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辛探索論文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辛探索論文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從而得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在我們黨內，毛澤東同志最早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辛探索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辛探索全文如下：
【摘 要】井岡山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承上啟下作用的關鍵時期，是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以改革創新精神探究中國革命出路、加強自身建設的重要時期。在這一時期，為鞏固和擴大黨的組織、確保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發揮黨員的模范帶頭作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沒有外部經驗可以借鑒的情況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以黨的武裝斗爭形式、革命道路、黨的建設和人民軍隊建設為總戰略出發點，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找到了特點和規律，樹立了井岡山時期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范例。
井岡山時期是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毛澤東憑著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和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精準解讀，在極其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背景下，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艱辛的探索，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的第一人。“他在中國革命最困難的時候最早找到了革命的正確道路”[1]
一、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索的歷史必然性
受時代和社會條件的局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東方落后國家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沒有明確的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從19世紀歐洲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出發，認為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一條基本原則，是以組織城市工人武裝起義為中心，先占領城市，然后奪取國家政權。列寧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理論原則的基礎上，成功地進行了在資本主義國家，領導工人士兵發動武裝起義，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這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第一次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
1921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幫助和指導下成立，并于第二年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由于共產國際對中國國情了解不夠，在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上，偏離中國國情的軌道。特別是大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對中國國情分析不足，在反“右傾”的同時，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其錯誤指導給中共領導人的“左”傾錯誤思想的形成埋下了禍根，特別是以王明為主要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導致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各根據地相繼丟失，紅軍不得不走上極為艱苦的長征之路。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舉行了幾次大的武裝起義，包括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也是以大城市為中心，最后都受到失敗或挫折。毛澤東及時總結秋收起義的教訓，認識到在當時中國的條件下，以城市為中心進行武裝革命是行不通的，必須探索一條符合中國革命形勢的新道路。
二、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探索
(一)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
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受時代和社會條件的制約，都沒有給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答案。共產國際和中共在根本指導上都是以“城市中心論”為前提，導致中國共產黨處處碰壁，革命形勢十分危急，迫切需要尋求解決中國問題的新途徑。
秋收起義失利后，毛澤東引兵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始了中國革命道路的艱難探索。這條道路沒有革命理論的最支持，并于中共中央的“城市中心論”思想相違背，但革命形勢迫使毛澤東總這條路，使得毛澤東在探索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充滿了壓力。
為了探尋一條適應當時國內形勢的革命道路，毛澤東率領余部走上井岡山，深入井岡山地區進行調查，對當時農村地區的情況進行了調查，對時局進行了分析，在此期間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文章，對當時中國的革命形勢進行了正確的分析，對農村地區的革命形勢給予了理論上的肯定，這也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時，為當時黨內、軍內存在的“紅旗還能打多久”的消極、悲觀情緒打了一劑強心劑，堅定了他們的革命信念。毛澤東對井岡山道路的探索，減少了中國革命道路上的彎路，同時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革命道路的理論。
(二)對農民問題的探索
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的經驗教訓時指出：無產階級不和農民結成聯盟，在農民占多數的地方，農民就會“阻礙和斷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國迄今所發生的那樣”[1]。
毛澤東帶領部隊到達井岡山后，對革命道路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探索，他率先認識到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性，只有調動農民參與革命的熱情，才能推動中國革命的進程，最后取得勝利。當時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的主體和基礎是農民群眾，因此，毛澤東圍繞農村、農民以及土地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形成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等理論著作，對農民參與革命給予很高的期望。
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根本是土地問題。長期以來，受到封建地主階級的殘酷壓迫和剝削，為了生計，他們迫切需要從地主那里奪回土地。“邊界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湖南方面，茶陵、酃縣兩縣均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2]68毛澤東在實地考察中發現了農民對于土地的迫切需要，因此，他深入到農村地區，通過“打土豪，分田地”的形式開展土地革命，調動起了農民參與革命的熱情。
(三)對人民軍隊建設的探索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進行暴力革命，必須先組建一支屬于自己的武裝力量。在蘇聯，列寧領導建立了蘇聯紅軍，取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毛澤東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沉痛教訓，堅持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原則，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的井岡山創建革命根據地政權，“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2]50
1927年9月，秋收起義部隊在三灣改編時，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對實現黨對軍隊的領導，奠定了重要的組織基礎，開創了黨指揮槍的歷史性探索。而在軍隊中實行黨代表制度，加強了黨對軍隊的整合，有效實現黨對軍隊的領導，使之成為建立和保衛紅色革命政權的堅強柱石。同時，毛澤東還提出了加強人民軍隊民主建設和紀律建設的重要思想，使“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2]65。為了保證軍隊的紀律性，毛澤東提出“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并在軍隊中施行，確保了紅軍政治任務的完成和革命戰爭的勝利。
1929年12月，古田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決議案》總結了紅軍創建以來軍隊建設的經驗，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是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促進了新型人民軍隊的建設。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關于人民軍隊建設的探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暴力革命的學說。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的確立，為人民軍隊注入了靈魂，確保了根據地紅色政權的鞏固和發展。
(四)對中國共產黨建設的探索
井岡山時期，關于黨的建設問題貫穿于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始終。黨應由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組成，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學說的一個重要原則。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社會歷史背景決定了黨的階級基礎相對薄弱，特別是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之后，來自農民以及小資產階級等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來，這使得黨內、軍內出現了大量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這無疑對革命的順利進行產生極大的阻礙。
總的來說，一是黨內充斥著消極悲觀情緒。“在那個時候，不但紅軍和地方黨內有一種悲觀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時也不免為那種表面上的情況所迷惑，而發生了悲觀的論調。”[2]100二是革命目的不明確。“一部分黨員無斗爭決心，敵來躲入深山，叫作‘打埋伏’;一部分黨員富有積極性，卻又流于盲目的暴動，”[2]73在紅軍中則表現為“敵人來了，主張拼一下，否則就要逃跑”[2]73。三是地方主義現象到處存在。“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系，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2]74四是土客籍矛盾影響了黨內團結。由于歷史原因，邊界寧岡、遂川、酃縣、茶陵等縣都存在土客籍矛盾問題，“反映到黨內來，時常發生無謂的斗爭”[2]75。
如何在當時的復雜形勢下統一革命思想，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對于這個問題的解決直接關系到中國革命事業的命運和前途。鄧小平指出：“把列寧的建黨學說發展得最完備的是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時期，即紅軍創建時期，毛澤東同志的建黨思想就很明確。”[3]為了匯聚黨員思想，凝聚軍隊力量，在《湘贛邊界各縣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規定：“現在每個黨員都須加以黨員的基本理論的訓練。”“竭力鏟除一般同志的機會主義思想和封建小資產階級思想，確定無產階級革命的人生觀。”
毛澤東在這一時期創造性地提出了農村環境下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理論，根據農民占大多數的國情，把黨的思想建設作為工作重點，第一次提出了黨的“思想路線”問題，并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
三、總結
井岡山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立足于國內革命形勢，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解決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在曲折中探索，在探索中前進，在前進中總結，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端。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辛探索】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