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胡適論文

　　胡適從1915年開始就醞釀文學改革，1917年《文學改良芻議》的發表，提倡文學革命，對20世紀中國文學影響深遠。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近代史人物胡適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近代史人物胡適論文篇一

　　《胡適與文學革命》

　　【摘要】胡適從1915年開始就醞釀文學改革，1917年《文學改良芻議》的發表，提倡文學革命，對20世紀中國文學影響深遠。他不僅在理論上倡導文學革命與白話文運動，同時也創作白話詩作為其實踐的手段，創作了新文化運動中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

　　【關鍵詞】胡適;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白話詩

　　【中圖分類號】I1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5346(2009)01-0038-03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論及“文學革命”時，指出胡適在文學革命上扮演了一個“吃重的角色”，夏老認為“胡適在白話文運動的貢獻是非常顯著的：他不但認識到白話文的教育價值，而且還是第一個肯定白話文的尊嚴與其文學價值的人。”胡適曾經談到文學革命思想產生的影響時，也肯定了自身的價值，“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這是我們可以自信的。”

　　《留美學生季報》民國六年春季第一號(1917年3月)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發表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確影響深遠，它是白話文運動從“美國幾個留學生的課余討論”演變成為“國內文人學者的討論”的新文學思潮的一個重要橋梁，胡適因此也被陳獨秀稱為文學革命的“急先鋒”。 1915到1916年留美期間，在胡適、任叔遠、梅光迪、趙元任和楊杏佛等人之間進行的白話文論爭，是五四文學大論戰的醞釀與預演。

　　早在1915年胡適就讀于康奈爾大學期間就認識到中國語言文字改革問題對于文學與文化的重要性，醞釀文學改革。在留學日記中，《論“文學”》一文將文學分為“有所為而為之者”與“無所為而為之者”，并得出“無所為而為之之文學，非真無所為也。其所為，文也，美感也”，“其有所為而為之，美感之外，兼及濟用”的結論。撰寫于1915年8月《如何可始吾國文言易于教授》為東美學生年會“國文”論文，針對趙元任提出的“吾國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指出“無論吾國語能否變為字母之語，當此字母制未成之先，今之文言，終不可廢置”，“漢文問題之中心，在于‘漢文究可為傳授教育之利器否’一問題”，“漢文所以不易普及者，其故不在漢文，而在教之之術之不完”，其改革方法有：譯死語為活語，注重講解字義，注重字源，講求文法，普遍使用標點符號等。這些都是十分普通而且溫和的主張，但其中“死語”與“活語”的區分意義深遠。雖然還沒有提出“白話文”運動的主張，但胡適已經深刻意識到“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活文字者，日用語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國之白話文是也。”這一判斷無疑蘊含著語言革命的意味。這是留美時期胡適倡導白話文運動的開始。

　　隨后，《論文字符號雜記三則》、《文字符號雜記二則》中粗淺提出“分號”、“住號”、“提要號”等標點符號的使用，《讀音統一會制字母》中研究了字母雙聲、疊韻的發音。在1916年日記《吾國文學三大病》中指陳“無病而吟”、“摹仿古人”、“言之無物”為吾國文學三大病，在《與梅覲莊論文學改良》中指出文學改良要從“言之有物”、“講求文法”、“當用‘文之文學’”三事入手，這便是后來《文學改良芻議》“八事”的醞釀。而任叔遠則認為，我國文學不振的原因，在于文人無學，救之辦法，要從“績學入手”，“徒于文字形式上討論，無當也”。在《論譯書寄陳獨秀》中則開始明確創造新文學的方法為“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

　　在《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中，胡適論說，“文學革命，在吾國歷史上非創見也，”“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又變為五言，七言，古詩，二大革命也。賦之變為無韻之駢文，第三革命也。古詩之變為律詩，四大革命也。詩之變為詞，五大革命也。詞之變為曲，為劇本，六大革命也。”并追溯了孔子至秦漢、六朝、唐宋的文學革命的歷史，得出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極”，“言文一致之語言”，“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世”的論斷，旨在為正在醞釀的文學革命尋找歷史足跡以為今日之文學革命正名。《白話文言之優劣比較》中比較白話對于文言的優點：文言不能使人聽懂，是半死的文字，白話是活的語言;白話優美適用，“凡文言之所長，白話皆有之。而白話之所長，則文言未必能及之”;白話是文言的進化;白話的詩詞、語錄、小說、戲劇皆可產生一流文學;文言的文字可讀而聽不懂，白話的文字既可讀又聽得懂，適用范圍廣、效果好等。

　　梅光迪與胡適的書信中，則反駁“足下以俗語白話為向來文學上不用之字，驟以入文，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之價值”，“因其向未經美術家之鍛煉，徒諉諸愚夫愚婦無美術觀念者之口，歷世相傳，愈趨愈下，鄙俚乃不可言”。在梅氏看來，“二十世紀活文學”是數千年來祖宗創造的，文字是世界上最守舊物，一字意思的變遷，須經數十百年而后成，又須經文學大家承認，才能沿用。但梅氏也并非完全否定文學革命與白話文，而是認為對待文學革命的態度須謹慎，“尤須先精究吾國文字，始敢言改革”，“欲加用新字，須先用美術以鍛煉之，非僅以俗語白話代之即可了事”，“俗語白話固亦有可用者，惟必須經美術家之鍛煉耳”。在此基礎上，梅光迪也提出“文學革命四大綱”：“一曰擯去通用陳詞腐語;二曰復用古字以增加字數;三曰添入新名詞;四曰選擇白話中之有來源有意義有美術之價值者一部分以加入文學，然須慎之又慎耳。”可見，梅氏“保守”地贊成文學革命，與胡適“激進”態度不同的是，他對待中國文字的態度更為謹慎，改革的力度較小，他反對的是胡適等人對待文學革命的方法，而非文學改革本身。

　　在對梅、任批評的回應中，胡適比較詳細地闡述了自己“文學革命” 論的四項內容：“(一)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中國的陶、謝、李、杜皆敢用白話高腔京調做詩;又須令彼等皆能用白話高腔京調做詩。(二)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國有許多白話高腔京調的陶、謝、李、杜。換言之，則要令陶、謝、李、杜出于白話高腔京調之中。(三)今日決用不著‘陶、謝、李、杜的’ 陶、謝、李、杜。若陶、謝、李、杜生于今日而為陶、謝、李、杜當日之詩，必不能成今日之陶、謝、李、杜。何也?時世不同也。(四)我輩生于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游》文字。與其作相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白話高腔京調。與其作一個作‘真詩’，走‘大道’，學這個，學那個的陳伯嚴、鄭蘇，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大道而不由’的胡適。”胡適把這項主張稱為自己夢想中的“文學革命”的宣言書，它包含了胡適所欲推動的新文學普及性、試驗性、創造性、時代性等基本精神。

　　至此，胡適開始確立其新的文學史觀和文學革命理念：“我到此時才把中國文學史看明白了，才認清了中國俗語文化(從宋儒語錄到元朝明朝的白話戲曲和白話小說)是中國的正統文學，是代表中國文學革命自然發展的趨勢的。我到此時才敢正式承認中國今日所需的文學革命是白話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他又在《文學革命八條件》中提出“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并將“不用典、不用陳套語，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須講求文法”等歸為形式方面的改革，將“不作無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須言之有物”等歸為精神或內容方面的改革，認為只要能做到這“八事”的“五六”，便與“死文學”不同。

　　正是在“文學革命八條件”基礎上，胡適于1916年11寫了《文學改良私議》一文，1917年1月改為《文學改良芻議》，并先后發表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和《留美學生季報》民國六年春季第一號(1917年3月)上，詳細分析了文學改革的八個問題：一曰須言之有物，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乃是“情感”與“思想”;二曰不摹仿古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其他學這個，學那個之詩古文家，皆無文學之價值也”;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呻吟，“吾惟愿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作馮志尼，而不愿其為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也”; 五曰務去濫調套語，“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達其狀物寫意之目的”;六曰不用典，“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為主，使讀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轉忘其所為設譬之事物”; 七曰不講對仗，“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先立乎其大者’，不當枉廢有用之精力于微細纖巧之末”; 八曰不避俗語俗字，“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采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 1917年2月，《新青年》又刊登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進一步燃起了文學革命的大火。新文學的兩位大將胡適和陳獨秀的交流互動直接把留美學生的小范圍論爭推到了新文學歷史的前臺。

　　胡適不僅在理論上倡導文學革命與白話文運動，同時，也創作白話詩作為其實踐的手段，來應證他的主張。1915年9月17日胡適做《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詩》中寫道：“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綏，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仗馬棰。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在此詩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主張。這一主張和決心遭到了強調文言優美的梅光迪的回詩嘲諷以及任鴻雋、楊杏佛的取笑。但胡適在《依韻和叔永戲贈詩》中堅決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偕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胡適明確地回答了任叔永、楊杏佛等人的質疑，找到了“詩國革命”的突破口：文學革命從詩

　　歌語言革命開始。為了更好地做白話文，胡適對古詩進行了重新研究和評定，他指出，杜甫的“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到，自覺酒須賒。”“漫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卻釣魚船。”及東坡在鳳翔壁上的詩“人間無漏仙，兀兀三輩醉。世上沒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個是?”等皆為白話詩。并以王陽明 “蔽月山”、“山中示諸生”、“睡起偶成”、“良知”、“答人問道”等“白話詩”為例子，指出“明詩正傳，不在七子，亦不在復社諸人，乃在唐伯虎、王陽明一派。正如清文正傳不在桐城、陽湖，而在吳敬梓、曹雪芹、李伯元、吳趼人諸人也。”他肯定了“共安派”袁宏道的《西湖》“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及《偶見白發》“無端見白發，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笑。”并反駁曾毅《中國文學史》中將此兩段“以為鄙俗”。

　　關于白話詩歌的實踐，胡適在民國九年三月出版的《嘗試集》的序言中，就做了很好的說明，“自古成功在嘗試……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作‘嘗試歌’頌吾師，愿大家都來嘗試!”“我自己對于社會，只要求他們許我嘗試的自由。社會對于我，也很大度的承認我的詩是一種開風氣的嘗試。”“我現在回頭看我這五年來的詩，很像一個纏國腳后來放大了的婦人回頭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腳鞋樣，雖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樣上總還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這些都是胡適對自己《嘗試集》的評價。在集子中，寫于民國五年八月的《蝴蝶》一篇頗為有趣，“兩個黃蝴蝶，雙雙天上飛。不知為什么，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可見，胡適早期的白話詩并不成熟，但其大膽嘗試精神卻激勵著“五四”時期的作家不斷在嘗試中成熟。

　　【參考文獻】

　　[1] 夏志清著. 《中國現代小說史》.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7).

　　[2] 胡適. 《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胡適研究資料》.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9.

　　[3] 胡適. 《胡適留學日記》.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2).

　　[4] 中國留美學生會. 《留美學生季報》.民國六年春季第一號，1917(3).

　　[5] 胡適. 《胡適留學日記》.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2).

　　[6] 胡適. 《嘗試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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