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科學發展觀的相關毛概論文
科學發展觀對社會安定和和諧社會建設的作用日益顯現,它是新時代毛澤東思想的揚棄繼承和創新發展。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論科學發展觀的相關毛概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論科學發展觀的相關毛概論文篇一
《試論科學發展觀》
摘要：科學發展觀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基本思維觀念。人的理性思維并非一次完成的，往往要經過一個從必然到自由的過程。只有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并在實踐中認識升華，才能到達光輝的頂點。探討人與自然、市場經濟、和諧社會、農民問題和政治改革五個方面的問題，有助于加深對科學發展觀的內含和外延的理解。
關鍵詞：人與自然;市場經濟;和諧社會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8-0008-03
樹立科學發展觀是一個總的題目，其內含和外延至少應包括五個方面：
一、科學地認識人與自然
人既屬于大自然的一部分，又獨立于自然界，由此就有一個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
威廉・配第說過一句名言：“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里所說的土地，應該理解為廣泛意義上的自然界。
自然界對人類并不吝嗇，廣施普渡給我們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可是，人類如果失去了科學發展觀，就會變成貪婪的掠奪式攝取。無限度的開荒造田，煤礦的野蠻開采，森林的亂砍濫伐、廢氣、污水的隨意排放，野生動物的滅絕性捕獵，已經給我們造成了巨大災難。每一次資源掠奪，自然界都殘酷地報復了我們。恩格斯曾指出：“到目前為止存在過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然后又感到吃驚的是：為達到上述結果而采取的行動所產生的比較遠的影響，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大多情況下甚至是完全相反”。可惜，我們常常忘記了他的忠告。姜戎先生曾作為北京知青，自愿到內蒙古邊境的額侖草原插隊，長達11年，最后奉獻給讀者一本《狼圖騰》，道出了驚人之筆。至于我們到底是龍的傳人。還是狼的傳人，這個問題暫可存而不論。但作品告誡我們：大規模的打狼運動和毀除草原造田，必然帶來嚴重后果。狼雖然吃羊，但也捕殺旱獺、野兔和田鼠，而這些生物都破壞草場。這是一個生物鏈。如果不講科學一味蠻干，就會造成植被破壞，出現大量流沙。姜戎寫的雖然是一部文學作品，但卻說出了深刻道理。不幸的是他人微言輕，并未引起重視，結果使愈演愈烈的沙塵暴直逼京津、遼沈、河北、山東等地。北京居民一覺醒來看到京都的景象，感嘆地稱謂：“滿地盡是黃金甲”。遺憾的是老天賜給我們的不是黃金，而是黃土。
早在20世紀60年代，發達國家已經飽受環境污染的苦痛。西方學者把這種現象叫做“環境危機”，提出了“經濟增長的代價”的概念。我們對這個問題也許初有認識，但遠沒有達到高度重視。經濟增長如果沒有科學觀念，就會后患無窮。
二、科學地完善市場經濟
實現市場經濟是我們時代的偉大主題。現在仔細觀察透視，我們的市場經濟的實現還有諸多的障礙性因素。我們雖已加入WTO，但在很多方面還未和國際接軌，計劃經濟的觀念依然頑固。市場經濟不是不要計劃，但既然是市場經濟，計劃就必須適度，更確切地說，不應占主導地位。計劃要站在高處，更廣闊的空間應該留給市場。計劃總是出自政府的計劃，所以，計劃還有一個別名，稱作政府調節。不言而喻，計劃一定是政府的權力和行為。
如果說私有制實現的市場經濟：是一個自然史的過程，那么。公有制實現的市場經濟，即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就是一個社會史的過程，也可以說是改革和開放的過程。
按說，經過理性思維實現的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應該更迅速有效，實際上并不那么簡單。改革的實踐證明，計劃經濟的傳統和偏見，往往比中國古老的社會傳統更為頑固。仔細觀察，我國目前市場經濟在很多領域仍處在計劃經濟觀念的統治之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我國多年來盛行的審批制度，或簡稱審批經濟。審批來自權力，所以，審批經濟也就是權力經濟。
國家計委雖然幾經易名，現在稱作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但這并非問題的本質。計劃本身并沒有什么不對，問題在于計劃度有多大，范圍有多廣。一般說來，國家計劃只能顧及大的方面，是宏觀調控的一種手段。諸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公共目標，國家重大項目。可是，我們目前的情況并非如此，比如項目的審批，可行性研究的下達，企業的破產、轉讓和上市，都要經過審批。政府行為似乎超出了應管的界限。地方建設的項目，除涉及到自然資源壟斷和國防工程之外，原則上應由地方自定。諸如市政建設、公共交通，用不著都到國家去排隊審批。須知，審批越少，越能促進市場深化。審批經濟還有一個上行下效的效應，也可以說是模仿效應。國家既然要審批，地方政府當然也要審批，結果是層層審批。一項工程要蓋30多個圖章的事情并非偶然現象，而是掣肘可見。審批是權力的產物，審批遇到障礙往往就要用錢鋪墊，產生權錢交易，打通關節，疏通關系，這自然就構成腐敗的一個根源。
我們經常說在市場經濟中要簡化政府行為，要從指揮轉向服務，要從主角變成配角，可實際上并非如此，在很多地方，政府行為還在強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們還沒有走出權力經濟的桎梏，權力轉移的主要問題來自政府不愿意放棄本來不應屬于政府的權力。我國實行市場經濟到如今，在民營經濟和企業改造方面已顯見成效，但以計劃經濟為特征的審批經濟，至今并無實質性轉變。這是市場深化的最大阻力。
三、科學地實現和諧社會
和諧社會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軌。與此同時，我們提出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要素分配論”，并提倡“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經過若干年的實踐，在個人收入分配領域發生了深刻變化。多年的大鍋飯體制的束縛，平均主義的壓抑一經釋放，就變成了一股改變分配格局的巨大物質力量，收入差別開始形成。收入差距拉開之后，最令人矚目和令人擔憂的是出現了貧富懸殊的兩個群體。
1 暴富群體
所謂暴富群體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經過資本投入或引進外資通過合法渠道和苦心經營，抓住改革開放大好時機而致富的人;一種是通過權錢交易，“炒批文”、“炒貸款”、“炒產權”、“炒地號”，獲取巨額財富，利用體制漏洞貪污受賄、走私販私、侵害公產、買官賣官。前一種情況，原則上屬于政策允許的要素分配之列，只能通過經濟杠桿和政府宏觀調控的辦法去解決。至于后一種情況，則屬反腐敗的范圍，只能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治理和懲治。
2 貧困階層
與暴富群體相對應，出現了一個貧困階層。這個階層主要指企業改革中的冗員、隱性失業人員、下崗職工、退休人員、部分吃財政飯的工薪族，以及在城鎮中流動的非城鎮人口、無業游民，社會應管一時尚無人管的盲目流動人口。據初步統計，1994年全國城鎮已有2000萬人生活困難。城鄉總和約有近9000萬居民處于待救濟的貧困狀態。截止目前，大約有1.2億，約占全國人口的10%。
鄧小平曾經指出：“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
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讓一部分先富起來，并不是讓一部分富裕讓另一部分永遠貧困，而是通過先富的人拉動經濟增長，積累國民財富，使全社會富裕，增加貧困階層的收入，在收入差別相對存在的情況下，防止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這就是鄧小平所倡導的――以“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市場經濟的自發行為，一定會產生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這是從封建社會末期就已經呈現出的規律性現象。市場經濟雖然偉大但并非萬能，調節貧富差距，實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必然要依賴政府調控。林毅夫教授曾經提出：“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是因為富者太富，而是因為窮者太窮”。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是確立一個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線。最低生活保障線在國外稱為“貧困錢”，意指居民收入達到這種貧困程度，社會有義務為其基本生活提供社會援助。生活保障線如何定位，現在尚無統一說法。定得太低，不利于社會安定，定得太高，又不切實際。從理論上說，應定在最低工資標準和基本生活保障費用之間。在現有物價水平和實際消費水平的情況下，應定在每月300～400元之間為宜。
四、科學地面對農民問題
早在1927年3月，毛澤東同志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開宗明義地指出過中國“農民問題的嚴重性”。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說，農民問題還是中國的嚴重問題。
從國民產值的比重上說，我們已不再是一個農業國，但就人口和就業結構上說，我們依然是一個農業國。中國的人口現在大約有13億，農民就占有9～10億，占總人口的70%以上。在發達國家農業人口只占不足10%。由于農村人口甚多，中國農戶平均占有耕地只有0.42公頃，美國為195.2公頃，西歐為18～65公頃，日本為1.4公頃，韓國為1.2公頃。這里至少說明兩個問題：第一，中國和發達國家差距依然很大，是不發達的發展;第二，農民、農業、農村的發展和富裕程度，和城市尚有很大差距，依然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瓶頸。
中國要實現小康社會，其基本標志是人均收入為800～1000美元。這個目標可以說在城市早就實現了。現在重要的問題是農村，如果占70%以上的農民收入上不去，這個目標就難以實現。
據調查，1995年的計算結果為農村居民人均收入530元，共有6500萬人處于這條線之下。到1997年底，農村貧困人口減少為5000萬人。這部分人尚不能解決或不能穩定地解決溫飽問題。農村的低收入標準，是一個以農業勞動力為參照系的概念，標準高于貧困線。1995年，農業勞動力人均收入約為3100元，有的學者認為1240元為低收入線，并據此估計大約有1億農村勞動者，處在這個標準之下。目前的情況也許有所改變，但基本仍在低收入陷阱中徘徊。
“一五”、“二五”時期，我們曾響亮地提出過農業機械化的口號，改革開放年代，我們又把“農業現代化”列為四化的重要內容之一，之后又相繼提出“科技興農”、“綠色農業”的目標，可惜，至今收效甚微。農業機械化最成功的例證應屬我們曾經興辦的一批國營農場，崔嵬主演的《老兵新傳》至今還留在歷史的記憶中，那是驚心動魄的一幕。國營農場固然有經營體制的問題，但大農業集約化管理的含義并沒有什么錯誤。伴隨著國營農場的解體和聯產承包：大農業的問題也隨之消失，這是農業經營體制轉換中不應該出現的副產品。包產到戶、聯產承包每戶平均只占0.42公頃的土地，在江南只有0.2公頃，拖拉機一開就到了地頭，這如何實現農業集約化，如何實現機械化，從而又如何實現現代化?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認真研究的課題。
改革開放之后，城市經濟發展出現了一個“溫州模式”，鄉鎮企業發展曾經出現了一個“蘇南模式”，但對農村經濟發展來說，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以“包產到戶”為特征的“安徽模式”。可以肯定地說，這些創造性思維在中國向市場過渡的過程中都立下了汗馬功勞，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但是，我們必須學會辯證思維，任何一個好的模式都不可能一勞永逸。“溫州模式”確實使溫州發跡了，但現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辦，只好到各地去買企業。“蘇南模式”使鄉鎮富了一陣，但如果總是停留在幾口大鍋、幾把鐵鍬的水平上，又何以謀求更高的目標?“安徽模式”曾經敲響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晨鐘，但現在安徽仍屬不發達地區，依然很窮。包產到戶、聯產承包充其量只是一種過渡形式，如何適時改變，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任務。
農業經營模式究竟路在何方?這是一個必須認真回答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必須走大農業的道路，只有大農業，才能實現集約化、機械化、現代化。小農經濟，只能造就小農意識。只有大農業，才能造就現代觀念，才能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五、科學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我國的體制改革，是從經濟領域率先發起的，經濟決定政治，按照自然和邏輯的推進，必然引伸出政治體制改革。改革只有配套，才能產生奇效。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生前曾告誡我們：“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令人遺憾的是，我國的改革一直走的是一條單行道，政治體制改革至今未能走向前臺。從歷史發展的線索上看，政治改革是由經濟改革引發出來的，完全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建設，屬于政治學的范疇，但從和經濟體制改革相關的意義上說，則屬于經濟學的范疇。這里從后一種意義上研究政治改革。與政治相關的經濟體制，目前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 審批經濟
審批來自權力。所以，審批經濟也就是權力經濟。審批既然表現為權力，在遇到障礙時往往就要用錢鋪墊，產生權錢交易，打通關節，疏通關系，這自然就構成腐敗的一個根源。反腐敗不能只是打擊腐敗分子，更重要的是杜絕腐敗的根源，既治標又治本。批地號、批指標、批項目，完全可以通過競標會和采購中心去解決，這既有公平，又有效率。須知，審批越少。越能促進市場深化。廢止審批經濟的最大障礙來自政府不愿意放棄本來不應屬于政府的權力，權力轉移又有賴于政治體制改革。
2 命令經濟
命令經濟是格留達在《比較經濟制度》一書中提出的概念。后來又被艾登堡在《經濟體制》一書中做了發揮。指令經濟的突出表現是下達經濟指標。在計劃經濟年代這種經濟指標帶有強制性，“愛你沒商量”，無論是城市企業，還是農村農戶都必須按指標完成任務。現在我們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但計劃觀念依然頑固。即使是指導性計劃，對于那些政府任命的董事長、總經理，依然是一種強約束。指令經濟的另一表現是政府立項。政府立項不是完全不要，但只能是那些政府投資的項目。現在的問題在于政府立項就象冬天刮的西北風一樣，到處都是。甚至民營企業、股份制企業都要排隊等待立項批復。現在這種立項制度已經造成了引資障礙，外資機構也學會了看政府批復。市場經濟的規則應是企業自行立項，專家審定，這會減少很多麻煩。
3 獨占經濟
獨占就是壟斷，但壟斷還是不完全意義上的獨占，因為它還可以有一二個競爭者，獨占則是徹底的獨家經營。
在計劃經濟年代，很多領域都表現為國家壟斷。在經濟轉型時期，伴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情況有所改變。但仔細考察，我國經濟目前還存在著大量的國家壟斷。這些領域包括：郵電通訊;金融體系;新聞出版;事業單位。
嚴格的經濟分析表明，國家壟斷即使賺錢用之于民，仍會降低社會經濟效益。“因這將政府企業以低效率賺的錢用之于民，還不如取消壟斷，發揮競爭使百姓得到好處來得大”。美國航空提供了明顯的例證：原來由國家獨占的航空，二戰以后出現了“人民快運航空公司”，改變了服務方式，降低了服務費用，票價幾乎降低了一半，滿座率大大上升，結果使國有航空公司也不得不改變運營方式。我國也有類似情況，電訊業就因多了一家“聯通”，服務面貌就已大大改觀。日本的國鐵民營化改造，也為世人提供了一個成功的例證。市場經濟的發展，客觀上要求政府行為的轉變，政府要放棄那些本來不屬于自己的權力，則要求政治體制的配套改革。政治改革來得越迅捷、越有效，社會也就越發展、越進步。
論科學發展觀的相關毛概論文篇二
《科學發展觀》
[摘要]科學發展觀堅持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基本內涵，堅持并發展了黨的三代領導集體關于發展的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繼承與創新，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最新理論成果。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理論;創新
[作者簡介]李紅衛，黃岡師范學院政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法學碩士，湖北黃岡438000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7)05-0004-03
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恒的話題，人類從誕生之日起始終面臨著發展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實踐向人們昭示：中華民族的崛起和復興在于發展，不發展只能是死路一條。而有什么樣的發展觀，就會導致什么樣的發展結果。新中國建立以來，幾代黨中央領導集體以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為指導，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著符合中國國情和時代潮流的科學發展觀，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一、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
19世紀中葉，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在抨擊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畸形發展并繼承資本主義創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第一次科學地、系統地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作了全面的研究，創造性地闡述了社會發展的動因、階段、手段和形式。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集中體現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之中，它探討了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問題及其一般規律，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發展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有兩個突出特點：其一，突出了生產力是決定社會歷史發展的最終動力的作用。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的發展既是物質、經濟、生產力起決定作用的結果，也是政治、文化、思想、精神等方面因素起反作用的結果。一句話，社會發展是社會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二，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基本問題和目標是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進步是一個從低級文明到高級文明、從片面發展到全面發展的過程。社會主義社會就是要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與人的全面發展。人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手段，更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堅持目的與手段的統一，并把人的全面發展確立為社會發展的終極價值，是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追求。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為社會主義的建立、鞏固、完善和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正是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集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圍繞發展問題，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豐富的關于社會發展的理論。
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社會發展理論
毛澤東同志對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大國如何選擇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如何實現現代化，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進行了有益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嘗試。他在1956年發表的《論十大關系》中，著眼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全面深刻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建設中各種因素的關系.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理論觀點和實踐原則。黨的八大正確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因此，要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努力實現國家的工業化。1957年，毛澤東同志又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民內部矛盾代替敵我矛盾已成為國內主要矛盾，并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生活的主題，這就為我們黨工作重點的戰略轉移，提供了思想理論依據。實踐證明，這些重大的判斷和理論觀點是正確的，對于指導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實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在此后一個很長的時期，我們黨堅持用革命的斗爭的方法促社會發展的路線，超越社會發展階段，脫離國家實際，導致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停頓、滯后甚至倒退，生產力得不到應有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應有的提高，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黨和國家處于一個十分危險的境地。
三、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社會發展理論
在““””結束后的重要歷史關頭，鄧小平同志緊緊抓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義無反顧地超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傳統發展模式，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引導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發展道路。
第一，“發展才是硬道理”，用發展統領一切。鄧小平站在時代的高度，把握時代的特點和脈搏，認為發展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之一，發展更為重要，發展才是硬道理。只有把發展放在首位，用發展來統領一切，中國人民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才能復興，才能更好地堅持社會主義，而“不堅持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第二，發展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人民。深情地愛著祖國和人民的鄧小平同志，其畢生的奮斗目標就是為人民謀利益。所以他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早就將發展的出發點和歸宿定義為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發展的結果如何，關鍵是要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社會主義本質也是以最終達到廣大人民的共同富裕為目標。這些閃光的思想超越了早期發展觀的片面性和膚淺性，使我國的發展觀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礎之上。
第三，發展觀應該是全面協調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制定的社會發展戰略是富強、民主、文明三位一體、全面發展的現代化。這突出體現在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辯證統一觀點中。如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經濟犯罪;一面抓經濟建設，一面抓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環境保護;一面抓計劃生育，一面抓人口素質的提高等等。可見，鄧小平的發展觀是經濟、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的協調發展。
第四，在全面發展的目標下，突出非均衡發展。均衡發展、同步富裕，其結果只能是共同貧窮。鄧小平主張中國的發展應是跳躍式、非均衡發展。從全局來看，在突破口的選擇上，先農村后城市;在整體推進方式上，先經濟后政治;在區域推進方式上，先沿海后內地;在發展途徑選擇上，先富帶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當然這種非均衡發展是有前提條件的，要以富強、民主、文明為總體發展目標，以共同富裕作為中國現代化的終極價值目標。因而，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則，是中國現代化發展必須遵循的根本價值取向。
四、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社會發展理論
江澤民同志在世紀之交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運用發展了鄧小平理論，進一步加深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國社會發展的具體途徑和發展的最終歸宿等問題上進行了新的探索，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我黨的社會發展理論。
第一，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江澤民同志帶領我們黨和人民在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進一步從黨的宗旨、任務和執政規律出發，明確提出了加快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全面發展，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要務”，突出強調了發展的功能和地位，使我們黨新時期的社會發展理論在鄧小平同志發展理論的基礎上擴充了新的內涵。
第二，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最終目標和最高價值追求。江澤民同志認為，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超越，不僅體現在創造更發達的生產力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上，還體現在創造公正合理的社會秩序、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上。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最本質的規定，也是我們為之奮斗的長遠目標和最高價值追求。
第三，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20世紀90年代，我國政府從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深刻認識到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可貴，積極參與一系列國際會議和協定的簽署，將可持續發展列為我們的基本國策之一。可持續發展觀主要包括：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的條件;人口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科技創新是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在當代人和后代人的關系上，實現資源的合理使用和人類的長久健康發展。
第四，走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傳統工業化模式雖然使社會生產力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但卻是以自然資源的過量消耗和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為代價的。我國是人均資源相對不足、環境承載能力比較薄弱的國家，現實迫使我們必須轉換發展思路，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工業化和信息化相結合的發展道路，極大地拓展和豐富了傳統工業化的內涵。
五、以胡錦濤同志為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社會發展理論
以胡錦濤同志為的黨中央在總結我國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經驗和吸取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在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創造性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反映了我們黨對社會發展問題的新認識，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最新成果和重大創新。
第一，全面發展。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必須以經濟為基礎，唯發展經濟為大。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一個全面而又統一的整體來積極推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從而克服了以往的發展觀只注重經濟發展而忽視社會與人全面發展的片面性。
第二，協調發展。黨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五個統籌”為標志的協調發展觀，這就是：統籌城鄉發展，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建立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城鄉相互促進的互動機制;統籌區域發展，加大西部開發力度，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形成東中西互動互補、共同發展的新格局;統籌經濟社會發展，不斷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做到經濟、社會同步和均衡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使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力爭外援，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
第三，可持續發展。這是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的積極揚棄，就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充分考慮環境、資源和生態的承受能力，不應破壞資源、污染環境，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僅要滿足當代人的需要，還要為子孫后代的生存和發展著想。
第四，以人為本的發展。這是我黨在發展問題上的新認識和新觀點，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指導思想的重大轉變。“人”是指人民群眾，“本”是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胡錦濤同志對此作了深刻論述：“以人為本，就是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總之，我黨幾代領導集體圍繞著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問題，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豐富的關于發展的思想，對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實踐起到了積極作用。特別是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進一步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詮釋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新方略，體現了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繼承、發展和創新，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實踐的科學理論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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