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刑事法律相關論文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民群眾對刑事法律的關注也越來越深入。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刑事法律相關論文，供大家參考。
刑事法律相關論文范文一：刑事法律觀念的轉換
刑事法律觀念是一種高層次的刑法意識，它是人們對于刑法的思想認識、心理態度和價值取向等觀念態文化的總和。刑法觀直接影響著國家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民眾的刑事法律意識。因而，確立正確的刑法觀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色刑法的思想和理論基礎，是中國刑法走向現代化的必然選擇。確定正確的刑法觀首先要具備批判的精神和創新的意識。即著力批判“階級斗爭為綱”和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刑法工具主義，徹底破除中國封建社會延續的刑法萬能主義和重刑主義的觀念
一(一)批判刑法工具主義，樹立人權保障觀
刑法被認為是最集中地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的法律。因而，刑法的政治屬性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計劃經濟時期突出地顯現出來。刑法的政治功能被放在第一位，刑法的打擊鋒芒被界定為主要針對反革命罪;刑法中不具有政治職能性質的條款也要為其政治職能服務。(注：蘇惠漁等：《刑法價值觀念的一次維新》，《法學》1999年第2期。)對于刑法這種近于直觀的認識，不僅在事實上導致人們直接把刑法用作維護階級統治的工具，而且導致人們在觀念上把刑法看成是以統治階級意志為轉移的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的工具，這個工具就是人們印象中的“刀把子”。刑法就是執行階級專政職能、鎮壓階級敵人反抗，懲罰嚴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工具。
其實，刑法并不僅是實現國家政治目的的工具，甚至主要不是實現國家政治目的的工具。現代刑法理念和原則的產生是基于人權保障、實現社會正義而產生的。現代刑法的靈魂——罪行法定原則就是基于公民防范司法擅斷，制約國家刑罰權，保護個人自由，實現社會正義而提出的。這一原則確定的理論基礎即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的思想和觀念，在我國由于長期以來受社會本位的整體主義的束縛，受政治刑法觀和刑法工具主義的影響和制約，個人權利強調得不夠，(注：梁根林：《二十世紀的中國刑法學》，《中外法學》1999年第3期。)使得刑法的立意被長期定位于消滅犯罪的理想之上。其結果，導致了長期以來我國刑法以消滅犯罪為目的，而不惜花費成本，甚至以犧牲對公民應有權利的保障作為代價。(注：蘇惠漁等：《刑法價值觀念的一次維新》，《法學》1999年第2期。)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確立，現代刑法觀念的啟蒙與覺醒，與國家、集體相對應的社會個體利益得到了法律的充分承認和保障。我國刑法也應當破除片面強調刑法為政治統治服務的刑法工具主義觀念，樹立“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觀念和刑法本身就是社會正義的象征的目的主義觀念，確立國家刑罰權自我制約意識，確立犯罪人既是刑法規制的對象，又是刑法保護的應當給予理性尊重的法秩序主體的意識。馬克思說過：“法典是公民自由的圣經”。按照李斯特所說：刑法不僅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而且也應該是“犯罪人的大憲章”。刑法在保障國家行使刑罰權以懲罰犯罪，維護秩序的同時，又必須要充分保障犯罪人個人的合法權利。在國際社會普遍強調人權，人權意識凸現的今天，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應受到特別的關注和重視。人權保障是刑法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之一。(注：張文、何慧新：《中國刑法學20世紀的回顧、反思與展望》，《當代法學》1999年第1期。)因此，我們應當在批判和廢棄刑法工具主義、刑法政治觀的同時，高揚刑法人權保障的旗幟，并以人權保障為底線構筑現代中國刑法學，為中國刑法學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指明前進方向。
(二)破除刑法萬能主義，樹立刑法謙抑觀
中國古代禮“禁于將然之前”，刑則“禁于已然之后”的禮——法(刑)兩級規范體系導致刑不僅成為一切違法行為的制裁手段，而且成為所有違于禮義的行為的制裁手段，所有出禮入法的行為都是應予嚴刑懲治的犯罪。這種禮——法(刑)配置關系是造成中國古代社會刑法泛化、刑法萬能主義觀念盛行的重要原因。新中國的建立實現了與舊法統和封建專制的刑法制度的決裂，但刑法泛化和刑法萬能主義的觀念影響卻根深蒂固，至今未能消除，特別是表現在立法上對一些無序、失范該由民法、經濟法和行政法調控的行為予以犯罪化，納入刑罰圈的現象，使刑罰權的范圍無限擴張，表現在社會大眾心理上，強化了全社會對刑罰預防和控制犯罪的效果的作用期待，重刑主義思想抬頭。(注：梁根林：《二十世紀的中國刑法學》，《中外法學》1999年第3期。)
其實，如耶林所指出的“刑罰為兩刃之劍，用之不得其當，則國家與個人兩受其害。”刑法應當是抗制不法行為的最后一道防線，能夠用其他法律手段調整的違法行為盡量不用刑法手段調整，能夠用較輕的刑法手段調整的犯罪行為盡量不用較重的刑法手段調整。(注：儲槐植：《罰刑矛盾與刑法改革》，《中國法學》1994年第5期。)這就是刑法的謙抑性思想。顯然，刑法謙抑性觀念，是與刑法萬能主義相悖的，它應當成為我們批判刑法萬能觀念的武器，并應當成為中國刑法現代化的創新理論之一。同時，我們也要在對“嚴打斗爭”重新審視時對刑罰的不可避免性和刑法的普遍約束力予以關注和重視。
意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菲利說過：“刑罰從其結果的不可避免性中產生全部威力。”列寧也曾指出：“有人早就說過，懲罰的警戒作用決不是懲罰的嚴厲與否，而是看有沒有人漏網。重要的不是嚴懲罪行，而是使所有一切罪案都真相大白。”犯罪心理學的研究結論也證明絕大多數犯罪人都存有僥幸逃避制裁的心理，無論刑罰多么嚴厲，犯罪人認為自己有逃脫刑罰制裁的可能時，再嚴厲的刑罰也毫無阻止犯罪發生的作用。刑法運用的實踐也進一步證明，自1979年刑法典制定后，為嚴厲打擊犯罪先后修改和制定的20余部法規都是愈來愈嚴厲，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扼制犯罪過快增加的作用，但它卻不能從根本上制止犯罪的增加，甚至對阻止犯罪過快增加所起的延緩作用也極為有限。
為此，在樹立刑法的謙抑性時，更應重視刑罰的不可避免性和刑法普遍約束力，適當降低刑罰的嚴厲性，而擴大刑法約束的范圍，即有限度地擴大對某些行為的刑法約束;一是將有些行為納入刑法調整，如危害環境，某些惡意的經濟行為等;二是將有些行為降低處罰要求，如貪污、受賄等犯罪，降低其構成的起點數額，防止培養犯罪分子的胃口和能撈一把是一把的僥幸的心理，使某些腐敗分子望而卻步。隨著社會的發展，刑法的普遍約束力將日益加強，這是現代刑法的新理念。
(三)破除重刑主義，樹立社會防衛觀
中國歷史上早就提出過“治亂世用重典”的刑法思想，在重刑主義思想影響下，為了達到令民畏服的目的，中國歷代封建刑律莫不采行嚴厲的生命刑和身體刑，不僅法定死刑和肉刑名目繁多，而且盛行法外用刑;不僅發明了殘酷的刑罰執行方法，而且普遍建立連坐族誅制度。但是，中國封建社會刑法發展史證明，重刑主義從沒有導致社會的長治久安，反而是用法愈重則國愈亂，刑愈濫而國愈窮。現實也證明，嚴打的慣性造成嚴打的敵對情緒，罰不當其罪導致對社會的逆反，進而報復社會，故意制造案件，暴力犯罪大多數是重新犯罪的累犯慣犯所為。(注：陳興良：《刑法謙抑的價值蘊含》，《現代法學》1996年第3期。)新中國刑法本身已對重刑主義進行了必要的清算，但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刑事犯罪態勢的趨惡，加之對犯罪規律缺乏深入研究和歷史考察，“治亂世用重典”的重刑主義思想又重新抬頭，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最近十多年來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
面對犯罪持續上升的現狀，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刑法學，應當擺脫重刑主義思想的羈絆，確立刑罰相對性觀念，樹立社會防衛的觀念。我國現行的與犯罪作斗爭的模式基本上是國家本位的以國家權力的運作為中心的犯罪控制模式。雖然，我國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戰略構思，要求動員全社會的力量治理犯罪，但從本質上講，我國現行的與犯罪作斗爭仍然是國家動員社會力量，還是圍繞國家權力的運作進行的，還是人治的方式。
因為綜合治理提出是在計劃經濟時期，人治的慣性巨大的形勢下提出的，所以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育成熟，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二元格局的社會結構的形成，國家應當將一部分與犯罪作斗爭的權力從國家刑罰中分割出來還給社會，使刑法運行模式由“國家本位”向“國家、社會雙本位”過渡(注：楊春洗：《刑事政策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頁、第433頁。)。運用國家權力和動用社會力量消除犯罪的社會的致罪因素。依據社會防衛思想，需要中國刑法學對現行的刑事政策和刑罰制度進行徹底的反省和質疑，蕩滌其報復主義、懲罰主義和重刑主義的成分，賦予其理性主義、人道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內核，在堅持罪刑法定和罪責刑均衡的基礎上，以促進犯罪人重新社會化，復歸社會從而預防犯罪為刑事政策和刑罰制度的基礎價值。(注：儲槐植：《市場經濟與刑法》，《中外法學》1993年第3期。) 二
隨著1997年刑法典的實施，刑事法律觀念的轉換與變更已經成為不爭之實。刑法理念的嬗變與遞進，這是中國刑法學進一步發展和繁榮的資源，從長遠看，影響力將日益發揮作用。但從現實看，影響及幅射能力甚小，特別對實踐難以形成直接的影響力，主要是有三個方面的矛盾沒有解決，即理念刑法與規范刑法的關系，刑事政策與刑法的關系，刑事法制與刑法的關系。為轉換刑法觀念，當前必須要解決好這三個方面的矛盾，處理好三個關系。
(一)要處理好理念刑法與規范刑法的關系
刑法作為國家的基本法之一與國家共同誕生，有國家即有刑法，按照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劃分為奴隸制刑法、封建制刑法、資本主義刑法和社會主義刑法。刑法是作為社會規范形式存在的，但作為指導刑法的理念，即刑法思想，刑法精神，刑法觀念，刑法原則都先于或無需法律的形式而存在相對的法律發展階段中。(注：儲槐植：《刑事政策：犯罪學的重點研究對象和司法實踐的基本指導思想》，《刑事法學》2000年第4期。)如維護奴隸主利益，赤裸裸體現不平等、殘酷的刑罰及濫施刑罰的刑法理念在奴隸制刑法沒有成文之前就已經蘊育成熟。
資產階級的刑法理念也同樣早于資產階級刑法而出現，并影響著其刑事立法。如現代刑法的三大原則：罪行法定、適用刑法人人平等、罪刑相適應都是由于啟蒙思想家和法學家的倡導而在后來的刑法典中確立的。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刑法發展歷史上按刑法的形式與內容相統一原則劃分有兩種類型的刑法，即理念刑法與規范刑法，有的稱理論刑法、刑法哲學。理念刑法是刑法實質內容的表現，規范刑法是刑法形式的外在表現;理念刑法決定規范刑法，指導規范刑法，規范刑法表現和實現理念刑法;理念刑法先于規范刑法而產生，并決定著規范刑法的產生。理念刑法是規范刑法之源、之本，規范刑法是理念刑法具體表象。但由于長期以來偏重對規范刑法的注釋研究，而忽略了理念刑法的研究，而使理念刑法的研究落伍，不能適應刑法現代化的需要。理念刑法研究的落后，最大影響是刑法的移植和改良缺少深厚的理論根基和本土資源的支撐，使得移植和改良的規范刑法缺少長綠之源。
考察中國近現代刑法發展的歷史，不論是清末、民國刑法，還是新中國1979年刑法和現行刑法都是移植與嫁接的改良品種，而這種移植與嫁接并沒有良好的土壤條件，缺乏法治基礎和法文化的底蘊。罪行法定原則被我們移植過來后，卻由于缺少法治的傳統、民主思想、權利觀念、人權思想而在規范刑法中孤芳自賞，難以達到理想的彼岸;而在刑事司法中由于重刑主義、人治思想的幽靈還徘徊著，難以貫穿于始終，甚而被人治擱淺。為使中國刑法走向現代化，轉變刑法觀念，首先就應處理好理念刑法與規范刑法的關系，加強理念刑法研究，宣揚現代刑法理念，在民眾中形成現代刑法的共識，方能使中國刑法步入現代化的行列。可喜的是，近年來有的學者對理念刑法作了有益的探討，并出版了一系列的理念刑法的著作。
但是這些陽春白雪的高雅上乘之作，往往只是在刑法學理論殿堂束之高閣，或僅為學者引證之用，由于其理論的深奧而和者蓋寡。現實的需求既需要陽春白雪，更需要下里巴人。刑法理論者的任務應為刑法觀念的普及而吶喊，使之成為民眾的自覺行動。唯如此，現代刑法的觀念才能深入人心。
(二)要處理好刑事政策與刑法的關系
本世紀，刑法界形成了一項共識——刑法刑事政策化，刑事政策成為刑法的靈魂。但我國刑法學界和犯罪學界對刑事政策研究取得具有創新價值的高水平的成果實在太少，使得刑法缺少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在控制犯罪中缺少力度。如近年來，國際上的刑事政策有朝向“兩極化”發展的趨勢，也就是所謂“兩極化的刑事政策”。所謂兩極就是嚴格的刑事政策(hardcriminalpolicy)與緩和的刑事政策(softcriminalpolicy)。
簡言之，對于危害社會的重大犯罪或高危險的犯罪人，采取嚴格的刑事政策，使其罪當其罰，罰當其罪，以有效壓制犯罪，維持法秩序;另一方面對于輕微犯罪及有改善可能性的犯罪人，則采取緩和的刑事政策，以抑制刑罰權的發動為出發點，透過不同階段的轉向，(diversion)(刑前轉向、刑中轉向、刑后轉向)(我國有的學者稱“轉處”)采取各項緩和的處遇(如緩刑、社會內處遇等)措施，以替代傳統刑罰，而達成促使回歸社會并防止再犯的積極目的。
這一政策，一方面可大量減輕刑事司法機關及矯正機構的負荷，使相關資源得以更有效的利用，更能集中資源對付重大犯罪;另一方面可使重刑犯及高危害罪犯能得到更適當的刑罰處罰及處遇;輕刑犯則減少入監服刑的機會，改以拘禁以外的其他處遇方式，不但能減少短期自由刑之流弊，反而可以對社會有更積極的貢獻，并可促使犯罪被害人及早獲償，可以說是對政府、被告、被害人及社會整體均是有利的政策方向。(注：李海東：《刑法原理入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從7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的刑事政策以功利思想為指導，將刑事政策調整為“輕輕重重，以重為主”。輕輕是指對輕微犯罪的處理比以往更輕;重重是指對嚴重犯罪的處理比以往更重。我國在80年初根據青少年犯罪突出的現狀，也確立了兩極刑事政策，即一方面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分子;一方面教育、挽救、感化有輕微違法犯罪的青少年。
但隨著第五次犯罪高峰的出現，嚴打斗爭愈來愈激烈，頻率加快，而使另一極刑事政策從1983年以后逐漸失去作用。雖然近幾年又重新提出對青少年的教育和未成年人的保護，但卻未能真正貫徹兩極刑事政策。我國刑事政策的這一變化對刑法不可能不造成影響。另一方面，單一刑事政策在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構成的犯罪控制大系統中并沒有發揮明顯的作用，在刑法價值導向和調節的功能上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因而，加強兩極化刑事政策研究是刑法觀念轉換的一個先決條件。
(三)正確處理刑事法制與刑法的關系
儲槐植教授曾在1989年即提出建立刑事一體化思想，即將犯罪學、刑事政策學、刑法學、行刑學作為一體進行研究的思路。(注：儲槐植：《刑事一體化與關系刑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甘雨沛先生也曾提出：綜觀近代刑事法學學科，19世紀的刑法學是合，融刑法學、犯罪學、訴訟法學、行刑學為一體;20世紀刑法學是分，除上述學科相繼獨立之外，還出現了一些邊緣學科;21世紀的刑法學的走向必然是統一聯合，成為一個熔刑事立法論、運用解釋論、行刑與保安處分論以及刑事政策為一爐的全面規制的“全體刑法學”(注：《刑事法學要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序。)。我認為這即是建立刑事法制的思想。其實，刑法學、犯罪學、刑事訴訟法學原本就是一體的，如罪刑法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沉默權是一個有機構成的整體。我們卻缺少這一理念。
實踐中、理論上都將其人為地分割開來。目前，犯罪學、刑法學、行刑學、刑事訴訟法學各吹各的調，而且又相互碰撞，如犯罪的概念有刑法學與犯罪學之爭，犯罪學與刑法學誰大誰小之爭，刑事訴訟與刑法誰至上之爭(程序優先，程序至上、程序正義等)，行刑學獨立體系成為監獄法學，刑事政策學則勢單力薄尚未在我國成為學說，難以爭席占地。所有這些現象既不利于各自學科的發展，更不利于現代刑法學的創立。因而，必須要在社會防衛的總體目的下，建設刑事法制，逐步實現刑事一體化。
刑事法律相關論文范文二：刑事法律解釋的原則探析
刑事立法和司法必須兼顧社會整體利益和秩序的維護和特定人權的保障，這就構成了我國刑法上“罪刑法定原則”的較為鮮明的“中國特色”。
刑法法律解釋必須在法律用語的邏輯涵義之內展開，不能任意超越，這是基本準則，也是刑事法律解釋的底線所在。
刑事法律解釋應當在符合公眾一般認知、獲得國民普遍接受的原則之下去進行解釋，法律解釋和適用過程中要體現民主觀念。
刑事法律解釋既需要有憲政的宏觀立場和政治判斷，以維護立法的權威，發揮司法的功能，同時也需要有細致的釋法規范和精良的專業水準。
罪刑法定原則的“中國特色”
我國的很多立法、司法原則確實具有自身的特點。比如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就設置在我國現行刑法的第3條中，即“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由于時代背景、主流價值觀念等方面的特殊性，它與西方國家罪刑法定主義的立法表達就存在著明顯的差別，西方國家側重強調刑事立法對司法權的嚴格限制，以體現對人權(尤其是作為刑事訴訟當事人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犯罪人利益)的保障;而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預防和控制犯罪高發仍然是時代的重任，因此，刑事立法和司法必須兼顧社會整體利益與秩序的維護和特定人權的保障，體現依法強化刑事司法權和依法制約刑事司法權的對立和統一，這就構成了我國刑法上“罪刑法定原則”的較為鮮明的“中國特色”。無論是法有明文規定的“入罪”，還是法無明文規定的“出罪”，我們都需要認真研究“明文規定”的真正內涵和判斷標準。
筆者認為，所謂“明文規定”的行為，應該是指在法律用語的邏輯含義之內能夠包含的行為。“明文”強調的就是一種較為確定的文字表達，它首先是對立法的“明確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民眾通常是根據公開的法律文本及其設定的規范去判斷自己的行為性質、選擇自己行為方向的。不過，漢文字有自己的特點，極富“美感”，內涵的豐富性、詞義的多樣性是它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就需要對法律的文字涵義進行法學和司法適用意義上的解釋與界定，以實現法律作為人們行為規范的“可預測性”，提供“安全行為”的價值;而作為司法的裁判規范，它又必須具有確立標準、明確示范的意義。所以，對法律特別是刑法的用語進行科學、合理的解釋，就顯得十分必要，也是貫徹刑法所確立的罪刑法定原則的主要內容。
解釋刑法不能超越法律含義
對于法律含義已經有了明確文字表達的條款，我們在司法上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用語的邏輯涵義去進行理解、解釋和適用。例如根據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在符合“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和“當場使用暴力”的法定條件下，要按照搶劫罪定罪處刑。那么，這樣的轉化定罪，其前提條件必須是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構成犯罪(包括犯罪未遂)，當作為前提行為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不構成犯罪時，則不能適用轉化型搶劫罪予以認定和處罰。這樣的界定和做法不是一些人定義中的“機械執法”，而是對立法(民意)的尊重和對法治原則的堅守。這涉及到民意、立法與司法之間的關系，必須在法治原則的框架下謹慎處理。當然，它同樣也涉及到司法權的科學行使與依法約束問題。超越原文文本的刑法適用，就違背了在使用刑罰力進行干預時應當具有的國家自我約束，從而也就喪失了民主的合理性基礎。因此，刑法領域應當將“可能的詞義”作為解釋的界限，這個框架內的解釋本身，就能夠起到保障法律的預防性作用，并且使違反禁止性規定的行為成為應受譴責的行為。
刑法解釋必須在法律用語的邏輯涵義之內展開，不能任意超越，這是基本準則，也是法律(司法)解釋的底線所在。但是，法律用詞的內涵并不總是如前例所舉的那樣明確和清晰可辨，有時，確實存在較大的解釋空間。在實踐中，經常有人批評法律不夠明確，從而主張超越司法功能，擴大定罪處刑的范圍。其實，包括刑法在內的法律，都是一種普遍的規范，它們以類型化的行為作為自己調整的對象，因此，一定的抽象性、普遍性本身，其實就是法律的基本特征，甚至是一種立法增強其適用性的技術手段。我們不斷強調的所謂的法律“具體”，也是相對于過去法律條文過于抽象弊端而言的進一步具體，而這個“具體”，同樣也是規范類行為規則的那種具體，永遠不可能完全吻合千變萬化案件的各種個性特征。所以，從抽象的法律到十分具體的個案之間，總會有一定的距離和空間余地，司法解釋就成為它們之間最為重要的橋梁和紐帶。因此，法律適用的前提，常常就是要有法律的先行解釋，沒有法律的解釋，往往不可能有法律的適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同樣可以說，如果沒有對法律的科學解釋，也就不可能存在對法律的準確適用。
刑事司法解釋需要公眾認同
對于刑法文本的解釋，除了法律本身已經做出了特別規定的情形之外，通常應當在法律用語的邏輯涵義之內，并且在符合公眾一般認知、獲得國民普遍接受的原則之下去進行解釋。這也是法律解釋和適用過程中民主觀念的重要體現。如果我們的解釋可能出現與普通民眾理解不一致或者重大分歧的情況(這通常是極個別的情形)，就必須以法律明確規定或者立法解釋的形式去做出界定，也就是要進行特別的事先“告知”。例如對于刑法上所稱的“以上”、“以下”的含義，司法人員和社會公眾就可能出現不同的理解，這將直接影響到法律的準確適用和當事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在現行刑法上，就做了均“包含本數”的解釋性規定，從而統一了這些用語在刑法意義上的涵義及適用標準。
我們再以關于自首的規定為例。為了鼓勵自首和更多地降低偵破犯罪的社會成本，我國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擴大了認定自首的范圍。刑法第67條第2款規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動供述司法機關沒有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應當以自首論。根據有關解釋意見，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能夠成立這種類型自首的所謂主動供述沒有被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必須是與原來司法機關已經掌握了的犯罪事實是不屬于同種類型的犯罪行為。這種將立法明文規定的沒有被掌握的“其他罪行”解釋為不同種類的“其他罪行”的做法，顯然是一種縮小性的限定解釋，而且，這樣的解釋明顯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我們認為，現行刑法的條文表達并無上述限定性的涵義存在，對該條款用語涵義的通常理解是，只要犯罪嫌疑人主動供述了司法機關沒有掌握甚至是根本不知的犯罪事實(無論它們屬于何種類型)，就應當成立自首。這樣的理解和解釋，與立法鼓勵自首和降低司法成本的基本精神是完全吻合的，也與法律文義及公眾的一般認同相切合。
刑事法律解釋問題應認真研究
對于法律文本，要在充分尊重立法文義和精神的前提下，進行科學、合理和符合公眾認同的解釋，這是正確理解和運用法律的重要保證。法律解釋本身應該成為一門科學，尤其是刑事司法解釋，既需要有憲政的宏觀立場和政治判斷，以維護立法的權威，發揮司法的功能，同時，也需要有細致的釋法規范和精良的專業水準。
比如我們要研究立法本意、本意的發現和文本客觀(對外顯示)意義的關系問題，要研究它們與立法精神、公眾認同是不是同一個概念?其實，立法本意與立法原意是同義語，是立法者在立法當時的出發點，也是其本來意義，更傾向于“過去”。這個所謂的本意、原意，對于準確解釋法律用語的邏輯含義是有意義的。那么，是不是任何一個法律條文都有立法本意呢?例如修改后的刑法、刑訴法是不是每個條文都經過細致討論和研究?看來也未必如此。本意或者原意，有時就是一種法律規范體系的邏輯自洽，是理想中的立法“完美主義”的產物。而所謂立法精神和公眾認同，似乎更注重于法律運用的現實價值，體現著犯罪人行為當時甚至是審判之時某種更新的價值意蘊。這種大致的區分和判斷，當然還需要做更進一步的論證。但這已足以說明，科學解釋和運用法律絕對不是容易之事，需要進行深入研究。
應該看到，人們分析自己的行為是不是被法律所允許或者禁止，一般都以“現在”為判斷的價值坐標，不會更多地去探尋十年、二十年之前立法者的原始出發點或者本意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說，法官或許更多的是在法律用語的邏輯含義之內，站在立法者如果現在以同樣的用語設定法律，他們可能需要表達的意思作為基點，去確定它們的適用范圍。筆者認為，以行為(而不是立法)當時的價值觀念為判斷標準去解釋法律用語，應該更加符合公眾的認同，也不會發生“不教而誅”的問題。
我們認為，實踐中尚存的不精確解釋法律和不當運用刑法的現象，仍然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因為這不僅涉及到法律解釋特別是刑事司法解釋和法律適用的科學性、民主性，同樣事關罪刑法定等刑法基本原則能否真正在司法實踐中落到實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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