沖突的領土要求，可以通過援引一整套現成而明確的國際法規范來確定領土主權的方式加以解決，國際法使得訴諸武力變得不再需要和毫無用處。
(5)海洋體制。現代國際法不但對各國在各種海域如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海峽、群島、公海、國際海底等的權利與義務作了明確的規定，而且還對各國在各種海域從事航行、資源開發與利用、海洋科學研究以及海洋環境保護等活動予以規范和調整。這種海洋行為規則體制的確立，使各國的權利與義務的界限得到了清楚的界定，從而使各國能更好地利用海洋為人類造福。此外，南北極、外層空間和國際海底區域等領域，都已受到了國際法的規范和調整。總之，正是由于國際法在國際關系中的這種規范和調整作用，從而防止或減少了在上述領域內的國際沖突。
4.緩和。國際法除了約束、促進和調整的功能以外，它在國際政治關系中還發揮了緩和的功能。
(1)緩和安全困境的影響。在國際政治理論中，有一種被稱為“安全困境”(the Security Dilemma)的現象。它是指在主權國家并存的國際社會里，國家必須依靠它們自己來保護其安全與獨立。但是，在這么做的時候，它們尋求安全的努力往往造成了別國的不安全。當每個國家武裝起來對付鄰國時，鄰國則會用增強其軍備來做出回應。結果，競爭性的增強軍備活動導致了軍備競賽。這通常會使所有國家的安全度降低，因為它增加了每個國家都將面對的潛在威脅程度。換言之，安全困境意味著：一國的安全也許意味著另一國的不安全;以及在時間甲開始加強軍備并導致軍備競賽的國家，在時間乙也許會發覺自己的安全度比以前降低了。{1}(P34)國際法具有減輕安全困境消極影響的作用。首先，國際法為各國提供了國際合作的法律框架，促進了各國間的相互交流，增強了主權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其次，國際法所做出的統一的規定或相互關系安排中的對稱性，通常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國際合作的障礙。因為國際法中有關各國間相互責任和義務的規定，減少了不確定性因素并緩和了對“相對獲益”的擔憂。最后，建立在國際法基礎上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等，能代表相互間平等的各個主權國家采取行動。
(2)縮小各國實行自助選擇的范圍。廣義的自助(Self—help)包括不同的形式，如加強軍備、權力均衡、自衛、集體安全以及干涉等。其中，自衛是自助的最主要的形式。由于《聯合國憲章》明確宣告禁止所有會員國在它們的國際關系中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因而自衛成為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則中的合法使用武力的例外。自衛權就是國家在遭到武裝侵犯時，采取武力反擊的權利。對于自衛權，《聯合國憲章》第51條作了明確的規定。按照這一規定，國家行使自衛權應以遭到外國武力攻擊為條件，不得對他國構成威脅，更不得以自衛之名，行侵略之實。
(3)通過維護一系列可供仿效的標準，緩和了國家在國內人權政策上的專橫。首先，主權國家不能違背國際條約中所體現的有關保護人權的一般性國際義務。由于人權的國際保護已成為現代國際法的一項重要內容，《聯合國憲章》和一系列的國際條約都為各國政府普遍設定了保護人權的一般性國際法律義務。這就構成了對國家主權的一個重要限制。其次，國家不得違反其締結或加入的國際人權條約所規定的義務。如果一個國家加入了有關的國際人權條約，便承擔了相應的國際法義務，而不能借口與其國家主權相沖突而拒不履行這些義務。最后，國家在行使主權權力時，應當遵守有關人權的國際法強制性規范，如禁止種族隔離、種族歧視和種族滅絕等。一國如果在其國內實施了上述有關的政策，國際社會就可以認為是侵犯人類基本權利的行為，該國也就不得以國家主權為借口來規避國際法律責任。
總之，隨著人權國際保護的發展與演進，各國對待其國民的主權權力，已“受到國際法和特別是人權的要求的限制”。{4}(P3)況且，“國際人權法日益發展，國際人權保護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寬，對國家主權的限制就愈加廣泛”。{17}(P74)
綜上所述，國際法對國際政治的作用與影響是多方面的。盡管國際法是一種“以規則為導向”而非“以結果為導向”的行為準則，但國際法這種“以規則為導向”的性質不會損害其在國際政治關系中作為嚴肅的行為準則的地位。{1}(P56)正如美國國際法學家亨金(Louis Henkin)曾經在其《各國如何行動》一書中所指出的：“法律是國際事務中一個重要力量;各國在它們的關系中的每一個方面都依賴它，引用它，遵從它，并受它的影響。”國際法畢竟是“國際事務中的一股力量”。{9}(P3)美國學者福爾克(Richard Falk)和科普林(William Coplin)也認為：“盡管國際法的約束力比較弱，但它仍在國際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11}(P111)
四、國際政治對國際法的影響
(一)國際政治與國際法規范的形成
童金曾經指出：“沒有國際政治就沒有國際法，國際法規范是在國際政治的變化過程中形成和創立的。”{18}(P10)更有學者認為：“國際法的創制、解釋與適用，離不開國際政治甚至國內政治。”{19}(P4)其實，國際法規范的形成過程就是主權國家或其他國際法主體的意志協調過程。在此過程中，意志的協調明顯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包括有關規范目標、社會目標等規范內容的意志的協調。第二階段是有關規范被承認為有法律約束力的意志的協調。這一過程包括主權國家的意志的互為條件，即一國承認某一特殊規范有法律約束力是以他國同樣承認為條件。
這是互惠原則的基礎，它在國際法的機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各國意志的協調和互為條件，是國際法規范創立過程中兩大必不可少的因素。這是國際法規范創立過程中的法律方面。然而，這一過程也是政治法律過程(A Political—legal Process)。因此，國際法規范的創立過程同樣包含政治方面，即尋求各國利益平衡的過程。不過，在今天國家利益應該從屬于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或至少與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相一致。
如果說國際政治對協定國際法規范的創立過程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話，那么國際政治對習慣國際法形成的影響則看上去似乎要模糊一些。因為問題的關鍵是：習慣國際法規范是否也是由各國的意志所創立的?如果沒有各國意志的表示，習慣國際法規范是否能自發地產生?而這一問題的答案取決于國際政治是否在習慣國際法規范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作用。按照意志協調說，雖然習慣國際法規范的形成過程與協定國際法規范的形成過程不同，但它們在性質上其實是一樣的，都是各國意志的協調。習慣國際法規范的形成過程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各國在其相互關系上，對某種事項長期重復地采用一種類似的行為規則。這一規則可能是通例、也可能是國際道德規范、或者是國際禮讓規范。這一過程如果沒有繼續向創立國際法規范的方向發展，那么第一階段就到此結束。習慣國際法規范形成的第二階段，是存在的通例被各國接受為法律(即國際法)。這是各國意志的體現。就成為國際法規范的通例來說，僅有一個國家承認是不夠的，它至少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承認。這就意味著承認通例是國際法規范體現了各國意志的協調。當然，這種意志的協調就象協定國際法形成過程一樣，也是以各國意志互為條件的。
應該指出的是，關于存在的通例被接受為國際法規范這種各國意志的協調，不是即刻發生的。換言之，各國對某一通例所具有的這種法律信念，是在通例存在過程中逐漸產生和積累而成的。然而，伴隨著這種法律信念的逐漸增加過程，有疑義的通例就已經有了法律約束力。此外，習慣國際法規范的效力范圍還是一個逐步擴大的過程，這一過程開始時也許僅有兩個國家。然而，習慣國際法規范要想變成普遍的國際法規范，就必須被所有國家或幾乎所有國家接受。習慣國際法規范效力范圍的擴大過程，類似于協定國際法規范。一國沒有參與某一國際條約的起草而后來加入該條約，與一國沒有參加某一習慣國際法規范的形成而后來承認該習慣國際法規范有法律約束力，都屬同一類情況。前已述及，習慣國際法規范的形成過程就是各國意志的協調過程。但是，在這一過程的第一階段可能會出現一種自發的因素。即一國可能無意樹立一個通例而對某種事項長期重復地采取類似的行為，或者一國有意創立一個被他國遵循的規則。在這兩種情況之下，作為長期的實踐的結果，一個通例因此出現。至于第二階段，通例被承認為有法律約束力的規范，總是國家意志的體現。
然而，國家的意志是一種政治意志。因此，在習慣國際法規范形成過程中、在各國意志的協調中，國際政治發揮了與在協定國際法規范形成過程中相同的作用，盡管作用的方式不一樣。可見，國際政治對創立國際法規范的影響包含了對形成習慣國際法規范的影響，因為國家實踐和各國承認通例是國際法規范一樣，都是一種政治現象。
總之，國際法規范源于國際政治的發展過程。只不過，規范的創立過程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過程，而是一個政治法律過程。國際法規范只有在存在政治意愿并且規范的創立過程是在按照國際法原則進行的情況下才能產生。因此，可以說在國際法規范形成的過程中，國際政治處于一種十分顯著的地位。這不禁使人回想起孟德斯鳩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國際法是國家與國家相互關系的政治性的法律。”{20}(P137)
(二)國際政治對國際法的制約
國際法不可能是一種孤立的存在，它深受國際社會各個方面，特別是國際政治的制約。{21}誠如英國學者布爾(Hedley Bull)所言：“國際法遷就國際政治的傾向，并不是某個聰明透頂的國際法教授的杰出工作或者國際法委員會的某個巧妙的報告就可以克服得了的，它是一個不可醫治的毛病。”{22}(P73)況且，國際實踐也證明，公正、合理的國際關系有助于國際法的發展，而國際強權政治會窒息國際法的生機。
1. 歷史回溯。我們從國際法的歷史演進中可以發現，國際法對國際政治有一種畸形的從屬性。中世紀和近、現代國際法，都是如此。在中古時代，歐洲在政治上是在神圣羅馬皇帝的統治下，皇帝是政治上的領袖，掌管世俗方面的事務;精神方面則由教皇統治，教皇是宗教上的領袖。因此，歐洲在理論上仍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其他基督教國家的君主，都被認為隸屬于皇帝與教皇之下。在這種大一統的制度下，其他國家的主權被否定，各國爭端，只需訴諸教皇和皇帝，而不必利用國際法加以解決。所以，現代以獨立平等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法當然無從發展。這誠如有學者所言：“中世紀的歐洲是不利于國際法的發展的。”{23}(P17)
強權政治在近代國際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近代國際法形成的年代里，源于歐洲的國際法具有強烈的排他性。近代國際法主要適用于歐洲國家之間的關系。正如亨金教授所承認的，近代國際法“反映著它們(指歐洲國家)的基督教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利益”。{24}(P16)印度阿南德(Anand)教授指出，傳統國際法實際上成了“歐洲列強的地區法律”。{25}(P114)國際法院的尼日利亞法官埃利亞斯(Elias)也聲稱：“自從格老秀斯以來，特別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國際法在性質上和在適用上，主要是歐洲的。”{26}(P21)而廣大的殖民地、附屬國被視為所謂的“非文明或半文明國家”，被排斥于國際法的適用范圍之外。到19世紀中葉，隨著歐美列強侵入亞洲、非洲等地，近代國際法的適用范圍雖有所擴大，但眾多弱小國家卻淪為了強權政治的受害者。它們盡管通過不平等條約的法律形式被納入了近代國際法的調整范圍，然而近代國際法上的主權平等原則并未適用于這些弱小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實質上只適用于所謂的歐洲文明國家。即使在所謂的歐洲文明國家之間，主權平等原則也大打折扣，受國際強權政治的制約。
進入20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帝國主義國家公然無視國際法的具體體現，使國際法面臨嚴重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社會成立了聯合國，再次重建世界。然而，在戰后兩極對峙的國際格局下，在全球的各個地區，以強凌弱的事件時有發生;恣意干涉別國內政及其他違反國際法的行為，迭出不止。在國際強權政治的陰影下，現代國際法常常顯得蒼白無力，屢遭踐踏。與此同時，隨著第三世界國家的出現，國際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現代國際法才出現了一些新發展。
2.現實分析。早在20世紀30年代，摩根索就曾經指出：“在國家間關系中真正關鍵的是國際政治而不是國際法。”{27}(P71)在當代國際法中，我們隨處也可以看見國際政治對國際法的影響。
(1)冷戰與聯合國。在冷戰對峙的格局下，《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沒有得到很好地遵守，聯合國幾乎被變成了冷戰雙方的工具。在冷戰形勢下，聯合國該做的事不能做;而不該由聯合國做并明顯違反憲章宗旨和原則的事，卻被加到聯合國的頭上。結果出現了許多扭曲的現象，正確的原則往往被灌注以錯誤的內容。例如，大會的民主原則一度被當成了“表決機器”;中小國家如果在聯合國的投票沒有使一個大國感到滿意，它們就要受到公開的威脅[2]。總之，強權政治嚴重地傷害了聯合國，使其難以盡其所能地發揮作用。在冷戰背景下，聯合國只能在美、蘇對抗的夾縫中發揮作用，只能在遠離冷戰或冷戰火藥味不濃的領域施展影響。
此外，聯合國還是戰后國際政治關系的一面鏡子，否決權使用的情況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際政治的風云變幻。從1946年至1955年，美國獨領風騷，基本上可以穩定地控制聯合國會員國中的大多數，因而在這一時期蘇聯共使用79次否決權，而美國則一次也未使用[3]。從1956年到1965年，美、蘇兩極進入相互爭奪與緩和的新階段，因此蘇聯行使否決權的次數顯著下降，僅為26次，與前10年的79次相比形成鮮明對照。另外，20世紀60、70年代隨著大批新獨立國家先后加入聯合國，它們不但形成聯合國成員的絕對多數，而且對聯合國產生了重大影響。聯合國力量對比的這種重大變化，標志著美、蘇都難以利用聯合國來貫徹它們的意旨，特別是美國多次被置于被告席位，因而美國一反常態，從過去強調發揮聯合國作用轉而攻擊聯合國出現“暴民政治”。從1970年美國第一次行使否決權開始，到1985年美國共行使了49次否決權，成為了行使否決權次數最多的國家。{28}(P18)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安理會針對海灣危機陸續通過了12項決議。在此過程中，安理會的五大常任理事國沒有直接行使過一次否決權，這種情況在安理會表決的歷史上是罕見的。這無疑也反映了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國際政治與形勢變化的若干顯著的特點。{29}(P185)
(2)《海洋法公約》的修改。《海洋法公約》是國際社會各種力量長時間反復較量后達成的調和與折衷的產物。其中，關于國際海底區域的開發制度是海洋法的新問題，涉及到所有國家的利益，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歐美發達國家對此有重大的立場和利益分歧。《海洋法公約》第11部分所規定的“平行開發制度”，則明顯強調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而不利于發達國家的利益。因此，美國、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對公約第11部分不滿意。它們不但不愿意加入該公約，反而針對公約第11部分專門出臺了一個《深海底多金屬結核開發暫行規定》。為了讓公約在被廣泛接受的前提下盡早生效，聯合國秘書長連續多年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間進行協調。在聯合國秘書長的推動下，經過長達5年兩輪15個回合的艱苦談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如何執行公約第11部分方面取得了基本一致，并于1994年7月在聯合國總部簽訂了《關于執行1982年12月10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1部分的協定》，對《海洋法公約》第11部分作了根本性的修改，從而在發展中國家做出巨大讓步與犧牲的情況下，成功地彌合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諸多嚴重分歧。《海洋法公約》第11部分的修改，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在世界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誰有雄厚的資本和技術，誰就能獲得較大份額的權利與利益。各國自身的綜合國力，是建立各種世界秩序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背景。它明顯地反映了國際政治對多邊條約的立法過程的影響。{30}(P63)
(3)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2003年3月20日，美國發動了對伊拉克的戰爭。盡管美國政府以反恐自衛權理論作為對伊動武的主要理由，但這場戰爭由于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它不但違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內政的國際法原則，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破壞了聯合國的集體安全機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動搖了整個國際法律秩序，對國際關系產生了惡劣而深重的影響。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分析，伊拉克戰爭所揭示的是在當下的國際關系中，世界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缺乏對美國超強力量的有效制約[4]。美國政府在新保守主義思維的驅動下，決意濫用自己的力量，國際政治的負面效應被美國人的行為所張揚。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義理念相信，力量決定行為，不受制約的力量意味著不受制約的行為;國際條約也好，國際機制也好，都是實現美國利益的工具，如果它們不能服務于這個目的，那么美國將毫不猶豫地廢棄這些條約，退出這些機制。{31}伊拉克戰爭為今后國際社會處理各種危機提供了惡劣的先例。這是伊拉克戰爭最糟糕的后果之一，也是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社會面臨的最嚴重挑戰之一。伊拉克戰爭留給國際社會的教訓是，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單邊主義可能將是美國處理國際事務的常態。因此，今后如何遏制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勢頭，推動國際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成為21世紀初國際社會特別是大國政治面臨的最大課題。
五、國際法的發展前景
(一)國際法將更受重視 從許多方面來看，后冷戰時期的國際關系比以前更加復雜。局部戰爭、暴力沖突和屠殺成為冷戰后國際社會中經常發生的現象;全球核擴散的進程不但沒有被有效地加以控制，反而有所加快;恐怖主義活動在全球范圍內逐步蔓延，使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成為恐怖暴力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因此，目前國際社會面臨的唯一選擇是建立一個以國際法律秩序為基礎的國際社會。
希金斯(Higgins)早就指出：“國際法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過程。”{23}(P111)同時，在未來的國際體系中，下列因素也將使國際法的作用更加突出。
首先，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牽制。雖然時下少數大國依然十分強大，足以承受無視國際法需要付出的代價，實力稍弱的國家通常別無選擇，只能容忍這種對國際法的侵犯;但是隨著國際關系的發展變化，各國之間實力差別的下降，世界多極化趨勢的增強，主要大國特別是強國在其做出決定和采取行動時，國際法的相關性必然會增加。
其次，國際組織的作用。盡管聯合國依然被美國這樣的國家當作可有可無的擺設，或至多是追授戰爭合法性的橡皮圖章，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依然愿意把這個最大的國際組織的正式決議作為戰爭合法性的標尺。況且，《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宗旨和原則已成為各國所遵行的基本原則。現在，各國是難以完全脫離《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而自由進行活動的。伊拉克戰爭也表明，如無聯合國的授權，即使力量強大的美國，在政治上也是非常被動的。事實上，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拒絕美軍使用其軍事基地，這給美軍造成的麻煩不亞于伊拉克方面的軍事抵抗，而這兩國敢于對美國說“不”，絕對與聯合國沒有授權有關。此外，美國的其他歐洲盟國雖不與美國正面對抗，但不愿意加以配合的心態十分明顯。可見，國際組織和國際法律機制的制約作用較為突出。正如梁西教授所說：“聯合國已發展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渠道”，“在新的形勢下，聯合國的作用應該進一步予以加強”。{29}(P91)
最后，國內外輿論的制約。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促使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會更多地考慮國際法因素。美國學者多伊奇(Karl Deutsch)在《國際關系分析》一書中正確指出：“經過慘痛經歷所得來的自動執行和通過預測未來而得到的自我控制，并不是國際法背后唯一的制裁。世界輿論的壓力以及國內輿論對本國政府的感情突變而視其為不合法，從而導致人民大眾和社會、文化、政治、科技等重要領域的精英悄悄地但卻有力地撤回他們的支持，都是比較次要但卻不可忽視的制裁。”{32}(P276)此外，全球化進程的加速發展，導致各國更須依賴國際法，以規范那日益錯綜復雜的國際秩序。
總之，可以預見在國際關系有可能改善的條件下，國際法必能進一步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因為，“不僅國際法需要有一個國際社會的存在，國際社會的存在也需要有一個國際法體系來進行有效的協調”。{2}(P8)誠如有學者所言：“沒有國際法，就不可能建立一個能確保持久的國際和平與國家間緊密合作的新國際秩序。”{18}(P17)
(二)國際法將逐步擺脫強權政治的束縛如前所述，盡管在國際法的發展過程中，國際政治不時制約國際法的發展，但是從國際法的發展前景來看，減少或逐步擺脫國際政治的影響和束縛是其發展的必然趨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需要。雖然在強權政治依舊存在的今天，國際法的作用受到綜合國力強大的國家以及一些地區性軍事大國的束縛，有時仍不免成為這些國家推行其霸權主義、擴張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工具。特別是對于那些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尚不能采取強制、有效的制裁措施。但是，國際法律關系和國際司法行為畢竟已成為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制約國際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13}(P152)況且，世界需要和平，人類需要發展。因此，時代要求一切國家，特別是在軍事和經濟上強大的國家，依法履行國際義務，真誠進行國際合作。否則，國際法的全部建筑就將瀕臨崩潰。
第二，國際法的民主性逐步加強。盡管國際社會的邏輯都是強者的邏輯，強者的邏輯在國際關系中是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執行，但強者的邏輯畢竟不能長久地執行，不能讓人心悅誠服。現在更是如此[5]。隨著國際法主體數量的增加，國際社會多元化的發展，國際法由過去大國控制下的、用以為其壟斷地位服務的工具，逐漸變為廣大中小國家用以反對強權政治、制約大國行為、維護自身利益和國際正義的重要武器。國際法的原則及內容，越來越朝著國際民主化、平等化的方向發展，并成為建立新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要內容。
第三，國際法的“硬”性因素呈逐漸增加之勢。{23}(P332)由于國際法基本上是一種以主權者“平等、協作”為條件的法律體系，是一種國家之“間”的法律體系。因此，國際法常常被認為是一種“弱法”(Weak Law)或“軟法”(Soft Law)。但是，國際社會的組織化趨勢，使國際法的實質內容正處于變動之中，國際法的約束力不斷增強。一方面，國際社會已公認有若干強制規范的存在。雖然當今國際法的主要規范仍為意志法，但國際社會已公認有若干強制規范的存在。這無疑增強了國際法的約束力。另一方面，國際組織執行行動(Enforcement Action)的約束力也有明顯加強。《聯合國憲章》第七章以較大的篇幅對此作了詳細規定。二戰后，紐倫堡和遠東兩個國際軍事法庭所進行的兩次國際審判，以及1949年《日內瓦公約》關于對嚴重違約者加以制裁的規定;冷戰結束以后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的設立和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近年來國際社會出現的對國家領導人的公職行為進行刑事追訴的事例[6];都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體現了國際法在執行方面的效力。
【作者簡介】
楊澤偉(1968—)，男，湖南新寧人，武漢大學法學院教師，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中國歐洲學會歐洲法律研究會常務理事，湖北省法學會常務理事。
【注釋】
[1]其實，把現今的國際社會稱為無政府狀態不是十分準確的，因為國際關系的許多方面都受有關的國際法原則、規則和制度的制約。參見本文參考文獻{1}，第10頁。
[2]參見《聯合國紀事》，第3卷第1期，中文版，第24頁。
[3]1955年12月13日這一天，蘇聯就接連投了15次否決票。有人譏稱當時蘇聯駐聯合國的代表葛羅米柯為“Mr.No”。參見梁西：《國際組織法》，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頁。
[4]國際政治學者柏金斯(Perkins)曾經指出：“如果沒有某種權力均衡，國際法就很難發揮效用。”
[5]例如，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全球只有40多個國家支持，而有140多個國家不支持甚至反對。
[6]例如，1998年10月，應西班牙法官加爾松等人的要求，英國司法機關拘禁了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1999年5月，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檢察長阿爾伯爾決定起訴時任南聯盟總統的米洛舍維奇及其他4位南聯盟高級官員并發出了國際逮捕令;2001年，西方國家對柬埔寨審判原紅色高棉領導人的干預;2003年6月，聯合國塞拉利昂特別法庭對時任利比里亞總統的泰勒發出國際通緝令等。
【參考文獻】
{1}(美)熊王介.無政府狀態與世界秩序(M).余遜達，張鐵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梁西.國際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
{3}(奧)菲德羅斯，等.《國際法》(上冊)(M).李浩培.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4}(英)詹寧斯，瓦茨.奧本海國際法(第一卷、第一分冊)(M).王鐵崖，等.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
{5}梁守德，洪銀嫻.國際政治學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6}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7}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1967.
{8}G.I.Tunkin，On the Primac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Politics， in W. E. Butler ed.， Perestroika and International Law，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0.
{9}王鐵崖.國際法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0}See Francis Anthony Boyle，World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Law，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1}Onuma Yasuaki，International Law in and wit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Fu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4， no.1， 2003.
{12}(美)詹姆斯·多爾蒂，等.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第五版)(M).閻學通，等.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13}馮特君，宋新寧.國際政治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14}(日)大沼保昭.人權、國家與文明(M)王志安.北京：三聯書店，2003.
{15}陳致中.國際法案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6}I. A. Shearer，Starke’s International Law， Buterworths ，1994.
{17}萬鄂湘，郭克強.國際人權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18}G. I. Tunkin，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Nuclear Age， in Edward McWhinney etc. ed.， From Coexistence to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1.
{19}Rein Mullerson，International Law， Rights and Politics， London ，1994.
{20}(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M).張雁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1}梁西.論國際法的發展(J)，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1990，(5).
{22}(英)赫德利·布爾.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M).張小明.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23}Arthur Nussbaum，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Law of Nations， New York ，1954.
{24}王鐵崖.第三世界與國際法(Z).中國國際法年刊，1982.
{25}R. P. Anand，New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Delhi ，1972.
{26}T. O. Elias，New Horiz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Sijthoff & Noordhoff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9.
{27}B. S. Chimni，International Law and World Order：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Sage Publications ，1993.
{28}See Sydney D. Bailey，The United Nations： A Short Political Guide， London， 1989.
{29}梁西.國際組織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
{30}See Louis Henkin，International Law： Politics， Values and Functions， Recueil Des Cours ，1989， IV.
{31}吳心伯.力量、規則與秩序——對伊拉克戰爭的思考(J).世界知識，2003，(14).
{32}(美)卡爾·多伊奇.國際關系分析(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
作者：楊澤偉
看了“國際政治論文范文”的人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