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區制造業地理集聚水平影響
2004年國家發改委提出“中部崛起”發展規劃之后,中部地區在基礎設施建設、物質和人力資本積累以及消費者購買力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然而產業的地理集聚水平一直都保持在比較低的水平,中部各省之間的產業結構嚴重趨同,產業間缺乏橫向和縱向聯系。
一、概況
對于中部地區產業的地理集聚水平難以提升的問題,傳統經濟地理學和新經濟地理學理論都無法給予令人滿意的回答。這是因為上述理論在研究影響產業地理集聚因素的過程中都沒有考慮到行政壟斷因素的影響。Young在對我國五大產業(農業,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商業)的研究中發現,造成我國不同區域產業結構同質化的原因是由于政府行政壟斷而造成的國內市場分割。在政府行政壟斷的影響下,國內區域間市場壁壘越來越高,生產要素無法在不同區域間得到合理配置,產業的地理集聚發展因此而受到了影響。Young的研究有新意,但是沒有從實證上論證行政壟斷因素與低水平地理間的影響關系。在Young之后,部分學者提出:貿易壁壘的提高會使得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但政府直接投資的增加會提高產業結構的差異化程度。行政壟斷因素一定條件下會促進區域的產業集聚與經濟發展(胡向婷,張璐,2005)。于林等人(于林,于良春,2010)認為:地方性行政壟斷對我國經濟增長存在一種倒U型的影響關系。當地方性行政壟斷程度在一定水平之內時,行政壟斷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超過該水平后,則不利于促進我國的經濟增長。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的區域行政壟斷因素越不利于其經濟增長。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商品市場的分割程度是下降的,國內市場的整合程度在逐年增加(Fan, C S and Wei, X,2006, Naughton, B,2003, 桂琦寒,陳敏,陸銘等,2006)。
上述研究在研究行政壟斷因素對產業地理集聚的影響效應時,忽視了市場效率因素可能帶來的影響。事實上,由于我國選擇的是漸進式改革路徑,長期以來市場和政府力量會共同作用于產業發展。因此在研究我國產業地理集聚問題時必須同時考慮行政壟斷與市場效率兩種因素的影響。關于這一點,賀燦飛等人提出要從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三方面理解我國產業結構趨同(賀燦飛,劉作麗,王亮,2008)。全球化主要考慮開放條件下國際市場因素對產業集聚的影響,市場化主要考慮隨著我國市場機制的完善市場配置因素對產業集聚的影響,分權化則主要研究在地方政府在權利分散的過程中實施的政策措施對產業集聚的影響。
本文借鑒賀燦飛等人的范式對影響中部地區地理集聚的因素進行研究。由于數據和研究方法的限制,只選擇兩個代表性因素――行政壟斷與市場效率作為研究對象。在實證分析過程中,對2003-2010年中部地區的行政壟斷水平和市場效率水平進行測量,并作為解釋變量估計它們對中部產業地理集聚水平的影響參數,從而得出本文的結論。
二、中部地區產業地理集聚發展狀況
(一)研究對象界定
建國以來中部地區就是我國最重要的制造業基地,制造業為中部地區吸收了大量的勞動力,創造了大量的產值,因此通過考察制造業的情況可以最大程度的反映中部地區產業的發展情況。我們測算了中部地區六省(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在2003-2012年期間19個二位數子行業的地理集聚水平,這19個行業是根據這些行業在這10年期間的年均就業人數按由高到低的順序排序依次選取它們分別是農副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飲料制造業、紡織業、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造紙及紙制品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延壓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延壓加工業、金屬制品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信設備和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這樣處理的目的在于盡可能的選擇對中部地區產業發展有代表性的行業作為研究對象。
(二) 產業地理集聚水平的測算方法
本文采用EG指數測量中部地區的產業集聚水平。EG指數是Ellison和Glaeser提出的一種對空間基尼系數的修正指標。空間基尼系數是最早由Krugman提出的用于測算美國產業集聚水平的指標,其公式為:G=∑i(Si-xi)2。其中Si代表某個產業部門在i地區就業人數占全國該產業部門就業人數的比重,xi代表i地區所有產業就業人數占全國總就業人數的比重。由于空間基尼系數在測算產業地理集聚水平時沒有考慮到企業間的規模差異對造成產業集聚造成的影響,因此Ellison和Glaeser(1997)對于之前的空間基尼系數計算方法進行了修正,從而提出了EG指數,其計算公式為:
γ=∑Ni(si-xi)2-(1-∑Nixi2)∑Tjzj2(1-∑ixi2)(1-∑Tjzj2) (1)
在式(1)中,我們將一個經濟體的地理區域分為N個子區域,Si代表產業a在區域i的就業人數占產業a在整個區域就業人數的比重;xi代表產業a在區間i的就業人數占整個區域就業人數的比重;∑Tjzj2表示的是產業a在整個區域的赫芬達爾指數(HHI指數),Zj其中表示產業a中的企業j的產值占產業總產值的比重;EG指數是一個正向指標,取值范圍在0-1之間,取值越大表明該產業的地理集聚水平越高。理論上EG指數水平與產業集聚程度之間并沒有明確的對應標準,但在實證研究中許多學者根據經驗將產業的地理集聚水平按照EG指數水平分為三類(李真,范愛軍,2008, 羅勇,曹麗莉,2005):低水平地理集聚(0 在計算EG指數過程中需要計算產業在歷年的HHI指數,但是傳統的HHI指數計算方法對數據的要求比較高,需要獲取產業中盡可能多的企業的市場份額分布情況,這些數據目前難以獲得,不少學者在處理這個問題時采用了HHI指數的替代指標去估計(李真,范愛軍,2008)。這里我們選擇吳三忙等人提出的替代方法估計HHI指數(吳三忙,李善同,2009),即假設產業部門內每個企業的產值相同,影響產業部門企業份額分別的因素只有企業數量,最后該產業部門的HHI指數根據式(2)得出:
H=∑rj=1nijoutputij/nijoutputi2
=∑rj=11nijoutputijoutputi2=∑rj=11nijsij2 (2)
其中outputi代表產業a在區間i的總產值,nij代表產業a在區間i分布的企業個數。本文在計算過程中將式(2)中的產值指標替換為就業人數指標,這是因為我們在計算EG指數的其他部分時都以就業人數作為基準數據,此外,目前關于中部地區各個產業就業人數數據的連續性和統一性都很高。
(三)中部地區制造業地理集聚發展狀況
基于以上方法,我們計算了2003-2010期間中部地區19個二位數制造業子行業的地理集聚水平,根據各個行業年均EG指數將它們分為高水平集聚型,中等水平集聚型以及低水平集聚型三類。圖1-圖3描述了三種行業在考察期內地理集聚水平的變化趨勢。
第一,在平均水平上,中部地區制造業整體的地理集聚水平較低。在19個三位數子行業中,處于高水平集聚的行業僅有4個,超過75%的制造業產業處于中低水平集聚。這一點與中部地
圖1產業集聚指數小于0.02的三位數行業的集聚水平變化趨勢
圖2產業集聚指數在0.02和0.05的三位數行業的產業集聚水平變化趨勢
圖3產業集聚指數大于0.05的三位數行業產業集聚水平變化趨勢
區當前制造業的構成結構是相符的,中部六省同作為全國的制造業基地,彼此的定位一直存在重復,除了山西省在礦產資源加工業方面具有明顯的集聚優勢外,其余五省的制造業布局大體相同。許多在中部地區已經發展到相當規模、本應該發揮地理集聚優勢的產業被平均分配到了不同的省份中,如通用設備制造業,電器機械與器材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工產業制造業等。這樣使得中部地區制造業整體的地理集聚程度一直處于比較低的水平。
第二,在時間趨勢上,中部地區制造業大部分部門的地理集聚水平呈現出逐年遞減或保持不變的趨勢,只有少數部門呈現出逐年遞增的趨勢。根據上圖的描述可知,在中部地區19個二位數制造業部門中有13個部門2010年的產業地理集聚水平低于2003年,而在其余6個部門中呈現出集聚水平明顯遞增趨勢的只有1個。通過比較不同類型制造業部門的產業集聚趨勢可知:大部分屬于低水平和中等水平集聚型產業的制造業部門都出現集聚水平逐年遞減的趨勢,而屬于高水平集聚型產業的大部分部門在期間內地理集聚指數保持穩定,這說明了在中部地區產業集聚水平高的制造業部門在提升地理集聚水平方面更有優勢。綜上所述,中部地區制造業地理集聚水平的總體發展趨勢是逐年分散而非集中,高水平集聚的制造業部門的地理集聚趨勢要快于低水平部門。
第三,中部地區資本或技術密集型制造業部門的地理集聚水平和地理集聚趨勢要優于勞動密集型部門。這一結論與許多學者相關研究的結論相符合(賀燦飛,朱彥剛,朱晟君,2010, 羅勇,曹麗莉,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