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大學思修課程論文范文(2)
2017大學思修課程論文范文篇二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
內容 摘要：建設 社會 主義新 農村 已成為全國學者、各級政府及全國各族人民最關心的話題。國家主席胡錦濤前不久在省部級會議上指出：“三農 問題 始終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的全局性和根本性問題， 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強，農村穩則社會安。”文章就當今農村問題產生的原因及怎樣解決這些問題加以論述。
關鍵詞：新農村，二元 經濟 ，一元經濟
農村問題是改革過程中最艱巨、最繁重的問題，同時也是檢驗改革是否取得最終成功的關鍵。只有農村的穩定，才有全國的穩定;只有農民的小康，才有全國的小康;只有農業的 現代 化，才有全國的現代化。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生產 發展 ，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然而“三農問題”的產生與近現代的國家政策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并且有其深刻的 歷史 根源。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關鍵在于破解我國現今的二元經濟結構為一元經濟結構，統籌城鄉發展，建立健全適應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市場環境。
一、二元經濟結構的闡述
1、二元經濟結構 理論 的產生與發展。20世紀50年代，各國專家與學者不約而同地提出自己的觀點。其中荷蘭社會學家丁·伯克在1953年出版的專著《二元社會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中最早指出，“一個社會及其基本特征是由相互依存的社會精神、組織形式和生產技術共同決定的，當傳統社會引進西方 工業 化的同時也引進了西方的社會精神、組織形式與生產技術，以往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由于同質性的破裂而呈現出二元性。表現為：‘現代城市社會和現代工業部門同傳統農業部門在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別。’”這些差別直接導致了城市和農村在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源配置方式，個人的效用函數及人的行為準則的迥然不同。另外，比較被學者認可的是美國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通過對印度、埃及等許多發展 中國 家的 研究 后提出了著名二元經濟結構理論(1954年、1955年劉易斯先后發表《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理論》兩本著作，確立了發展經濟學的第一個模型。)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工業與技術落后的傳統農業同時并存的經濟結構(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并存)。”二元經濟結構從 自然 發展的 規律 看，源于城鄉不同的資源與環境特征而自然形成的;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程看，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中，大量的農村優秀勞動力及資金向城市遷移的集中;城鄉不同的發展環境導致城鄉差距。這種城鄉差距的自然特性有其不可避免性，這是一種發展中的正常差別，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這種城鄉差距會不斷縮小。
2、我國二元社會結構的形成與發展。鴉片戰爭以后我國由封建社會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城市引進了許多西方的社會精神、組織形式與生產技術，農村與城市沿著不同的道路發展。新中國成立后，在我國處于城市工業化的初期及小農經濟根深蒂固的社會背景下，決策者限于觀念的局限，不但沒有調整城鄉發展方向的差距，反而相續出臺了一系列加劇城鄉發展差距的政策。這些政策以戶籍制度為主體把國民分為市民與農民，實行城鄉分別管制的機制，嚴重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進而形成了當今世界上特有的二元社會結構。1954年12月內務部、公安部、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出通知，“要求普遍建立農村戶口登記制度，并規定農村戶口登記由內務部主管;城鎮、水上、工礦區、邊防要塞區等戶口登記由公安部主管;人口統計資料的匯總業務由國家統計局負責。”1955年6月國務院發出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對人口的出生、遷出、遷入等變動作了明確規定。雖然改革開放后，國家對戶籍制度作了一些調整改革，但至今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二元社會結構。1980年國家出臺了幾十項關于“農轉非”的政策，使部分符合條件的城鄉兩地分居幾十年的夫妻、家屬得以通過中國特有的農轉非管道進入城市。1997年以后，隨著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加快，2000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規定：“從2000年起，在小城鎮(含縣城)有合法固定住所，固定職業和生活來源的農民均可根據本人意愿轉為城鎮戶口。”同時，上海、北京、江蘇、河北、湖南、山東、安徽等省市也紛紛出臺了促進大中城市的改革措施。然而所涉及的就業、 教育 、醫療、社會保障諸方面并沒有根本改變。
3、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成與發展。以戶籍制度為框架的二元社會結構實行城鄉分別管制的制度主要還有糧食供應制度、副食品與燃料供應制度、住宅制度、生產資源供應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勞動保護制度、人才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財政 金融 制度等。再加上改革開放后，我國為了加快工業化進程與城市化建設，長期“以農支城”，城市優先發展的戰略使我國形成了嚴重的二元經濟結構。同時使農村成為產生許多社會問題或潛在社會問題的根源，甚至 影響 到國家穩定的深刻社會問題。其中對農村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國家的財政金融政策與教育制度。
我國的財政金融制度長期是以挖農補工的政策來推動我國工業化的。國家通過人為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形式從農村獲得巨額財富，來滿足城市工業化優先發展的戰略所需的原始積累資金。據統計，從1953年實行農產品統購統銷到1985年取消糧食統購，農民對工業化的貢獻大約是6000到8000億元。同時，國家又通過農業稅收和其他稅費從農民那里得到許多資金以彌補城市工業化的資金補足。從1995年到2000年，農民年均交納農業稅金254億元，1998年農民繳納提留統籌稅729.7億元，1999年農民繳納農業特產稅88.9億元，繳納屠宰稅、耕地占有稅、農村個體承擔工商稅1449.8億元。結果使我國的城鄉差距發展到幾乎讓世人無法理解的程度，具體表現為：“我國農民人均年純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在1985年是1：2.57，而2004年甚至達到1：3.23，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獲得的各種轉移支付和補貼等，實際收入的差距可能達到4-5倍。”
我國的教育制度長期傾向于城市，即教育的財力與人力資源大部分投向城市，導致農村的教育資源極其匱乏，農民的綜合素質與能力與城市的市民相差甚遠，勞動生產率比城市低得多。然而教育是提高人力資本的惟一途徑，發展的源泉。據《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報告》指出：“2000年我國15歲以上人口中有文盲8699.2萬人，其中75%分布在農村;農村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而城市為10.20年。”另據國家統計局調查，2001年我國農村勞動力為4.82億人，其文化程度具體結構是：“文盲半文盲勞動力占7.4%、小學程度占31.1%、初中程度占49.3%、高中程度占9.7%、中專程度占2%、大專及以上程度占0.5%。”據2003年8月10日《中國新聞周刊》報道，“2002年全社會各項教育投資是5800億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而占總人口60%以上的農村人口只獲得23%的教育投資。”
當前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農村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比較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遠高于農村;相對城市農村人口過多……。”具體為以下幾點：1、城市的勞動生產率要比農村高得多;2、城市居民的購買力是農村的4倍;3、城市居民的年均收入是農村居民的3.23倍;4、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會保障、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金融等公共服務水平比農村高得多。
二、變二元 經濟 結構為一元經濟結構
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 中國 經濟建設和 社會 發展 到了一定階段后，就應該考慮城市和 農村 的協調發展 問題 。”當前，我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1000美元以上，按照國際上的普遍 規律 ，這標志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由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結構轉變，工農、城鄉關系開始改善的重要階段。
日本發展經濟學家、東京大學教授早見雄次郎和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明尼蘇達大學教授V·拉坦指出：“消除二元經濟結構主要取決于農業 現代 化，農業現代化主要取決于農業技術的變遷及其誘導。”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現代農業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傳統農業技術向現代農業技術的變遷;傳統農業要素配置向現代農業要素配置的變遷。其變遷的關鍵在于建立農業技術從傳統到現代變遷的誘導機制;農業要素配置從傳統到現代變遷的誘導機制，實質上就是市場的調節機制和市場配置機制。因此，必須建立健全和完善市場體制才能消除二元經濟結構實現農業的現代化。
農業的現代化主要源于 科學 技術的注入，而科學技術的注入源于農村市場的機制環境與勞動者素質的提高。針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具體情況，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逐漸消除二元經濟結構，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由于人為的二元社會結構使我國的城市化慢于 工業 化，因此首先逐步破解以戶籍制度為主體的城鄉分別管制的二元社會結構，消除農民向城鎮流動的體制障礙，保證與市民享有同等權利。統籌城鄉發展就是把農業發展放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大格局中，把農村進步放到整個社會中，把增加農民收入放到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以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幫助農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特別通過加強對農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以改變農村的生活、生產條件。同時又增加了國內的消費環境，大大釋放消費潛力，消化當前許多行業過剩的生產能力，促進相關產業發展。進而改變我國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為主變為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消除經濟過熱及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中的許多不確定因素，促進國民經濟的快速、健康、長久的高速發展。2005年我國財政對“三農”的支出超過3000億元，2006年財政預算“反哺三農”將超過3226億元，同時我國將從2006年1月1日取消農業稅，從而徹底改變了兩千多年農民交納“皇糧國稅”的 歷史 。
從投資占GDP比重來看，2001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為38.0%，比2000年上升了1.6%，2002年下降了1.2%，而2004年上升到43.9%，是世界各國平均水平的近兩倍。而從2002年到2004年最終消費率分別為58.2%、55.5%和53.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4個百分點左右，2003年和2004年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僅為45%和43%，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約20個百分點。2005年商務部對600種主要消費品2006年上半年的供求狀況調查為：“600種主要消費品中，供求平衡的商品170種，占28.3%;供過于求的商品430種，占71.7%;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與2005年下半年相比，基本平衡。
2、農業現代化的實現主要在于人力資本投入的成效。加大對農村的義務 教育 、職業教育及成人教育培訓的財政投入，促使農民通過教育、培訓、遷移、信息獲得等方面的投資而形成駕馭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的能力或現代工廠生產所需的技能要求。為農村農業的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為進一步推進城鎮化提供源源不斷的高技能人才。美國經濟發展中， 自然 資源的貢獻率僅為5%，物資資本的貢獻率為20%，而人力資本的貢獻率為75%。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T·舒爾茨認為：“教育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形式，農村初等教育是非常有利的農業人力資本投資。”從1929年到1957年，美國經濟增長約20%是與教育增長聯系在一起的。2005年12月23日，溫家寶簽發《國務院關于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從2006年開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2007年擴大到中部和東部地區;同時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課書并補助寄宿費、生活費。”據預算，從2006年到2010年5年間，中共與地方各級財政累計新增農村義務教育經費2182億元，其中中央新增1254億元，地方新增928億元。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北京郊區已建立了近400個農村遠程接收站點，覆蓋了北京所有鄉鎮和重點村，輻射到全國20余個省市，自治區的200多個地區，據統計僅2004-2005年，就為北京富余勞動力培訓15萬人，實現就業7萬多人。
3、建設新農村的新文化。通過傳播社會主義新文化，摒除不適應社會發展的農村舊文化，進而改變農民的思想觀念，為實現農業現代化打好思想堡壘。從發展的觀點看，當今我國農民對待生活工作的態度存在缺陷，表現為：“工作紀律松弛、不守時、不太尊重秩序、有著非理性的觀點(情理不分、以情代理、放縱感情以取代理智的 分析 ，用主觀取代客觀。)和迷信觀念;缺乏警戒性、適應性和雄心壯志;不太愿意進行試驗或改革，存在著對權威和習俗的盲從等。然而這些缺點主要源于基層文化生活比較單調、匱乏;在農村里農民除了看電視、打麻將與賭牌幾乎沒有其他文化娛樂活動。政府應加強農村社區的文化建設，以傳播現代社會所需的個人獨立、平等、理性、法治和契約的權威等理念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文化。
4、建立健全及完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各項體制政策。順應建立及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際，結合我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建立教育、培訓、就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財政 金融 等各項體制政策。為農民主動地發揮創造性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使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取得成效，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及國民經濟的現代化，最終建立完備的城鄉一元經濟結構體制，使全體國民共享改革之成果，全球化之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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