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曹丕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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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向召1由 分享
論文關鍵詞：曹操 曹丕 曹植 文學思想 樂府
論文摘要：曹氏父子創作了大量樂府詩，并且注重抒發內心的真實情感，這反映了長期以來在經學束縛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經歷，對他們文學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曹氏父子均愛好樂府詩，并且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歌。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氣說”，提出了在進行文學批評時應持有的正確態度。他認為作家專才多，通才少。他論述了文章在國家政治生活在的作用，并對當時的文體進行了總結。
東漢末年，人們逐漸從經學的束縛之中解脫出來，正統觀念開始淡化，思想活躍，重個性、重欲望、重感情、強烈的生命意識成了建安士人內心生活的核心。曹丕擅長作樂府詩歌，所作《燕歌行》2首在七言詩發展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建安后期，陳琳、王粲等文人為曹操所網羅，曹丕、曹植兄弟與之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曹丕《與吳質書》)，在文學史上傳為佳話。曹丕的文學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典論·論文》中。
一、樂府情結
曹丕登上皇帝寶座后，即對當時的“漢樂”進行了大量改制，對此，《宋書》記載：
文帝黃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日《昭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日《正世樂》，《嘉至樂》日《迎靈樂》《武德樂》日《武頌樂》，《昭容樂》日《昭業樂》，《云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日《武頌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五頌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
《大武舞》。其眾哥詩，多即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詩》而已。
這則文獻不僅記載了曹丕詔令改制“漢樂”的具體內容而且對王粲奉命作“哥詩”(登哥)的情況也進行了披露。在東漢建安與曹魏黃初時期，文人創作樂府詩是有條件限制的。而曹丕平時所接觸之樂皆為朝庭之樂的便利條件，為曹丕創作樂府詩提供了最大的便利與可靠的保證。除了出征打仗外，曹氏父子三人大都生活于相府與宮室，終日投壺燕射，如云的樂工歌女，構成了其創作樂府詩的一架溫床。
曹丕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樂府詩集》收錄了22首。對于這位皇帝文學家，史書雖然記載了其“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的天資聰敏，但他從小卻是以貴公子的身份周旋于聲色犬馬之中的，并于18歲時娶甄氏為妻，之后就基本上在鄴都的安樂窩里生活。這時的曹丕，于游樂宴游、倚翠偎紅、斗雞走馬而言，幾乎是無所不為，所以，即位前曹丕的詩賦等作品，主要述寫的就是這種貴公子生活，其中又以游宴、兩性相思最具典型性。詩與賦這兩類文學樣式，雖然均可對聲色酒樂的享受生活作如實記錄，但卻不能配樂以唱，于是，屬于韻文學范疇的樂府詩就自然成為了曹丕的首選。曹丕熱衷于樂府詩的創作，不是因為樂府詩的繁榮與發展，而是因其享樂生活的需要。
二、“文氣說”
曹丕論作者時，有一顯著特點即“以氣”論文。例如，他稱徐干“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公干有逸氣，但未道耳”，又評王粲“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又總論文與氣的關系：“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的“文氣說”，就是從《典論·論文》和《與吳質書》開始的。羅宗強先生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寫道：“文氣說的提出，從理論上標志著我國文學思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著眼于文學的外部聯系轉向了著眼于文學的內部規律、著眼于文學的特質。文氣說的提出，標志著文學理論批評自覺時代的開始。”他充分肯定了曹丕提出“文氣說”在中國文學思想史上的重要意義。
曹丕論作家的“氣”，主要指作者的個性氣質而言。他認為，個性氣質來自自然稟賦，“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又認為，自然稟賦的不同氣質，可以分為清與濁兩大類。“凡萬物生于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全晉文》卷五十四》)。清濁之分，是指氣質之優劣，并不是指氣質情性的不同特點。作家的氣，主要是指氣質情性，這正反映了經學束縛解除之后，處于變動不居中的思想領域普遍重視自我的傾向。重視體氣、重視個性、重視感情氣質等，都是重視自我的表現。氣，在作者為氣質情性，反映到文章中來，就是指一種表現出個性特征的感情氣勢、感情力量，是反映到文章中來的生命力。“文以氣為主”，就是以感情氣勢、感情力量為主。不過，這種感情氣勢、感情力量由于作者氣質情性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格調、不同的個性特征罷了。
《典論·論文》和《與吳質書》用“氣”評論作家與漢末三國時期以“氣”稱述人的氣質、才能的風氣有關，茲舉數例以說明之：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后漢書·申屠蟠傳》載蔡邕語)
(魏元丕)稟乾氣之純懿。(佚名《涼州刺史魏元丕碑》)
(徐干)含元休之清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佚名《(中論>序》)
周成王體上圣之休氣。(曾丕《周成漢昭論》)
(孫究)氣志體懿。(孫權《詔孫慮假節開府治半州》)
以上諸例所謂玄妙之氣、純懿之氣、精明之氣、休氣、
休懿之氣等，都用以稱道人物純正美好的品格和高度的智慧等。
霍光懷沉勇之氣。(嵇康《明膽論》)
(毋丘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張既《表毋丘興》)
(龔德緒、王義疆)志壯氣剛。(楊戲《季漢輔臣贊》)
(徐邈)才博氣猛。(《三國志·魏書·徐邈傳》)
以上諸例所謂沉勇之氣、忠烈之氣、堅剛之氣、猛氣等都用以稱道人物堅定果敢的品質、性格。這些材料說明在漢末三國時代，用“氣”來解釋人的品格、氣質、才能、生理等已經相當普遍了。在曹丕所處的時代，人們已經開始用“氣”來品評人物、說明與文有關的樂和言辭。正所謂：“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身。…‘樂氣”、“氣盛”都是以氣言樂。鄭玄還認為，不同的樂歌便有不同的氣，它們各自適合于不同性質的聽者。《樂記》載：“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日：‘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鄭注：“聲歌各宜，氣順性也。”東漢邊讓《章華臺賦》有“音氣發于絲竹之”之語。曹丕也曾用“清氣”一語稱贊樂聲、歌聲的美妙，其《善哉行》云：“長笛吐清氣。”又云：“有美一人……善為樂方。哀弦微妙，清氣含芳。”曹植《贈丁儀》：“秦箏發西聲。…‘氣”兼指秦地人民之“聲”和樂聲之“氣”。之所以以“氣”言樂，大約是因為樂與律的關系極為密切。奏樂須用律管調整音聲，使之和諧。而古人認為十二律與天地陰陽之氣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古代詩、歌、舞往往合為一體，因此所謂“樂氣”，就是詩、樂、舞三者的統一。
以“氣”形容言辭的如《三國志·吳書·張雇諸葛步傳》載，周昭稱張承“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又稱張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于色”。同書《藏洪傳》說藏洪盟誓“辭氣慷慨，涕泣橫下”。這些例子中“甚隘”、“鄙俗”、“謇謇”、“壯厲”、“慷慨”等都是形容言辭給聽者留下的一種總的印象，這印象是由所說的內容和說話人的語氣、態度等共同造成的。與“辭氣”相近的還有“聲氣”一語。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稱張衡“氣聲氣芬芳”，是指其談吐優雅。孔融稱禰衡“飛辯聘辭，溢氣忿涌”，是說談論時滔滔不絕，應對不窮，有才智橫溢、所向無敵之氣概。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之下，曹丕又進而以“氣”論文，提出“文以氣為主”，并且以“氣”評論作家。人們用“氣”評論人物、說明樂與言辭時，其內容都較寬泛，是對人的一種總體印象而言的。曹丕所說的“氣”和我們今天所說的某個作家的創作風格十分接近，是指一個作家由于體氣和環境的不同所形成的風格特色。
論文摘要：曹氏父子創作了大量樂府詩，并且注重抒發內心的真實情感，這反映了長期以來在經學束縛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經歷，對他們文學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曹氏父子均愛好樂府詩，并且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歌。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氣說”，提出了在進行文學批評時應持有的正確態度。他認為作家專才多，通才少。他論述了文章在國家政治生活在的作用，并對當時的文體進行了總結。
東漢末年，人們逐漸從經學的束縛之中解脫出來，正統觀念開始淡化，思想活躍，重個性、重欲望、重感情、強烈的生命意識成了建安士人內心生活的核心。曹丕擅長作樂府詩歌，所作《燕歌行》2首在七言詩發展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建安后期，陳琳、王粲等文人為曹操所網羅，曹丕、曹植兄弟與之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曹丕《與吳質書》)，在文學史上傳為佳話。曹丕的文學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典論·論文》中。
一、樂府情結
曹丕登上皇帝寶座后，即對當時的“漢樂”進行了大量改制，對此，《宋書》記載：
文帝黃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日《昭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日《正世樂》，《嘉至樂》日《迎靈樂》《武德樂》日《武頌樂》，《昭容樂》日《昭業樂》，《云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日《武頌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五頌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
《大武舞》。其眾哥詩，多即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詩》而已。
這則文獻不僅記載了曹丕詔令改制“漢樂”的具體內容而且對王粲奉命作“哥詩”(登哥)的情況也進行了披露。在東漢建安與曹魏黃初時期，文人創作樂府詩是有條件限制的。而曹丕平時所接觸之樂皆為朝庭之樂的便利條件，為曹丕創作樂府詩提供了最大的便利與可靠的保證。除了出征打仗外，曹氏父子三人大都生活于相府與宮室，終日投壺燕射，如云的樂工歌女，構成了其創作樂府詩的一架溫床。
曹丕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樂府詩集》收錄了22首。對于這位皇帝文學家，史書雖然記載了其“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的天資聰敏，但他從小卻是以貴公子的身份周旋于聲色犬馬之中的，并于18歲時娶甄氏為妻，之后就基本上在鄴都的安樂窩里生活。這時的曹丕，于游樂宴游、倚翠偎紅、斗雞走馬而言，幾乎是無所不為，所以，即位前曹丕的詩賦等作品，主要述寫的就是這種貴公子生活，其中又以游宴、兩性相思最具典型性。詩與賦這兩類文學樣式，雖然均可對聲色酒樂的享受生活作如實記錄，但卻不能配樂以唱，于是，屬于韻文學范疇的樂府詩就自然成為了曹丕的首選。曹丕熱衷于樂府詩的創作，不是因為樂府詩的繁榮與發展，而是因其享樂生活的需要。
二、“文氣說”
曹丕論作者時，有一顯著特點即“以氣”論文。例如，他稱徐干“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公干有逸氣，但未道耳”，又評王粲“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又總論文與氣的關系：“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的“文氣說”，就是從《典論·論文》和《與吳質書》開始的。羅宗強先生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寫道：“文氣說的提出，從理論上標志著我國文學思想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著眼于文學的外部聯系轉向了著眼于文學的內部規律、著眼于文學的特質。文氣說的提出，標志著文學理論批評自覺時代的開始。”他充分肯定了曹丕提出“文氣說”在中國文學思想史上的重要意義。
曹丕論作家的“氣”，主要指作者的個性氣質而言。他認為，個性氣質來自自然稟賦，“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又認為，自然稟賦的不同氣質，可以分為清與濁兩大類。“凡萬物生于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全晉文》卷五十四》)。清濁之分，是指氣質之優劣，并不是指氣質情性的不同特點。作家的氣，主要是指氣質情性，這正反映了經學束縛解除之后，處于變動不居中的思想領域普遍重視自我的傾向。重視體氣、重視個性、重視感情氣質等，都是重視自我的表現。氣，在作者為氣質情性，反映到文章中來，就是指一種表現出個性特征的感情氣勢、感情力量，是反映到文章中來的生命力。“文以氣為主”，就是以感情氣勢、感情力量為主。不過，這種感情氣勢、感情力量由于作者氣質情性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格調、不同的個性特征罷了。
《典論·論文》和《與吳質書》用“氣”評論作家與漢末三國時期以“氣”稱述人的氣質、才能的風氣有關，茲舉數例以說明之：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后漢書·申屠蟠傳》載蔡邕語)
(魏元丕)稟乾氣之純懿。(佚名《涼州刺史魏元丕碑》)
(徐干)含元休之清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佚名《(中論>序》)
周成王體上圣之休氣。(曾丕《周成漢昭論》)
(孫究)氣志體懿。(孫權《詔孫慮假節開府治半州》)
以上諸例所謂玄妙之氣、純懿之氣、精明之氣、休氣、
休懿之氣等，都用以稱道人物純正美好的品格和高度的智慧等。
霍光懷沉勇之氣。(嵇康《明膽論》)
(毋丘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張既《表毋丘興》)
(龔德緒、王義疆)志壯氣剛。(楊戲《季漢輔臣贊》)
(徐邈)才博氣猛。(《三國志·魏書·徐邈傳》)
以上諸例所謂沉勇之氣、忠烈之氣、堅剛之氣、猛氣等都用以稱道人物堅定果敢的品質、性格。這些材料說明在漢末三國時代，用“氣”來解釋人的品格、氣質、才能、生理等已經相當普遍了。在曹丕所處的時代，人們已經開始用“氣”來品評人物、說明與文有關的樂和言辭。正所謂：“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身。…‘樂氣”、“氣盛”都是以氣言樂。鄭玄還認為，不同的樂歌便有不同的氣，它們各自適合于不同性質的聽者。《樂記》載：“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日：‘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鄭注：“聲歌各宜，氣順性也。”東漢邊讓《章華臺賦》有“音氣發于絲竹之”之語。曹丕也曾用“清氣”一語稱贊樂聲、歌聲的美妙，其《善哉行》云：“長笛吐清氣。”又云：“有美一人……善為樂方。哀弦微妙，清氣含芳。”曹植《贈丁儀》：“秦箏發西聲。…‘氣”兼指秦地人民之“聲”和樂聲之“氣”。之所以以“氣”言樂，大約是因為樂與律的關系極為密切。奏樂須用律管調整音聲，使之和諧。而古人認為十二律與天地陰陽之氣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古代詩、歌、舞往往合為一體，因此所謂“樂氣”，就是詩、樂、舞三者的統一。
以“氣”形容言辭的如《三國志·吳書·張雇諸葛步傳》載，周昭稱張承“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又稱張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于色”。同書《藏洪傳》說藏洪盟誓“辭氣慷慨，涕泣橫下”。這些例子中“甚隘”、“鄙俗”、“謇謇”、“壯厲”、“慷慨”等都是形容言辭給聽者留下的一種總的印象，這印象是由所說的內容和說話人的語氣、態度等共同造成的。與“辭氣”相近的還有“聲氣”一語。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稱張衡“氣聲氣芬芳”，是指其談吐優雅。孔融稱禰衡“飛辯聘辭，溢氣忿涌”，是說談論時滔滔不絕，應對不窮，有才智橫溢、所向無敵之氣概。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之下，曹丕又進而以“氣”論文，提出“文以氣為主”，并且以“氣”評論作家。人們用“氣”評論人物、說明樂與言辭時，其內容都較寬泛，是對人的一種總體印象而言的。曹丕所說的“氣”和我們今天所說的某個作家的創作風格十分接近，是指一個作家由于體氣和環境的不同所形成的風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