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教育文化差異論文(2)
中西教育文化差異論文篇二
《漢英雙語教育與中西文化傳承》
[摘要] 中西文化傳承主要體現在詞匯與文化環境、句法與文化心態、中西方語言中的隱喻文化、語言與文化的函數關系、聯想機制的心理投射以及翻譯中的對等悖論。在漢英雙語教育中,教師必須肩負起中西文化傳承的重任,讓學生在學習語言的同時掌握其中的文化精髓。
[關鍵詞] 語言 雙語教育 文化
語言的產生滋生于文化現實的沃土。人們通過感知,即依靠視覺、聽覺、觸覺、味覺、聞覺乃至直覺的主觀心理,對外部的文化環境進行分析、綜合、比較和聯想,最終形成概念,而后以語聲化的形式反映在語言之中。因此,語言與文化現實密不可分。
2004年9月24日,《文匯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五成外企管理人才跳槽解密”的文章。文章稱,有經濟學者對浦東33家著名跨國企業就業的中國MBA人員進行了為期6年的跟蹤調查,發現這些企業不少年輕、高學歷的管理人員由于文化沖突被迫離開公司。應該說,這些MBA人員,其英語水平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然而,由于文化碰撞和沖突,最終不得不辭去工作。如此尷尬的結局為我國正在實施的雙語教育敲響了警鐘:重視雙語教育的文化目標刻不容緩。
一、詞匯與文化環境
不同語言中的詞匯代表了其所屬國家或民族的地理、氣候等環境文化因素。以“雪”為例。愛斯基摩人終年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他們對雪的觀察感觸異常細致、真切。對他們而言,冰川的雪、地上的雪、融化的雪、飄落的雪、早晨的雪、夜間的雪等等竟是如此不同,根本無法用一個詞予以概括。即使追溯到現代,不同地域的環境文化使人們存有異質的思維方式和隱喻聯想,反映的詞匯也迥然不同。例如,莎士比亞有首著名的十四行詩。開首是“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在這首詩中,他把愛人比作夏日。之所以有這樣的比喻,是因為英國的地理氣候使得其夏日是一年四季中最為怡人的季節;而在中國,大多數地區酷暑難當,因此很難想象有如此的比喻。據此,有人認為原詩中的“summer”無法譯成對等的漢語,筆者卻認為完全可以采用直譯的方法。不過,教師必須給予必要的解釋。這樣非但不會造成誤解,反而容易加深學生對英國地理文化的認識和了解。
二、句法與文化心態
句法不同反映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文化心理。有專家分析,漢語句式傾向“內查反省”,英語句式傾向“責任外托”。例如,漢語中的句式排列是對現實的臨摹,英語句式則浮動于現實之上。如“他坐飛機到這兒”這個句子,“坐”和“到”同為謂語,只分先后,不分主次,反映了漢語句法與經驗同構的自然文化心態。
三、東西方語言中的隱喻文化
語言是文化的一面鏡子。人們會用本土文化中一些常見的事物來設喻。例如,漢語習慣以“瓜子臉”、“櫻桃小嘴”等形容女子的長相,而英美人則分別用“heart―shaped face”(心形臉)和“apricot lips”(杏般小嘴)來表示;中國人說“米黃色”,而英美人則用“奶黃色”(creamy)代替,究其原因,可能大米是中國的主食,而奶油則是英美人的主要食譜之一。在英語文化中,“戰爭隱喻”經常出現在語言表達式中。例如,“Her criticism is right on target.”“on target”(中靶)是軍事術語,漢語的翻譯“她的批評擊中要害。”雖然意思準確。但其中的“煙火味”也消失殆盡。
四、語言與文化的函數關系
語言有時是文化的函數符號,即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語義往往發生偏向。例如,英語國家中的紳士曾是很受尊敬的一類特殊階層。隨著傳統社會逐漸跨入平民化的現代社會,紳士階層的本質有了改變:他們從某種高高在上的偶像階層日益退化為守舊和假道學的代名詞。于是,曾經一度帶有褒揚性的英語詞匯有了貶抑的附加義。與此相反,“Christian”(__)在基督__迫害的年代曾是充滿貶義的詞匯,然而,隨著____在西方社會的蓬勃發展,這個詞就充滿了“神圣”的涵義。漢語也不例外。例如,“紅五類”及“黑五類”曾是“”中兩大階級陣營的對壘,而現在統為健康、綠色產品的代名詞。
五、文化是語言聯想機制的心理投射
著名語言學家索緒爾(Saussure)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把構成語符的詞語稱為“能指”(signifier),詞語的指稱對象稱為語符的“所指”(signified)。任何語符都由“能指”和“所指”構成,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聯系,其實質是一種心理聯想。不同的民族由于思維方式、文化傳統的差異,所形成的聯想方式也會不同。以“面包”為例,我們可能不會對“bread”(面包)的理解有什么障礙。都知道它的所指,即用面粉為主要原材料進行烘培、烤炙后制成的食品。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留意“面包”在異質文化中引起的心理聯想卻會迥然不同。對西方人而言,“面包”以“主食”的形態存于日常生活中,是一種必需品;而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面包”可能只是作為“輔食”的一種,偶爾食之。“主食”與“輔食”,即表達了東西方文化對于“面包”這種“所指”存在著不同的心理聯結。
六、警惕翻譯中的對等悖論
1957年,著名的應用語言學家拉多(1ado)在其名著《跨文化語言學》中闡述了這樣的觀點:我們的生活經驗經抽象變為語言,賦予語言一定的涵義,而這些涵義因文化而異,一個詞在一種語言中可能是褒義,在另一種語言中完全可能是貶義。對于外語學習,只知其一(語言知識),不知其二(文化內涵),就可能貽笑大方。例如,英語中的“busybody”相當于漢語的“愛管閑事的人”,不能被翻譯成“大忙人”。而漢語中的“大忙人”可譯為“a very busy person”。因此,雙語教育中尤其要注意那些表面形似,而文化內涵相去甚遠的單詞和詞組,否則對于今后的國際交往將會十分有害。
如果說語言是對文化的編碼,那么,文化就是語言的深層構造機制。北京外國語大學高一虹教授也說過,“語言好比冰山,我們能夠看到的只是其露出海面的一角;更大的冰體潛伏在海底,那是依托語言的文化構件”。我國的雙語教育如若撇開了文化因素,片面追求語言目標,那將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后果只能造成文化沖突及休克。因此,在漢英雙語教育中,教師必須肩負起中西文化傳承的重任,讓學生在學習語言的同時掌握其中的文化精髓。
參考文獻:
[1]王斌華.雙語教育與雙語教學[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2.
[2]五成外企管理人才跳槽解密[N].文匯報(教科衛版),2004-09-24.
[3]高一虹.語言文化差異的認識和超越[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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