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軍事理論論文3000字范文(2)
大學生軍事理論論文3000字范文篇三：《東亞和諧與中日兩國的作用》
摘要：構建和諧世界是推動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理念。為實現東亞和諧的長期目標，東亞各國應該采取積極的對策，進一步推進東亞的和平與發展，逐步克服東亞和諧的主要障礙，循序漸進地推進東亞和諧。國與國之間關系和諧是和諧世界的基礎，中日和諧是東亞和諧的關鍵。為實現中日和諧，中日兩國都要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共同發展中日友好，加強中日合作。
關鍵詞：東亞和諧;中日和諧
一、構建和諧世界與東亞和諧的障礙
(一)構建和諧世界是推動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理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東西方對立的冷戰格局結束以來，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的兩大主流，東亞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與發展的局面。半個世紀多的和平與發展徹底改變了東亞落后的面貌，使東亞成為繼西歐和北美之后的世界上第三個最為發達的地區。其中，日本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亞洲“四小龍”和東南亞先后在70年代和80年代實現了經濟起飛，中國自80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以來，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經濟增長。和平與發展給東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進步，各國都得到了最大的好處和實惠，進一步實現持久的和平與繁榮，已成為東亞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以此為背景，中國在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礎上，及時提出了構建和諧世界的主張。
2005年4月22日，中國胡錦濤在亞非峰會演講，正式提出了中國構建和諧世界的主張，說要“倡導開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價值觀的多樣性，尊重各國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自主權，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2005年9月15日，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發表演說，系統闡述了中國關于和諧世界的政策主張。胡錦濤說：“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在人類歷史上，各種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積極貢獻。存在差異，各種文明才能互相借鑒，共同提高;強求一律，只會導致人類文明失去動力，僵化衰落。各種文明有歷史長短之分，無高低優劣之別。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差異不應成為各國交流的障礙，更不能成為相互對抗的理由。”“我們應該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相互借鑒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長補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動各國根據本國國情實現振興和發展;應該加強不同文明的對話和交流，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慮和隔閡，使人類更加和諧，讓世界更加豐富多彩;應該以平等開放的精神，維護文明的多樣性，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協力構建各種文明兼容并蓄兼容的和諧世界。”其后，胡錦濤在參加各種國際會議期間，又多次說明了中國的和諧世界理論，并呼吁亞洲各國攜手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亞洲。
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談及中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時，又詳細闡述了中國構建和諧世界的政治主張。胡錦濤同志說：“共同分享發展機遇，共同應對各種挑戰，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事關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國人民的共同心愿。我們主張，各國人民攜手努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為此，應該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恪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在國際關系中弘揚民主、和睦、協作、共贏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文化上相互借鑒、求同存異，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強合作，堅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環保上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
中國構建和諧世界的政策主張順應了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國家要發展、社會要進步的時代潮流，體現了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繁榮的真誠期望，表達了中國誠心誠意與世界各國特別是東亞各國共謀穩定、共求發展的堅定決心，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得到了許多國家的理解和支持。
構建和諧世界是推動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理念，是在更高層次上建立全新的國際秩序，其目標是超越國境疆界，在世界范圍內實現真正的合理、正義與公平，使世界各國真正地團結一心，相互友好，和睦相處，共同發展，共同進步。毫無疑問，這樣一個理想的和諧世界需要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和長期建設，并非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尤其是在國際政治形勢因意識形態分歧、宗教信仰不同特別是霸權主義作祟而日趨動蕩不安的情況下，構建和諧世界還要克服很多的障礙，一步一步地向前推進。
(二)東亞和諧的主要障礙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經過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東亞雖然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與發展的局面，但從和諧世界方面看，尚存在著一些影響和諧的障礙，主要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1 歷史上的積怨和矛盾
日本經明治維新實現“富國強兵”以后，走上了以武力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先后發動了日清戰爭、日俄戰爭、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給東亞各國人民造成了嚴重的災難，留下了巨大的創傷。戰后以來，日本政府雖然多次就戰爭問題向東亞各國道歉，表示了反省的態度，但由于軍國主義殘余和右翼勢力的影響，日本政府的道歉和反省總是敷衍了事，一直沒有深刻認罪的態度，多次在歷史問題上傷害東亞各國人民的感情，引起東亞各國人民的憤怒和不滿。特別是小泉在執政期間一再參拜靖國神社，更使中日、韓日關系籠罩了冰冷的氣氛。這種歷史上的積怨和矛盾，無疑是東亞和諧的最主要障礙。
2 現實利益的沖突與矛盾
東亞各國不僅在社會制度、經濟體制以及歷史文化傳統、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等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在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發展水平、發展道路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異。由于東亞各國不僅在國內經濟社會的發展目標、發展戰略等方面明顯不同，而且在對外關系和外交政策方面也都追求各自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東亞各國的相互關系中，就不時出現各種現實利益的沖突與矛盾。另外，由于歷史的原因，東亞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其中朝鮮半島存在著南北分裂的問題，中國存在著臺灣問題，日俄之間存在著北方領土問題，中日之間存在著釣魚島歸屬和東海劃界的問題，日韓之間存在著日本方面稱之為“竹島”、韓國方面稱之為“獨島”的領土歸屬問題，圍繞中國的南海，中國與東南亞有關國家之間存在著領海爭議的問題。上述問題都是一觸即發的敏感問題，經常因為各種因素的引發而激化，也是東亞和諧的主要障礙之一。
3 來自區域外的不和諧因素的影響
美國雖然不是東亞國家，但美國作為世界上惟一的霸權國家，卻千方百計地維護其在東亞的利益，經常插手和干預東亞問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情況看，在東西方對立和美蘇爭霸的冷戰時代，美國不僅利用日本和韓國以及東南亞各國對蘇聯和中國實行封鎖和包圍，而且直接發動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挑起了臺灣海峽沖突，給東亞留下了許多不好解
決的后遺癥。冷戰結束以后，美國雖然提防日本對其經濟霸權的挑戰，但面臨中國的崛起，美國卻把中國視為其在東亞乃至世界上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以此為背景，美國對東亞各國的態度親疏有別，戰略有打有拉。其中，日本仍然是美國在東亞最主要的盟國，韓國和東盟都是美國積極爭取和利用的對象。對于中國，美國采取了既利用、又遏制的雙重戰略，并千方百計地誘導中國經濟、社會改革向西方化、美國化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東亞各國為了各自的利益，也都高度重視美國的作用，在相互關系中都打“美國牌”。尤其是日本，多年來一直明確地把日美關系作為其外交的基軸，并宣稱依賴美國的“核保護”，防御所謂的來自東亞其他國家的“威脅”。這種來自區域外的不和諧因素，不僅是造成以往東亞不和諧的主要-因素，對今后的東亞和諧也將繼續產生不利的影響。
4 東亞和諧尚無制度性的保障和支持
和諧世界必須以相應的國際法為依據。現在，東亞雖然有10+3對話機制和東亞峰會機制，但10+3對話和東亞峰會都是論壇性質的，其發表的宣言和聲明對各成員都不具有約束性。另外，中、日、韓三國雖然都參加了《東南亞友好條約》，各成員的行為受到了一定的約束，但《東南亞友好條約》并不是東亞和諧條約，其所規定的行為準則主要是和平與友好的準則，而不是東亞和諧的準則。從經濟區域化、一體化方面看，第九次10+3領導人會議和首屆東亞峰會雖然以明確提出了東亞共同體的發展目標，但各方對東亞共同體尚有不同的理解，其出發點、范圍和發展道路等都需要進一步探討。而且，在東亞自由貿易區尚需時日的情況下，東亞共同體的建立需要更長的時間，從現在的情況看，其發展至少是2020年或2030年以后的事情。這意味著以構建東亞和諧為宗旨的東亞和諧條約的制定還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三)東亞和諧的基本道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為實現東亞和諧的長期目標，東亞各國應該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共同采取積極的對策，進一步推進東亞的和平與發展，逐步克服東亞和諧的主要障礙，循序漸進地推進東亞和諧，這是實現東亞和諧的基本道路。
根據東亞和諧的主要障礙，東亞各國要共同努力，盡快消除歷史上的積怨和矛盾，化解現實利益的沖突與矛盾，排除區域外不和諧因素的影響，并從長計議，共同探討和制定東亞和諧條約。為此，根據中國胡錦濤在前述講話中所提出的積極而具體的建議，東亞各國應該在現有的和平與發展的基礎上，在下述方面共同努力：
第一，堅持互信協作，維護和平穩定，建立東亞新型安全架構;
第二，堅持相互借鑒，促進各種文明共同繁榮，實現各國共同發展;
第三，堅持多邊主義，奉行開放包容，加強區域內外合作;
第四，堅持互利共贏，繼續深化經濟合作，推動東亞自由貿易區、東亞共同體和東亞一體化的發展。
二、東亞和諧的基礎和關鍵
(一)國與國之間關系和諧是和諧世界的基礎和前提
如果說雙邊關系是國際關系的基礎和出發點，那么國與國之間的和諧就是東亞和諧的基礎和出發點。現在，除個別國家間尚未建立外交關系以外，東亞各國間大都建立了外交關系，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開展合作的同時發展了相互友好關系。以此為基礎，各國應該進一步努力，實現國與國之間關系和諧，進而實現東亞和諧。
各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大都包括維護和平、發展友好關系的內容。然而，各國在國際交往中是否真正地履行了這一基本原則，其具體的外交活動是否充分地體現了和平與友好，卻并不盡然。特別是一些追求霸權的國家，他們在口頭上雖然也標榜“友誼”或“友好”，但實際上往往是以強凌弱，以富欺貧，試圖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例如，日本當年侵略東亞各國時，就打出了“大東亞共榮圈”的幌子。可見，所謂的“友誼”或“友好”都是靠不住的，只有實際行動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就像“朋友有信”即相互信任是朋友間深厚友誼的基石一樣，國與國之間要像朋友一樣地關系和諧，各國就必須以實際行動開展誠信外交并努力使其他國家對自己的外交誠信放心，感到滿意和認可。這意味著國與國的關系和諧和人與人的關系和諧一樣，也存在著一個對實際行動滿意和認可即“服”的問題，滿意和認可就相互服氣，不滿意、不認可就互不服氣。在人與人的關系中，所謂“服”，就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誠信及其人品、道德等方面的滿意和認可，可以放心地交朋友。在國與國的關系中，所謂“服”，就是一國對另一國的外交誠信及其國體、民風等方面的滿意和認可，可以放心地友好往來。無論人與人之間還是國與國之間，服，就相互信任，同心同德，進而關系和諧;不服，就互不信任，離心離德，進而關系別扭。由此可見，服乃是國與國關系和諧的基礎和前提，也是世界和諧的基礎和前提。
要建設和諧世界，各國之間都要相互服氣才行，這是沒有疑問的。然而，從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國與國關系中的“服”的主要內容是小國對大國服，弱國對強國服，窮國對富國服。無論是全球性的大國、強國、富國，還是區域性、次區域性的大國、強國、富國，都要努力做到使小國、弱國、窮國服。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國與國之間的和諧，進而實現國際社會的和諧，建立和諧世界。
國與國關系中的“服”有理想狀態的服、半理想狀態的服和不理想狀態的服。其中，理想狀態的服是信服、佩服、敬服、心服、心服口服、心悅誠服;半理想狀態的服是嘆服、折服、從服、順服、跟服、口服;不理想狀態的服是臣服、屈服、畏服、口服心不服。理想狀態的服是高層次的服，最容易實現和諧世界;不理想狀態的服是低層次的服，不能實現和諧世界。
使小國、弱國、窮國對大國、強國、富國的服達到理想狀態的服，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和諧世界，這應該是世界各國共同努力的目標。為此，大國、強國、富國必須在下述方面以身作則，使小國、弱國、窮國真正對自己的外交誠信及其國風、民風等感到滿意和認可：
第一，不稱霸。近代世界史的經驗反復說明，一個國家成為大國、強國、富國之后開始稱霸，甚至挑起戰爭，以武力征服小國、弱國、窮國，乃是世界不得安寧的根源。以武力征服世界是帝國主義的邏輯，這樣所建立的國際秩序，只能使小國、弱國、窮國對大國、強國、富國產生低層次的服，其最終結果必然是不服，從而使以武力維持的國際秩序難以維系，走向崩潰。以武力征服世界只能實現低層次的服、不理想狀態的服，靠經濟力、財富力征服世界充其量也只能實現中等層次的服，半理想狀態的服，這是現代世界的基本事實。要真正實現高層次酌服，理想狀態的服，所有的大國、強國、富國在國際關系中都必須徹底實行不稱霸的基本原則，做到不炫耀實力，不耀武揚威，不以強凌弱，不以大欺小，不仗勢欺人，不以富侮貧。
第二，主動與小國、弱國、窮國友好相處。在現代國際社會中，威脅世界和平、破壞安定秩序的主要勢力不是來自小國、弱國、窮國，而是來自大國、強國、富國。小國、弱國、窮國沒有威脅大國、強國、富國的軍事力、經濟力、財富力和文化力，經常擔心大國、強國、富國的侵略、滲透和威脅，所以在對外關系方面，一般都主動采取與大國、強國、富國修好的戰略，以確保自己的國家安全。然而，小國、弱國、窮國與大國、強國、富國的關系是否和諧，這不取決于小國、弱國、窮國的態度，而是取決于大國、強國、富國的態度。小國、弱國、窮國主動與大國、強國、富國修好，這很難使其體會到大國、強國、富國的外交誠信，充其量只能使其對大國、強國、富國產生中等層次的、半理想狀態的服，不易實現國與國關系的和諧。只有大國、強國、富國主動與小國、弱國、窮國友好相處，小國、弱國、窮國才能真正體會到大國、強國、富國的外交誠信，對其產生高層次的、理想狀態的服，易于實現國與國關系的和諧。
第三，主動與小國、弱國、窮國開展合作。國際合作是各國為實現同一目標的共同行動或共同努力，是實現國與國之間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友好的重要途徑。國際合作不僅有助于小國、弱國、窮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且有助于小國、弱國、窮國改善與大國、強國、富國的關系，從而確保其和平的外部環境，實現其國家安全。因此，小國、弱國、窮國大都對國際合作寄予較高的期望。然而，國際合作能否真正而有效地開展起來，其主動權不掌握在小國、弱國、窮國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大國、強國、富國的手里。因此，大國、強國、富國應該主動地與小國、弱國、窮國開展合作。只有這樣，小國、弱國、窮國才能夠對大國、強國、富國的外交誠信感到滿意和認可，對其產生高層次的、理想狀態的服，從而實現國與國關系的和諧。
第四，主動援助小國、弱國、窮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小國、弱國、窮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大都處于落后的狀態，實現經濟、社會的發展，乃是其共同的心愿。然而，由于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小國、弱國、窮國一般都很難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改變其經濟、社會發展的落后面貌。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大國、強國、富國主動地伸出援助之手，幫助小國、弱國、窮國改變經濟、社會發展的落后狀態，就不僅能實現各國經濟、社會的共同發展和協調發展，而且能夠使小國、弱國、窮國對大國、強國、富國的外交誠信感到滿意和認可，對其產生高層次的、理想狀態的服，從而實現國與國關系的和諧。
(二)中日和諧是東亞和諧的關鍵
2004年4月24日，中國胡錦在博鰲亞洲論壇發表演說時說，地區大國應該對本地區和平與發展負有更大的責任，歡迎本地區大國在區域合作中發揮更為積極的建設性作用。中日是東亞的兩個大國，在世界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2007年12月28日，胡錦濤在會見訪華的福田首相時說，發展長期穩定、睦鄰友好的中日關系，實現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大目標，既是兩國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期待，也是兩國領導人和政治家的共同責任和使命。因此，要實現東亞和諧，必須實現中日和諧，這是實現東亞和諧的關鍵。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有2000多年友好交往的歷史，相互學習，相互借鑒，促進了各自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在古代，日本一直是學習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先進的思想文化，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在生產技術方面，自秦漢以來，中國的種稻、植桑、養蠶、紡織、冶煉等生產技術相繼傳到日本;在思想、文化方面，隋唐以后，日本學習和引進了中國的漢字、儒學、佛教、典章和藝術。在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迅速發展以后，中國也開始學習日本近代的科學技術和民主進步思想，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等，當初就是參考日文版本翻譯和介紹到中國來的。當時，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開展的革命活動，曾得到許多日本友人的支持與幫助。后來，周恩來、魯迅、郭沫若先生等先后在日本學習和生活，也同日本人民結下了深厚情誼。
然而，1894―1945年，中日兩國經歷了50年左右的戰爭。在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50年雖然是暫短的一瞬，但卻給中日兩國人民的心靈留下來巨大的創傷。當時，不僅中日兩國處于戰爭敵對的狀態，東亞各國也都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抗日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東亞雖然迎來了和平，但日本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初之前一直追隨美國反蘇的政策，長期采取敵視和包圍中國的政策，中日兩國處于外交中斷的不正常局面。與此同時，圍繞50年代初爆發的朝鮮戰爭，60年代后期爆發的越南戰爭，中日兩國繼續處于不戰不和的對立局面，整個東亞也籠罩在冷戰的鐵幕之下。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以《中日聯合聲明》(1972年2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8月)和《中日聯合宣言》(1998年11月)三個政治文件為基礎，中日關系迎來了正常發展的新階段。特別是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中日兩國交往頻繁，經貿關系、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擴大和增加。2007年，中目貿易額由1972年的11億美元增加到2360億美元，中國首次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對象國，兩國友好城市多達233對，人員往來超過500萬人次。由此，中日兩國經濟上相互促進、相互依存的關系不斷加深，政治上相互信任、相互友好的關系也不斷加強。以中日友好為基礎，再加上冷戰時代結束，東亞各國的友好關系迅速發展，東亞真正迎來了和平與發展的新局面。
1997年10+3機制形成以來，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定期會晤對推動東亞合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東亞各國從2000年起開始共同研究東亞自由貿易區和東亞共同體，就是一個最有力地證明。然而，2003―2006年，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中日關系一時出現了所謂“政冷經熱”的不正常局面。結果，中日兩國領導人的相互訪問中斷了4年之久，2005年在APEC和10+3領導人會議期間的例行會晤也被迫中斷了。“政冷”不僅影響了中日關系的正常發展，引發了兩國間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和有害無益的爭端，而且給東亞合作也帶來了明顯不利的影響。以2005年12月同時召開的第九次10+3領導人會議和首屆東亞峰會為例，由于中日、中日韓領導人會談被迫中斷，韓國總統盧武鉉也拒絕與小泉首相會談，會議自始至終籠罩了不和諧的氣氛，致使中日兩國圍繞東亞自由貿易區和東亞共同體的分歧難以彌合，東盟各國無所適從，兩個會議都未能取得預期的進展。在小泉首相之后，經過安倍首相的“破冰之旅”、溫家寶的“融冰之旅”，中日兩國確立了“基于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系”即戰略互惠關系;經過福田首相的“迎春之旅”和胡錦濤的“暖春之旅”，中日兩國戰略互惠關系的內容更為豐富，中日關系“花明柳暗又一村”，再現了繼續發展的廣闊前景。
歷史經驗證明，中日兩國是和諧則互利雙贏，不和諧則兩敗俱傷。不僅如此，中日和諧還直接影響到東亞和諧，即中日和諧則東亞和諧，中日不和諧則東亞也不和諧。可見，中日和諧完全符合歷史潮流和兩國人民愿望，也是亞洲和國際社會的殷切期盼。以中日兩國戰略互惠關系的建立和發展為契機，中日兩國應該共同努力，實現中日和諧，并通過中日和諧，共同推動和實現東亞和諧。
三、中日和諧的途徑
根據和諧世界對大國、強國、富國的要求，中日兩國都必須反對霸權主義，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并積極開展中日合作，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中日和諧。
(一)中國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崛起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和政治格局，在世界上引起了各種各樣的猜測，其中日本就流行所謂的“中國威脅論”，這是日本繼“中國崩潰論”之后對中國的又一誤解。從世界歷史特別是世界近代史看，包括英國、美國、俄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以及日本在內，一些大國崛起后大都稱王稱霸，要求按自己的利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其中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甚至挑起世界大戰，妄圖用武力重新分割世界，對國際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威脅，給人類生存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因此，日本散布的“中國威脅論”有一定的市場，東盟各國就擔心中國崛起會損害他們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然而，中華民族有愛好和平的歷史傳統，飽受帝國主義侵略之苦的中國在崛起后決不會走一些國家稱霸世界的老路。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傳統文化一直是強調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平衡與和諧，強調“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主張四海之內皆兄弟”。因此，中華民族歷來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信奉和厲行“中庸之道”，強調用“仁”和“道”來調節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國與國的關系，一直與周邊國家和睦相處。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集中精力建設自己的國家，一直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力爭保持和平的國際環境，從未威脅過任何國家的安全。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又多次宣布不稱霸，即使將來即使強大了也永遠不稱霸。不僅如此，面對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中國政府一直本著“尊重歷史、維持現狀”的原則，以最大的誠意，通過談判與有關國家合理地解決了大部分邊界劃定問題。對于釣魚島、東海、南海等有爭議的領土、領海問題，中國也反對訴諸武力的做法，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中國在新世紀初迅速崛起以后，又及時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宣布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來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和平崛起作為中國的一項帶有根本意義的國家戰略，這既是中華民族的需求，也是中華民族對世界的貢獻，意味著中國發展是和平的發展、合作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其目的是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做貢獻。為此，在推動國內發展方面，中國將堅持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而真誠地同各國開展交流與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中國將繼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各國友好相處，實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奉行強不執弱、富不侮貧的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
中國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意味著中國不會走歷史上一些霸權國家的老路，中國強大既不會妨礙包括日本在內的任何國家的發展，也不會威脅包括日本在內的任何國家的安全，這是中日和諧的有利條件和根本保障。
(二)日本走和平發展的道路
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征服世界的霸權主義行徑雖然得逞于一時，建立了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但難逃歷史的懲罰，最后以徹底的失敗而告終。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廣大日本人民對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也是深惡痛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日本制定了放棄戰爭的和平憲法，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經過經濟恢復、高速增長和穩定增長，迅速發展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從和平發展中得到了最大的好處。日本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是非常深刻的，侵略戰爭和霸權主義的道路走不通，和平與發展才是日本惟一的出路。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日本通過擴大對華貿易和對華投資，在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從中獲得了最大的好處。實踐證明，中國經濟迅速發展雖然對日本提出了挑戰，但更多地是提供了機遇。尤其是2002年以來的日本景氣復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中國特需”的推動。因此，在和平與發展方面，日本應該實現與中國的和諧與共同發展。為此，根據中日戰略互惠關系，日本首先要徹底擯棄霸權思想的殘余和拎戰思維，正確地總結和對待歷史教訓，徹底反省給中日兩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侵華戰爭。誠然，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政府和日本領導人多次在歷史問題上表明態度，公開承認侵略并對中國表示了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對此，中國政府和人民給予了積極的評價。現在和今后的問題是，日本政府要以實際行動體現有關表態和承諾，不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其次，日本要徹底擯棄“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增長減速以后，由于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出現了一些問題，遇到了一些困難，日本國內開始流傳“中國崩潰論”;新世紀初中國經濟開始新一輪高速增長，國際經濟地位迅速提高以后，日本國內又開始流傳“中國威脅論”。從表面上看，“中國崩潰論”似乎是日本對中國的“過小”評價，“中國威脅論”又似乎是日本對中國的“過大”評價，但從本質上看，這兩種看法的背后都是霸權主義思想殘余和冷戰思維的影響在作祟。其中，“中國崩潰論”是部分右翼勢力希望看到中國經濟崩潰、國家分裂和社會主義垮臺的結局，“中國威脅論”則是部分右翼勢力擔心中國強大，試圖阻礙中國崛起。從歷史的發展規律看，中國強大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日本為了自己的強大而詛咒和害怕中國的強大不僅是徒勞的，而且不利于日本清除霸權思想的殘余和冷戰思維，不利于日本走和平發展的道路。
另外，日本不宜爭奪東亞合作的領導權。日本作為東亞第一經濟大國，在貿易、投資和政府開發援助方面都對東亞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是應該肯定和鼓勵的。日本也應該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努力，為東亞合作做出更大的貢獻。然而，自2001年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走在了日本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前面以后，日本就一直擔心會失去東亞經濟聯合的主導權，在FTA/EPA方面采取了冷落和包圍中國的政策。與此同時，盡管中國一再表示不爭奪東亞經濟合作的領導權，但日本政府卻不時擺出了與中國爭奪領導權的架勢，一再聲稱日本應該在東亞經濟聯合中發揮主導作用，要爭取主導權。現在，10+3領導人會議和東亞峰會已經開辟了東亞合作的道路，確立了東亞自由貿易區、東亞共同體和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方向。為此，東亞各國應該平等協商，共同努力，日本也要放下經濟大國的架子，與東亞各國友好合作。
(三)發展中日友好。加強中日合作
根據胡錦濤訪日與福田康夫首相簽署的《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中日關系對兩國都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兩國對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有著重要影響，肩負著莊嚴責任，長期和平友好合作是雙方唯一選擇，中日兩國必須共同努力，實現中日兩國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崇高目標。為此，今后中日兩國應該在以下五大領域構筑對話與合作框架，開展合作：(1)增進政治互信;(2)促進人文交流，增進國民友好感情;(3)加強互利合作;(4)共同致力于亞太地區的發展;(5)共同應對全球性課題。在全面開展上述合作的過程中，中日兩國不僅要努力消除雙邊關系的主要障礙，加強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擴大中日交流與中日合作，把兩國關系發展到中日和諧的新高度，而且要共同推動東亞自由貿易區、東亞共同體和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而實現東亞和諧。
應該強調的是，在全球特別是東亞FTA迅速發展的情況下，雙邊自由貿易已經成為東亞經濟聯合的主要內容和基本形式，是走向東亞自由貿易區、東亞共同體和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過渡和橋梁。為此，中國政府在積極發展FTA的同時，已經主動建議了中日FTA，這不僅體現了中國對中日關系的高度重視，也體現了中國對推動東亞自由貿易區、東亞共同體和東亞經濟一體化積極姿態。現在，在中日兩國努力構筑戰略互惠關系的新形勢下，日本政府應該盡快放棄在FTA/EPA方面孤立和包圍中國的錯誤政策，改變回避中日FTA的消極態度，盡早啟動中日FTA的進程，使中日FTA成為中日合與中日和諧的象征，成為中日兩國共同推動東亞合作與東亞和諧的重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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