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改革開放的毛概論文
論改革開放的毛概論文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發展的重要法寶。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論改革開放的毛概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論改革開放的毛概論文篇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外交》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成就顯著，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經濟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經濟外交與政治外交互相促進，在國際政治中扮演著愈發重要的角色，也深刻影響著全球貿易的發展。正確把握經濟外交的內涵，回顧并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貿易領域經濟外交的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探索改進和完善之方法，對于推動我國整體外交的發展及提升我國綜合國力具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外交歷史;經濟外交;國際貿易
中圖分類號：F752文獻標識碼：A
一、定義“經濟外交”
所謂“外交”，為一個主權國家通過其官方代表，為維護本國國家利益，在遵守國際慣例的基礎上，以約定俗成的和平方式，與其他主權國家或國際組織所進行的正式官方交往，其原本是國家之間的政治關系，但隨著經濟全球化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化和國際經濟政治化的交互發展，“經濟外交”的概念脫穎而出。作為外交在經濟領域中的拓展，強調經濟因素對外交關系的推動作用――以經促政、以政促經、實現外交與經濟的良性互動。由此，經濟外交也可分為兩種形式：其一，國家為實現其經濟目標而進行的外交活動;其二，國家為實現其外交目標(政治或軍事)而進行的經濟活動。
二、國際貿易領域的中國經濟外交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進入了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時期。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對外開放”成為基本國策，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始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學會兩種本領――組織國內建設的本領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本領。上述思想政策的轉變，使改革開放的1978年成為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外交“元年”，“經濟外交”從此成為中國外交體系中的獨立一員。然1991年前中國的經濟外交大多止于國家政策層面。冷戰結束后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經濟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經濟外交的主流也由個體國家主導的兩極交鋒，向區域性、全球性的多邊外交過渡，中國的經濟外交也逐漸步入了制度化的發展軌道。
經濟外交影響國家經濟方方面面，最為重要的便是國際貿易。正如美國學者赫希曼所說：國際貿易是推動一個主權國家實力增長的主要經濟手段。作為世界三大貿易國之一，中國經濟外交中的國際貿易成就顯著――“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的實踐是中國利用全球有效需求，發揮自身比較優勢，促進經濟發展的典范;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國的國際貿易提供了公平、公正的環境，使國際貿易極大地帶動了經濟發展;中國與東盟自貿區的建設解決了世界經濟波動對中國和東盟造成的不利影響，為各方經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環境和有效的需求動力。
(一)“出口導向”貿易戰略。
我國傳統采用的“進口替代”貿易戰略，主要是通過貿易保護主義發展本土產業，并以本土工業品替代進口工業品來發展貿易。這雖于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中國獨立發展經濟的能力，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對國民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但該發展模式是違背比較優勢原則的緩兵之計，存在巨大風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致力于“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頒發《關于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若干問題的規定》，主要內容是擴大地方和企業的外貿權限，鼓勵增加出口，辦好出口特區。1994年1月11日，國務院做出《關于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我國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統一政策、開放經營、平等競爭、自負盈虧、工貿結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適應國際經濟通行規則的運行機制。如今，中國的貿易伙伴遍及世界各地，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50年的11.3億美元、1978年的206.4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4221億美元、2010年的29727.6億美元。“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的實施，利用了世界范圍內的有效需求，使中國的比較優勢――勞動力資源得以充分發揮，為中國經濟騰飛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出口導向”貿易戰略實施之后，如何為中國出口產品提供公平競爭的國際環境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作為世界貿易組織前身的關貿總協定，其宗旨是“通過彼此消減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充分利用世界資源，擴大商品生產和交換，保證就業，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加入其中可使本國出口產品享受多邊的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創造公平競爭的國際環境，增強本國企業的競爭能力，并建立正常的解決國際貿易爭端的渠道，減少貿易糾紛和貿易損失，以及及時獲得世界經貿信息加速外貿體制改革，促進市場經濟發育等。
為此，1986年7月，中國正式提出申請，要求恢復中國在關貿總協定中的締約國地位;由于“市場經濟”在關貿總協定及其制定的國際經濟貿易規則的最高標準地位，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打破了傳統中國經濟體制的枷鎖，使中國經濟出現高速增長，商品供應豐富，從賣方市場進入買方市場，并于1996年成功實現經濟“軟著陸”。
1995年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即WTO正式成立，取代了長達47年之久的關貿總協定。中國由此開始了漫長的加入WTO的經濟外交努力，并主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量削減關稅、取消進口調節稅、取消大部分進口許可證、大力吸引外資、參與區域經濟合作、接軌國際經濟規則等。經過不懈的談判與努力，終于在2001年7月，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就中國申請加入問題達成一致。
入世是我國經濟外交的重大舉措，并取得了極大成功，中國從此與占世界經濟貿易額90%以上的國家和地區發展經濟貿易關系，且增長速度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我們在與世界經濟接軌的過程中也面臨一系列的挑戰和風險?；诖耍袊_始積極融入世界市場，根據國際經濟規則調整國內法規，并尋求于現行國際經濟體系的框架下影響國際經濟規則，在推動多邊經濟談判進程、推行自由貿易區戰略、應對國際經濟摩擦、能源外交及“走出去”戰略等方面大力踐行經濟外交?！ ?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國競爭愈演愈烈，入世后的中國亟待增強國際競爭力，并努力降低歐美國家經濟波動帶來的負面影響。為此，中國著眼于長期的、整體的經貿利益，開始了國際貿易領域的經濟外交努力，在多邊架構下積極協調、尋求共贏。
1997年12月，東盟―中日韓領導人第一次非正式會議在吉隆坡召開，東盟“10+3”的對話機制形成，首屆中國與東盟領導人非正式會議“10+1”也同時舉行，正式確立了中國與東盟睦鄰互信伙伴關系;2009年8月15日，中國與東盟簽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投資協議》，自貿區建設的主要談判落幕;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立。
倡議并積極推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是中國政府主動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積極開展經濟外交的一個典型嘗試。該舉措不僅加強了雙方業已存在的經濟合作，更加速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使中國和東盟國家獲得了區域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貿易創造、貿易轉移等靜態收益和規模經濟帶來的動態收益，大大增強了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國際競爭能力。
三、中國貿易經濟外交之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重大經濟外交成就，極大地促進了綜合國力并提升了國際地位，但是中國作為世界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日趨頻繁的國際貿易市場摩擦和日益激烈的資源爭奪，中國的經濟外交仍面臨巨大挑戰。
首先，隨著對外貿易總量的持續增長，中國進入了一個國際貿易摩擦的高發期。中國已經連續12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從彩電、鞋、草莓再到汽車零配件，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產品頻頻揮舞反傾銷“大棒”，試圖遏制“中國制造”在海外市場的占有率;同時，發展中國家以高于發達國家一倍的速度對我國實施反傾銷。這是中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型必須面臨的嚴峻挑戰。
其次，中國企業WTO知識普及力度不夠，入世過渡期已過許久，仍普遍規則意識淡薄、輕視入世承諾，應對貿易爭端的過程中也訴前無理強硬、敗后有責不咎;加之我國缺乏經濟外交人才，尤其是精通國際談判的人才，經濟外交決策水平和實施藝術都有待提高，更加大了我國貿易爭端解決之難度。
此外，隨著經濟工作逐步成為政府關注的主要事物，國家間的資源、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能源爭奪向來最為突出，但近年來原材料資源正面臨著超越油氣能源的可能，如自2009年6月起美、歐、墨陸續就中國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向WT0爭端解決機構提起的申訴，這無疑有悖于自然資源永久主權，威脅著我國的經濟安全。
四、中國貿易經濟外交之建議
目前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挑戰絕非偶然，除了底端低價的出口結構易招非關稅壁壘外，關鍵在于中國外貿的依存度過高。例如，2006年歐盟對華提起的一系列反傾銷調查，政府未有實質性抗爭舉措;聯想收購IBM與中海油競購尼克案中，政府亦保持緘默――“反應遲鈍、忍氣吞聲”。因而中國政府應致力于擴大和優化對外貿易結構，促進出口產業鏈升級;并在大力培養經濟外交人才和普及WTO規則知識的同時，繼續通過外交談判和區域經濟合作等多種途徑，在國際貿易市場與全球資源市場為本國參與或創建對話合作機制提供條件，爭取更多發言權乃至“規則制定權”，從而擺脫依存度束縛，加強處理貿易摩擦的主動性。
“在解決國際經濟問題上，經濟外交為主，但必須輔之以其他綜合手段，單一的外交手段未必理想”。對于國際貿易領域中能源與資源的競爭，中國除了以合作內化競爭，減少不必要的成本外溢之外，更應高度重視能源資源問題，增設政府專門機構，完善戰略儲備體系。前述最新的“美歐墨訴中國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應成為督促我國加快學習和運用WTO規則的動力與推進我國自然資源保護體系進一步完善的契機――(1)完善自然資源開發法律機制，如控制開發市場準入、通過資源稅控制生產、適當集中稀缺資源開采權。(2)建立資源安全儲備體系，可借鑒美國與日本，以國家戰略儲備為主，國家儲備與民間儲備相結合。
五、結語
國家安全是一國對外政策之核心目標，以“保持一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獨立和主權國家”為目標的中國外交，當下經濟和技術方面的挑戰是最為緊迫的。我們應樹立以經濟為核心的國家安全觀念，突出經濟外交重要地位，認真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外交的各方面實踐經驗，積極探索經濟外交決策水平和實施藝術，審慎、理性、適度地協調好經濟、外交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有理、有利、有節地捍衛中華民族的經濟利益。
(作者均為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國際法碩士研究生)
注釋：
【1】金正昆. 現代外交學概論[M].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對外貿易[EB/OL].
【2】何中順. 新時期中國經濟外交：理論與實踐[M]. 時事出版社，2007.
【3】徐滇慶，李瑞.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何茂春. 國際化戰略與經濟外交[J]. 金融管理與研究，2007(9).
【5】周永生. 從西伯利亞石油輸出管線之爭看區域經濟外交[J]. 海外投資與出口信貸，2005(5).
【6】賀小勇. WTO框架下中美原材料出口限制爭端的法律問題[J]. 國際商務研究，2010(3).
參考文獻：
[1]王吉榮. 入世后終歸經濟安全與經濟外交[J]. 政治經濟論壇，2003(4).
[2]薛磊. 入世后中國經濟外交的戰略轉型與政策調整[J]. CHINA ACADEMIC JOURNAL，2007(11).
[3]何茂春，王江昊. 中國經濟外交的機遇及建議[J]. 當代世界，2009，(9).
[4]劉曉強. 經濟外交：范疇、背景及中國的應對[J]. 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4，(6).
[5]周永生. 經濟外交[M].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
[6]周永生. 經濟外交面臨的機遇和挑戰[J] . 世界經濟與政治， 2003(7) .
[7]趙可金. 經濟外交的興起：內涵、機制與趨勢[J]. 教學與研究，2011(1).
[8]陳明娟. 論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經濟外交戰略[J]. 經濟與社會發展，2009(2).
[9]Peter A. G. van Bergeijk. Economic Diplomacy， Trade and Commercial Policy[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4.
[10]Peter Izard.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What is Wrong and What Can Be Done[J].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6-17.
論改革開放的毛概論文篇二
《論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
摘要：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有其深刻的理論基礎和歷史背景，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改革開放;理論基礎;歷史必然
作者簡介：尤君，1966年2月出生，女，遼寧錦州，遼寧石化職業技術學院講師，副處長，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中圖分類號】D6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7069(2009)-04-0014-02
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總結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并且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與實踐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理論基礎和歷史背景，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一、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必然選擇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我國改革開放的理論源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繼承、豐富和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一次科學地闡明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正確地解決了社會發展的動力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的交互作用形成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那么，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存在矛盾?它和其他社會制度下的矛盾有何區別?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必須予以正確解答的重大問題，也是黨提出改革決策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科學闡明了人類社會矛盾運動的一般規律及其一些社會形態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運動形式，但他們沒有具體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列寧雖然提出在社義制度下，對抗消失了，矛盾仍會存在的觀點，但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運動規律沒有進行系統闡述;斯大林認為精神上和道義上的一致是蘇維埃社會發展的動力。晚年他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仍然存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但沒有把它當作根本性的問題提出來。
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毛澤東以中國的實踐經驗為基礎，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全面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問題，并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理論。1957年，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科學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范疇，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同時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同舊社會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特點，它們具有“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特點，是在基本適應條件下的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因而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同時提出可以依靠社會主義自身力量，進行自我調整，解決自身矛盾。但是，毛澤東只是提出了問題，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初期，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只能做最一般的概括，沒有具體深入地分析和準確地把握現實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具體表現形式，因而也就不能真正找到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正確途徑和手段。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并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經驗，科學地區分和正確地闡明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具體體制之間的關系，揭示了現階段我國社會基本矛盾的具體表現形式，終于找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基本形式，即改革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矛盾學說，為社會主義改革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主義關于事物發展的內因與外因辯證關系的原理則是我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依據。
馬克思主義認為，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中國這樣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要發展起來，既離不開參與經濟全球化，更離不開獨立自主。一方面，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主要依靠自己的資源、資金和人力，依靠我國人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另一方面，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離不開外部條件，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在當代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國際交往日益廣泛的情況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封閉狀態下發展自己。我們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就是要在利用外資和引進先進科學技術、管理經驗等方面博采天下之長，為我所用。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也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基本國策。
二、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2007年12月，胡錦濤撰文《求是》雜志，指出：我們黨在上世紀70年代末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主要有兩方面的背景。一方面，從我國自身的情況看，““””十年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嚴重挫折和損失。鄧小平同志曾經說，““””結束時，“就整個政治局面來說，是一個混亂狀態;就整個經濟情況來說，實際上是處于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我們必須通過改革開放，增強我國社會主義的生機活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從外部環境看，20世紀70年代世界范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著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我們必須通過改革開放，帶領人民追趕時代前進潮流。胡的這一論述，不僅從歷史和全局的高度科學概括了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和時代背景，而且精辟地點明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
在我們沉醉于講階級斗爭的時候，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及我國相鄰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卻迅速發展起來。特別是我國香港、臺灣地區與韓國、新加坡等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騰飛，使我們不得不正視現實。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過去我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現在比下也有問題了”。我國社會主義的鞏固和發展面臨巨大壓力。
與此同時，鄧小平同志注意到，當時新科技革命正在興起，這是我國提速發展的極好時機。在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他向全黨提出了這一重大問題。1978年前后，黨和國家領導人相繼出國考察，使我們對外部世界有了新的了解和認識。根據出訪收集到的情況，國務院召開務虛會議，介紹“亞洲四小龍”、歐美等國家和地區現代化以及東歐各國改革的經驗，引起很大震動。大家沒想到世界現代化發展程度如此之高，沒想到中國與發達國家以及周邊新興工業化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如此之大，沒想到西方發達國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中國相比高出如此之多。這一切使大家意識到發展的緊迫性。鄧小平同志表達了當時黨內一部分同志的心聲，他說：“中國在歷史上對世界有過貢獻，但是長期停滯，發展很慢?，F在是我們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的時候了。”來自國際競爭的壓力，是促使我們改革開放的又一重要原因。
由此可見，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毅然決然地帶領中國人民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不僅是中國發展的要求，也是時代發展的大勢使然，同時還是國內諸多問題和國際發展壓力形成的結果。內外兩個背景，使我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
用歷史和世界的眼光來看,30年前啟動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30年后的今天,改革開放仍然是決定未來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改革開放順應時代潮流、符合黨心民心,是30年前必然要開啟、而今更難以倒退的偉大歷史進程。
堅持改革開放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進步靠的是改革開放,中國現在和未來的發展進步仍然要靠改革開放。在新的更加艱巨繁重的任務、新的更加錯綜復雜的環境面前,我們必須堅定信念：堅決走充滿生機活力的新路,決不走實踐證明是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那種改旗易幟、放棄共產黨領導、放棄社會主義的邪路。惟有堅持改革開放的必由之路,始終做到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我們才能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航船乘風破浪,駛向更加光輝的未來。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出版
[2]《十七大報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人民出版社出版
[3]胡錦濤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4]《人民日報》，李忠杰(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歷史抉擇必由之路》
[5]《新華文摘》，李景田(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回顧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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