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政治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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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政治論文范文篇一
淺談當代中國公民政治參與問題
摘 要：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公民政治參與活動有顯著的改進,但發展水平仍然較低,存在參與不平衡、非制度化參與、參與機制不健全等問題，本文從從觀念、體制、經濟發展等方面分析了制約公民政治參與的原因并提出推進和完善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措施：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塑造參與型政治文化,增強公民參與意識;提高黨的民主執政意識,高度重視公民參與;加強公民參與的制度化建設。
關鍵詞：公民政治參與 現狀 措施
政治參與其概念來自西方政治學,就其廣義而言是指公民為實現和維護自身利益而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對政治體系施加影響的活動,是政治關系中公民政治權利得以實現的重要方式,反映著公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體現著政治關系的本質。切實加強對我國公民政治參與活動的研究,對于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識,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當前我國政治參與的現狀
從政治文明建設的角度,政治參與是其中一個關鍵的組成部分。它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政治民主化,并且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強化自己的功用與效能。追求普遍而平等的政治參與,不僅是民主政治的精神顯示,也是一個社會的政治發展所趨向的核心內容。根據國情的發展,適度的政治參與是必要的,這是保障社會發展有序化的一項重要措施。但相對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深刻變化，公民參與的總體水平顯然滯后，尚有極大的拓展空間。從實踐中看，公民政治參與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一)部分政治參與的動機表現為政治取向和利益取向并存的狀態
改革開放后利益原則逐漸得到人們的認可,從而演變為某些人參與政治的一個主要驅動力,也就是說政治參與成為人們利益實現的重要途徑。現代公民政治文化下,公民進行政治參與是一種自覺意識,而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動機還缺乏由利益取向到政治文化的進一步深化。
(二)不同地域、不同階層,政治參與程度和質量不平衡
我國經濟發展區域的不平衡和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落后地區以及城鄉居民之間的差距較為明顯。不同階層的人們,由于職業、社會地位、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別,也導致他們的政治參與狀況表現各異。"處于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參與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處于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人高些,這種差別確實可以反映出那些較低社會地位的成員在各方面的不利條件,諸如僅享有較低級別的信息和較少的閑暇時間。"
(三)我國公民對政治參與認知度相對較低，不利于人們的政治參與
我黨一直重視國人的主人翁教育，但是對如何進行政治參與的規則、方式、效用等方面的宣傳比較缺乏。加之激勵機制不完備，很多人處于政治冷漠之中，故而執行過程中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偏頗。
(四)健全的政治參與程序和運行機制尚未形成
我國雖然在公民政治參與上建立了諸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輿論信訪制度等,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然而執行這些制度的具體措施及執行過程中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如在個別地方,選舉走過場,不是真正反映民意或代表民意等，從而阻礙了公民有效地進入國家政治生活過程,最終影響政治現代化的進程。
二、制約公民政治參與的原因
公民參與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一)觀念滯后是阻礙公民參與拓展的最大桎梏
首先是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漫長的封建社會既創造了璀燦的文化,同時也在人們的心里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政策思想的烙印。在這種思想驅使下,部分官員不尊重公民應有的政治權力,僅把公民當作政策被動的接受者,認為公民理應絕對地接受和服從;或者害怕公民參與過多會影響社會的穩定,不敢為積極廣泛地推進公民參與的進一步開展。
(二)市場經濟環境的客觀制約
我國經濟發展明顯呈現出沿海與內地、城市與農村之間的不平衡狀態,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公民參與就更為積極主動,而廣大的經濟相對落后地區,公民的參與力度就明顯弱化。市場經濟對公民參與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經濟發展增強了人們的參與意識與能力;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導致利益分化,擴大利益差距,一部分人被邊緣化,經濟條件惡化,失去了參與的機會與條件,例如下崗失業工人、農民及城市農民工等。
(三)現行體制的困擾
公民參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現實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從我國目前來看,社會主義制度的階級本質決定了我國的政治機制對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影響必然是積極的,但問題在于傳統體制下行之有效的政治體制在目前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革后仍然運行于我們的工作機制之中。這是制約當前全國很多地區公民參與機制創新的一個深層次問題:本身規范合理且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和長期在實際運行中不合理不規范的潛規則之間的矛盾。
(四)參與形式與渠道問題
目前,我國政治參與的渠道還相對單一,有待開發。例如中國工、青、婦的組織網絡是比較健全的,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也是公民政治參與的基本通道。通過工、青、婦等群眾性組織來帶動"準組織化參與",應該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公民政治參與的特色之一。但是目前工、青、婦組織這方面的功能相當孱弱。在整體上看,他們的行政化、機關化傾向比較嚴重,親和力不夠,社會公眾對其依賴感不強,作為黨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紐帶"和公民政治參與的通道,其發揮作用的空間還相當大。
三、推進和完善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措施
擴大公民有序參與的路徑,實際上是在探索建構一個民主行政治理模式,促使黨的執政能力進一步向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轉變,更好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一)繼續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我國公民政治參與認知水平。經濟發展了,可以讓人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政治活動,還將促進交通、通訊和技術的發展,從而為政治信息的傳播和公眾獲取政治資源提供必要的物質保證,為公民的政治參與提供物質前提。經濟地位上的平等促成了人們對政治地位的尋求,共同富裕是實現公民政治參與平等性的經濟條件。其次,市場經濟推動思想解放。市場經濟的實踐喚醒了人們在經濟上的平等觀念、主體意識、競爭意識和法制意識,并使其成為發揚政治民主、喚起公民政治參與意識、激發公民政治參與愿望的前提。市場經濟的發展為人們的觀念更新提供了外力助推。
(二)塑造參與型政治文化,增強公民參與意識
規范化的公民參與,必須要有高度的公民自主意識和參與意識,因而要有相應的積極參與的政治文化,為公民參與營造一種良好的社會氛圍。政治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指導主體的政治行為,規定人們的政治傾向,影響和支配人們對政治行為方式的選擇。因此,拓展公民參與,必須塑造全新的參與型政治文化,增強公民的主體意識,引導公民進一步了解、信賴和支持政策體系,提高公民參與的理性程度,約束非理性的情緒型參與。
(三)提高我黨的民主執政意識,高度重視公民參與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時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加強執政能力必須增強民主執政意識。應按照執政為民的要求,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政策的透明度和公民參與度。重視民主執政中的公民參與,培育和創新公民參與機制,在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監督中充分發揮公民參與的作用。
(四)加強公民參與的制度化建設
公民參與制度化即公民參與的合理化、法制化,它有兩層含義:一是把公民參與的合理要求以合法的、公民能夠認同的法律規范確定下來;二是把公民參與行動納入規范的、合法的軌道。制度化的公民參與對于提高政策體系的綜合治理能力、補充政策體系能量、擴大政策體系的權力基礎、增強政策體系的整合能力和穩定性,推動公共政策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具有重要意義。應在尊重憲法和相關法律對公民政治權利規定的前提下,建立公民參與的法律規范和制度體系,用法律規范的形式把公民參與的內容、范圍、方式予以確定,使公民參與經常化和秩序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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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政治論文范文篇二
十六大后的中國政治
中國 共產黨的代表大會，往往在中國未來的 經濟 改革和 發展 上，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中國帶來經濟改革的開端，當時著重 農村 經濟改革，后來改革擴大到城市，并延續到今日。
1992年，鄧小平南巡 講話后召開的十四大，提出 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這個觀念的確認，為中國帶來了時至今日的10年經濟高速增長。
今天，人們亦寄望十六大能夠為未來的中國改革拿出新的思路。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范圍的代表大會。至此，中共已擁有81年黨史、53年執政史，以及從1979年算起的23年的改革史。這23年對中共而言是“摸著石頭過河”的 歷史 ，沒有任何先例可循，遭遇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鄧小平南巡后召開的十四大可以作為這段歷史的分界線：之前的改革解決的主要是歷史遺留 問題 ;之后的改革則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定為目標模式，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現實和國際 環境，解決與 政治 體制相關的經濟及政治的深層矛盾。
從十五大到十六大，中共領導的這場改革，在許多中國人察覺或未察覺之間也讓執政黨自身發生著深刻的變革。一切變化圍繞著一個目的：盡快完成自身的 現代 化，牢牢把握執政基礎。
從十五大到十六大 面向現代化的執政黨
中共中央黨校：中共政治民主的策源地
中共中央黨校，坐落在北京郊區昔日皇家園林頤和園畔。翠綠的草地、成排的樹木、漂亮的 建筑，使這里看上去更像是一所知名的大學。但是，大門旁神情嚴肅的武警會提醒你，這里是中共最高級別的人才培養基地、 理論 研究 中心，外界稱之為“中共高干搖籃”。
2002年7月的一個早上，有“中共少壯派理論智囊”之稱的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前往參加了一個以“中國的政治變化”為主題的研討會。他講述的是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的“第三條道路”，以及墨西哥、韓國和新加坡的執政黨是如何鞏固政權的。其它來自國內外的政治學者，亦將在此討論曾被視為“禁忌”的民主、新聞自由以及領導層交接等問題。
此前更早，4月初，香港殖民地 時代 的最后一任港督、現在的歐盟外交專員彭定康，應邀到中央黨校 發表演說。此舉在海外反響頗大，中央黨校被外報視作“中國研究政治改革的一個主要團體”。
海外媒體指出“最近幾年，中共中央黨校確實非常活躍，幾乎成了一個研究國際事務和國際關系的機構，包括對外關系的研究、讓社科院美國所長王輯思到中央黨校兼職，還請原香港總督彭定康到黨校做 報告，以及最近同哈佛大學達成的合作協議”。中央黨校校長胡錦濤，被視為“如果沒有其支持(這一切)幾乎是不可能的"。
“過去控制非常嚴格，教師要集中備課，無論什么問題都要事先寫好講稿，集體討論。討論什么能講，什么不能講，要講的東西應該怎么講。但是1979年我到中央黨校時，這個問題基本上沒有了。” 1979年起就在中央黨校任教的王貴秀，今已退休，回想起當初的中央黨校，他頗有感慨。
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后，中央黨校曾就其教學改革提出著名的“三不主義”：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辮子，后來胡耀邦把“三不主義”改成了“四不主義”，加了個“不裝袋子”——不裝檔案。
到今天，很多問題可以自由討論，使用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作教材，編寫諸如《20世紀共產黨執政的 經驗教訓》這類書籍，已經“沒什么可大驚小怪的了” 。
另一個巨大的變化是老師和學生。
最早到中央黨校培訓的 “老革命”們， 文化功底差，在黨校接受的第一階段 教育 是文化補習。現在，黨校的學生越來越年輕，學歷越來越高，基本上都是本科以上的大學生，很多都是碩士、博士。王貴秀說：“現在上課難度比以前大多了，學生會經常找你討論問題，你講的東西滿足不了他們的需要會被哄下臺。”
更值得關注的是，2001年11月，100多名來自全國23個省市的私營 企業 老板踏進了這座執政黨的最高學府，就如何應對入世等 熱點問題接受培訓。
中國人民銀行、外經貿部、中國科協、軍事 科學 院、國防大學、最高人民法院部門的高層領導，被邀至此開設系列講座。一些外國教授也陸續被請進黨校。英國議會的議員曾到此講授工黨如何成為政治主流，法蘭西電力總裁應邀前來演講，介紹法國的國營能源、動力企業如何與私有企業競爭。
最初被視作“紅色搖籃”和“革命熔爐”的中共中央黨校，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度，悄然無聲地成為中共政治民主的策源地與理論創新的加速器。
十六大重頭戲：修改黨章
中共自十二大以來，每次黨代會都會修改黨章，例如，十二大取消黨主席改設;十三大修改十多處黨章;十四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及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路線”;十五大則把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并列，確定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此次十六大，將加入江澤民的最新理論成果“三個代表”。
2000年2月25日，江澤民在廣東高州完整地提出了“三個代表”。但在很長時間內，其理論含金量并沒有得到重視，很多人一時之間并未領會它的真實所指。
2000年10月，江澤民提出“四個如何認識(如何認識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如何認識我國社會主義改革 實踐過程對人們的思想 影響 、如何認識當今國際環境與國際政治斗爭帶來的影響)”，這一理論以其導向之新在海外被稱為“四個重新認識”。
2001年7月1日，建黨八十周年大會上，江澤民再次闡釋“三個代表”的理論，強調共產黨要代表“先進的文化”、“先進的生產力”以及“廣大的人民利益”。
2002年7月，在十六大召開前 學習 貫徹《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 工作條例》電視電話會議中，胡錦濤明確提出“要把那些身體力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優秀干部選拔上來”。“三個代表”已經不僅僅停留在干部思想教育層面，而且涉及到了干部的去留。不少干部拿著《條例》，比照自己是否合格。
隨著十六大“三個代表” 被寫入黨章，這個理論將被確立為中共“第一政治”。
與此同時，中共已開始改寫自己的政治實踐。
在新出爐的“2002年度福布斯中國100富豪排行榜”中，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共計19人，約占二成，其中3人是十六大代表，一位甚至曾位至當地市委副書記。一項 統計表明，1994年中國縣以上的人大代表私營主已達7200人，政協委員12000人，現在當然遠不止這個數目。
2001年，在中共慶祝她的第80個生日的時候，江澤民在舉世矚目的“七一講話”中明確宣布“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么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做的貢獻”。講話明確提出“要把社會其它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
對以私人企業主為代表的中國有產階層而言，這個講話意味著他們被正式允許入黨。
同期，北京市規定，只要任職滿3年，股份制、“三資”和民營企業的 管理人員均可以參加副局級領導干部的公開競聘。
中共煥發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北京市的私營企業主90多人很快提出了入黨 申請。深圳最大的臺資公司、 臺灣 鴻海集團投資興辦的高 科技 集團富士康，不但積極接受黨進入公司(其企業員工中有144名中共正式黨員)，還于去年組建了黨支部。鑒于富士康是大陸最大的臺商之一，此事一度引得臺當局高度緊張，擔心臺商亦會加入中共。
面對這些變化，海內外媒體的反應近似兩個方向：海外概括為“老板入黨”，而內地媒體的宣傳中，更像是“黨入老板”。南方某大報在報道一位民營企業家出身的某位十六大代表時，寫道：“他的一個做法是：提出了‘企業一線在營銷，黨建陣地在前沿’，在營銷公司中成立了8個黨支部，發揮黨 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先鋒模范作用，并將特有的政治優勢轉化為企業的經濟優勢和競爭優勢。”
事實上，根據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全國 工商聯調查，私營企業主中中共黨員的比例，已經由1993年調查時的13.1%，至1995年提高為17.1%，加上近年來有一些國營、集體企業改制為私營企業，使得私營企業家具黨員身分者日增。據統計，全國通過各種形式入黨和長期保留中共黨籍的民營企業家，至少有近萬人，其中許多人還擔任了民營企業的“黨委書記”、“黨支部書記”。
近看中國的私企老板乃至豪富階層，會發現他們早已不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變化的直接原因是，現在中國至少有221萬戶私營經濟、8000萬戶個體經濟，他們每年上繳利稅2000多個億，并提供了2億個就業機會，而所有國有企業的職工不到7000萬。
面對這種變化，中共不能不做好充分的理論準備，并且以漸進的方式在政治實踐中一步步跟進。
“我們正在期待下一個階段的到來——立法保護私有財產。”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保育鈞說，全國工商聯已經連續多年在兩會期間提交關于立法保護私有財產的提案了，媒體稱之為“第一提案”。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的康曉光更習慣用自己的“精英劃分”來 分析 近幾年來的變化。他說：“任何一個執政黨都要解決執政基礎的問題，只有建立了一定的聯盟，才能實現有效的治理。”
康曉光說：“改革開放帶來的最大的變化就是經濟精英的崛起和知識精英社會地位的上升，而且它們在今天的社會中影響越來越大，占有大量的社會資源，中共調整原來的聯盟策略，把他們吸收進來，正是一個非常大的重要舉措。” 政治 體制改革：重中之重，難中之難
外界觀察家認為，自鄧小平南巡十年來，江澤民逐漸建立了自己作為 中國 最高領導人的形象后，還是致力于政治改革這一重要領域改革的推進的。事實上，一段時間來，江澤民從提出“三個代表”開始，一直到提出允許私營 企業 主入黨，均被解讀為謹慎啟動政治改革的信號。
據透露，中共北戴河會議重點討論并確定的議題，將成為中共江澤民在十六大所作的政治 報告的一部分，這項報告中三項重點之一即是：探索在新時期新形勢下，執政黨改革政治體制的可行性。
其實，無論政治體制改革會否成為十六大的主題選擇，為適應中國政治、 經濟 、 社會 環境的迅速變化，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可避免地將被提上中共領導層的議事日程。雖然中共強調中國絕不可能走西方多黨制，但中共自身如何在新 時代 繼續保持政治活力同時為絕大多數民眾所認同，卻是中共領導層必須面對的挑戰。
中共也為此做出各種努力和嘗試，但不能不說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是中國的改革中最重要也最慎重的一部分。
在去年下半年中共廈門市委選舉中，一位官員在差額選舉中落選，中組部轄下的《黨建 研究 》雜志 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呼吁中共官員面對差額選舉，要保持健康平和的心態，不要因為落選就“感到臉上無光，壓力很大”。
相關報道說，在省委的選舉中正式引入差額選舉已成既定事實。
2002年7月22日上午，胡錦濤在《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 工作條例》電視電話會議上提出了選拔干部的4條標準：一、注重看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二、注重看干部的作風;三、注重看干部的政績;四、注重看干部的群眾公認度。
其中，公開提出“群眾公認度”被香港《大公報》稱為“昭示著內地在民主政治建設方面的改革正在向縱深 發展 ”。
腐敗，與其說是推動這場改革的動力，不如說是迫使它前進的壓力。無論從 歷史 還是現實看，最引民怨的非腐敗莫屬。
當初震驚全國的廈門遠華案，使得中共在廈門的整個黨政系統受挫。成克杰創造了貪官的最高紀錄——他曾任全國人大會副委員長。中共黨 組織部門 統計顯示，1989年至今13年間，共30多萬名不合格黨員被清除出黨
前不久，大陸某市的一個監獄里，獄警要提升，去找被關押的某個有關系的犯人幫忙疏通關節。
“某位高層知道這件事情后氣憤地說：‘這種事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都少見’”，黃葦町說，“這些現實對領導者肯定有很深的觸動。”黃葦町，《蘇共亡黨十年祭》一書的作者。在書中，他把蘇共亡黨的最主要原因歸結為一點：脫離群眾。
從當初50多人的在野黨發展成現今6000多萬人的執政黨，中共非常清楚民心向背的份量。
中共中央把腐敗 問題 上升到“亡黨亡國”的高度，但反腐似乎到了前所未有的難關。“我認識一些反腐部門的人，他們現在的工作非常艱難”，王貴秀說。
近日，中國政治評論家曹思源在香港中文大學談及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些看法時，認為中國大陸抓貪官污吏的速度趕不上產生貪官污吏的速度，“問題何在呢?在于我們懲治貪官污吏沒有從源頭上著手。你只在下游解決問題，當然污染越來越嚴重。”
而他認為要解決源頭的問題，也就是制度問題。
從大陸媒體的報道來看，中共似乎已開始把改革之刃置于制度層面。公開選拔、票決制、交流制、民主評議制等字眼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涉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文件中，并在地方上有了嘗試。
然而今年初秋，正當媒體為中國 農村 出現的基層民主選舉大聲叫好的時候，湖北省潛江市市人大代表姚立法公布了一個令人震驚的調查報告：該市民選產生的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委員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被撤換達619人，其中村委會主任有187人，占當地村委會主任總數的57%，更為荒.唐的是，有的村委會主任竟在一屆任期之內被4次免職，5次復職。不僅如此，民選干部和上級的關系明顯緊張，工作難以推進。
隨著基層民主改革中不斷暴露出困難和問題，使得人們把基層改革作為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突破口的觀點受到了挑戰。有人指出，如果包括黨內民主、黨外監督等核心問題不解決，干部選拔制度、人事制度等體制改革并不解決根本問題。
王秀貴這位中共老黨員，對《鳳凰周刊》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政治體制改革現在 “萬事俱備，只欠決心”。相信這也是包括中共高層領導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希望。
面對“0.4”的紅色警戒線
就在十六大召開前的幾個月，中國國企的聚集地東北，在許多國企紛紛虧損、倒閉以及出售股權給私人企業的情況下，由于無力支付工人的工資和退休金，許多工人開始上訪。
2002年，號稱大陸第一富姐的劉曉慶因涉嫌逃稅被捕入獄;之后，曾被《福布斯》評為“中國第二富人”的荷蘭籍華人楊斌也因財產問題受到調查;10月23日，“中國第三富人”仰融因經濟問題被正式逮捕，其擁有的股票被全部凍結。
“中共是工農階級利益的代言人，當然不會讓工農走向它的反面”，康曉光說，“所以，它會在各種利益之間尋找平衡點。”
2002年1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社科院院長李鐵映直接部署出版的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提前面世。在進行中國社會人群分層時，該報告指出：國家與社會 管理者處于社會上層，產業工人位于第八層，屬社會下層。二者之間隔著6個社會階層。
盡管該書極力保持學術色彩，盡管作者在行文中堅持使用“階層”而不是“階級”的字眼，并且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不惜從詞源學的角度論證“class”的含義，但這個論斷，無疑擊中了現今中國人社會 心理的軟肋。工人階級從原來的領導階級變成現在的“第八階層”，不僅僅是位次上的變化，更嚴重的是兩極分化和社會心態的失衡。
1990年，鄧小平警告說，如果出現兩極分化，那么中國社會的四大矛盾：地區矛盾、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中央和地方矛盾都會激化。而 目前 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4的警戒線。
由于許多國有企業不能承受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一些企業領導人將困難更多地轉嫁到工人的頭上，從而加劇了中國的效率和公平的矛盾。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掩蓋了很多問題，那是一個雙贏的時期。但是現在，中共除了繼續提高經濟高速增長外，必然會在新的時期尋找到自己的前進方向”， 康曉光說。
前不久，全國人大正式通過了《農村土地承包法》，被認為是“以國家 法律 的形式，把農民的土地權利、義務以及其它應遵守的事項肯定了下來” 。而在此前，中共以七列席的規格，舉行了“全國就業工作會議”，專門研究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
中國過去的改革，更多地側重追求效率，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而今后，中國將不得不更多地面臨在公平上的制度設計和創新。如何才能找準最佳的利益平衡點，對中共而言絕非十六大一次會議就能解決的。這個稱得上才起步的探索，也許最為所有人關心，也需要所有人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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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學政治論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