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修論文

　　愛國主義先于民族主義而存在，但關于民族主義的著作要比愛國主義的研究多得多。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關于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修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關于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修論文篇一

　　《論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的培養》

　　摘要：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是中華民族高尚品德的精髓，也是共青團和少先隊活動的重要內容。如何培養少數民族學生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如果開展民族地區的愛國主義教育?

　　關鍵詞：愛國主義;自豪感

　　中圖分類號：G632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2-7661(2013)11-269-01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是中華民族高尚品德的精髓，也是共青團和少先隊活動的重要內容。如何培養少數民族學生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如果開展民族地區的愛國主義教育?在實際工作中，我體會到可按以下步驟進行：

　　第一步：消除民族間的歧視，解脫自卑感

　　民族之間的歧視原來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下一代少年兒童心理的健康成長。因此，消除民族間的歧視，解脫對本民族的自卑感，是進行民族地區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基礎。有的學生由于本民族的生活習性和風俗習慣比較落后，自卑感油然而生。針對這這種情況，可從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中具有積極意義的方面加以引導。每個民族的生活習俗都有其優點和積極的內涵，應該教育學生尊重各民族的生活習俗，引導學生發現本民族中傳統的優越方面，幫助他們擺脫自卑感，樹立自信心。如苗家迎接客人的儀式中，灌牛角酒、喂大塊肥肉、跳蘆笙舞等，雖“粗”卻并不“俗”，它體現了苗族人民豪爽、好客、純樸的性格。要引導學生以這些豪爽、好客、純樸的性格作為一種良好的傳統習慣來頌揚，而不能當作自卑的陰影加以踐踏!

　　第二步：挖掘民族優良的傳統文化

　　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組合而成的一個大家庭，每個民族都有優良的傳統文化，每個人對本民族總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挖掘民族優良的傳統文化，無疑能激發學生的興趣和熱情，維護他們的自尊。如侗族的蠟染技術，苗族的上刀山、過火海絕技，水族帕帶編織技術等文化遺產，都得到過世界許多國家的贊賞，對世界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這種貢獻體現了民族間的興旺發達，預示著祖國的振興與強大，從而使學生認識到本民族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祖國母親血肉相連的一個整體。每個民族的存在與發展，都對祖國的偉大復興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第三步：民族自豪感的培養

　　在教育活動中，教師要善于挖掘民族英雄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在反抗壓迫、追求幸福和爭取民族自由的斗爭中，各民族中都流傳著許多歌頌勤勞、智慧、勇敢和無畏、善良和奉獻的動人故事。例如，流傳于貴州省榕江縣八開鄉一帶的苗王造反的故事，就是一個反抗封建社會、爭取民族自由幸福的典型事例。在教育活動中，要讓學生正確分辨、理解苗王造反，既不同于打家劫舍的土匪，又不同于殺人放火的強盜，他們造反的目的只是為了要爭取一個和平、安寧，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生活環境。

　　再如：侗族姑娘秦娘美聰明美麗、純樸善良，為了爭取婚姻自由、破除陋習，對封建禮教做出了寧死不屈的抗爭，體現了英勇無畏的精神。水族瓜年是為了祭奠一位違背神的旨意，毅然爬上寨中鼓樓頂，摘下神瓜拯救饑餓的鄉親而被罰摔死的老酋長。通過這些傳說故事，使學生體會秦娘美勇敢抗爭、不畏強暴和老酋長善良質樸、舍己救人的精神。讓學生聽故事、講故事、學英雄，增強學生對本民族的自豪感，并培養學生熱愛本民族的情感，了解本民族的光榮歷史，就能讓學生更清晰、深刻地認識到該民族存在的意義和作用。

　　第四步：民族團結，同心愛國

　　為追求幸福，爭取自由，各民族都進行過不屈不撓的斗爭，可是都失敗了。這是為什么呢?可通過目標不明確、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不徹底性等方面進行分析講解，將學生引入：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民族人民并肩戰斗，才有可能推翻壓迫與剝削，才有可能建立起一個多民族的民主的新中國;每個民族都是祖國母體上的一個細胞，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每個細胞才能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從黑暗中走向光明，是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正確領導下的結果。讓學生了解這些道理，是讓他們明白自己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民族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是密不可分的。

　　除此之外，還要讓學生了解祖國其他優秀的傳統文化和豐富的各種資源，了解我們偉大的祖國在改革春風的吹拂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產生的巨大變化，體會祖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給我們帶來的民族自豪感，從而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

　　關于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修論文篇二

　　《狹隘民族主義，還是放眼世界的愛國主義》

　　作者：王東/成龍

　　摘要：“民族主義論”是海外鄧小平一個帶有挑戰性的問題，本文系統分析了“民族主義論”的基本觀點，分析了鄧小平理論與民族主義的本質區別，對“民族主義論”的幾個疑難問題作了初步的回答。

　　關鍵字：海外/鄧小平理論/民族主義

　　正 文：

　　20世紀90年代前后，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的解體，民族主義成為一種席卷世界的浪潮。與此同時，海外也有人認為，民族主義也已經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他們認為鄧小平理論的實質就是 發展狹隘民族主義的理念。海外“民族主義論”的基本觀點是什么?我們應如何看待他們提出的挑戰問題?

　　一、“民族主義論”的基本觀點

　　縱觀海外關于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民族主義論”主要觀點如下：

　　(一)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

　　英國學者克林伯格(Roberr Kl Einberg)認為，中國的 社會主義歷來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今天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顯而易見地成為一種可供利用的追求富強的工具。他認為，這種民族主義是對列寧主義國家學說的放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構(disintegration of Marxism)，是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相延續的，“每一代馬克思主義領導者都為了現實需要而調整正統理論，它最初始的某些因素已消失殆盡了。”([英]克林伯格：《中國的對外開放：對資本主義的試驗》，西方觀點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頁)瑪莉·黑瑟·張(Maria Hsia Chang)也認為：“鄧小平試圖把馬克思主義改造為發展民族主義的理念。……鄧小平鋪平了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主義復活的道路。”(瑪莉·黑瑟·張：《鄧小平的思想》，《共產主義和后共產主義研究》，1996年第4期，第377頁)趙隨聲(Suisheng Zhao)認為：中國的“愛國 教育運動是國家領導下的民族主義運動，它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界定了后天安門領導的合法性，它將允許共產黨的統治在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上的繼續。”(趙隨聲：《國家領導人的民族主義：中國后天安門的愛國教育運動》，《共產主義和后共產主義研究》，1998年第3期，第287頁)澳大利亞學者喬納森·昂哥(Jonathan Unger)指出：“當中國今天正在脫離黨對意識形態的獨斷控制時，愛國民族主義已根植于國家政權之外。”(喬納森·昂哥主編：《中國的民族主義》序論，夏普出版公司1996年版)澳大利亞學者白杰明(Geremie R.Barme)也認為：在中國，“民族主義乃至超級民族主義情感跨越了整個 政治光譜。”(白杰明：《操外國人就是愛國：中國的激進民族主義》，載喬納森·昂哥主編：《中國的民族主義》，美國夏普出版公司1996年版)換言之，在失去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控制以及中國具有溫和特點的傳統 文化的沖減作用的中國社會，民族主義有可能變得更為赤裸裸，更不可控制。詹姆士·湯森(James Townsend)認為，今日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多層次的復合體，包括政治民族主義、漢民族認同，以及文化主義自豪感《參見喬納森·昂哥主編：《中國的民族主義》，美國夏普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頁)多麥蘭克(Jean-Luc Domenach)認為：“毛澤東領導下的民族主義的形式幾乎沒有被鄧小平所改變。鄧，由于他熱衷于中國 經濟的現代化，因而重新投身于普世主義——帶有商業普世主義的共產主義。這種普世主義是極端民族主義的根源”。(多麥蘭克：《新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它的國際影響》，載邁克爾·夫奎(Michel Fouquin)和富蘭克斯(Francoise)主編：《中國經濟的亮點和機遇》倫敦，1998年版，第112頁)

　　(二)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存在著三種可能性。

　　一是認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將會出現一種“尚武”“好斗”與具有“擴張性”的民族主義。俄羅斯1995年11月《遠東經濟評論》 發表的一篇文章就認為，中國產生像日里諾夫斯基式人物的條件已經成熟，其列舉的理由，幾乎與前蘇聯右翼民族主義產生的若干原因如出一轍。((俄)《遠東經濟評論》，1995年11月9日，第28頁。參見蕭功秦：《中國民族主義的前景》，《戰略與 管理》，1996年第2期)新加坡民族大學博士鄭永年(Yongnian Zheng)歷數西方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看法：20世紀后期國際關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這種新民族主義的興起是與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軍費預算的提高，軍事現代化，反西方情緒的上升以及它對外采取的行動相一致的。在國際上，人們把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下的民族主義以及日本軍國主義下的擴張主義相比較。自1990年以來，各種理論如已在西方出現的“中國威脅論”，“制裁中國論”等都是對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反映。((新加坡)鄭永年：《中國民族主義探索》，劍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二是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將導致中國的地域分裂。愛德華·費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認為，“廣東、福建、上海等南方沿海地區的人們已經起來反對單一北方的歷史神話，黃河是中華民族來源的神話轉而強調多樣化的起源和傳統。”聲稱南方的中國人認為：“有著一個強權、好戰、封閉、仇視外國人、反帝民族主義的落后的北方文化。漢民族僅僅是一個政府制造的歷史神話，根本不存在一個漢民族。隨著南方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北方的支配地位正在逐漸削弱，而南方文化正在逐漸取得優勢地位”。((美)愛德華·費里德曼：《社會主義中國的民族認同及民主前景》，美國夏普出版公司1995年版)

　　三是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取決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澳大利亞學者喬納森·昂哥認為，“只要經濟發展順利，只要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未來看上去光明，開放將占主流，反常的民族主義情緒只能在大眾娛樂中滿足一些情感需要，而在實際生活中無甚吸引力。如果正好相反，當下的經濟擴張情況惡化，如果中國人的抱負成為泡影，全套的高度民族主義情緒隨時可供作更嚴肅的考慮。”((澳)喬納森·昂哥主編：《中國的民族主義》，序論，美國夏普出版公司1995年版)

　　(三)現今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多麥蘭克(Jean-Lrc Domenach)的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生有三個重要的因素。第一種因素來自中國國內政治社會生活的變化。自80年代后期，當鄧小平的政策陷人嚴重困難的時候，民族主義問題受到不同的對待。意識形態的動搖表現在國內政治的整個發展過程中，從更大的范圍來看，是因為中國現代化政策的成功，它已經改變了社會，使人們的生活被個性化，使社會規范和不同地區之間的矛盾尖銳化。所有這一切都要求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作基礎，而共產主義不可能再提供這種基礎。

　　第二種因素來自中國的對外關系。首先這與冷戰的結束相 聯系，冷戰的結束導致了這樣一種形勢，在這種形勢下，實力更能說明問題，而經濟實力要比軍事實力更有意義。國家的經濟行為對于穩定它們的地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今后中國面臨的國際問題將比以前處理國際問題更為困難，也就是處理與美國的關系將變得更為困難。當世界被一分為二的時候，中國能夠以最高的價碼向這個或那個超級大國出售它的支持，或者至少給人一種在這二者中間進行調節的印象。現在形勢對于像中國這樣野心勃勃的國家變得較為困難。美國成了唯一的超級大國，像任何超級大國一樣，它總是要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于別的國家。對中國來說，這是一種難于應付的形勢，鑒于它的意識形態處于變動不居的狀態之中，這使得一切都變得更為復雜，中國必須在經濟和意識形態上進行斗爭而不為美國所控制。

　　第三種因素是地區性的因素。亞洲地區已經突出了兩個帶有民族主義性的刺激性因素。第一個是地方主義的意識形態，它是基于亞洲價值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建立在儒教和伊斯蘭教的基礎之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成功的范例或許會激勵中國，它們在國內都運用了這種意識形態，并且在國際關系中也把它作為一種標尺。另一個因素是霸權的問題，它顯然是亞洲各國面臨的問題。這個問題超越了政治和戰略，同時也涉及到經濟。((英)多麥蘭克：《新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它的國際影響》，載邁克爾·夫奎(Michel Fouquin)和富蘭克斯(Francoise)主編：《中國經濟的亮點和機遇》，倫敦，1998年版，第113頁)

　　二、既是世界公民，又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

　　“民族主義是一種非常富有彈性、甚至變化無常的意識形態;因此它能為極其矛盾的客觀目標服務……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外殼”。((法)吉爾·德拉努瓦：《民族主義：七頭蛇從未被消滅》，法國《世界報》，1992年5月18日。)盡管民族主義具有形形色色的表現形式，但就其本質而言，不過是把本民族或本國的生存和發展作為壓倒一切價值的一種價值觀。“民族主義論”認為鄧小平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散布“中國威脅論”。這是涉及鄧小平理論實質及其價值取向的問題。鄧小平本人在英國培格曼出版的《鄧小平文集》“序言”中滿懷深情地說“毛澤東主席說過：‘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同時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呢?我們認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我榮幸地以中華民族一員的資格，而成為世界公民。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我深深地相信，中國的未來是屬于中國人民的，世界的未來是屬于世界人民的。”(引自關曉麗：《鄧小平笑談世界風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頁)我們認為，鄧小平既是一位世界公民，又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鄧小平理論是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統一的理論。其特點是：

　　(一)與時代特征和時代主題密切結合的愛國主義。

　　從世界歷史發展的角度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出路是鄧小平愛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鄧小平認為，只有順應世界歷史發展潮流，準確把握時代發展特征和時代主題，制定出適合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戰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能實現振興中華民族的任務;反之，只有中國的繁榮富強，才能為世界共產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做出貢獻。

　　第一，鄧小平一生都在與世界的交往中尋求中國發展的道路。早年的鄧小平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毅然遠渡重洋，西奔法國，北赴蘇聯，風塵仆仆，上下求索，終于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并且在馬克思主義精神的鼓舞下，投身革命，轉戰南北。50年代和60年代，他多次出訪蘇聯并參與了中國與蘇聯的大論戰。70年代，他受毛澤東、周恩來之托，前往聯合國闡述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的理論。鄧小平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締結者。中美建交之后，他又是中國訪問美國的第一位國家領導人。根據筆者對《鄧小平思想年譜》的 統計，從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鄧小平出國訪問和接見的外國元首、政府要員、企業家、科學家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團體和要人共計達321次之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收錄鄧小平同志的著作119篇，其中有73篇是同國際或境外人士的談話。這些交往活動為鄧小平正確了解和把握世界發展大勢，提供了重要的客觀依據。

　　第二，緊迫世界科技革命浪潮，把握中國發展的制高點。鄧小平在與世界打交道的過程中認識到，當代世界最重要的特征是科技革命。現代科技革命的形勢可謂“突飛猛進”、“一日千里”。科學技術已經成了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的發展導致了整個世界在生產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上的大變革，成為現代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力量，整個世界已經成為一個“地球村”。任何一個國家，要想關起門來搞建設都不可能，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由此，他提出中國不僅要改革開放，大力引進外資，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技術，而且要走科教興國之道，極大地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

　　第三，主張把和平與發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斯大林晚年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認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不斷加深，戰爭的不可避免性依然存在，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已經瓦解不復存在。毛澤東晚年也堅持認為，當代世界依然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戰爭，因而要立足于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并且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戰爭。這是一個嚴重的失誤。鄧小平指出：現在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系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中國要在世界發展的轉折點上發現和抓住自己發展的機遇，要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鄧小平的這種分析，不僅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而且為國際和平事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認識平臺。

　　(二)寓國際主義于愛國主義之中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不僅對自己的國家，而且對世界和平具有強烈的責任心。在他看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與世界和平具有血肉相聯的關系。沒有世界和平，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沒有中國的現代化，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就要受到影響。

　　第一，中國要建設的是和平的社會主義。早在1982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鄧小平就指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中國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重要任務之一。鄧小平說：“中國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關心和平和國際局勢的穩定。中國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會神地搞國內建設。”中國的對外政策，主要是兩句話。一句話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另一句話是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我們奉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誰搞和平，我們就擁護;誰搞戰爭和霸權，我們就反對。“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328頁)

　　第二，中國發展得越強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鄧小平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爭取世界和平，在爭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發展自己的國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政治角度說，我可以明確地肯定地講一個觀點，中國現在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的力量，不是破壞力量。中國發展得越強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頁)

　　第三，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下通過合作與對話改變國際經濟政治秩序。鄧小平認為，二次大戰以后，過去長期遭受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雖然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或者民族解放斗爭，掙脫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桎梏，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不平等和強權型的國際舊秩序，沒有擺脫不利的國際 環境。“現在世界上北方發達、富裕，南方不發達、貧困，而且相對地說，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在這樣的國際舊秩序下，“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要解決和平與發展這兩大世界問題，就必須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他說：“改變國際經濟秩序，首先是解決南北關系問題，同時要采取新途徑加強南南之間的合作。”(《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頁)不應該用戰爭手段而應該用和平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比如，解決中國統一的問題，可以用“一個中國，兩種制度”的辦法，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

　　三、“民族主義論”辨疑

　　在海外某些學者看來，在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已經取代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鄧小平已經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變為發展民族主義的理念。我們試圖對“民族主義論”的疑問作一個簡要的回答。

　　(一)中國不存在侵略擴張性的“民族主義”。

　　中國不存在侵略擴張性的“民族主義”，其根本原因是：第一，中國不具有產生侵略擴張性民族主義的深層文化基礎。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是剛健有為;二是和與中;三是崇德利用;四是天人協調。(張岱年：《論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見《張岱年全集)第五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427頁)在處理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時，中國人歷來強調“君子以厚德載物”，“德不孤必有鄰”，“協和萬邦”，“和為貴”的精神。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并不具有統一的宗教神作為信奉的對象，無論是本土的道教，還是來自印度的大乘佛教，對中國人的政治行為影響都不大。即使就中國本身的宗教而言，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存在救贖主義的宗教傳統，而佛教與道教本身又并不具有猶太教、____或伊斯蘭教對信奉者所要求的救贖主義(如彌賽亞主義、千禧年運動、末日審判論)的宗教義務。事實上，中國漢族文明在漫長的歷史上，確實有過無數次的與匈奴、契丹、女真、蒙古與滿族等邊遠部族的沖突與融合的記錄。然而，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擁有足夠強大的、更高的文化勢能，來征服和同化這些被視為“夷狄”的、同屬黃種的征服者。而華夏與夷狄的區分，不是基于人種、種族血統，而是基于是否接受禮治與教化。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認為：“根據中國儒學準則，戰爭活動與武裝力量之所以有必要，僅是怕外部野蠻人的攻擊和內部發生動亂。”((美)保羅·肯尼迪《強力的興衰》，紐約，1987年版，第8頁)馬來西亞馬哈蒂爾說：“干百年來中國從來沒有向海外拓展領土的野心。在歷史上，中國雖然三度極其強盛，但中國也從來沒有占領過東南亞。當年鄭和來到馬六甲并不是要占領馬六甲，而是來同馬來西亞的蘇丹建立良好關系。”(新華社吉隆坡1995年英文電訊)

　　第二，中國實現現代化主要依靠科技進步，而不是掠奪別國資源。在早期工業化時期，資源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保障資源供應才能保障經濟增長。所以西方國家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采取了武力攫取海外資源的經濟安全政策。到20世紀90年代，科技成為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技術占了生產成本中的主要份額。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的研究成果表明技術是內生的，其提高投資收益的作用已經是其它任何因素都不可比的。發達國家的經濟就是靠技術的不斷發展維持了長期的強勁增長的。(參見保羅·羅默：《便宜、有效的技術和“無償的”信息如何改變了經濟學》，《福布斯》增刊，1995年6月5日)中國人口約是美國的5倍，日本的10倍，靠擴大自然資源的方法實現經濟騰飛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提高本國經濟的技術層次，中國才能趕上發達國家。中國領導人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提出了到2010年實現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目標。2010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長將更多地依賴于其內部技術的發展速度，所以很難產生用武力擴大海外自然資源供給的需要。維護中國經濟安全的有效戰略將是擴大吸收國外先進科技知識的渠道，加快中國科技發展的速度。

　　第三，中國加強自己國防的現代化建設，主要是為了防御外敵的入侵和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全。中國國務院1995年發表的《中國的軍備控制與裁軍》白皮書明確指出：中國的國防政策是防御性的，基本目標是鞏固國防，抵御外敵侵略，捍衛國家領土、領空、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國家統一和安全。中國的國防建設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經濟建設大局，堅持走“平戰結合”、“軍民結合”的發展道路。中國實行積極防御的軍事策略，堅持人民戰爭的思想。中國不謀求世界或地區霸權，中國不在外國派駐軍隊，不在外國建立軍事基地，中國的國防建設不針對任何國家，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中國之所以要堅持積極防御的國防政策，是因為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它們仍在繼續利用臺灣、西藏、人權、軍控、貿易等問題不斷對我國制造麻煩。敵對勢力在利用宗教、民族問題從事分裂活動，還有人企圖制造“兩個中國”，挑撥我國同周邊國家的關系，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還未得到改變。

　　(二)中國的發展不會導致中國的地域分裂。

　　認為中國的發展將會導致中國地域分裂的民族主義實質上是指一個國家內部不同民族之間以排斥和仇視其他民族為內容的民族主義。這種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在世界各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內部及相互之間的確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

　　在中國，各不同民族之間，尤其是漢族和部分少數民族之間的矛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曾經變得比較突出，但各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始終是占居主導地位的力量。少數西方國家一直企圖分裂中國。但中國政府在處理各民族間的關系時，始終堅持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和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強調民族團結和各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我們的民族政策是要實現“真正的民族平等”，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246頁)在“政治上，中國境內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246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民族歧視”;“我們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我們“采取了很多措施發展少數民族地區”，(《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頁)“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有，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頁)“解決民族問題，中國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國聯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我們以為這個制度比較好，適合中國的情況。”(《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頁)近二十幾年來，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中國經濟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得到進一步加強，各民族人民之間的凝聚力得到加強，香港和澳門順利回歸祖國，充分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將導致中國地域分裂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三)在當代中國，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是一致的。

　　首先，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統一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必然。隨著主要來自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特別是一百年前發生的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救亡圖存”成為近代以來愛國主義的首要任務。只是隨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入，才完成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愛國救亡的任務，使中華民族從此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說明，愛國主義只有提升到社會主義的高度才能完成它的任務。其次，從現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處的世界環境來看，只有堅持愛國主義才能更好地建設我國的社會主義。當今世界可謂風云變幻，尤其是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之后，國際形勢變得更為復雜，社會主義運動走向低潮，帝國主義加緊實行“和平演變”戰略，亡我之心不死。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堅持愛國主義，就完全有可能使中華民族重新變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國家的獨立，就不可能有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只有堅持愛國主義，才能團結和動員社會各階層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由此看來，在現階段，愛國主義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和重要力量之源。

　　鄧小平理論既反映了鄧小平對共產主義的執著信仰，也飽含著鄧小平熱愛祖國的情懷。鄧小平一生經歷了無數的坎坷和挫折，但無論是“四一二”后的白色恐怖，還是戰斗在上海的虎穴刀叢;無論是在百色起義軍的危急時刻，還是在中央蘇區蒙難含冤;無論是太行山上煎熬搏戰，還是““””中“兩落兩起”，他始終充滿對共產主義的理想，充滿著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心，并為共產主義不懈地奮斗著。直到晚年，當他幾經磨難而最后一次復出時仍然執著地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另一方面，鄧小平又特別熱愛自己的祖國，始終維護自己國家的獨立和尊嚴。他一再告誡人們，國家的獨立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因此，“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頁)1989年中國發生動亂以后，西方有人試圖制裁中國，鄧小平聽到這一消息后氣憤地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當我聽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要制裁中國，馬上就聯想到一九○○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歷史。”(《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358頁)他告訴前來訪問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請你告訴布什總統，結束過去，美國應該采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采取主動。……要中國來乞求，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國不尊重自己，中國就站不住，國格沒有了，關系太大了。中國任何一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都會垮臺的，中國人民不會原諒的。這是我講的真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頁)

　　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在鄧小平的心目中始終緊緊地擰在一起，成了一種難分軒輊的共在。海外學者把鄧小平理論的實質歸結為“民族主義”顯然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