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心理學論文發表(2)

　　社會心理學論文發表篇2

　　淺析新農村建設中的社會心理學問題

　　【摘要】社會轉型使農民步入了再社會化的進程，然而，目前農民在再社會化進程中產生的種種社會心理問題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由此而導致的行為失范已經成為制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瓶頸，并危及到社會的穩定。因此，只有關注到農民在轉型期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心理問題，才有利于新農村建設工作的順利進行。

　　【關鍵詞】農民 新農村建設 轉型期 社會心理學問題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二十字要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隨后又有連續三個中央一號文件出臺。大批惠農政策的實施不僅標志著我國農村第三次改革進入到了新的歷史階段，而且意味著我國九億農民步入了社會轉型期的再社會化進程。農民的再社會化包含兩個過程：一是適應當前社會環境對新型農民的要求，整合新、舊價值準則和行為規范的過程;二是農民主動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并主觀能動地反作用于社會環境的過程。

　　近年來，“三農問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國內對新農村建設的理解，較多停留在政策話語的層面，對于中國農民在社會轉型期的再社會化進程中產生的種種社會心理問題，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他們的社會心理狀況會直接影響新農村建設的進程。在此探討農民在轉型期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心理問題，希望有助于促進新農村建設工作的積極開展。

　　農民的社會需要和動機

　　據相關調查，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農民有三怕：一怕窮折騰，二怕硬強迫，三怕搞形式。他們擔心的是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會不會從實際出發，尊不尊重他們的意愿，給不給他們想要的東西。在深入了解農民需要的過程中，應關注到三個方面：第一，分析滿足需要的可能性、可行性。在尊重農民客觀需要的同時，辨別合理與不合理、合法與不合法的需要，盡可能滿足農民合理可行的需要。第二，分析農民需要的層次性。新農村建設應根據需要的差異，從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角度，針對不同地區、性別、年齡段、文化程度、職業、試點村與非試點村、社會角色的農民制訂不同的重點和階段目標，滿足不同地區、不同農民的不同需要。第三，分析農民的優勢需要。新農村建設是一項惠及億萬農民的世紀工程，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農民，只有調查研究農民的真實需要，從農民最迫切的需要入手進行新農村建設，才能提高新農村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也只有通過深入了解農民，才能調動農民參與新農村建設的積極性，各項政策也才能對農民具有持續的激勵作用。

　　農民的受挫心理和行為失范

　　“挫折攻擊”的理論認為，人在進行有目的的行為時，欲求滿足受到阻礙就會產生挫折。而挫折有時會使人情緒激昂，進而做出攻擊行為。具體說來，從經濟情況看，窮困者的挫折要比富裕者的大;從年齡看，青少年要比成年人的挫折大。此外，家庭地位低下者、身體有缺陷者、受種族歧視者等的挫折較大，所以攻擊行為也相對較多。同時，美國社會學家貝克提出的標簽論認為，行為失范是社會創造的，而非本體所賦予或自然發生的，因而控制失范的關鍵是改造社會關系，而不是失范者①。

　　在傳統的“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影響下，農民在轉型期受到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排斥，社會貧富差距拉大，農民面臨的各種心理壓力也越來越大，產生心理危機的幾率日益增多。如果受挫農民不能客觀、合理地分析自己所遇到的挫折，就有可能鋌而走險，做出一些極端的應對方式，如常見的自殺和犯罪。農民在社會轉型期產生的受挫心理導致的行為失范已經成為制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瓶頸，成為社會和諧發展中的不穩定因素。

　　農民的社會認知與態度

　　雙重態度模型理論認為，人們對同一態度客體可能同時擁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外顯態度和內隱態度。一般情況下，很多行為都是內隱態度引起的，即：內隱態度決定著行為的發生②。社會認知和態度都是外界刺激與個體反應之間的中介因素，社會認知的價值影響著社會態度的形成，而態度中的內隱成分又決定著行為的發生。農民作為新農村建設的主體和最終受益者，了解在這場關乎自己家鄉建設和自身利益的新農村建設中他們有些怎樣的認識和態度，將有助于我們把握新農村建設的方向。首先，要了解農民視角的新農村建設;其次，關注農民的價值理念及演變，從而把握農民態度的方向;再次，關注農民的態度形成與轉變;最后，關注農民的社會認知歸因模式及存在的社會認知偏差。可見，轉型期農民的社會認知和態度的把握是新農村建設中應關注的一個重要社會心理問題，把握其在改革進程中的特殊性和階段性，結合當前新農村建設發展的速度和社會的可承受程度，將對政策的實施，實現農村的城市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農民的人際關系與倫理變遷

　　人際關系是人們在互動過程中所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心理傾向及其相應的行為反應。生態倫理觀念在本質上提出了以生態(包括資源和環境)為中介的人際倫理規范，其主要是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代內公平是指人們對環境利益的享有應保持公平，也就是說當人們在滿足自己的利益需要的時候，不能剝奪同時代其他人滿足自身需要的權利。而代際公平是指人類在世代更替過程中對環境利益的享有應保持公平，也就是說當代人在滿足自己利益需要的時候，不能剝奪后代人滿足自己需要的權利③。

　　新農村建設提出的“鄉風文明”也涉及到了人際關系和諧的內容。然而，當前鄉風文明涉及到的人際關系的和諧問題，例如：鄰里關系、代際關系、婆媳關系、干群關系等，卻成為了影響新農村建設的一道屏障。有研究表明，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農民的人際關系在心理層面上發生了很大變化，呈現出情感化減弱，功利化增強;從眾化減弱，個性化增強等趨勢，并由此引發了大量的人際關系和社會治安問題④。同時，鄉村生活的人際倫理也面臨著一系列深刻的矛盾與沖突，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倫理危機，并呈普遍化、本能化的險峻態勢。在取消農業稅以后，以農民負擔為核心的治理性危機趨于消解，鄉村社會中的各種文化性問題逐步浮出水面，中國農村開始出現了如在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精神文化生活上的倫理性危機，這種倫理性危機表現為倫理標準的缺失，很多事情開始說不清楚，并且不同人群對生活的體驗和看法出現了明顯的分歧甚至是斷裂。農民人際關系的和諧是實現新農村建設中“鄉風文明”的靈魂，也是實現社會和諧的要求。因此，關注農民人際心理問題，研究農民人際關系和倫理的變遷給農村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帶來的不利因素的內在原因應成為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工作。

　　農民的群體心理與行為

　　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更多的是靠群體的力量來實現。有了集群的力量，才能把分力變成合力，變弱為強，這也需要農民的思想觀念從“獨”向“群”轉變。只有農民的群體意識增強了，在應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環境中，農民就不再是一個單薄個體，就可以靠合作的力量、集群的力量，走出“小農意識”的桎梏，適應轉型期社會環境的變化。然而，現階段農民的集體觀念存在著弱化的現象。一方面是由于村級基層組織力量薄弱，直接影響了農村經濟、文化組織的建設;另一方面隨著農村社會經濟關系發生變化，多種所有制結構并存，導致農民中出現了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職工、個體工商業者、農業勞動者和打工族等多種階層，由于所處的環境不同，接觸的社會層次不同，經濟狀況不同，其思想認識、生活方式、政治態度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難于結成統一的思想和群體組織。因此，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審視農民在社會轉型期所產生的心理問題，有助于加強農民群體的凝聚力。

　　結語

　　當前社會轉型造成的農民再社會化作為新農村建設進程中的普遍現象，必然會引起農民心理和行為方式的轉變。由于社會轉型的復雜性，農民的心理適應依照轉型的性質和特點反映出不同的應對方式。然而，在新農村建設時期，過多地關注社會層面上的制度、結構、組織等諸要素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聯系和關系，卻忽略和淡化了農民心理層面的態度、價值觀、思想和行為方式，勢必會造成新農村建設發展的節奏與農民主體的心理與行為方式之間的不合拍，影響社會變遷的進程及效能。通過以上對農民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的分析可知，新農村建設中深藏著種種社會心理學問題，如不加以重視并解決，它們勢必會成為阻礙新農村建設進程中各種矛盾和摩擦累積效應的發生機制。因此，要實現新農村建設目標中的“政策、投入、科技、改革”八字方針，就必須關注農民社會心理層面的問題，充分調動農民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消解農民在轉型期社會心理的消極性和負向性，使農民的心理結構優化與新農村建設的經濟發展同步進行。

　　注釋

　　①黃紅東：“轉型期中國農民心理文化習慣探析”，《桂海論叢》，2008年第1期，第79～82頁。

　　②俞彥芳：“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心理問題分析及解決思路”，《法制與社會》，2009年第3期，第285～286頁。

　　③王琪瑛：“自治與變遷：農民政治心理嬗變的歷史圖像與反思”，《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第108～112頁。

　　④李祖平：“新農村建設中弱勢群體政治心理的引導與調適”，《長白學刊》，2007年第5期，第41～44頁。