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道德規范的思修論文(2)
關于道德規范的思修論文
關于道德規范的思修論文篇二
《關于中國傳統道德規范的精神對現代道德規范建構的啟示》
[摘要]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中國的發展，在著力構建現代道德規范時，我們不能忽視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而是應該把構建現代道德規范建立在中國歷史文化的基礎之上。只有這樣，才能使現代道德規范構建有歷史的和文化的根基，才能彰顯和諧中國的社會底蘊。從而更好的去解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社會面臨的“道德失范”現象。
[關鍵詞]中國;道德規范;建構;啟示
一、中國傳統道德規范的精神
中國傳統倫理源遠流長，精微而博大，這對我國傳統道德規范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系統與建構原理。這種系統與原理是傳統的道德規范特質不可缺少的要素。這里我們拋開些先驗的理論模式，從中國傳統道德規范本身的特質出發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與總結。
1.家族本位
中國血緣文化的特點，決定了中國倫理精神以家族為本位，因此在道德規范中人們也以家族利益為核心。正如黃建巾先生所說：“巾土以農立國，國基于鄉，民為聚族而居，不輕離其家而遠其族，故道德以家族為本位。所謂五倫，屆家者三，君臣視父子，朋友視兄弟，推為則四海同胞天下一家。”
這種家族本位主要表現在人倫關系中以家族血緣為原型，設計整個人際關系。血緣家族是傳統倫理的根本，它在倫理生活，倫理精神中具有絕對意義。中國文化價值取向、出發點以及人的確立方式等都有著濃厚的家族本位思想，如孟子在“人倫”中把調節家族內部的核心關系——父子關系的道德規范列為首位：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騰文公上》)。《大學》提出“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表明了家庭倫理的重要性，以及后來董仲舒制定的“三綱”中，“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的內容，其中兩綱屬于家庭倫理。因此，家族精神既是人倫的原則與出發點，又是人倫的歸宿;既是人格的出發點，又是人格的最高理想。家族的原理就是整個社會的基本原理，家庭精神不僅是中國道德規范的根本精神，而且也是中國倫理精神的根本，這種家族精神對中國傳統道德規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社會道德規范上，它使血緣關系成為整個社會的根基;在個體道德規范上，以考悌為核心;在思想上，以親疏、親尊為道德思維模式。其次，它確立了傳統道德的核心一一維護血緣關系和等級統治的孝親忠君，始終是封建道德規范的基本原則。第三，以血緣為最高價值取向，“親”成為價值的始點與標準，血緣宗法足社會結構的原理，形成一種家族式的集體主義。但這種家族的原理與精神，對家庭來說是比較滿意的，而對國家則是災難性的。第四，以家族為本位的傳統倫理，也造就了中國的宗法家長制的君主專制制度相結合的社會。
2.重義輕利
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一個根本觀點是“重義輕利”，那么很顯然在巾國歷史長河中中國人將“重義輕利”就作為一條指導行為的道德規范。所謂“義”，主要指道德倫理，后經董仲舒，朱熹將它哲學化和神化為“道”或“天理”。所謂“利”，指個人的私利、私欲，并不泛指國家、民族的普遍利益。在中國史上，體現“重義輕利”思想的例子數不盡數。如，孔子言：“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論語·里仁》)“子罕言利”(《論語·子罕》)茍子主張以義制利。他說：“正義而為謂之行。”(《正名》)即認為符合義去做，就叫做德行。又說：“利少而義多，為之。”(《修身》)“義之所在，不傾于權，不顧其利，重死而持義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到了漢代的董仲舒那里，在義利關系上，仍是重義輕利。其言日：“天之生人也，使之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于心，權養莫重于義。義之養生人，大于利矣……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大無意者，雖富莫能自存。”(《身之養重于義》)明清之際王夫之也認為離義無利。《尚書引義·禹貢》說：“立人之道日義，生人之用日利。出義入利，人道不立;出利人害，人用不生……”但中國的重義輕利思想實際上是被當時統治者利用，最后變成了被統治者的個人利益應無條件服從統治者的利益，而且是絕對的服從，故有“殺生成仁”、“舍生取義”的說法。這種義利觀更加突現了中國人在處理個人與國家、集體、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上是以“重利輕義”為道德準則的。
3.個體至善
在中國倫理精神中，個體至善的傳統也是表現的相當明顯。因此社會倡導的道德規范體系主要是強調個體的道德修養，中國倫理強調道德修養，強調克己，提倡存理滅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就是這種追求個體至善的價值取向的體現。孟子提出的存心、養氣、寡欲思想;孔子的“克己”、“修己”、“正身”的修身方法，等等，都體現出了中國傳統社會所倡導人們個體至善的道德規范。根本旨趣是改變自己以適應或維持社會秩序。它以個人本性即善之人性為起點，強調個體的上心誠意與修身養性。修身養性實質上就是以“道德我”克服“欲望我”，達到道德上的超越。在個體與整體、個人與社會關系上，突出個體為善的主動性，強調通過個體道德主動性的發揮來完善人格。這種價值取向，它不是以追求社會及社會規范的公正合理為目標，而是以個體對社會規范的自覺遵循即個體至善為條件，一是在政治生活中，就導致這樣的現象：個體越修養，越至善，政治越專制，社會越不合理，也就是在造就“道德的人”的同時，維護著一個“不道德的社會”(封建社會)。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傳統倫理的悲劇。
4.中庸和諧
中國倫理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的中庸境界，這種“極高明”的中庸境界落實到道德行為上就是求和執中，無過無不及，這種中庸和諧的倫理精神也正是社會所倡導的一種道德規范。引導著人們的行為。具體地說，就是嚴格按照孔子要求行動，求得個人倫理的貫通和諧，并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達到人性的提升，由此也達到人倫建構與人性提升的和諧。中庸之道，就德性狀態來說是執中，就價值取向來說是求和，就最高境界來說是天人合一。這里的“和”包括個體德性的“和”與社會倫理的“和”，不論是個體德性的“和”還是與社會倫理的“和”，總的來說，就是要達到各種倫理關系之間的和諧，達到于天下一家的境界。這種“和”的境界，也就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的五倫境界，亦即是孔子“禮”的境界。“禮”的核心就是“和”，“禮之用，和為貴”，“禮”的境界就是“和”的境界。總之，中庸和諧的精神是中國倫理的最高精神，而天人合一則是這種精神的最高價值與最高精神指向，它是中國倫理的整體精神形態。指導著人們的行為規范。而我們今天要努力創建和諧社會，是與我國傳統倫理中追求中庸和諧的思想是分不開的。
5.人情主義
人情精神是中國傳統倫理精神的突出特點，因此中國國民在道德規范中所體現的人情味是十足的，它用人情的法則建立起人們間的倫理政治關系，使人情成為宗法社會的深層的人際結構原理與社會結構原則。人情主義的本質是倫理政治，它是人們在主觀精神形態上把倫理與政治融為一體。
具體來說人情作為一種社會主動機制，其表現為正己修心;將心比心;以心換心。在傳統倫理中，“君之心為惠，臣之心為忠;父之心為慈，子之心為孝。將心比心，以心換心的結果就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那么在日常生活中，這種人情主義使社會生活具有較濃的人情味與人性氣息，孔子的忠恕之道也就是“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人情主義精神形態的最好表述。在中國人的骨子里，那種人情味一直教導著人們要知恩圖報。直到今天，中國人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仍然比較注重人情，應該說是歷史的人情種子留在了我們體內，不斷的滋生著，約束著，也引導著人們的行為。
二、中國道德規范的重建
以上從家族本位、重義輕利、個體至善、中庸和諧及人情主義論述了我國傳統道德規范的精神，隨著社會的進步，人類的文明，有很多舊的規范已經僵化，并且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桎梏，但并不意味著所有的規范都不合情合理。因此，中國倫理中的道德規范精神哪些仍需保留，哪些需要拋棄，在這里就形成了問題的關鍵。中國倫理中道德規范的重建是勢在必行了。
根據時代精神與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建構起新的、現代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德規范體系，這是近代以后的中國道德規范發展的大趨勢。如果把中國道德規范的建構放在東西方文化融合的國際大潮中，新中國道德規范的建構就是由優秀的傳統道德規范精神與民主精神，科學精神的辯證統一。科學、民主的精神來源于西方，但是我們不能將西方的東西全盤引進。中國的傳統道德規范精神是有很多問題，有些道德規范可能既不尊重客觀必然性，又無價值意義;有些道德規范可能尊重客觀必然性但元價值意義或有價值意義但不尊重客觀必然性，但我們不能全盤否定。只有在傳統道德規范了注入西方科學、民主的時代精神，才能給原有民族精神注入新的生機與活力。倫理和科學、民主的統一，既是中國文化的新模式，也是中國傳統道德規范的突破，具體問題如下：
1.“家”與中國道德規范
在前面，我們談到“家族本位”是中國道德規范精神的根基，血緣關系構成中國倫理關系的范式，家族道德規范成為個體德性的源泉，“家”在中國倫理中具有絕對的地位。家族本位給中國倫理精神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人倫建構上，它形成了“血緣一宗法一等級”三位一體的關系。它的優點在于在個體德性上強調孝道，人倫情感，整體至上等，這恰恰是尊重了客觀必然性。這些好的方面，我們仍要繼承、保留并發揚光大，但是這種家族本位的道德規范中也有十分明顯的缺陷。它使人的倫理精神意向局限于家族之中，用血緣關系厘定社會關系，從而被統治階級加以利用，產生了不道德的社會(封建社會)，應該說，中國人精神結構中法制觀念、自主意識，自由意識的缺乏與這個缺陷是分不開的。這卻有違我國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價值取向。一直到現在中國人在這三方面意識中仍然完全擺脫不了此困境，因此，中國道德規范的重建，一方面要改變原有家族精神中的不足方面，保留并發揚其中具有優越性的特色;另一方面，要根據家族關系的變化改變倫理精神的原理和結構。概括地說，就是要改變家族本位的傳統，由家族本位變為社會本位，使家族倫理變為社會倫理。同時要改變由家族權威而導致的尊卑等級的傳統，形成民主、自由的倫理基礎。中國倫理精神的家族本位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但必須根據新的時代精神對其加以改造，形成一種新的倫理精神格局。只有這種既能保持優點又能克服缺點的新的道德精神，充分體現出它的客觀必然性和價值意義的道德規范，才能被我國公民內化并發揚光大。
2.“人”的理念
中國傳統道德規范中對“人”是及其重視的，甚至將人放在核心地位。因此它強調“個體至善”“重義輕利”，當然“個體至善”強調個體的道德修養，強調義務、輕視權利。因此，塑造了極高的圣人人格。這種偉大的人格在中國史上隨處可以體現，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憂困憂民形象都是如此。
在這種人格力量的影響下，中華民族培養出…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但這些理想人格表現出一個共同傾向，他們的主體性只是道德的主體性，即是履行社會責任的主體性，他們不追求個人的地位、基本權利，而是處處追求著道德理想，處處體現著獻身精神。沒有把自己放在“人”這個主體的顯赫位置，也不注意對自我的珍視，如與之相聯系的俗語就深刻地表現出了這一點：逆來順受、唾面白干、看人臉色行事、得饒人處且饒人，等等。人活著首先不是以自我為主體，甚至不知道自己首先是個人，幾乎是在為別人活著，很看重別人怎么看我，怎么評價我。這種價值取向，桎梏著人的全面發展，使個體毫無個性和獨立性，有的只是無條件的認同和追隨，在這種社會中人民也毫無民主意識。這樣的道德規范價值取向與人的全面發展的價值取向嚴重相悖。因此，中國道德規范的重建，必須倡導人們不僅要有道德的屬性，更重要的是有政治的、經濟的屬性，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弘揚主體意識的同時，充分肯定個人的責任感意識，應充分重視人的權利，達到權利和義務的辯證統一。而且要大力倡導民主，學習西方的民主精神。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地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3.人情主義問題
中國人注重人情，直到現在可以說中國人仍然是比較有人情味的。這種人情主義道德觀有它的可取之處，比如說，造就了知恩圖報的人格，人與人之間寬容、互助的特征，以及就像在前廚說到的，在傳統倫理中的那種“君之為惠，臣之心為忠”，“將心比心，以心換心”的優良傳統美德。但是，演變到今天我們的社會中出現了這樣一個負面的影響，那就是愈演愈烈的人際結構原則和社會結構原則。這種人情精神的根基使得“親親”是出發點，親屬之間、朋友之間，任何事情都好辦，無能也提拔，處處托關系，找門路。導致了我們今天頗于無奈的腐敗現象。這一切不足我們想要的道德價值取向，因為愈演愈烈的腐敗，只能阻礙社會的進步，社會最終元價值意義獲取。如果國人將這種畸形的道德價值取向內化，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將不可想象，甚至有被葬送的危險。因此，我國道德規范重建立，應該加大反腐力度，強化公平、公正原則，給每一個人創造一個合情、合理場所，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巾以科學的理念引領人，學習西方的那種科學的用人觀念，才能加快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步伐，也才能使我國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最后我需要強調指出的足西方社會倡導的許多先進的道德規范理念，我們是應該學習的。但是，在后現代化過程中，西方社會產生了許多社會倫理問題，如，性觀念、責任感意識，所謂的“人權”意識等等，都是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閎為，我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在拿來西方的“優良產品”時，也混雜了一些“劣質產品”，甚至足“廢品”，反而將我國很多傳統的優良美德丟掉了。這是我們必須深刻反思并加以制止的。否則，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字路口上，可能因為國人的嚴重的道德失范及西方成功地和平演變而迷失方向。這將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此，我國的道德規范的重建問題十分緊迫。胡錦濤提出的“八榮八恥”便是國人當前嚴重道德失范的現實表征，其中的內容無不體現出我國的傳統美德，更是與時代精神的完美結合。因此，通過借鑒兩方現代化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繼承和弘揚我國優良的民族倫理精神，并且牢牢把握要想讓人們內化某種道德規范，必須使此道德規范在尊重客觀必然性的前提下獲得價值意義。且人們只有內化了這樣的道德規范，才是一個良性社會發展所應倡導并發揚光大的。另外，要將我國的道德規范重建賦予世界性的意義與價值，最終實現巾國道德規范的現代化與世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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