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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內容提要】文章認為，胡錦濤指出的要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指明了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正確路徑。民族交往是民族關系的具體形式;民族交流是民族關系的具體內容;民族交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族交往交流的本質要求。
【關鍵詞】民族交融;民族融合;民族發展規律
【作者簡介】金炳鎬，中央民族大學馬列主義學院院長、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肖銳，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碩士研究生;畢躍光，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245(2011)01-0066-04
胡錦濤指出，要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這一論斷指明了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正確路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者關系，可以說交往是形式、交流是內容、交融是本質。這一論斷有力地回應了現階段要“促進民族融合”的提法。
一、民族交往是民族關系的具體形式
交往是一個多學科共同使用的概念，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的概念。廣義的交往包括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狹義的交往包括具體的人(人們)之間的交往。
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交往概念，內涵豐富：交往是人類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動方式，生產活動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根本標志，是人類和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交往屬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交往起始于物質生產活動，又不僅僅存在于物質生產活動中，是以物質交往為基礎的全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交往的總和;人是交往的主體，交往雙方都不僅要承認自己是交往的主體，同時要承認他人也是交往的主體。交往雙方是主客體換位關系，雙方都可成為交往的主體。總之，交往是人類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動方式，是人(群體)與人(群體)之間發生社會關系的形式，是以物質交往為基礎的全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交往的總和。
馬克思的社會交往理論，從一定意義上說，反映了一定歷史階段的物質生產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以及由這種生產關系所決定的人的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它與生產力、分工、生產方式、實踐等重要范疇直接相關，又與社會歷史的發展、社會形態的更替以及共產主義理論密不可分;它與馬克思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社會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這兩條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原理有著內在聯系。馬克思所說的交往含義很廣，包括個人之間、社會團體之間、民族之間、國家之間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
民族交往是社會交往的一部分。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發展中必然發生和經歷的一種社會現象和社會過程。
民族交往是指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接觸、交流和往來以及族際關系的協調，即指民族聯系中的互動和民族關系的整合過程，也就是民族生存和民族發展的一種方式。
民族交往是民族關系的一個具體形式，是動態的。例如，漢族與一些少數民族的交往，既表現在歷史上長期形成的茶馬互市等密切的經濟貿易聯系，又表現在近現代中華民族解放戰爭中并肩戰斗和相互配合等方面。民族交往是有社會性的，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發生在民族個人、群體、族別、國家等之間的互動與往來，它既以物質層面的彼此交換與相互作用為現實基礎，又包括精神層面上的相互理解、彼此協調和雙向交流。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后，交往本身就是在民族交往中發展。
民族交往是歷史延續的交往活動。人類文化的延續和傳播及文明的突破正是通過民族交往而實現的。人類歷史從狹隘閉塞的地域性歷史轉向整體開放的世界性歷史正是民族交往的歷史結果。
各民族文明的發展是與交往范圍擴大同步的。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只要善于開放交往，吸收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文化，就能夠走在歷史的前列。
各民族生產力的發展和交往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生產力的發展為社會交往的發展提供了交通工具和通訊條件等，不斷地促進交往的發展;交往的發展可能使本民族從其他民族中獲得先進的工具、工藝、管理方式、社會文化等，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民族交往，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劃分不同的類型：民族內部交往和外部交往，即民族內部支系之間、人們之間以及民族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交往和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往;民族間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即人們在生產實踐中發生的物質生產勞動、物質產品的交往以及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精神產品的交往;民族間的主動式、被動式、互動式交往，即民族交往主客體關系中一方處于主動或被動、互動的交往。
民族交往的形式包括民族群體之間的交往;民族成員個體之間的交往;民族之間直接交往和間接交往。民族群體之間的交往是民族交往的基本形式。
總之，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民族發展的一種方式，是民族關系的表現形式。
二、民族交流是民族關系的具體內容
民族交往的內容涉及民族生存和發展所需的各領域、各方面的交流，涉及物質資料的生產、精神產品的生產、人類自身的生產(即民族生命群體的延續)，或者說涉及社會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民族交往交流是民族發展重要的一環，也是民族發展的一種動因和形式。民族只有在縱向質的演進和橫向量的擴展過程中，實現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發展。民族發展無論屬于常態的，還是屬于異態的、跳躍式的發展，都是在實現民族交往交流活動中實現的。具體來說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領域的交流。
民族經濟交流是民族經濟發展的重要形式。民族發展是決定于民族經濟發展。經濟交流是最重要的交流，是民族生存的需要，也是民族發展的需要。因為一個民族要生存，要發展，首先要解決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問題。人類最基本的交往活動是發展社會生產力，這個領域的交流主要涉及經濟上的聯系、分工、商品交換或交流，包括經濟上的協作、相互依賴、互惠互利(正面意義)，壓迫民族對被壓迫民族的剝削、掠奪(負面意義)。民族經濟交流的根本動因是利益，民族經濟交流中表現出來的各種行為和關系實質上是各種利益的實現關系。
民族政治交流是民族政治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民主政治是民族發展程度的一種標志，也是民族發展內容的一個方面，又是民族發展的一個前提和促進因素。因為民族社會的較廣泛的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上升時代開始的，以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專政)制度建立為標志形成的資本主義民族的迅速發展，是以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為基礎的。歷史上民族之間在政治上的交流(聯系)，包括我國歷史上不同民族的和親、使節往來(正面)、民族之間的戰爭、沖突等(負面)，是各民族經濟交流、文化交流的重要前提和基礎。
民族文化交流是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文化發展是在與其他民族的交流、交融過程中發展的。每個民族的交往和發展都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實際上是過去民族間文化交流、交融因素凝結的結果。今天每個民族的交往發展都是以這種民族文化背景為基礎的。
民族文化交流不僅應注意作為民族文化具體形式的表層文化，更應該注意作為深層文化的價值觀念、思維模式和心理特點。要注意這些方面的互相交流與吸納，要注意民族落后觀念、意識的更新問題，要特別注意民族意識加強的趨勢及帶來的可能結果。
民族文化交流的發展涉及文化交流中吸收它民族文化的優秀部分與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精華部分，并將這二者交融消化，變成本民族文化新的組成部分的問題。如果這個關系處理好了，將大大有利于民族之間交往了解，如果處理不好，將會出現民族文化的沖突現象，影響制約民族之間的關系，也將影響民族發展。我們應該十分注意未來民族交往發展中可能會出現的不同文明碰撞影響的趨勢。
民族社會交流涉及內容廣泛，比如涉及婚姻家庭、人口等方面。民族作為客觀實體，它的發展不僅是物質資料、精神產品生產的發展，而且也是民族自身生產的發展。民族人口的變化發展與民族的婚姻家庭形式和觀念、生育觀念和行為等密切相關。民族間通婚是民族的傳統婚姻觀念變化和婚姻自主、自由的結果，也是民族間交流發展的一種反映。影響民族間通婚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有民族文化教育發展程度、民族關系狀況、民族雜居狀況，互通語言狀況，民族交往頻率等。在我國，隨著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隨著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完善和發展，以及民族間交流和了解的增多，漢族和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間通婚的現象增多，其他方面的民族社會交流現象也會增多。
總之，民族交流是民族交往的實在內容，是民族關系涉及的領域和內容。
三、民族交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族交往交流的本質要求
民族已經過人類社會漫長的發展過程，也將長期存在于社會主義時期。
社會主義時期是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時期。胡錦濤同志在2005年5月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四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深刻闡明了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科學內涵。他指出，“共同繁榮發展，就是要牢固樹立和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切實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千方百計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提高各族群眾的生活水平”。具體來講，就是各民族的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都不斷得到發展，共同走向民主、富裕、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共同享受國家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成果。因此，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既包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繁榮發展，也包含漢族和其他地區的繁榮發展;既包含少數民族族體的繁榮發展，也包含整個中華民族的繁榮發展;既包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的繁榮發展，也包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社會事業的繁榮發展;既包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也包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既包含民族自身素質的提高，也包含民族自身特點和優點的充分展現。
社會主義時期各民族間的共同因素在不斷增多，但民族特點、民族差異和各民族在經濟文化發展上的差距將長期存在。社會主義時期各民族共同因素增多，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性因素，即我國長期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存在和發展以及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共同性因素增多的歷史基礎;也有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性因素，即社會主義時期是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時期，不是民族融合的時期;又有社會主義制度性因素，即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和完善，是各民族共同因素增強的政治原因，社會主義制度帶來的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利益上的一致性;還有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體制性因素，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運行，使各民族間的交往日益頻繁，為共同因素的增長提供了機會和動力;另外，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和在意識形態領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因素增多的精神紐帶。
在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各民族共同因素增多，不僅僅是一個現實的結果，更是一個社會主義時期民族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勢。隨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發展，各民族的共同因素將會越來越多，這是一個自然發生的必然過程。但是，必須看到，這是一個非常長的歷史積累和歷史發展過程。社會主義時期，特別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民族共同因素增多，只能實現民族交融，只能為未來的民族融合、民族消亡進行量的積累。
胡錦濤在2010年的一次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要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這一論斷指明了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正確路徑。我們要牢記，社會主義時期，特別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民族都要共同繁榮發展，各民族之間要相互學習，我學習你的，你學習我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進步了，我也發展了，你是進步了的你，我是發展了的我。但是，你還是你，我還是我，各民族共存共榮，民族交融了。
總之，在社會主義時期，特別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族交融是民族交往發展的本質要求。在社會主義現階段我們要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增進和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發展要經過民族交融階段才能走向民族融合的過程。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頁。
[2]胡錦濤：《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四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9-380頁。
[4]《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5-166頁。
來源：《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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